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不僅描述了108位好漢的風云故事，還描述了晁蓋、宋江兩代梁山領導人的理財過程。特別是宋江，書中言語隱隱表明，正是宋江，獨創(chuàng)了具有梁山特色的財務管理模式，其在內部控制領域的做法更是別具一格。
    梁山第一代領導人晁蓋終究不過是個講情理的董事長。他無法進行梁山的管理創(chuàng)新，而是簡單沿用了王倫時期的排名制。在各職能部門、組織結構的設置上，可謂“王規(guī)晁隨”。與王倫時代相比，梁山企業(yè)沒有本質的變化，只是規(guī)模有所擴大，職能有所細分，盈利模式有所改善。
    倒是“晁蓋新政”時期的“薪酬體系”或者“激勵機制”有些名堂。
    以晁蓋為核心的董事會成立，以吳用為總經理的經營班子重組之后，晁蓋們上山做了第一筆“打劫業(yè)務”，隨之便是利潤分配。
    眾頭領看了打劫的許多財物，心中歡喜。便叫掌庫的小頭目（專職財務核算員與倉庫保管員），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份，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份，山上山下眾人均分一份。
    將打劫所得的財物，平均分為公私兩部分：一半用于山寨的公共事務，比如“修整寨柵，打造軍器—— —槍刀弓箭，衣甲頭盔，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這部分錢是企業(yè)留存的未分配利潤，用于公共產品開支和擴大再生產。而余下的一半財物，平均分成兩半，即全部財產的1/4，由11位有交椅的大頭領均分；另外的1/4，則由其余的七八百號嘍啰平均分配。11位頭領平均分得的份額，大約是每位嘍啰的70    倍左右。
    梁山的薪酬體系，在不同階層之間拉開收入差距，體現了按貢獻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思想；而在相同階層中則實行平均主義，體現了公平與正義的基本原則。
    宋江上山后，梁山企業(yè)逐步做大做強，已不屑于攔路搶掠、收買路錢之類的草寇行為，而是不斷“走出去”，攻城拔寨，沖州撞府，單單在祝家莊，就搶了糧米五千萬石。
    及至宋江正式成為梁山的第二代領導人，經營策略又有了創(chuàng)新：原來泊子里好漢，但閑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若是上任官員，箱里搜出金銀來時，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納庫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糧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當。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如此之為，大小何止千百余處。為是無人可以當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來，因此不曾顯露，所以無有話說。
    至此，梁山眾人已經不再是低水平的草寇，而是專門劫富濟貧、力求以革命方式縮小貧富差距的好漢。
    宋江董事長的可圈可點之處，當屬完善職能部門，任用專業(yè)人士。像財務核算這種要害部門，    “宋董”堅持任用專業(yè)技術人士，啟用蔣敬就是最為精華的部分。
    這蔣敬何許人也？乃是梁山泊七十二地煞星之“地會星”，座次排名第53位，精通算學，綽號“神算子”。蔣敬當首席財務長，負責“掌管庫藏倉蔽，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算賬目”。
    蔣敬與宋江結識很久，緣分不淺。宋江濟陽樓寫反詩被捉，梁山好漢劫法場，救了宋江、戴宗，路過黃門山時，山上下來四位頭領，滾鞍下馬，拜倒在地。宋江一一扶起，才知四人是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他們都有一身武藝。蔣敬還有“神算”功夫，從此便歸降梁山做起專業(yè)財務管理工作來。
    《水滸傳》第七十一回排定的“梁山泊英雄座次”，有兩個職位與財務專業(yè)相關：一是掌管錢糧的職位，二是進行錢糧納入與支出核算的職位。前者主要由“小旋風”柴進掌管，后者由“神算子”蔣敬掌管。這兩個職位由不同的人分工負責，不僅是為了讓108位頭領各戴一頂非御封的“官帽”，更是為了滿足財務管理的牽制性、合理性的要求。柴進的身份具有明顯優(yōu)勢：一是后周的嫡傳子孫，是梁山泊好漢中為數不多的大財主之一；二是其“仗義疏財，結交天下好漢”。這兩個特征決定了柴進在擔任錢糧主管之后，比較容易得到各位英雄好漢的信任。有錢而不貪，使柴進具備了梁山財務最重要的職業(yè)道德。是的，即使在今天，具有良好職業(yè)素質的財務人員的安排，不也是讓許多企業(yè)煞費苦心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