天一閣藏《明史稿》略考

漢青的馬甲 2015-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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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天一閣庋藏的明史稿（以下簡稱“閣藏本《明史稿》”），共12冊，兼含稿本與鈔本，有墨、朱筆刪改及名家的鈐章、題跋。該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學者登閣觀覽，留下了多種推論與識斷意見，但始終以善本深藏，未廣為人知，更未能為學人所研用。

本文旨在略述該稿存在形態(tài)，在與著錄為萬斯同撰《明史稿》以及《明史》修撰中產(chǎn)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對后，撮述所見《明史稿》的修撰思想，并分析該稿作者及其在清廷開館修史過程中的地位。鑒于更多的識見，有待今后整理與研討時進一步展開，本文的粗淺不成熟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一、天一閣藏《明史稿》的來歷與已有研究

長期以來，這12冊閣藏本《明史稿》，以其珍藏罕見和被推測為萬斯同手稿，引得多位前賢從其鈐章、字體、墨色及部分傳文等方面，進行了考證和識斷。1931年，河南周氏攜其稱為萬斯同所著《明史稿》至南京，由沙孟海居間，售與寧波人朱鼎煦。①這是對后來收入天一閣的12冊《明史稿》首次出現(xiàn)情形的記錄。同年，柳詒徵撰《明史稿校錄》，認為此稿“信為康熙中明史館纂修諸公手筆，不敢遽斷為萬先生書”。其判斷是基于該稿簽題和小印均可偽作，稿中被視為季野長子的題文，也因未署名而不可坐實；其中1冊徐潮的具名（第7冊），更令柳詒徵堅信：“縱使朱批出萬手，其墨筆原稿，必系史館他人之作，非萬氏所為也。”② 也在當年，馮夢顓引述陳訓慈見告之語，認為“中州某所獻《明史稿》，……絕非萬氏原本也。”③。

1934年，吳澤為閣藏本《明史稿》撰寫題記，從字體的角度，肯定該稿是萬斯同手跡：“澤復以先生當年與人手札再三細校，字字結撰又不爽，累黍審為真跡無疑?！崩顣x華作于1936年的題記提到所見閣藏本《明史稿》8冊，“墨跡甚舊”，“朱筆竄改之處甚多”，“聞為萬季野哲嗣所繕，經(jīng)季野刪潤者。是季野史稿又見一本矣”，并未對之作校勘和評判。至1961年張宗祥的題記，根據(jù)《明史稿》“字體含章草意味”，且“萬氏早期字學石齋”，判斷此稿當為萬氏親筆。④

1964年謝國楨在《增訂晚明史籍考》中認為閣藏本《明史稿》“每卷有‘季野’朱文印，文中間有涂改，當為季野手稿，但既未整理，亦殘缺不完耳”。⑤ 20年后，謝國楨修正了前說，認為：“北京圖書館所收藏的清王仁堪所藏《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確系清乾隆時傳萬氏舊本?！睂﹂w藏本《明史稿》，則說因與《明史》卷目頗有不同，“或系季野為王鴻緒編《橫云山人明史稿》的底本?！瓕崉t此書系內(nèi)閣大庫或明史館遞次修《明史》的底本，若說是真萬季野之稿本，則未敢斷定”。⑥ 1986年陳訓慈再申其師柳詒徵對該稿的判斷，并追述柳氏謄抄其稿的過程是“為之總校，并錄存已涂去字句，更用別色以謄改文”。⑦ 1989年6月沙孟海據(jù)天一閣提供的照片判斷：“天一閣照來的《明史稿》一張最為萬氏代表作，不會假的?！睹魇犯濉肺胰催^，其中有萬氏親稿，有別人膳錄經(jīng)萬氏朱墨筆修改，有完全是別人的稿子（有一冊記得署名徐潮），……他（按，指柳詒徵）對我曾詳論，并未全部否認?！雹?當年12月，沙孟海專作《萬季野明史稿題記》，詳述《明史稿》情形：“萬季野《明史列傳》手稿六冊，謄本經(jīng)萬氏筆削者三冊，……別有謄本一冊，首頁署徐潮居稿，共計十二冊。全稿舊為中州周氏所藏，1932年余在南京見之，……先是，鎮(zhèn)江柳翼謀先生詒徵嘗觀之，……未遽斷為萬氏書，……余證以《昭代明人尺牘》萬氏復董巽子道權一札，……兩處字跡，楷體上大下小，有時偶帶草法，……上大下小，則惟萬氏有此法?！芽沙醪酱_定前九冊出于萬氏手筆?！迮f有翁覃溪詩，丁小疋跋，皆偽跡，……別宥齋（按，指朱鼎煦之書齋）重裝時悉刪去?！雹?/p>

