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qū)幒啞酚袃煞N墨書風格，為兩人所書，第一種簡長而窄，單行書寫，第二種簡型短而寬，兩行或三行墨書。

第一種簡彌漫著草寫意味，這體現(xiàn)于，一是漢簡草書中的弧形筆道于此簡頗多，“日、目、月、口、冖、勹”等的右部皆曲轉(zhuǎn)，作“)”狀；二是，出鋒筆較多，包括大量弧形筆畫的收筆處，還有一些短橫、短撇的釘形筆末端，乃快速書寫所致；三是，因為速寫且收筆露鋒，筆畫間有些牽連的意味，比如“宀”的點筆。由于常切鋒起筆、不做藏護鋒毫，點線露圭角、出鋒芒，顯得筆勢凌利，這種尖利筆觸和大量弧曲線段構(gòu)成對比；點線粗細變化較大，一筆內(nèi)有時也顯粗細之變，可算是速寫隸書中富于鋒毫變化的墨跡。

第二種墨跡與第一種墨跡的相似處，是棱角分明和筆勢凌利，但第二種在字結(jié)構(gòu)上與第一種有區(qū)別，即不太遵守隸體結(jié)構(gòu)和橫扁字形，筆畫長短、形態(tài)比較隨意，釘形、棱形筆畫自如變幻，收筆不回鋒，體味不出隸書的波挑感，捺筆更似今楷的捺筆，也少有第一種字跡那種弧形筆畫，點線硬挺，字形內(nèi)收，絕少長筆逸出。

這兩種字跡一曲一直，一橫一縱，一放一收，各具特色，然而它們所示書體大趨向意義上的差別更引人矚目：第一種長簡屬于規(guī)范隸書之簡率草寫，“新體”因素不多；第二種短簡則顯露東漢新隸體面目，寫法富含活力及可變異因素，實際上近于拆散隸體結(jié)構(gòu)并重組。其實東漢初葉簡牘書寫已有了多種變異，寫得不是太草的墨跡，如武威磨嘴子王杖簡等，橫折處有明顯的提頓筆折法，提頓筆還引發(fā)了粗細筆變化；破城子“甲渠候粟君所質(zhì)寇恩事簡”有比較潦草的筆畫，草書寫法不僅提升效率，其中的點化筆、鉤連筆等更引發(fā)隸體筆畫的變異，以致生成早期楷書雛形。當然，這種變異的濫觴須溯至西漢后期。《序?qū)幒啞返诙N簡的寫法僅是東漢前葉日常書寫中的一例，而且其中所含“新變”因子也不比同期或早些時候的簡牘多，但《序?qū)幒啞分辽俦砻?，富于活力的俗寫隸書正在改變著傳統(tǒng)隸體。

C 長沙東牌樓簡牘

湖南長沙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發(fā)現(xiàn)馬王堆西漢墓、出土大量簡帛后，1993年長沙漁陽王后墓發(fā)現(xiàn)西漢初的木楬、簽牌、封泥匣等，1996年長沙走馬樓出土十多萬枚三國孫吳簡牘，2003年走馬樓又出土數(shù)千枚西漢簡牘，2004年長沙東牌樓又發(fā)現(xiàn)了二百多枚東漢末簡牘。長沙成為我國重要的漢簡發(fā)現(xiàn)地之一，所出簡牘年代集中在西漢初、武帝前期、東漢末、三國吳等時期。

2004年，長沙東牌樓7號古井（J7）出土一批東漢簡牘，共426枚，其中有字簡牘206枚，均為木質(zhì)（杉木）。這批簡牘形制有簡、牘、名刺、封檢、簽牌等。主要尺寸：簡以長23—23.5、寬1—2、厚0.1—0.6厘米居多，牘長20—27.9、寬2.2—6.3、厚0.1—1厘米，其中牘寬3或3.5厘米者為多。簡牘墨字有草、行、楷、隸、篆多體；簡牘上紀年有“建寧、熹平、光和、中平”等，均為東漢末靈帝年號，其中最早為建寧四年（171年），最晚為中平三年（186年）。

