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
    王守仁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學者稱陽明先生。浙江余姚（今紹興）人。明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生于縣城瑞云樓（今武勝門內壽山堂）。父王華，成化十七年（1481）狀元，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少受儒家教育，暇好騎射兵事，善射。15歲隨父游居庸關、山海關等要塞。弘治元年（1488）于南昌完姻，結?之夜，入鐵柱宮與道士談養(yǎng)生術，次日晨還。次年歸姚途中于廣信（今江西上饒）拜見婁諒，聽他講授朱熹“格物致知”論。五年中舉人，寓京師父親官署，遍讀朱熹遣書。為決疑慮，“格”竹七天，無所得且罹疾。六年、九年會試均落第，遂歸姚以詩書棋自娛。尋聞邊關告急，精究兵家秘書。十二年中進士，值西北告急，疏陳“蓄村備急、舍短用長、簡師省費、屯田足食、行法振威、敷恩激怒、捐小全大、嚴守乘弊”八事。十四年至安徽審查案件，事成游九華山，與道士談仙。次年因病南歸，先后隱居，養(yǎng)病于紹興陽明洞、錢塘凈慈、虎跑諸寺。十八年于北京與湛若水結為好友，同倡“圣人之學”。 正德元年（1506），劉瑾專權，矯詔逮捕戴銑等，守仁時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權奸”，“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要武宗“開忠讜之路”，觸犯劉瑾，受廷杖，貶為龍場（今貴州修文縣治）驛丞。三年春至龍場，自筑草棚棲身，因窮荒無書，日繹舊聞，“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后人稱“龍場大悟”）。又創(chuàng)龍崗書院，為開化西南首舉。次年應聘主府城文明書院講席，始宣講“知行合一”，學轉陸九淵，漸自成體系。 五年三月，任廬陵知縣，決積案，清郵驛；杜苛捐雜稅，禁迷信神會。八月，劉瑾伏誅。十二月，調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間事學術活動。七年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次年初赴職便道首親，途中向徐愛闡述《大學》新說與“知行合一”思想。十月督滁州馬政，閑時聚徒講學。九年升南京鴻臚寺卿。十一年升僉都御吏，巡撫南贛，平定漳州詹師富、大帽山盧珂、大庚陳日龍、橫水謝志珊、桶岡藍天鳳，?頭池仲容等農民起義。十四年六月，率部鎮(zhèn)壓福建農民起義軍，于豐城途中獲悉寧王反，即返安吉起義兵，水陸并進搗南昌，連下九江、南康、費時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獻俘，因宦官許泰、張忠讒言，非但無功，反遭誣獲咎，太監(jiān)張永設法得以免禍，即稱病居西湖凈慈寺、九華山諸寺院。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學說，終完成“心學”體系。六月升南京部尚書，九月歸姚，會74弟子于龍泉山中山閣，指示“良知”之說，十二月被封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此后6年許，丁父憂，服滿亦不召用，專事講學。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閣講學，門人300余，并作《中天閣勉諸生》文書于壁。六年五月，受命鎮(zhèn)壓思恩、田州、八寨、仙臺、花相等地瑤族、僮族起義，翌年秋平定。時肺病劇發(fā)，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龍浦舟中，年57歲。葬紹興蘭亭洪溪（1989年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今紹興市蘭亭鄉(xiāng)花街村），謚文成?！睹魇贰吩u：“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

二、所屬流派
    王守仁是杰出的學者，也是著名哲學家，教育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和文學家。是中國哲學史上主觀唯心主義的集大成者，初習程朱理學與佛學，后轉陸九淵心學，提倡“心學”，斷言“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 專心儒學，“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求諸事物，世稱姚江學派，其學識影響巨大。
三、主要思想簡介
    王守仁為中國古代主觀唯心主義之集大成者。其學深受南宋陸學和禪學的影響，但比陸學精致完整和廣泛得多。王守仁之學，經歷了“學凡三變”的歷程。黃宗羲曰：“先生之學，始泛濫于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制為二，無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保ā睹魅鍖W案》）“始得其門”即所謂“龍場悟道”，此為王守仁心學誕生之時?！靶募蠢怼睘橥跏闲膶W之理論基礎，也是其宇宙觀。他服膺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以為簡易直接，有以接孟子之傳。并且發(fā)展了陸之命題，完全否認了待“明”之“理”的客體，提出天下無心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的命題。認為孝、弟、惻隱之心為人所固有，不假外求。