上述諸史學、書學名家對閣藏本《明史稿》是否為萬斯同手稿，雖未能持一致或一貫的定見，但對墨筆原稿并非全是萬斯同手稿，乃有他人謄抄之作雜入，存有共識；視朱筆修改之處為萬斯同筆跡，異議不多，只是尚不及對筆體和筆跡進行細致考訂和具體指說。故方祖猷說“（對此稿）諸家評論不一，真?zhèn)坞y定，尚待考證”⑩。

1993年，方祖猷發(fā)表《天一閣藏萬斯同〈明史稿〉考述》，專文考訂閣藏本《明史稿》。在引述前述諸家的說法并考訂閣藏本《明史稿》之外，還比較了該稿與王鴻緒《明史稿》、張廷玉《明史》的同異，提出“天一閣藏《明史稿》為萬斯同手稿和修改稿”的看法。[1]

前輩學者的識斷，由此稿當時被開放的程度與同類善本的流通程度所限。建國前，此稿為海內(nèi)珍藏，能親見者寥寥，能匯集海內(nèi)外公私庋藏的其它《明史》稿本或抄本，作卷次內(nèi)容及版本形態(tài)上的對比研究和細致說明，更為不易；所作討論和識斷，便多關注閣藏本《明史稿》是否為萬斯同手稿，且所作的判斷，只能多從撰寫和謄抄的筆跡上說。持此稿前9冊為萬氏手筆觀點的沙孟海，即是憑萬斯同字體的特點判斷，并未涉及史稿本身的內(nèi)容。

二、天一閣藏《明史稿》形態(tài)略析

閣藏本《明史稿》12冊，其中6冊（一至五、九冊）為稿本，余為抄本。大致可分為三類：稿本，如第1至第5冊、第9冊；謄錄稿本，如第7冊，明確為徐潮具稿，葉沆錄；抄本，抄寫人不一，墨色有濃淡之別。然而，12冊具有的共同之處，就在于均見有墨筆或朱筆的改動。

各冊的刪改情形，又可分為四種：多數(shù)情況為墨筆改動的，如第1、5、7、8冊；朱筆改動明顯多于墨筆的僅見第6、12冊；朱墨筆改動大致相當?shù)挠械?、3、4、9冊；完全無墨筆刪改，僅見朱筆刪改的有第10、11冊。

閣藏本《明史稿》除了標示“徐潮具稿”的第7冊明確非萬氏親筆，其余卷冊中至少含有3種以上謄抄及朱墨刪改的筆跡。墨筆和朱筆的添注是同一筆體，已無異議，墨筆添注筆跡相同，確是能體現(xiàn)萬氏修史思想的親筆；與此筆跡相同的朱筆和第1至5、9冊撰稿，同出一人，可認為是萬氏親筆。第9冊中，書寫“周朝瑞”等6人名的目錄頁，明顯非萬氏筆跡。第6、8、10冊原稿字體相同，不同于前5冊，當是書手謄抄，萬斯同改定；雜入第10冊的麻錦、麻貴等附傳，是萬氏親筆。第7冊明確署名“徐潮具稿”，且是“葉沆錄”，便不牽涉萬斯同事，覈其筆跡，與第6、8、10冊書手的不同，也有萬斯同親筆夾頁于其中。第11、12冊書手字體異于前述諸冊，是多名書手參與其事的結果。

計閣藏本《明史稿》人物傳記共406篇，其中正傳248篇，附傳158篇；多于上述朱鼎煦統(tǒng)計數(shù)字。(11)

具體來看，天一閣藏《明史稿》部分撰稿（第1至5、9冊）出自萬斯同手，其余冊則由書手謄抄，最后經(jīng)萬氏兩番修訂，形成如今我們所見的面貌。

以上說明了閣藏本《明史稿》的基本形態(tài)，下文將分析該稿的存在形態(tài)，并考察其與見存萬氏史稿抄本和其他《明史》纂修過程中形成的稿本、定本的關系，兼及萬斯同的修史思想。

（一）閣藏本《明史稿》中的墨筆、朱筆略析

閣藏本《明史稿》以墨筆初撰及謄抄，復以墨筆刪改，再以朱筆增刪、訂正。刪改的墨筆用意，在完善初撰或謄抄后的傳文；且其字體與第1、2、3、4、5、9冊謄抄之墨筆和全稿之朱筆相同，即上文提到的被一般認定為是萬斯同的手筆。修訂的朱筆，除了訂正傳文，還以傳文的初撰者和訂正后的再次謄抄者為預設的讀者，而有文字上的針對性與目的性。下面分類例說除完善文字外的兩種。