東牌樓簡牘書史補缺意義及書法研究價值

長沙東牌樓簡牘墨跡多體并存，寫法多樣，其中的早期楷、行、今草諸“新體”尤為引人關(guān)注。［2］這些漢末“新體”，雖仍遺留舊體（隸書等）痕跡，但它們比舊體簡約便捷，在實用書寫中占據(jù)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東牌樓簡牘里大量早期楷、行、今草墨跡，說明新體在東漢末已逐漸成為主流實用體。此前人們認識中的東漢書刻主要是銘石八分，東漢后期墨跡實物很少見，以致東漢中期至東漢末三國間有一段墨跡缺環(huán)。靈帝時期的東牌樓簡牘，一定程度填補了這一段手書墨跡的空白，早些時候出土的長沙走馬樓吳簡及其他幾種吳簡，也可補三國墨跡闕如。多體并存的東牌樓簡牘等墨書，反映了當時社會實用書寫實況，對研究東漢墨跡書法，對于考察楷、行、今草新體在漢末的發(fā)展、應(yīng)用情況，對整個書法史研究，都是頗有幫助的新資料。

劉濤先生曾申述這種意義：東牌樓簡牘如同一個樞紐，使出土的漢代簡牘資料在大時段上構(gòu)成了一個連續(xù)的系列，以簡書為一個系統(tǒng)，可清理有漢四百年日常書寫狀態(tài)及書法流變，向后延伸，可與魏晉簡書相銜接；結(jié)合碑刻摩崖書跡，可以探討碑版隸書與簡牘隸書的關(guān)系，進而全面研究漢隸的演進過程；東牌樓簡牘還可與三國吳簡、古樓蘭遺址發(fā)現(xiàn)的魏晉簡牘殘紙文書等銜接比照，來探討東漢后期書跡與魏晉書跡的關(guān)聯(lián)。［3］

漢末新體應(yīng)用

東牌樓簡牘雖有多體，但各體使用數(shù)量比例相差懸殊，這里將各種書體使用情況進行簡要統(tǒng)計（見表格），可以看出，早期行書、今草、新隸體所占比例較大，其次是早期今楷、規(guī)范隸體，章草和篆體最少。

東牌樓簡牘各書體及文書內(nèi)容統(tǒng)計［10］：

從上表可知，早期行書使用比例最大，占總數(shù)的42％；新隸體次于早期行書，約占總數(shù)的17％。事實上，早期行、楷書和新隸體看作同一系統(tǒng)也不為過。早期行書中書寫工整些的即為早期楷書，因?qū)嵱脮鴮懸话悴槐貙懙媚敲磭乐敚?，因?qū)嵱眯枰?、場合等因素不同，早期行、楷是可以隨時“換位”的；而早期楷、行書皆來自東漢俗寫隸書（新隸體），他們之間有著親近的血緣關(guān)系，甚至還要拉入草書這一“遠親”。東牌樓簡牘之新隸體、早期行書、早期楷書加起來就占了絕對優(yōu)勢——三者約占總數(shù)的70％，如果再加上早期今草，則所占比例更大。這種比例也說明，這三種寫法以其便捷、約省、實用等優(yōu)勢，成為當時日常書寫的主流字體，而且普及運用在日常公、私文書當中。

以上簡為東牌樓簡

從草體系統(tǒng)看，章草在實用中被舍棄殆盡，早期今草取而代之；草體實用度較差，但也占了近13％的比例。史書載：“（劉）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shù)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保?1］時在東漢明帝間。之后不久的章帝時期，大書家杜度擅長草書，“見稱于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事?！薄拔何牡垡嗔顒V通草書上事?！保?2］按當時文字使用規(guī)制，臣下上書天子，下級向上級呈報文書，是不能使用草書的，上述明、章帝特許以草書陳事，一方面出于兩帝對草書的特別喜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東漢初中期以后，草書由上而下廣受歡迎，由上層文人的尺牘競技，到草體普及于日常書寫，從起初運用于私信，到后來施用于官文書中，到三國魏文帝時“草書上事”就很自然了。應(yīng)該指出，簡牘墨跡中的早期今草體，也有相當多的是介乎早期今草和早期行書間的寫法，有些不見得是有意識專用“草書”，而是不自覺地寫出介于行、草間的字跡，其主導(dǎo)性的書寫意識就是實用、快捷、便利的書寫心理；從藝術(shù)角度看，這些草書俗寫法往往也缺乏技術(shù)含量和藝術(shù)高度。所以，簡牘墨跡類草書也不能完全與名家草書等量齊觀。

（采自《新出漢晉簡牘及書刻研究》，榮寶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