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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紹昌
我的正式“工作”始于外事翻譯。至今將近半個世紀。記得那是1950年夏天，我才19歲，剛念完圣約翰大學醫(yī)科2年級。此時世界青年代表團即將訪問上海。這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接待數(shù)量較多的外賓。上海市政府對此甚為重視，由當時的外事處長黃華負責，成立接待辦公室，下設翻譯組，分為英文、法文兩個小組。由于上海解放不久，缺乏外事人才，英文翻譯就立即由市府從上海兩所美國教會大學即圣約翰和滬江的英文系畢業(yè)生中挑選。法文翻譯則調法國教會大學震旦和法商電車公司。我記得英文小組有圣約翰的王嫻真、林無畏和滬江的王宏洛、王祖美等，全都是女的。而只有我是例外，是一個男的醫(yī)科學生。我想我之所以“中選”也許和我的中學是教會學校（圣芳濟）有關。我們英文小組顧問是滬江大學的彭望荃教授。她約有 50歲，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美國留學生，學問極好，慈祥親切，就像我們這批年輕人的媽媽。遺憾的是她早就在文革期間去世了。我們的第一件工作是把一批約有30萬字左右的有關上海歷史、政治、經濟的資料譯成英文。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項任務。
資料翻譯完成后世界青年代表團抵滬。我被派陪同英國代表內特爾登作口譯，陪他參觀、訪問、出席歡迎會、座談會……等到翻譯任務結束，英文系的畢業(yè)生就被留在市府外事處。（后來只有林無畏在外事處一直干到退休。王宏洛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當了英語教師。王祖美是女高音，成了專業(yè)演員。）外事處的同志問我愿不愿意留下。我覺得當翻譯很不自由，特別是在陪外賓吃飯的時候，人家賓主愉快地交談，而我得經常放下筷子或刀叉替他們翻譯，太辛苦了。何況我當時少年氣盛，選擇醫(yī)生這個職業(yè)是受范仲淹的影響：“不為良相，當為良醫(yī)”。因此又回到了圣約翰去念醫(yī)科，告別了譯壇。誰知這不是永別而只是暫別。當然，這是長長的一別，待到重作馮婦（是個典故，表示重操舊業(yè)的意思）時我已是半百老翁矣。
1954年圣約翰大學醫(yī)科學院與震旦大學醫(yī)學院合并成為上海第二醫(yī)學院。1954年我畢業(yè)于上海第二醫(yī)學院而被分配在附屬瑞金醫(yī)院工作。先是做外科醫(yī)生。 1958年在搶救成功鋼鐵工人邱財康以后瑞金醫(yī)院成立了燒傷科，我就專治燒傷病人了。由住院醫(yī)生而主治醫(yī)生而主任醫(yī)生，20年來雖然工作很累而待遇很低，但治愈了許多危重病人，在醫(yī)學科學上也略有貢獻，故曾兩次上北京受毛主席、劉主席、周總理等接見并合影。在行醫(yī)期間，我也搞一些翻譯。不過那只是譯譯醫(yī)學文章，以供教學和科研之用，范圍很窄，工作量也不大。
“文革”后期我突遭厄運，身陷囹圄，五載鐵窗，幾乎丟了性命。待1980年5月我出獄時，已是將近知命之年，頭上還戴著一頂“刑滿釋放分子”的帽子。瑞金醫(yī)院拒絕接受我。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工作。其時也，我這個“分子”又兼“無業(yè)游民”，妻離子散，無以為生，日子很不好過。真所謂“煢煢子立，形影相吊，引頸四望，無枝可依。”我很少上街。偶爾上街，也是低頭而行，“破帽遮顏過鬧市”，極不愿見到熟人，因為有的熟人即使與我狹路相逢，也會轉過頭去，裝作不認識。人情冷暖，世態(tài)炎涼，我至此方有深切的體會。