不滿初撰者陳傳的一種，集中在字體不同于前5冊的第6冊中。該冊《周世選傳》是朱筆批改者頗不滿意的一份傳記。(12) 在第16頁，朱筆刪去了如下的77字：

時倭寇東南，御史行部至海上，世選從，倭報踵至，御史將去之。世選曰：‘督撫在遠而公幸至，今去，民必恐而逃，有如倭遂登岸，蔓難圖也。’御史然之，以兵屬世遠督而前，俘斬數(shù)十百人，獲器甲資糧無算。

朱筆于頁眉添注：“四十一年后，江南倭警已息，此恐未嘗?！蓖撝链雾?，傳文說：“……條上時政七事，又論劾禮部侍郎潘晟，工部尚書雷禮，吏部侍郎秦鳴雷，皆極切直?！敝旃P添注：“論雷禮見《實錄》，余未見?！钡?7頁傳文中有周世選“上疏陳時弊四事”的內(nèi)容，朱筆添注云：“此疏平常，不必入傳?！边@和第20頁傳文說的“條上戰(zhàn)守八議”，被朱筆添注“此八議亦平常，不當入傳”，同屬一類。

另有認為傳文表述有誤的。如第18頁說：“世宗末，言官摧抑過甚，人皆以言為諱。穆宗即位，諸臣猶觀望如昔?！敝旃P添注：“隆慶初，言路大開，不得言‘觀望如昔’。”從這幾處朱筆添注所示對傳文的異議來看，是認為原稿在史料的可靠性、措辭的嚴謹度和入傳事件的重要性上，存在不確切、不準確和不必要的問題。

對所用史料和人物經(jīng)歷鑒別不清，以致割裂史實，也是朱筆重責的一種。例如第6冊的《王廷瞻傳》，朱筆刪去第28頁的7～10行，并反問撰者說：“此與下記‘光湖’只一事，何故分為二？”(13)

對謄抄者說的，見于第4冊中的《趙佑傳》。在該冊第17頁傳文中，有朱筆添注：“此處競接下‘廷聲，字克階’段”，意在連綴第19頁分段符后的文字；在第20頁，《趙佑傳》末，又有朱筆添注：“此下接上‘時與佑同以御史’一大段?！币越永m(xù)被朱筆隔斷未錄的原撰傳文。同類情況，還見于同冊《洪垣傳》后，朱筆添注“同門生”，期以之連綴此頁的《呂懷傳》。從這些明顯是為書手謄抄，以連綴成文而作的添注來看，朱筆刪改者在史稿成文過程中，擁有明確的學術質(zhì)量把關作用和絕對的編纂權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閣藏本《明史稿》中多有墨筆、朱筆增刪與調(diào)整文字之處，但其傳文卻不因此而完備或完整。稿中傳文未完、有目無傳、有傳無目和冊頁順序顛倒的情形，反而更拉近了我們與此稿真實形態(tài)的距離。

（二）閣藏本《明史稿》傳文略析

閣藏本《明史稿》多有傳文未完成和與目錄不符的情況，如第1冊74頁《汪文盛傳》附《子宗伊鮑象賢》，實際文中附有汪宗伊等3人，而鮑象賢在“鮑”字后無文，說明傳文未完成。另有篇幅長短不協(xié)調(diào)和傳文分散的現(xiàn)象。如第1冊第45～49頁的《毛澄傳》，第68頁的《張俊傳》，第3冊的《高瑤傳》，均缺少依照行文必有的結尾段落或措辭。第4冊目錄中的“錢春”，第7冊目錄中的“馬呈圖”，均無傳文呼應。首次出現(xiàn)于第2冊的《王德完傳》，其結尾部分，卻在第4冊。

第2、3冊的特殊情況更值得注意。這兩冊傳文，均為次頁在先，依倒序疊放。據(jù)上文判斷，此稿可能是甫經(jīng)書手謄抄，以待墨筆或朱筆批改的史館工作本，致成冊頁顛倒的情況，或是書手在之前的初撰稿謄抄過后，未及再順序排列，以復其原序，便呈請刪改了。這或有為加快工作節(jié)奏的因素，也有書手疏忽或疏懶的可能，亦有史稿在流通于各藏家之手的過程中，致成散亂的可能。

從《明史稿》12冊編纂、修改的狀況來看，它們并不是處在史館成稿的同等程度或階段上。明顯的表征是，并非所有列于卷首的目錄都標出該卷正、附傳文所屬的《明史·列傳》的卷數(shù)；標示了的，也有程度上的差別。如第6冊，卷首僅有“明史第”、“列傳第”字樣，第8冊則標示了“明史第”、“列傳第一百九十二”這樣更接近于成稿形態(tài)的信息。第9冊目錄中的小字注文，至少說明史稿的這部分“列傳”，已經(jīng)放置到了第“一百九十七”。另有第10冊所示此冊為“忠義傳三”，比第7冊僅示此冊為“忠義傳”進了一步，也是閣藏本《明史稿》各冊并不處于修纂與刪改同等階段的證明。

