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9月05日

兩度更改行程后，印度總理莫迪終于踏上了日本土地。莫迪將南亞大陸之外的首次出訪安排在日本，而且時間長達五天；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則專程赴京都迎接，并全程陪同新德里這位新當家人，兩國的密切互動，足以顯示出亞洲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攜手合作的迫切愿望。

近10年來，東京不遺余力地構建日印在亞洲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新德里成為所謂“擴大的亞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是唯一與印度保持著政府首腦年度互訪的國家，這期間雙方高層互訪次數(shù)之多，幾乎相當于之前50年的總和。

由于東京的堅持和游說，印度與大洋洲的兩個白人國家得以擠進2005年開始出現(xiàn)的東亞峰會。作為報答，日本被引入到南亞區(qū)域合作聯(lián)盟當中，獲得了觀察員席位。兩國也于2010年順利簽署類似自貿區(qū)的《日印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與之對比，中印之間的自貿談判還處于漫無邊際的審議階段。

在亞太事務上“開門引入”新德里，東京成功地贏得了印度這個“準盟友”，又為全面滲入印度市場做足了準備。莫迪此次訪日，即攜帶了大批商業(yè)界人士，尋求更多日方融資和商業(yè)合作。日本也通過向印度的高速鐵路計劃提供相應的資金和技術的方式，為印度最終引進日本新干線掃清障礙。

當然，日印雙邊經貿還遠未發(fā)展到密不可分的程度，2013年印日貿易額約為160億美元，而同期中印雙邊貿易額超過650億美元，是前者的四倍多。日本財經界對新德里繁瑣的審批程序和糟糕的投資環(huán)境更是頭痛不已。

與滯后的經貿發(fā)展相比，日印在政治安全領域的合作，尤其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顯得更為密切和急迫。早在2004年，印度海上警備隊和日本海上保安廳就在阿拉伯海舉行“防范海盜及海上恐怖活動”聯(lián)合演習。今年1月安倍訪印期間，雙方強化了海洋問題上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強調基于國際法的飛越自由、民航安全和航行自由。

這次莫迪訪問，兩國又就海上安全和定期海上聯(lián)合軍演達成共識，并決定建立外交和防衛(wèi)“2+2”會談機制，推動雙邊高層在區(qū)域安全問題上的互動。這一決定的指向不言而喻，兩國海軍之前合作的主要領域是海上通道的維護、海事救援、打擊海盜等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隨著西太平洋海權爭端的不斷升溫，東京試圖通過引入新德里的方式，進一步平抑中國日益強大的海軍力量和海上活動能力。

亞太地區(qū)的兩大海上強權攜手深化合作，對雙方都充滿巨大誘惑。對東京來說，從日本海以下經馬六甲—安達曼海到阿拉伯海這條漫長的海上生命線將獲得更安全的保障，海上自衛(wèi)隊也有望在印度洋獲得更多活動空間；對新德里來說，走出“南亞幽閉癥”、擴大在西太平洋地區(qū)的軍事存在，既有利于維護自身在亞太地區(qū)不斷擴展的利益，又是邁向海洋和世界大國的重要前奏。

然而，考慮到中美等第三方因素，日印關系前景實非一馬平川。安倍是少有的為日印關系熱情歡呼的日本首相，其在2006年出版的《致美麗國家》一書中，甚至聲稱“未來10年日印關系若超越日美或日中關系，將毫不奇怪”?？杉幢阍谄渲髡拢瑑蓢谡伟踩I域的合作也并非想象中那樣順暢。安倍2012年底再任首相后，其右傾冒險主義的施政路線讓多國家敬而遠之，印度也不例外。對新德里來說，一個開放的、多極化的而非兩極惡性競爭的東亞更能使其從中獲益。新德里眼下完全沒有必要在一場看不到輸贏結局的博弈中加注冒險。

更何況，歷史的天平已經不可逆轉地從東京向新德里的方向偏轉。根據(jù)“全球掃描”等機構所做的長期跟蹤式民調，2011年，31%的日本人對印度持有好感，2012年上升為38%，2013年則為42%；消極觀感則從7%下降至4%。而同期印度對日本的好感從2011年的39%下降到2013年的33%，對其的負面觀感則從13%上升到15%。

這些數(shù)字從另一個角度彰顯了兩國角色和地位的微妙轉變。與衰落的日本相比，新德里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它的大國之路會越走越寬。

作者任職于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