主張“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認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皆得其理”，從而以一元論的“良知”說代替了程、朱客觀唯心主義的“天理”論。王守仁認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fā)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傳習錄》）。此“心”不僅為人身主宰，甚且主宰著天地、鬼神、萬物，“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fā)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同上）?！拔嵝摹辈粌H化生天地萬物，即便六經學術，亦在“吾心”之中，“六經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同上）。關于知行關系，王守仁拋棄了宋儒“知先行后”的傳統(tǒng)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認為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知行不可能分開。他以“心即理”為理論前提，批評朱熹“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是導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認為人如果將知行分做兩件去做，勢必在理論上失卻“知行本體”，在實踐上造成“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之弊。他稱“知行合一”不是鑿空杜撰，說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人只是由于被私欲隔斷而不知而已。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認為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凡謂之行者，只是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是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后去行，卻如何懸空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做得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答友人問》）。既然“知行工夫本不可離”，所以他主張“知行合一并進”，認為學、問、思、辨、行五者，“合其事而言一而已”。關于認識方法，王守仁的核心思想為“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他稱此為“學問大頭腦”、“千古圣圣相傳的一點真骨血”。此命題實際是將《大學》之“致知”與《孟子》之“良知”觀點結合起來。但他認為“格”不應以“至”字訓，而當作“正”字解。所謂“格物”，非格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傳習錄》），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案裎铩钡哪康脑谟凇爸铝贾?，他將孟子“良知”的觀點大加發(fā)揮，認為“良知”是“造化的精靈”，它“生天生地”，是“與物無對”的宇宙根源，“人若復得它完完全全，無少虧欠”，便完成了對宇宙的認識。認為圣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fā)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fā)用流行中。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他認為良知即是天理，“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推而衍之，便為孝、弟、忠、信、五倫百行的道德規(guī)范，從而完成了由哲學到倫理學的邏輯論證，樹立了封建道德的絕對權威。他舉例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保ā秱髁曚洝罚┧J為“性無不善，知無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故“致良知”具有普遍的意義。關于“致知格物”之法，王守仁概括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門四句教。王守仁也承襲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傳統(tǒng)命題，而將其方法概括為兩種：一為靜的功夫，即無事時存養(yǎng)，防人欲于未萌之先，靜處體悟，以存天理（致知）；二為動的功夫，即有事時省察，克人欲于方萌之際，事上磨煉，以滅人欲（格物）。王守仁自稱其“致良知”為“孔門正眼法藏”，說：“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王守仁在許多重要觀點上都與朱熹對立。朱熹將《大學》一書分為經傳,并補寫格物致知傳;王守仁則認為原無經傳可分，更無經傳可補。朱熹重視“格物致知”，把它置于“誠意”之先；王守仁則認為格致本于誠意，以誠意為主。朱熹將心與理析而為二，把知與行分離開來；王守仁則主張心與理一，知與行合。朱熹以格物為窮理，注重外界一事一物之理，要求對經典的一字一句細心理會；王守仁則認為朱熹這種方法是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他以格物為正心，要求發(fā)揮良知的作用，以良知為評判事理的標準和解釋經典的根據。