同樣能夠提示我們閣藏本《明史稿》含有處于不同編纂階段信息的，還有上述第9冊第63頁的那句墨筆書寫、明顯不屬傳文的話：“此乃從稿本中謄清者。……抄時當以稿本編次為據(jù)，此不過匯訂成袠耳，無次序也?！?14) 該冊包括3頁目錄，分別是列出周朝瑞等5篇正傳、1篇附傳的第63頁，列出“趙彥”等8篇正傳的第65頁和朱筆列出劉中敷等4篇正傳的第105頁。這里所說從稿本中謄清而不依既定之序，再抄時以稿本為準的，是指周朝瑞等6人傳文?；虺鲇谥`抄之便，或是書手隨手擺放，以致有這句徒作說明的傳外文字。事實上，周朝瑞等傳在見存《明史稿》中的位置，并未被確定。第10冊“忠義傳三”后所附，便有包括“周朝瑞”等5人在內(nèi)、并另有《曹應麟傳》的6篇零散傳記。

各冊目錄與其后正、附傳的吻合程度及其所用墨、朱筆所示的撰寫先后情況，也能說明這一問題。同在第9冊，第105頁有列名4人的另份目錄，由朱筆書寫，且只錄正傳，不錄附傳。事實上，其中劉中敷、張鳳和孫原貞傳后均附有1～3人不等的附傳。這便能與上文引述的“抄時當以稿本編次為據(jù)，此不過匯訂成袠耳，無次序也”適相印證。同類情況，另有第3冊第15頁書寫“方瑛”等7人的目錄頁，可見這并非孤例。

目錄中小字標注的內(nèi)容和頁眉題注的文字，也可證閣藏本《明史稿》并非完稿。第9冊與周朝瑞同列名于目錄的5人名下，即有這類注文。在“周起元”名旁及其下有兩條小字注：“一百九十七”和“稿見鄒元標起首一本內(nèi)”；“王永光”名旁及其下小字注為：“一百九十三”和“稿見曹于汴起首一本內(nèi)”。見存《明史稿》中，卻并無鄒元標和曹于汴的傳記。類似的情況，還有第1冊《張詩傳》下墨筆標示“此處入?yún)菚詡鳌保?冊《王崇之傳》首名下的墨筆提示“附強珍后”，第6冊目錄中“徐學謨”名下的朱筆小字注“改入王國光卷”等，涉及的《吳曉傳》《強珍傳》和《王國光傳》，卻均不存于《明史稿》。

在閣藏本《明史稿》中出現(xiàn)了幾處列傳數(shù)：計有第8冊的“列傳第一百九十二”，第9冊的“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和第12冊的“列傳第一百十七”。根據(jù)列傳序數(shù)的排列，我們可以推見，列傳第190前后的傳文，因有對所處列傳序列的調(diào)整和特殊標注，代表了此稿所處的撰寫和修改階段。在《明史》成稿中列名于其后的傳記，可能此刻已有草撰的傳文，在序數(shù)上卻較此為遲，它們或當尚未達到編入列傳序列的步驟。

以上情形足以說明，閣藏本《明史稿》具有由此可見官修《明史》撰稿、編纂、修訂、成書過程的重要文獻價值。

（三）注改與修史思想略析

閣藏本《明史稿》是否為萬斯同手稿，柳詒徵、謝國楨、沙孟海等名家的認定，均有具體所指，非泛論全稿，實則存在保留意見。其共識是墨、朱筆添注為萬斯同手跡無疑，存疑的是墨筆原稿。下文的析說，便從這些題注入手。

在第1冊《吳一鵬傳》后，有與傳文同體，低一行行文的墨筆注文如下：

一鵬諸疏，盡見嘉靖《實錄》，拿見《獻征錄》方鵬所作傳。同冊《黃宗明傳》后，也有同類的墨筆附注：

宗明議禮疏，見《實錄》嘉靖三年四月；上光祿須知疏，見十年九月；請出器皿疏，見十年十一月；救楊名疏，見十一年十月；論兵變疏，見十四年四月；末后一段，見十五年閏十二月；余見《獻征錄·神道碑》。元恭劾高忠事，見《實錄》廿九年七月；舉將才，見本年八月。(15)

第7冊“王鈇、錢泮”的合傳末，也可見這類墨筆添注，提到傳中史料見于《明世宗實錄》《獻征錄》《生氣錄》。(16)