卻是天無絕人之路，是年9月，上海外國語學院由于“文革”10年而致教師隊伍青黃不接，故登報招聘英語高年級教師。我為生計所迫，不自量力地鼓起勇氣報名應試。應聘者須經過筆試、口試。考試那天，我遲到了一個小時，蓋因學校遠，而我又坐錯了車。到了那兒一看，倒抽一口冷氣，兩間梯形教室里坐滿了三百名正在埋頭疾書的應聘者。我的心情，猶如老童生應鄉(xiāng)試，好不膽戰(zhàn)心驚。拿到試卷，是要求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譯成英文，不得用詞典。好在這篇文章幼時念過，對原文理解尚不致有誤。我就重新提起放下多年的譯筆，硬著頭皮將之匆匆譯完交卷。下午則是將一篇英文的文學評論譯成中文。中午休息時，我端著飯盒躲在角落里悄悄地吃飯。其他人都在熱烈交談，因為他們不是外語專業(yè)的老同學，便是教外語的同行?；丶业穆飞献遭?，被錄用的希望極小。別的應聘者基本上都是英語老師，大多是教中學的，也有少數(shù)是大學教師，只有我是個醫(yī)生。
在家中干等了一個星期，忽然收到書面通知，說是筆試及格了，讓我過兩天去口試。真是喜出望外，不勝雀躍之至?？谠嚂r到了上外，得知筆試及格者共16名。主試者是裘劭恒教授。裘劭恒教授一上來就用英語問我：“你本來是個醫(yī)生，怎么會來應聘英語教師？”我也就以英語回答，滔滔不絕地談自己坎坷的經歷。按規(guī)定是每人口試10分鐘，我卻一口氣談了20多分鐘。他們聽得出了神，也忘了打斷我。后來秦小孟教授一看手表，說：“夠了，夠了。你回家去等著吧?！边@次口試我自己覺得很有把握，因為自幼就有英語口語的環(huán)境。誰知在家中足足等了10天，卻音訊全無。我想這準是“政審不及格”，怎么可能錄用我呢？別再癡心妄想了，還是隨便找一份差事混口飯吃吃吧。就在我已完全絕望之時，第二天接到一只傳呼電話。是一個陌生人打來的，說的北方口音。他說：“我們是上外，你錄取了?！?我毫無思想準備，一時聽不明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問他：“你找我有什么事呀？”他又說：“我是上海外語學院人事處的。你口試及格，被錄取了。恭喜你。請你明天上午就來人事處報到。我姓黃，你直接來找我好了?！闭媸翘旖蹈Ｒ?，使我絕處逢生，我激動得幾乎掉下淚來。

一到上外人事處，那位董老師告訴我，口試及格者有3人，我這個49歲的“半老頭”是最“年輕”的，其他兩位均已年近花甲，分別是滬江和燕京兩所教會大學英文系畢業(yè)的。董老師立即給我辦了錄用手續(xù)，發(fā)給我上外的紅校微，這紅?；赵诋敃r是很吃香的。然后帶我到英語系見系主任章振邦教授。章教授滿面笑容地歡迎我，接著就說：“我們決定請你教高年級的英語精讀課。有一個班的任課教師突然病倒了，急須找人代課，你就辛苦一下吧。請你后天就上課?！蔽乙宦牷帕?，立即推辭說：“我從沒教過外語，怎么能一上來就教職高年級？至少也得讓我先學習一階段吧?！蔽艺f這話絕非謙虛之詞。非不為也，乃不能也。章教授笑著鼓勵我說： “你能行。我們知道的。今明兩天你去旁聽一下別的老師的課，到后天就可以講課了。”從此，我手中的手術刀換成了粉筆。我的生命開始了一個全新的篇章。我這個“刑滿釋放分子”怎么會被破格錄用的？在我的頭腦中一直是一個謎。直到3年后在我的錯案得到糾正的時候，上外的人事處長王益康才告訴我：“當時三百多名應聘者中你的考分最高，可是你頭上卻有一頂‘帽子’。在討論是否錄用你的時候有過激烈爭論。讓一個‘刑滿釋放分子’登上大學教師教席，國內尚無先例。最后是由王季愚院長毅然親自拍板的?！贝耸隆段膮R報》立即予以報道，稱贊上外領導有膽有識，敢于錄用一個“分子”為大學教師。此文一出，引起很大震動，多數(shù)人均認為這是重視知識分子的大好事。但在“乍暖還寒”的政治氣候下，也有對之大加撻伐的。王益康說：“當時我們受到各方面的壓力可大呢?！笔刮彝葱牡氖牵跫居捱@位可敬的革命老人和外語界前輩不幸在1981年就離開了我們。