他們雖然都反對佛老的虛玄和管商的功利，但王守仁認為朱熹的思想瑣屑支離，不足以駁倒佛老管商。王守仁的思想與陸九淵?接近。他們都在根本觀點上強調心與理一，在方法上要求簡易直截，但王守仁的思想并非直接繼承于陸九淵。他的格物致知說、知行合一說和致良知說，不但與朱熹的思想相對立，也與陸九淵的學說不同。王守仁接受了陸九淵的心即理?說，完成了一個心學體系。他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認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體便是理，心外無理；心之所發(fā)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無物。王守仁認為,心的“靈明”便是天地萬物的“主宰”,如果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它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它低？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它吉兇？萬事萬物皆是如此。因此，沒有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萬物。離開天地萬物，也就沒有我的靈明。王守仁認為物就是事，譬如意在事親，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因此，物不在心外。他強調主觀意識的能動性，卻混淆了主體同客體、意識和存在的界限，取消了二者的對立，進而顛倒了二者的關系。
    王守仁所謂良知，實際上是主觀的道德意識，它既是是非標準，又是善惡標準，即真理和道德標準。他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边@種是非善惡之心人人皆有，圣愚皆同，本來圓滿，原無欠缺，不須假借。圣人不會多一些，常人不會少一些，因此，人人都可成為圣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為衡量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故不必求之于圣人，亦不必求之于典籍，“良知便是你自家的準則，便是你的明師”。一切是非善惡，良知自會知道。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如果求之于心而是，“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王守仁的良知說，雖是一種先驗論，但它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觀上具有動搖儒家權威的作用。
    王守仁又提出良知無善無惡的思想，認為良知是超出善惡之上的絕對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絕對真理。善與惡對,是與非對,這都是相對的,但良知是絕對的,因此他稱之為“至善”或“無善無惡”。他晚年提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四句教?”作為立言宗旨，表現了王守仁思想的內在矛盾，引起了王門后學的爭論和分裂。
四、主要著作
    王守仁著作有《王文成公全書》（一稱《陽明全書》）三十八卷。其中《傳習錄》、《大學問》為重要哲學著作；主要教育著作《答顧東橋書》、《稽山書院尊經閣記》、《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教約》等。
五、名言名句
    王守仁能看到明王朝“波頹風靡”的社會危機，親自感受到“沉疴積萎”的種種弊病，所以他的不少詩歌對此有所表現和揭露。
    《立春》二首指出了“人間菜色正離仳”的痛苦現實，同時也傾吐了詩人“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的悵惘和感慨，《觀傀儡次韻》則對官僚之間的勾心斗角進行了揶揄和諷刺?！疤幪幭喾晔菓?zhàn)場，何須傀儡夜登堂”，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他也常在詩里流露出退隱山林的情緒和欲望。《舟山除夕》里感喟“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
六、對中國社會及哲學界的影響等
    王氏為明代心學泰斗，中國古代著名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其學發(fā)展為姚江學派，對明代及后世儒學影響甚巨。
    王守仁哲學力圖糾正宋明以來程朱理學煩瑣與僵化的流弊，他洞察到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和實踐性，將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簡易的哲學基礎上，使人人可行。他的思想流行達 150年之久，形成了陽明學派。但王守仁忽略客觀的知識，只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在道德規(guī)范的形成上，又忽略了歷史條件的決定作用。他有些弟子更產生了“虛玄而蕩,情識而肆”的弊病，即任性廢學,一切解脫。
    王守仁思想中包含著某些促進思想解放的因素，為中國近代康有為和梁啟超所注意，受到熊十力?的推崇。王守仁的哲學思想在明中葉以后傳到日本，并成為顯學，后來影響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思想界，對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七、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一）主要教育活動
