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我的治學經(jīng)過

王仲犖（1913－1986），浙江余姚人。主要著述有《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等。

我原籍是浙江余姚，但從小生長在上海，在上海讀了小學、中學、大學。

我二十歲前，決定學文科了。當時聽課之余，接觸我國古典文學，也喜歡李商隱、溫庭筠這一流派的詩。要學溫李的詩，首先要多記典故，世人謂之獺祭魚，高誘《呂氏春秋》注里說：“獺，水禽也，取貍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薄墩勗贰罚骸袄钌屉[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我當時向山陰任堇叔先生請教，他教導我先揀擇一部使用典故多而卷數(shù)卻又較少的集子，拿來加以注釋，因此我就選中了《西昆酬唱集》。作《西昆酬唱集》的箋注，僅靠《佩文韻府》是不行的，我就一部部書地翻檢詩句的出處，如《毛詩》、《左傳》、《論語》、《孟子》、《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麟臺故事》、《初學記》、《太平御覽》、《世說新語》、《穆天子傳》、《西京雜記》、《酉陽雜俎》、《莊子》、《列子》、《楚辭》王逸注、《玉臺新詠》、《樊南詩文集》馮浩注、《文選》李善注、《全唐詩》等?；瞬坏絻赡甑墓Ψ?，一天天的翻檢，終于基本作成了。當時翻檢得很詳細，不但解決了注釋問題，也充實了自己，打好了基礎，最后料檢，仍有四、五條典故找不到娘家，隔了十多年，偶然在《山海經(jīng)》郭璞注里找到了。當然那時年紀輕、涉世淺，對集子中牽涉到的史實和作詩本意，都無法完全領會了解，如果當時急于出書，必然失之膚淺。所以這部《西昆酬唱集注》藏在箱底有數(shù)十年之久?！拔幕蟾锩笔嗄曛?，臥病家居，開啟舊篋，又把這部稿子拿出來，加以整理補充。1980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經(jīng)過這一次的整理，自己覺得對楊億、劉筠諸人的作詩本意，領會較深。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就印成書，到今天來翻閱，一定看出很多紕漏，現(xiàn)在錯誤的地方雖還難免，但究竟少得多了。我這里得到一條經(jīng)驗，年輕的同志，不要太急于出書，良工不示人以璞，一定要雕刻得很完整，才把東西拿出來，供人們批評指正。

我十八歲結婚，由于岳父是章太炎先生的學生等關系，兩家來往甚密，章夫人湯國梨先生知道我很喜歡古典文學，就把我的詩文介紹給太炎先生看，并把我推薦給章先生做學生。我本來是他學生的女婿——小門生一輩，現(xiàn)在我成了他的學生了。

我開始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和章先生自著的《國故論衡》、《文始》。并陪侍太炎先生去蘇州和無錫講學。當時有人非議他主張讀經(jīng)，我開始也以為讀經(jīng)無用，但聽了幾次章先生的講學以后，我漸漸發(fā)覺章先生的主張讀經(jīng)，和當時保守勢力的提倡讀經(jīng)，內(nèi)容顯有距離。第一，章先生繼承了浙東學派“六經(jīng)皆史”的說法，認為講經(jīng)學就是提倡史學；第二，認為經(jīng)學也好，史學也好，多多研究，可以作借鑒；“保國性”，也就是要發(fā)揚愛國主義精神。章先生的學問是雙軌并進的。他有純學術的著作，也有和國家民族息息相關的著作。從這一點看，也就懂得章先生為什么這樣向往顧亭林，亭林既有《音學五書》這樣純學術性著作，但也有可供國家民族借鑒的象《日知錄》這樣的著作，雙軌并進，是并行不悖的。

1936年夏，太炎先生逝世，我與沈延國整理并記錄了章先生的遺著目錄。

當初，我想編一部《兩晉會要》和《南北朝會要》。后來聽說泰興朱銘盤先生已經(jīng)編成，避免疊床架屋，我就輟筆不編這些了。因此編了一部《北周職官志》，在章先生健在時，我向他匯報過這一工作，他點點頭，指示了兩點，一，必須對孫詒讓氏的《周禮正義》，細致地研讀；二，必須廣泛參考金石墓志。我聽了他的話，后來在1948年到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圖書館翻閱所藏的金石拓片，后來又翻閱了趙萬里氏的《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都是根據(jù)他生前指示來做的。

《北周職官志》后來將西魏北周兩朝的典章制度穿插補充進去，就改名為《北周六典》。

寫《北周六典》，不僅要搜集有關北周的資料，因為北周是仿《周禮》六官的，《周禮》的研究，幸虧有一部孫治讓的《周禮正義》，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但是《周禮》以外，《左傳》、《國語》等著作，有關周官部分，都得搜集。除了周官以外，北周還采用漢魏官制很多，還得找出它的娘家來，看看四十萬字一部小書，觸及面非常廣，這就不得不投入很多的勞動進去了。