以明代歷朝《實錄》為參照來研習史事并修史，是萬斯同堅持的根本史學思想。這正如方苞在給萬斯同寫的墓表中引述他的話所說：

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網(wǎng)絡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旨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病秾嶄洝分y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蓋鮮矣。[2]33

在整部閣藏本《明史稿》中，焦竑的《獻征錄》被添注文字提及3次，也是除《實錄》外被提出參覈最多的史料。(17) 從萬斯同對明代所成史書的討論看，該書也是他在談及這一議題時，被特殊提出表彰的史籍。他在給好友范光陽的信中說：

弟向嘗流（瀏）覽前史，粗能記其姓氏，因欲遍觀有明一代之書，以為既生有明之后，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抵牾疏漏無一足滿人意者。如鄭端簡之《吾學編》、鄧潛谷之《皇明書》，皆仿記傳之體而事跡頗失之略。陳東莞之《通紀》、雷古和之《大政記》，皆仿編年之體而褒貶間失之誣。袁永之之《獻實》，猶之《皇明書》也。李宏甫之《續(xù)藏書》，猶之《吾學編》也。沈國元之《從信錄》猶之《通紀》。薛方山之《獻章錄》猶之《大政記》也。其他若《典匯》《史料》《史該》《國榷》《世法錄》《昭代典則》《名山藏》《頌天臚筆》《同時尚論錄》之類，要皆可以參觀，而不可以為典要。惟焦氏《獻征錄》一書，搜才最廣，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傳。雖妍媸備載，而識者自能別之。可備國史之采擇者，唯此而已。(18)

這是認定焦竑的《獻征錄》為惟一可供修國史者參看、考錄的備選文獻。該書被萬氏提出可能受到指摘之處，是其收羅太廣，有失擇別。但從萬斯同的議論來看，這實際并不影響該書價值；萬氏甚至以之為可取方法，視廣泛搜羅、求全不遺是修史在初級階段所必需和必做的工作。他對自己身體力行之的解釋是：“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后人之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盵2]333

《獻征錄》成書的背景及由此顯出的特殊性質(zhì)，則可以解釋它緣何引起萬斯同的特別重視。明朝萬歷二十二年（1594）至二十五年（1597）年間，由大學士陳于陛倡議，進行了一次聲勢大卻未能蕆事的官方修史活動?？偛闷涫抡撸钱敃r位處高階的王錫爵、趙志皋、張位、沈一貫等大學士，參與修撰的人很多，初成了多部流傳廣、影響大的重要史書?！东I征錄》便是其中一種。(19)

萬斯同以布衣入清廷史局，隱忍其間，“棄妻子兄弟不顧，誠欲有所冀也”，其抱負便是當“鼎遷社改，無可為力”之際，“以文德易武功”，“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報先朝”(20)，并不負祖上事先朝而有功的志業(yè)。由此可見，他傾力修史，是有著對舊朝的深厚感情與責任感的。焦竑為明代官修史書所成的《獻征錄》，便具有這種能代表萬斯同所眷戀的前朝所成官修史籍的正統(tǒng)意味，因而成為《明實錄》以外頗為萬氏認可的供選史料。從此角度，為明代氣節(jié)之士撰傳的《本朝生氣錄》也被萬氏提及，便可理解了。(21) 萬氏為修史傾力而為，是故便帶有了賡續(xù)皇明正統(tǒng)史筆的抱負及精神。

三、天一閣藏《明史稿》在修史過程中的地位

閣藏本《明史稿》第9冊中收有李晉華于1936年的題記，提到在當時北平圖書館所見明史稿本兩種，一為200余卷，一為416卷，經(jīng)“取兩本對勘既不同，與橫云山人史稿勘之亦異”。他初斷前本是史館最初稿，即萬季野最初改定稿，后者為萬斯同館徐元文家時所定稿。但又謹慎地說，這“亦屬推斷，確否莫能定”。

現(xiàn)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著錄為萬斯同撰的清抄本有兩種：《明史紀傳》313卷本和《明史》416卷本。前者除本紀外，列傳294卷，被認為是萬斯同明史稿，與王鴻緒呈進的史稿有異。后者紀、傳、志、表俱全，列傳267卷，被認為是萬斯同核定的稿本，但也存在不同看法。(22) 這兩種被學者徑視作萬斯同稿本的本子，實際上只是明史稿的抄本，并非完全意義上的稿本。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開博學鴻儒纂修《明史》。42歲的萬斯同應監(jiān)修徐元文之邀，入京修史。四十一年（1702），他以65歲卒于王鴻緒館中。在20多年的修史過程中，萬斯同實際所起對初稿的增刪和決定作用，使得日后進呈并欽定刊行的《明史》中，充分含有他對明朝歷史的見解。在有承襲脈絡的史稿中，存在可摸索追溯其修訂、成文過程的大量信息。