    王守仁是明中葉著名的教育家，從34歲起他開始從事講學活動，直至去世，歷時23年。其中除6年（1522-1527年）是專讓從事講學之外，其余均是一面從政，一面講學。他所到之處，講學活動不斷，并熱心建書院，設社學辦學校。此外，他還不拘形式，隨處講學。王守仁如此熱心設學、講學、其目的一是為了傳播自己的學說；二是為了對民眾加強封建倫理道德教化，即所謂“破心中賊”。但在客觀上，對于明中葉以后書院的發(fā)展、講學之風興起，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主要教育思想
    （一）、關于“心學”思想
    王守仁的教育學說，帶有明顯的哲學色彩，哲學思想是指導他的教育活動的一般理論，而教育學說又是其哲學思想的具體運用和發(fā)揮，在他的教育學說中貫穿了他的思想的基本原理。把他的哲學思想聯系起來考察，能夠更好地把握他的教育思想。
    （二）、關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王守仁十分重視教育對于人的發(fā)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學以去其昏蔽”的思想。他是用“心學”的觀點來闡明這一思想的。
    盡管王守仁關于教育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心學”基礎上的，但其中也包含著某些積極的內容。他認為“良知”人人都有，因此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天賦條件，圣愚的區(qū)別僅在于能不能“致良知”；由于“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研”，總要受到物欲的引誘，所以人人都應該受教育；教育是為了去除物欲對“良知”的昏蔽，因此它“不假外求”，而重在“內求”，即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fā)揮，自覺“勝私復理，去惡為善?！蓖跏厝式逃饔盟枷胫兴倪@些合理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三）、“致良知”的學習論
     “致良知”是王守仁哲學思想的組成部分，也是他的學習論。在王守仁的學說中，“良知”既是宇宙的本體，也是認識本體，道德修養(yǎng)的本體?！爸铝贾奔仁钦J識過程，也是道德修養(yǎng)的方法。
    王守仁批評朱熹的學習論是“支離”，標榜自己的“致良知”學習論是一種“簡易”、“輕快脫灑”之教，實際上是以內心的直覺體驗來代替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否定人們向外界學習的重性要，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學習論。這種學習論認為學習的最終目的就是“學以去其昏蔽，”從而達到“滅人欲，存天理”，這又與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異途而同歸，所不同的是，朱熹提倡通過讀圣賢之書來達到，而王守仁則強調通過自我體驗來實現。
    但王守仁“致良知”的學習論，也包含了一些富有意義的見解。第一，他反對盲從《六經》，提倡“自知”、“自得”，認為學習不能死摳典籍，盲從典籍，為典籍所束縛，而是要“自知”、“自得”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第二，他反對迷信古圣先賢，提倡“惟是之從”,肯定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的權利。判斷是非的能力。第三，反對道學教育對個性的束縛，提倡“點化”、“解化”和“諫師”。所謂“點化”，指教師對學生學習的指點和開導，朋友之間的砥礪和切磋；“解化”指發(fā)生獨立思維解決問題，認為這才是“一子百當”的功夫；所謂“諫師”是指在師生關系上，主張師生之間應以朋友之道相待、提倡師生之間直諫。上述這些見解對今天的教育來說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四）、論道德教育
    王守仁堅持了我國古代儒家教育的傳統(tǒng)，把道德教育與修養(yǎng)放在首要地位。他認為培養(yǎng)學生形成優(yōu)良的品德是學校中最重要的任務。同時在此基礎上，也使學生的各種才能得到發(fā)展，日臻精熟。
    王守仁所要培養(yǎng)學生形成的優(yōu)良品德，即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正是基于讓述認識，他猛烈抨擊當時在科舉制度影響下的學校教育，認為當時的學校雖然仍以“明倫”名堂，但實際上由于受科舉的影響，為了追逐“功利”，老師所教，學生所學，都全失去了“明人倫”的立學本意。由此可見，王守仁“明人倫”的道德教育目的論，雖然并沒有超出儒家思孟學派的一貫主張。然而，他在當時士人“皆馳于記誦辭章”，重功利而輕修養(yǎng)的社會風氣中，重新強調人自身道德修養(yǎng)的重要，應該說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
    三）關于道德修養(yǎng)的方法，王守仁提出四個基本主張。
    （一）、靜處體悟
    所謂"靜處體悟"，實際上是靜坐澄心，反觀內省，擯去一切私慮雜念，體認本心。這是王守仁早年提倡的道德修養(yǎng)方法。他認為道德修養(yǎng)的根本任務是“去蔽明心”，即去除物欲的昏蔽，發(fā)明本心所具有的“良知”。因而，道德修養(yǎng)無須“外求”，而只要做靜處體悟的功夫。
    （二）、事上磨煉
