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造字和倉頡作書

    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最重要的標志。古埃及、蘇美爾、古印度和瑪雅都在其文化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象形字。但這些民族的象形字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這就是起源于“天傳神授”。唯獨中國文字有起源、過渡、演變、發(fā)展的記錄，這就是“伏羲造字”和“倉頡作書”。

    為什么所有地區(qū)創(chuàng)造象形字的形式都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畫成其物，隨體結(jié)絀”？

    為什么伏羲要把創(chuàng)造文字的基本法則垂范于天下（以垂憲象）？

    為什么使用象形字的都是黃（棕）種人？

   “伏羲造字”的過程是由“依類象形，比類合誼”過渡到“有形可識，有意可辨”，“倉頡作書”（倉頡為黃帝史官，著有《倉頡》一卷）的過程是由“句法章法，兼以巧思”過渡到“俱收并蓄，自成一家”?！胺嗽熳帧焙汀皞}頡作書”，兩者之間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

   《水經(jīng)注·卷十六》載：“臨溜人”發(fā)掘了距今3000年的“齊太公六世”之“銅棺”，“惟三字是古”體外，其余“前和外隱”全是“余同今書”的北魏“隸字”，酈道元由此認定“隸自出于古”。

    北魏學者慣例把伏羲、炎、黃、堯、舜諸代稱為“古”，對夏、商、周三代稱其“號”，“隸自出于古”就是要重新認定中國各類文字起源的時間。多部古籍載：伏羲觀鳥獸立文而造書契；倉頡取鳥跡始作文字。這就向我們傳遞了一個信息，中國文字與“鳥跡”有不可分割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象形字是圖畫和符號，不是“鳥跡”；篆字是孤筆線條，也不是“鳥跡”；唯獨隸字不但是橢圓形的“鳥狀”，而且結(jié)體筆畫全為“鳥跡”。橫——“鳥頭鳥尾”；豎——“鳥骨”；撇、捺、點、鉤、挑、提、折——“鳥羽”。這就佐證了隸字最晚成熟于“倉頡作書”，篆字成熟于“伏羲造字”，象形字創(chuàng)始于“太乙初始”。

   《圣經(jīng)》說：天下所有人都說同一種語言，使用同一種文字。先秦古籍說：黃帝云游四海，堯舜大治九洲，大禹華夏導河，周穆王征伐大荒，齊桓公號令天下，蘇秦合縱六國……，都是使用黃帝創(chuàng)造的統(tǒng)一書體。四川出土的戰(zhàn)國木牘，不但證明了隸體是中原文化的統(tǒng)一文字，也是青川少數(shù)民族的通用文字，還是希臘字母文字前的原始字體。漢代搜集篩選在《藝文志》中伏羲至黃帝期間的古籍達數(shù)百卷，這只是“嬴政浩劫”后殘余古籍的群星幾爍。如此巨量的歷史文籍，只有使用弧筆和直筆的字體才能著書成集。

    河南舞陽遺址和湖北楊家灣大溪遺址出土的陶制符號，不能作為華夏文字起源的依據(jù)，其原因是中國遠古從來沒有用陶器記事的慣例。陶器的隨意符號是藝術(shù)風格的自然表現(xiàn)形式。

    甲骨文和金文也不是華夏文化的通用書體。作者擅長1—3毫米毛筆微書，在各類字體的書法“創(chuàng)作”中，都是大量使用異體字和繁體字，這就是中華民族書法藝術(shù)不可動搖的文化傳統(tǒng)。甲骨文是殷代巫人裝神弄鬼的“符咒”，是在篆體基礎上任意變幻的“天書”，這類所謂“書體”，只能是借伏羲之名，無伏羲之實的“另類異體”。金文是青銅器上的銘文，其文字形式是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使用“伏羲造字”的篆體也就有據(jù)可依。齊太公六世之銅棺，鑄造技術(shù)遠高于青銅鐘鼎，這只是死者的棲息所，不屬于文化藝術(shù)范疇，使用文字只能用“倉頡作書”的通用隸體。這就是為什么在三百年的時間，中原地區(qū)出現(xiàn)三種截然不同字體的真正原因。

    清華大學收藏的公元前305年的竹簡是官方歷史文獻，使用篆體莊重嚴肅；四川青川出土的公元前309年的木牘為民間普通文書，使用隸體便捷易讀。這就是先秦諸代篆、隸字體在社會實際應用中的“黃帝祖制”。

              轉(zhuǎn)自新浪: 范家齊博客《華夏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