以閣藏本《明史稿》的第1冊中被列入正傳的吳一鵬為例。先看目錄。《吳一鵬傳》在416卷本《明史》中處于卷275，列傳第126，同傳的有：毛澄、汪俊（兄饌、弟偉）、吳一鵬、朱希周、何孟春、豐熙、徐文華、薛蕙（胡侍、侯廷訓、廷訓子一元、王祿），計正傳8、附傳6。在313卷本《明史紀傳》中，僅在這一目錄中汪俊的附傳里，增入了“汪佃”為附傳，其余全同。

徐乾學稿(23) 與王鴻緒稿(24) 中收錄《吳一鵬傳》的該卷目錄，兩者相同；與416卷本《明史》相比，是刪減了附傳人物，并調(diào)整了正、附傳的安排。王、徐兩稿的目錄為：毛澄、汪?。ǖ軅?、吳一鵬）、朱希周、何孟春（王元正）、豐熙、徐文華、薛蕙（胡侍、王祿）。吳一鵬入附傳。張廷玉《明史》(25)中，吳一鵬入正傳，刪去原作附傳的何孟春，并增豐熙子坊為附傳，保留了侯廷訓的附傳地位。

以上列出的，是各本中收錄有《吳一鵬傳》的該卷目錄。將閣藏本《明史稿》第1冊目錄中所列人物與之對比可見，被并入一傳的相同人物，僅有“何孟春、吳一鵬、（略正傳2、附傳2）、毛澄”。其他被收入閣藏本《明史稿》第1冊的，在416卷本和313卷本中并沒有全部出現(xiàn)，這便顯示，閣藏本《明史稿》的人物排列，并不和其他有承襲系統(tǒng)的各本構成緊密的體系。

據(jù)上文判斷，閣藏本《明史稿·吳一鵬傳》，為萬氏親筆，他在史館中裁定各分撰傳稿，以確定定稿的事情，則可由這篇傳記的成文過程窺見。據(jù)有案可循的各傳稿初撰情況，吳一鵬的傳記，當為汪琬初撰，其《鈍翁續(xù)稿》中便保留了初擬的《吳一鵬傳》。(26) 通過比勘可見，其與萬稿，有前后承襲的緊密關系。首先來看汪琬撰寫的《吳一鵬傳》：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戶部尚書周經(jīng)以讒去位，一鵬疏請留之。士論皆咨其直。正德中，進侍講，充經(jīng)筵講官，與修《孝宗實錄》，以忤太監(jiān)劉瑾，出為南京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一鵬抂翰林久，兩尚書皆故舊，見輒瑟縮不自安，而一鵬抱成牘，立左右，咨稟自若也。瑾伏誅，復官如故，出為南京國子祭酒，轉太常卿……。(27)

下面迻錄閣藏本《明史稿》中的《吳一鵬傳》：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戶部尚書周經(jīng)遭讒去位，上疏乞（按，墨筆改原稿之“請”作“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jīng)筵講官，與修《孝宗實錄》。劉瑾出諸翰林為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謹訖，復故官。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

這兩篇傳記明顯在行文思路和措辭用意上有一致性，后者在前者基礎上刪改的情形也很明顯。對比《明史》中的《吳一鵬傳》，可發(fā)現(xiàn)其與萬氏所撰傳稿，也具相當?shù)囊恢滦浴?/p>

焦竑的《獻征錄》在“南京吏部尚書”卷收錄的方鵬所撰《吳一鵬傳》，則可提供我們從另一思路展開的生平行文表述，避免了類似其經(jīng)歷在整理思路和訴諸文字上別無他途的誤解。(28)

將閣藏本《明史稿·吳一鵬傳》的行文及與之同處一卷的人物列名情形與它稿對比，可見萬氏所撰傳稿，是以汪琬的初稿為基礎，并作了至少3次修改，方形成《明史稿》所示的面貌；其收錄入傳人物之初意，并不與《明史》的定稿相同，且在較早階段便有大幅的次序調(diào)整和人物增刪。這與清修明史開館時間長、參與其事者多、所成稿本復雜的情形適相吻合。

再舉可以提示我們閣藏本《明史稿》成文情形的一例。如《明史稿》第10冊為抄本，且在所附“周朝瑞”等6篇零散傳記前的部分中，并無墨、朱筆刪改。該冊清楚地標名為“忠義傳三”，可見是已確定了在史稿中準確位置的成熟傳文。經(jīng)比對，其目錄和傳文與416卷本《明史》“忠義傳三”全同。再看其他并未標明列傳名目、有修改筆跡，且卷次排列并不與其他史稿有相同之處等冊，則可說明閣藏本《明史稿》除第10冊之外的其它傳稿，尚處在分撰稿紛呈上交，以待萬氏親筆刪定的初級階段。