    王守仁認為如果一味追求靜坐澄心，容易使人"喜靜厭動，流入枯稿之病"，或者使人變成"沉空守寂"的"癡呆漢"，"才通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因此，他又提出“事上磨煉"。"人須在事上磨煉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在事上磨煉”，亦即"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問，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指通過"聲色貨利"這些日常事務，去體認"良知"。他反對離開事物去談"致良知”，認為在口頭上談"致良知"是無意義的，"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王守仁晚年重視“在事上磨煉”，是他“知行合一”思想在道德修養(yǎng)方法上的反映。
    （三）、 省察克治
    王守仁繼承與發(fā)展了儒家傳統(tǒng)的"內省”、"自訟"的修養(yǎng)方法，提出"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索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克已必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眾惡相副而來"。進一步發(fā)展傳統(tǒng)的"克己內省"思想，強調了"拔去病根次"斬釘截鐵久"掃除廓清"一毫不存"主張要不斷地進行自我反省和檢察，自覺克制各種私欲。這是對儒家傳統(tǒng)的“內省”、“克已”修養(yǎng)方法的繼承和發(fā)展，其中的包含的強調道德修養(yǎng)的自覺性和主觀能動性的合理因素，是可以批判地吸取的。
    （四）、貴于改過
    王守仁認為人在社會生活中總會發(fā)生這樣或那樣一些違反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過錯，即是大賢人，也難以避免，因此，在道德修養(yǎng)中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要能改過，首先必須對過錯要有認識，表示悔悟，但悔悟并不就是改過。“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這種“貴于改過”的主張，體現了王守仁在道德教育中的求實精神和向前看的態(tài)度，是可取的。
    王守仁道德教育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明王朝的統(tǒng)治，但他對于道德教育的某些主張，反映了教育和道德修養(yǎng)的某些規(guī)律性的東西，對我們是有啟發(fā)的。
    （五）、關于兒童教育的思想
    王守仁十分重視兒童教育，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比較集中地了他的兒童教育思想。現簡述如下：
    1、揭露和批判傳統(tǒng)兒童教育不顧兒童身心特點的弊端
　　兒童“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常常借故逃學，“以肆其頑鄙”，“以遂其嬉游”，放肆地從事各種頑劣活動，達到嬉游的目的。久而久之，“偷薄庸劣，日趨下流?！币蚨羁痰亟衣兜剑骸笆巧w驅之于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不顧兒童的身心特點，把他們當作小大人，這是傳統(tǒng)兒童教育的致命弱點。王守仁的揭露和批判可謂入木三分，切中時弊。
    2、兒童教育必須順應兒童的性情
    王守仁認為，“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牙，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萎。”（16）因而，他主張兒童教育必須順應兒童的身心特點，以誘導、啟發(fā)、諷勸的方法代替“督”、“責”、“罰”的方法，使他們“趨向鼓舞”、“中心喜悅”，這樣兒童自然就能不斷長進，就好比時雨風滋潤草木一樣，日長月化，生意盎然，而不是如冰霜剝落，生意蕭索。
    3、兒童教育的內容，“歌詩”、“習禮”、和“讀書”，具有促進情感和身體發(fā)育的作用。對兒童進行“歌詩”、“習禮”、和“讀書“教育，是為了順導兒童的意志，調理他們的性情，在潛移默化中消除其鄙吝，化除其粗頑，讓他們日漸禮義而不覺其苦，進入中和而不知其故，在德育、智育、體育和美育諸方面都得到發(fā)展。
    4、要“隨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王守仁認為兒童時期正處在一個重要的發(fā)展時期，兒童的精力、身體、智力等方面都在發(fā)展過程中，即所謂“精氣日足，筋力日強，聰明日開”。因此，兒童教學必須考慮到這個特點，兒童的接受能力發(fā)展到何種程度，便就這個程度進行教學，不可躐等。他把這種量力施教的思想概括為“隨人分限所及”。同時，王守仁還認為兒童教學“授收不在徒多，但貴精熟?！?
    王守仁的兒童教育思想，雖其目的是為了向兒童灌輸封建倫理道德，即所謂“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但他反對“小大人”式的傳統(tǒng)兒童教育方法和粗暴的體罰等教育手段，要求順應兒童性情，根據兒童的接受能力施教，使他們在德育、智育、體育和美育諸多方面都得到發(fā)展等主張，充分反映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這在十五、十六世紀就已提出，確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