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說曹操青年時期的經(jīng)歷平凡是比較而言的。

    因為曹操后來創(chuàng)立了豐功偉業(yè)，難免使其前期的經(jīng)歷也罩上了光環(huán)，要客觀地評價這個人物，就需要把鏡頭拉遠，放到東漢末年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中才能明晰他所處的位置。

    從政治經(jīng)歷上來看，曹操主要有兩條：一是參與了士人同宦官的斗爭；二是輾轉(zhuǎn)任職最高做到了太守（官秩二千石），頗有政績。

    這兩條其實很一般。自從東漢中葉宦官專權(quán)以后，士人同宦官的斗爭就沒有停止過，《后漢書》上諸多士人的傳記里面幾乎都有同宦官斗爭的光榮歷史，其中很多人的事跡比曹操要可歌可泣。

    譚嗣同在《獄中題壁》的詩中寫道：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這里面的“張儉”就是漢末同宦官斗爭的著名士人，也是和曹操同時代的人。張儉在任山陽郡督郵期間，上書揭發(fā)宦官侯覽在老家的暴虐罪行，并抄了侯覽的家——這可比曹操棒殺宦官蹇碩的叔父更絕——因此被士人列為“八及”名士之首。侯覽誣告張儉謀反，發(fā)動第二次“黨錮之禍”，在全國通緝張儉。張儉沒有曹操那樣有權(quán)勢的老爹，被迫逃亡，被到處追殺，走投無路，看見人家就去躲藏，因此譚嗣同稱為“望門投止”。在他逃亡期間，因為保護收留他被殺的人家有十多家，最后他跑出了大漢國土，跑到塞北才算撿了一條命。

    曹操同宦官斗爭的事跡只是漢末士人和宦官斗爭中的滄海一粟而已。至于他在濟南國期間除暴安良的政績和其它士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曹操的主要措施是打擊豪強，建立法度，是法家思想的威刑統(tǒng)治；但士人提倡的是儒家的仁義治國，漢末很多名士不僅在任地方官期間除暴安良，而且大力尊崇儒術(shù)，教化百姓，宣揚皇威，發(fā)展農(nóng)業(yè)，其治理效果要比曹操的好。曹操的做法在當時不是主流。

    從才學和聲望影響上看，曹操雖然很有才學，后來開啟了“建安文學”時代，但在當時不被認可。因為當時是經(jīng)學流行，而曹操在經(jīng)學上的造詣也就是“能明古學”而已，算是及格水平，因此不被重視。

    曹操的聲望影響也不高。當時士人們推崇的是象孔融那樣的才思敏捷，是象李膺那樣的清流超群，是象蔡邕那樣的淫詞華章，是象盧植那樣的博學多才；而這些曹操都沒有，他是宦官的后人，他在當時表現(xiàn)出的特點是任俠奸詐、機警權(quán)變，這個特點只被少數(shù)士人欣賞，他們是對東漢政權(quán)失去信心，認為天下將亂的士人。

    何颙評價曹操：“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p>

    橋玄評價曹操：“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鮑信評價曹操：“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并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茍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啟！”

    他們看重曹操都有一個前提，就是“天下將亂”，也就是說東漢的統(tǒng)治將要崩潰，而當時士人的主流還是希望革新政治，匡扶社稷的——因此曹操的影響只在少部分人當中。

    即便是后來引以為傲的軍事方面，曹操當時表現(xiàn)的也不明顯。他的軍事經(jīng)歷就是協(xié)助皇甫嵩大破穎川黃巾軍，其時皇甫嵩已經(jīng)用偷襲戰(zhàn)術(shù)擊潰了黃巾，而曹操正好帶著騎兵趕到，于是就和皇甫嵩一同追殺，只算是撿了個便宜。

    相比之下，士人出身的盧植、王允要比曹操出色多了。盧植曾被任命為北中郎將，獨當一面討伐黃巾軍主力張角部。盧植只有幾千人，卻連破張角的數(shù)萬大軍，并將其包圍。若不是因為宦官誣陷盧植免職，則盧植將成為平定黃巾之亂的第一功臣。

    王允也不象《三國演義》上講的那樣是個不會打仗的文人，相反他有相當?shù)能娛滤?，在豫州刺史任上，率軍大破黃巾軍別部，又會同皇甫嵩、朱雋徹底殲滅了豫州境內(nèi)的黃巾主力。

    王允、盧植等人的才學、治績、官職、聲望影響，在當時士人的眼里都在曹操之上，就更不用說身為士人領(lǐng)袖和希望的袁紹了，因此曹操在諸多士人俊杰中也就算個中等水平。