1935年，又起草了一部《北周地理志》，這是與《北周職官志》密切相關的姊妹作。

《北周地理志》寫作時，困難更多，當然我主要依靠的是《魏書·地形志》和楊守敬的《隋書·地理志考證》，但是魏收寫《魏書》時，是根據(jù)東魏的版圖來寫的，關西的郡縣，只據(jù)孝武帝永熙舊籍，西魏添置的郡縣，一概不錄，資料殘缺太多了?！端鍟さ乩碇尽繁久段宕分尽罚珜α?、陳、周、齊的州郡廢置，還是非常簡略?！段簳さ匦沃尽防镉涊d的北方州郡縣，在《隋書·地理志》中消失不見了，在什么時間廢掉的呢？無材料作依據(jù)來加以說明，我還是采用螞蟻啃骨頭的辦法，一個郡一個郡地解決，一個縣一個縣地解決，郡縣次第解決，州也自然而然地解決了。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都是我二十多歲時候著手搞的，這兩部稿子開始編寫的時候，是極不成熟的，我記得抗日戰(zhàn)爭開始，《制言》在上海復刊，向我征稿，不交吧，壓力很大。便從《北周地理志》材料中加以提煉，稍加組織，寫成了一篇《北周總管府隸州考》，結果受到的挑剔多于贊譽。但這對我卻是一種推動力，也就要求我把這兩部書進一步的充實。我有一個特點，每處逆境，遇到不稱心的時候，我的要訣，就是“沉下心來”。和著作接近一點，和外面疏遠一點，心就平靜下來了，寫作也就推進一步了?！侗敝芰洹泛汀侗敝艿乩碇尽愤@兩部姊妹作，從初起稿到寫定，前后的距離也有四十多年。

建國前，我曾先后輾轉于上海、江浙、昆明、重慶、南京、青島等地，如在太炎文學院、中央大學、青島山東大學擔任過講師、副教授和教授。我有一個不舊不新的箱子，里面裝些替換的衣服，另外就是上面說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三部書稿，它們跟我真是走遍了天涯海角。

建國后，我從1952年起，在山東大學歷史系擔任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課程，由于我一口南方音，北方同學聽課感到困難，于是開始編寫一部講義，來補救這方面的缺憾；但不盡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開手花了五、六年時間，寫成《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這部斷代史。

“上冊”于1961年7月出版，1966年6月以后，就成為“放毒”的史書，它的壽命只有五歲就天折了，我當時很泄氣。我把寶貴的青春和精力白白浪費了，真是感慨萬端，決心不再搞它了?！拔幕蟾锩笔辏野堰@部稿子，放在木箱底，從沒有去觸動它。由于沒有觸動，所以推崇武周女皇的議論，儒法斗爭等等奇談怪說，沒有傾注到我的著作里來。

“四人幫”粉碎后，1976年冬，上海人民出版社即來信表示要重印我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并且出版《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下冊），我覺得很為難。因為這部書是在1952年著手編寫的，在這二十五年之間，歷史學界對這段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爭論甚烈，進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著手編寫的舊作，原封不動地重新印出來，因而勢必要大加修訂。我征得同意后，決意抽出兩三年的時間，重新寫定。并把原書改寫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兩部書。1979年5月，我寫定了《魏晉南北朝史》交給出版社，這年12月，書就印成出版了?！端逄莆宕贰芬操M了三年半時間，在1983年7月寫定交給了出版社。

關于《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寫作宗旨，我已在兩書的《序言》里，詳細加以說明了，這里只講兩個問題。

中國的古史，如《尚書》除《禹貢》篇外，大多是政治史，《左傳》前人名為“相斫書”，當然近乎一種誣蔑，但它專講政治和戰(zhàn)爭經(jīng)過，卻是實情。司馬遷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學家，他寫了很多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的傳記，并且寫得栩栩如生。此外，他的八書都是和經(jīng)濟文化有密切關系的，《貨殖列傳》、《游俠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除了文化、經(jīng)濟以外，還介紹了當時的風尚習俗。班固的《漢書》，《食貨志》重經(jīng)濟；《地理志》重地理沿革，也牽涉州郡物產(chǎn)；《藝文志》記錄了文化的積累；《儒林傳》著重學術的傳授；《貨殖傳》、《游俠傳》也繼承了司馬遷《史記》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有所發(fā)展。班、馬的優(yōu)點，都是全面介紹當時社會。不管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都全面介紹，這樣才能看到祖國的偉大。我們今天寫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我認為應該繼承我國史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全面地介紹出偉大祖國的風貌，不但要把政治史、經(jīng)濟史講清楚，也要把祖國優(yōu)秀的文化介紹出來。