做了外語教師，鴨子被趕上了架。講課時心里虛得很。只能從圖書館里借了不少英美經典著作來讀。年齡大了，記性和悟性遠不如年輕進，就挑燈夜戰(zhàn)，拿出當年讀醫(yī)科時背解剖書的勁兒，拼命往腦袋里灌。上?？平屉娪皬S聽說上外有個原是醫(yī)生的外語教師，就來找我把科教片譯成英文。我譯了一些，其中有的在國際上得了金獎。我毛遂自薦地給英文的《中國日報》寫文章，尚受歡迎。后來編輯部也常約我寫一些有關上?？萍歼M展的專稿。上海電視臺國際部也來找我將記錄片和專題片譯成英文。出版社也來約我譯小說。我變得應接不暇，疲于奔命，只恨時間不夠用。
1985年，在執(zhí)教近5年之時，我被評為副教授?！段膮R報》資深記者鄭重得悉此事后認為有新聞價值，就采訪了我，寫了一篇特稿，題為《從醫(yī)學專家到外語教授》，文中談了我年輕時在醫(yī)學上的成就、文革中苦難的經歷和以后的種種變化。鄭重的文筆好，文章寫得很感動人?？龅哪翘煸绯?，我6時半就離家坐校車來校上課，尚未看到報紙。當我8時走進課堂給國際新聞研究生班上課時，全班同學熱烈鼓掌歡迎我。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待見到他們的課桌上攤著《文匯報》，我才明白了。我還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同情我，鼓勵我，使我深受鼓舞。
1988年上海電視臺譯制科長黃其對我說：“我這里有一部美國的長篇電視連續(xù)劇《鷹冠莊園》，很好看的。你愿意譯嗎？”我說：“讓我試試看吧?！本蛣邮肿g了起來。此劇情節(jié)曲折，跌宕起伏，沖突尖銳，懸念不斷，演員陣容又甚堅強。使我最感興趣的是對白精煉而流暢，幽默而含蓄。翻譯起來極為過癮。電視劇在上視 “海外影視”欄目一播出，收視率極高。許多親友紛紛打電話來問我：“翻譯《鷹冠莊園》的那個錢紹昌是你嗎？”觸“電”的影響大矣哉。盡管在此以前我已譯過不少文章和小說，但其讀者量怎能與電視觀眾相比？至少《中國日報》上的文章是用的我的英文署名QIAN SHAOCHANG 是何許人也？我頓時成了“影視新朽”——新進入影視界的老朽！自此片約不斷，我已騎虎難下，欲罷不能。老牛的牛鼻子給牽住了，身不由已，只能向前。由《鷹冠莊園》而《大飯店》，而《鉆石》，而《蒙特卡羅》，而《成長的煩惱》，而《冷暖人間》，而《根》，而《浮華世家》，而《迷人的香水》，而《荊棘鳥》，而《卡薩布蘭卡》……10年來共翻譯了600余部（集）影視片。其中《成長的煩惱》、《根》、《荊棘鳥》等先后獲全國電視譯制片一等獎。與此同時我還將一百余部（集）國產片譯成英文，也有一些在國際上得了金獎。由于我個人經歷之獨特，各種媒體常加以介紹。朋友們說我是“老來紅”，也有的說我“因禍得?！?、 “你搞外語比做醫(yī)生好”，我只好對他們好心的評語報之以苦笑，心里卻想的是一句古話：“得失寸心知”。
譯海沉浮，幾近半個世紀。1950年我初任翻譯時才19歲，而今行年六十又八?？部腊肷?，黃梁一夢。回顧往昔，恍如隔世。竊思我之得以有今日幸福的晚年，皆感小平同志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之賜。所憾者我已垂垂老矣，精力大不如前。茫茫譯海，風光綺麗，搏擊其中，尚有幾何？但愿天假我年，庶幾能多出一些譯作，以彌補被剝奪的大好年華，則不虛此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