    當然，在曹操平凡的經(jīng)歷中蘊藏著不平凡的因素，就是他的權(quán)謀之術(shù)、實用政治、法家思想、軍事韜略，但這些因素的發(fā)揮需要相應(yīng)的環(huán)境，在當時的情況下還沒有這樣的環(huán)境，因此表現(xiàn)平凡也就不奇怪了。

    因為正史對大眾的誤導，有必要對在此期間時人對曹操的評價再辨析一二。

    一是何颙對曹操的評價：“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我認為這個評價純粹是后人給栽上去的，實際上不存在。因為何颙當時參加了以袁紹為領(lǐng)袖的政治集團，投身于士人借助外戚力量誅殺宦官的斗爭中，史載“颙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也就是同袁紹謀劃大計，在他眼中，安定天下的希望應(yīng)該在袁紹身上，否則他就應(yīng)該象另一個賞識曹操的鮑信一樣，死心塌地的跟著曹操走了。因此我想這句話應(yīng)該是何颙對袁紹的評價，由于袁紹后來敗給了曹操，因此正史把所有對袁紹有利的評價都廢棄不用。正如“古廟杉松巢水鶴”朋友說的：“正史就是一部勝者的歷史”。

    認為這條評論不存在的另一個證據(jù)是曹操后來對何颙的態(tài)度。何颙后來因為參與王允刺殺董卓的計劃暴露，被董卓逮捕，死在獄中（何颙是條漢子，寧肯一死也沒有供出王允等人，故王允后來才得以誅殺董卓）。何颙死后，身后之事沒有人管，在曹操挾天子都許后，還是荀彧趁著迎取叔父荀爽尸骨的時候收葬了他的尸首。若是何颙對曹操有此出色評價，則曹操應(yīng)該象對待另一個給他出色評價的橋玄那樣，感激他，照料他的后事。

    二是鮑信對曹操的評價：“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并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茍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啟！”鮑信是曹操的鐵桿兒，有此評價并不奇怪，這句話不能說明問題，因為諸如袁紹的屬下或者劉備、孫權(quán)的屬下對他們的主子肯定都有很高的評價，否則就不會死心塌地的追隨了。何況鮑信當時并不知名，他的這一評價在當時并不能產(chǎn)生很大影響。

    對曹操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評價是橋玄和許劭說的。

    在曹操還任俠放蕩的時候，他碰到了橋玄，橋玄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這個評價是真實可信的，因為后來曹操和他兒子曹丕曾用“太牢”之禮祭祀已經(jīng)去世的橋玄，“太牢”是用來祭司孔子的禮法，可見他們對橋玄的尊敬和感激。橋玄是當世大儒，聲名卓著，曾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他的評價使當時東奔西跑毛遂自薦的曹操總算有了名氣。

    橋玄建議曹操去找許劭，許劭是東漢末年著名的節(jié)目主持人，他主持的“月旦評”就和央視的“人物”節(jié)目一樣出名，經(jīng)過他好評的士人無不一夜成名。曹操滿懷希望的去找許劭，但許劭避而不答，曹操找機會脅迫他，許劭不得已說了句：“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許劭對曹操的這個評價是盡人皆知的，其實許劭的評價有兩種說法，上面這一種是《三國志·武帝紀》里面記錄的，而《后漢書·許劭傳》里則說是“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無論哪種說法，都是突出了曹操的兩個特點，一個是奸，一個是能，而對曹操的德操只字不提，在東漢那樣一個講究德操的年代，這個評價不能不說是貶義的。這從后來曹操的兒子曹丕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來，曹丕非常痛恨“月旦評”，恨不能要了許劭的命（可惜那時許劭已經(jīng)死了），可見許劭的這個評價對曹操產(chǎn)生了很大負面影響。

    因此，以曹操當時的聲望和影響，尚不足以成就大業(yè)，于是他投身到好朋友袁紹的陣營當中，參與了袁紹謀誅宦官的計劃，失敗之后又跟隨袁紹起兵討董卓，在軍閥混戰(zhàn)初期，又借助袁紹的支持經(jīng)略東郡，占據(jù)兗州，成為一方軍閥，打下了霸業(yè)的基礎(chǔ)。同白手起家的劉備、孫策這些人相比，曹操是幸運的。他的成功既因為有一個提攜他的好朋友袁紹，也因為他自身的才能。

    下面就是曹操如何經(jīng)略東郡，占據(jù)兗州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