下面我們轉換視角，從313卷本《明史紀傳》和416卷本《明史》的分卷及傳文入手，檢視閣藏本《明史稿》。313卷本的第94卷收錄了如下人物：

高瑤（黎淳）、孫博、強珍（王崇之）、于大節(jié)、王坦（霍貴）、李應禎（袁慶祥）、王瑞（張稷）、李俊、汪奎（從子舜民）、崔陞（蘇章）、彭綱、周軫、王純、李旦（盧瑀）。計正傳14、附傳8。這一目錄與416卷本《明史》卷235目錄，非常類似，其收傳人物為：

高瑤（黎淳）、孫博、強珍（王崇之）、于大節(jié)（蕭顯、楊智、李鸞、蔣昺、趙艮、劉昂）、王坦（張稷）、李俊、汪奎（從子舜）、崔陞（蘇章、彭綱、周軫、王純）、李旦（盧瑀等）。區(qū)別是313卷本中的正傳人物被416卷本刪減，后者還增入了附傳人物。

抽檢313卷本與416卷本中之同名傳記，可見其中兼有文字全同和在表述上微調(diào)的情況。下面以閣藏本《明史稿》與這兩種史稿均有，但互有差別的《高瑤傳》中一句之別為例，說明它們在表述思路上相同、措辭有異的情形。閣藏本《明史稿》為：

……成化三年五月上疏曰：“正統(tǒng)己巳之變……”313卷本中此句表述為：

……成化三年五月陳十事，正統(tǒng)己巳之變

……416卷中的表述更具條理性：

……成化三年五月陳十事，其一言：正統(tǒng)己巳之變……《明史·高瑤傳》里則為：

……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陳十事。其一言：

“正統(tǒng)己巳之變……

很明顯，《明史》引導所“陳十事”的用語與416卷本的相同，增加的是對高瑤疏陳時政精神的傳神描寫。

再看313卷本和416卷本中的《強珍傳》，兩傳行文全同。但強珍的傳記卻不存于閣藏本《明史稿》中，其名僅在第4冊《王崇之傳》前題名下的小字附注“附強珍后”中出現(xiàn)。這便產(chǎn)生或者強珍傳記在閣藏本《明史稿》所處的整理、修改階段尚未撰成，或者該稿并非完帙，其稿已然不存（或另存它處）兩種情況。

重要的是，從《王崇之傳》在313卷本及416卷本中出現(xiàn)的情形都是遵循閣藏本《明史稿》的安排，被列于強珍傳后來看，閣藏本《明史稿》的成文和卷次確定的時間，當在兩者之前。閣藏本《明史稿》中《強珍傳》內(nèi)容豐富，卻僅有首、尾兩句為416卷所用，也能說明該稿是明史館中早期寫成，供后來增刪、調(diào)整的部分列傳初稿。

比較三稿中均收錄的人物傳記，閣藏本《明史稿》較另兩稿早成的情形更加清晰。主要是313卷本和416卷本有一致性，且這一致性表現(xiàn)在都吸納了閣藏本《明史稿》在文意和表述上的生動內(nèi)容。為了進一步說明，下面抄錄閣藏本《明史稿·于大節(jié)傳》中的一段話，并用括號標示另兩本相同的更動情形：

成化十七年，南京及（兩本無“及”字）山東、河南地震［按，兩本遵循閣藏本《明史稿》更改原文“京師地震”后的表述］，大節(jié)馳疏陳時政缺失八事，語極激切（兩本作“詞甚切至”）。帝銜之。暨還朝，密諭吏部出之外，乃以為鶴慶推官。俗不知學（兩本作“其俗素不知學”），選秀民為學官弟子，親為訓［按，兩本遵循閣藏本《明史稿》更動原文“教”后的表述］授，士多興起。

上述5處文字的原本及更改情形顯示，自閣藏本《明史稿》始，傳文中反映的萬斯同對明朝史事的分析與判斷，為后來的兩部史稿確定了根本思路；后來僅見微調(diào)文字以使記述準確，也能說明對前者價值的認可和地位的確認。