在建國前，有人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看作是中國史上的黑暗時代，認為它一團漆黑，社會經(jīng)濟停滯不前，我本人也曾受到過這個看法的影響。后來我這個看法改變了。誠然，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經(jīng)濟占絕對統(tǒng)治地位，貨幣近于廢棄，這是由于封建依附關系的加強而造成的，但不等于說這個社會的進展就裹足不前了，這個社會的文化就不再向前發(fā)展了。相反，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經(jīng)學思想、哲學思想、宗教思想，史學著作、地理學著作，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繪畫、書法、雕塑、音樂、舞蹈、雜仗等等，以及科學技術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拙著《魏晉南北朝史》，文化部分的字數(shù)幾占全書文字的四分之一；《隋唐五代史》共一百二十萬字，文化部分，幾達五十萬字。重點寫經(jīng)濟部分，強調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尤其強調文化的發(fā)展，借此來沖淡政治、軍事方面黑暗面的影響，我想是有此必要的。當然由于我的水平所限，文化部分內(nèi)容不但還有疏漏的地方，而且大半借用了前人和近代學人研究的成果來作一般性敘述，寫來也浮光掠影，不夠深入，這是應該深自譴責的。

其次，是內(nèi)容的凈化問題，過去對這方面注意不夠，造成不良影響。這次改寫，凡是太恐怖，太野蠻的行為，如隋末的朱粲，如唐末的秦宗權、孫儒這一類人的暴行一概不寫。有關黃色的故事，如隋煬帝戲陳夫人等事，也接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同志的意見，不再提及了。

1962年，國務院調我去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山東大學主持標點南朝五史——《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和《南史》。當時武漢大學唐長孺教授主持北朝史點校工作，南朝由我負責，中華書局內(nèi)部開玩笑，稱為“南王北唐”。實際唐長孺教授的學問勝我百倍。

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教師參加點校的有張維華教授、盧振華教授和我。我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已出版，對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職官地理，比較熟悉，所以我被指定點校有“志”的《宋書》和《南齊書》。唐長孺教授和我在會上提議用《冊府元龜》校南北十史，陳援庵先生在會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順利地通過了。我們校了宋本、三朝遞修本、南監(jiān)本、北監(jiān)本等，還采用了張森楷、張元濟等人的校記，又增加了用《冊府元龜》來參校，盡管標點上還可能會發(fā)現(xiàn)一些小錯誤，校勘的質量卻是較有保證的。

第一次點校工作，從1962年冬開始，到1966年結束，我點校的《南齊書》和張維華教授點校的《陳書》都已經(jīng)定稿，《梁書》也快結束，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們就被學校電召回校了。

第二次點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來電話并派人和我們聯(lián)系，當時我和張維華教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不準前去，只準盧振華教授一人前往，不到幾個月，盧振華也回來了。

第三次點校工作，從1971年7月開始，到1976年。盧振華教授大腿骨折，臥床不能行動，張維華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個人前去。我和中華書局編輯部商量，把《南史》點校工作委托盧振華教授在濟南進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點校《宋書》的工作，則在北京進行，到1975年，《宋書》點校工作基本完成，1976年，《南史》的點校也基本定稿。3月末，我因病住進同仁醫(yī)院（當時改名工農(nóng)兵醫(yī)院），4月5日，天安門廣場爆發(fā)了人民悼念周總理的運動，人心之激動，場面之壯闊，感人至深。我病臥在醫(yī)院里，那么想，有這么多好樣的人民，中國的政治局面是不會壞下去的，中國是不會亡的。住院近兩月，出院后，又在中華書局兩月，我負責的工作基本結束了，我也就回濟南了。

回顧幾十年的經(jīng)歷，我每當遇到不如意的時候，總想沉下心來，整理舊著。1968年以后，我病臥中，開始把《北周地理志》加以整理，到了1971年，總算寫定完稿了。這部書的寫定，鼓勵我繼續(xù)寫下去，《北周六典》也接著寫定了。最后，《西昆酬唱集注》也在北京寫定了。不久，“四人幫”倒臺，天日重見，我就把這三部稿子交付中華書局。中華書局接受后，很快把我這三部書陸續(xù)印刷了出來。這三部書都是我二十幾歲時起草搞的，到六十多歲，才見成書，稿藏四十多載，沒有被蠹蟲蛀掉，沒有被作為“四舊”燒掉，也總算萬幸了。

有朋友問我：“你以后還準備寫哪些書？”我告訴他，我準備把這些年的論文編成一個集子，集名《鵲華山館叢稿》，計劃一年之內(nèi)編成。此后視我的健康情況，還預備寫幾部書。生命不息，寫作不止。

以上內(nèi)容選自中華書局

《學史入門》（文史知識文庫）

《文史知識》編輯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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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tǒng)籌：啟正；責編：豌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