四、余論

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初八日，萬斯同病逝于北京。其后，他所親訂的《明史稿》散佚頗多，給后人考述他研撰明史問題，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本文重點介紹天一閣藏《明史稿》12冊的存在形態(tài)與收傳人物情形，以及其在清廷開館修《明史》過程中的地位和價值。在對該稿存在形態(tài)的初步考察、及其與國家圖書館藏著錄萬斯同撰清抄本313卷《明史紀傳》、416卷《明史》、徐乾學《明史列傳》、王鴻緒《明史稿》、張廷玉《明史》等進行簡單比對后認為，該稿的墨筆添注和與此筆跡相同的第1至5、9冊撰稿，是萬氏親筆；第9冊中的一份目錄頁，并非萬氏筆跡。不同于上述的第7、8、10、11、12冊，當出自書手，非萬氏親筆，但經(jīng)由萬氏改定，其中第10冊夾有萬氏親筆撰寫的附傳。第7冊則明顯為徐潮具稿，葉沆抄錄，但也有萬斯同親筆修改筆跡。此外，其墨筆所示和朱筆所改定的內(nèi)容，符合萬斯同信賴《明實錄》并傾心焦竑《獻征錄》的史學思想。

從對閣藏本《明史稿》與著錄為萬斯同撰的313卷《明史紀傳》、416卷《明史》抄本的初步比較來看，閣藏本《明史稿》中雖然有成文先后不一和修改程度不等的特點，但是有明顯未完成的和傳記文字較兩種抄本多的情況，以及所收傳記有不見于313卷《明史紀傳》、416卷《明史》抄本，后來也不為張廷玉《明史》所收的情況。這便印證了萬斯同廣泛收集史料，不病繁蕪，首先為之極，以方便后續(xù)修史階段及后來者取舍的修史思想，也證明了閣藏本《明史稿》早于另兩種抄本。

總之，我們認為，閣藏本《明史稿》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反映出萬氏編纂明史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成果：一是萬斯同親筆謄改的《明史》手稿；一是經(jīng)萬斯同編纂的《明史》初稿。前者由萬氏本人謄錄與刪改，屬于手稿的性質(zhì)，格外珍貴；后者是《明史》形成過程中分撰稿的綜合編纂稿，部分卷首標明“明史卷”若干，“列傳”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現(xiàn)。重要的是，兩者具有共同的一點，就是萬氏的選擇、取舍、分合、排列等，均清晰可見。因此，閣藏本《明史稿》便具有了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質(zhì)，擁有其他《明史稿》和《明史》所不具備的獨特的文獻價值。萬斯同在清修《明史》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這部布滿他的親筆蠅頭小楷的《明史稿》中充分顯示了出來；同時彰顯的，是這部《明史稿》稀見的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① 朱鼎煦：《跋》，《天一閣藏明史稿》第12冊，第88頁。參看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53。按，據(jù)《萬斯同年譜》考訂，朱鼎煦記憶有誤，此事當發(fā)生在1931年，而并非朱氏所說1934年。但系于1989年下的沙孟海作《萬季野明史稿題記》一文，卻說：“1932年余在南京見之”，遂致書朱鼎煦，由其購得。參《萬斯同年譜》，1989年條，第280頁。1989年是萬斯同誕辰350周年紀念，陳訓慈與方祖猷合作《萬斯同年譜》正式出版。此書不僅詳細考訂了萬氏生平，且“就季野身后有關譜主之要事、著作之印布，及研究季野之述作，皆循年月述為《譜后》，以備參證”，對于研究萬斯同及其史學，貢獻殊多。以下許多難見的史料均出此。

② 柳詒徵：《明史稿校錄》，《江蘇省國立圖書館第四年刊》，轉引自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1931年條，第253～254頁。

③ 馮夢顓致書黃云眉，參看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1931年條，第254頁。

④ 以上吳澤、李晉華、張宗祥題記，并見于《明史稿》第9冊。

⑤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條所作按語，第18頁。

⑥ 謝國楨：《寧波天一閣文物保存所藏書〈明史稿〉》，載《江浙訪書記》，轉引自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1985年條，第276頁。

⑦ 陳訓慈：《劬堂師從游脞記》，轉引自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1986年條，第278頁。

⑧ 沙孟海：《致方祖猷書》，轉引自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1989年條，第279頁。

⑨ 沙孟海：《萬季野明史稿題記》，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1989年條，第280頁。

⑩ 方祖猷：《季野著作考》，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附錄，第281頁。

(11) 這數(shù)字與方祖猷統(tǒng)計該稿有正傳248篇，附傳134篇，也有不同。參看方祖猷：《天一閣藏〈明史稿〉考述》，《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2) 康熙二十年（1683），萬斯同叔侄“不滿修史諸人，有南歸之意”。從閣藏本《明史稿》中可見的萬氏對初撰稿的不滿和措辭嚴厲的批評，或可為其感慨釋義。

(13) 但朱筆卻不全在墨筆之后。第8冊便有用白汁涂改朱筆添注的情形。參看朱鼎煦：閣藏本《后記》，藏閣本《明史稿》卷末，第12冊，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