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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袁耀《阿房宮圖》
清袁耀《阿房宮圖》絹本設色 縱219.8厘米 橫6.02厘米 12條屏
清 袁耀 《阿房宮圖》絹本設色 縱219.8厘米 橫6.02厘米 12條屏
袁耀《阿房宮圖》欣賞：這件作品與他晚年作的那副《阿房宮圖》不同，作品描繪的是畫家心中所想像的阿房宮勝景，畫面奇峰突兀峻峙，宮殿依山而建，層樓疊閣廣布于松蔭和山水之間，雕梁畫棟，金碧輝煌。全圖氣勢恢弘，筆法工整嚴謹，刻畫精細，青綠重彩渲染，著意華美瑰麗。作品右上角有他自己的替身：“擬阿房宮意。時庚午春月，邗上袁耀”。 袁耀，字昭道，揚州人，工山水，界面樓臺，約在乾隆中，待考，或說，他是袁江之子，亦待考。本圖將它作為一座行宮表現(xiàn)，少界面樓臺作品中常見的板滯氣，加進了山水畫的靈秀。明麗，使畫面顯得活潑而不失莊重，清雅而不失富貴，山、水、樹木。水草等自然景觀與人工所建亭臺樓閣合而為一，互為映襯，顯得造化天成，毫不牽強。在第2屏右上角，作者題云：“擬九成宮意”。
阿房宮[1]，是秦始皇在統(tǒng)一六國之后于渭河以南修建的豪華宮殿。阿房宮遺址位于秦都咸陽上林苑內(nèi)，距離陜西省西安市西郊約15公里處。西漢司馬遷在《史記》中詳細記述了阿房宮的規(guī)模，唐代杜牧曾經(jīng)寫過《阿房宮賦》，認為此宮殿被項羽焚燒，清代畫家袁耀也曾繪制過《阿房宮圖》。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將遺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但是至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和西安文物保護考古所組成的阿房宮考古隊花費五年時間勘查阿房宮遺跡所在地，勘查超過二十萬平方米，只發(fā)現(xiàn)幾處小面積的燒過的土塊。而阿房宮本身的夯土臺路基圍墻等的殘留顯示甚至連這一地基都未完成，考古人員因此推斷阿房宮當時并未建成，項羽焚燒的可能只是渭河以北的秦朝咸陽宮，因為秦咸陽宮遺址確實發(fā)現(xiàn)大片燒過的遺跡。[2]秦始皇大興土木建阿房宮、驪山陵是史上各代將其視為暴君的重要話柄之一，而“項羽火燒阿房宮”又是評價項羽殘暴不仁的力證，因此這一考古發(fā)現(xiàn)對于還原秦漢歷史有顯著意義。
修筑時間
阿房宮開始建造的時間司馬遷有兩個說法。《史記·表第三》載：“二十八，為阿房宮?！钡瑫摹肚厥蓟时炯o》卻記為秦始皇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多數(shù)人把后者當作阿房宮的始建時間。很可能的情況是秦始皇意欲新建朝宮的時間要稍早些，其間醞釀和規(guī)劃用去幾年。
阿房宮按規(guī)劃有規(guī)模施工的時間前后是2年7個月。公元前212年，秦朝修筑并開通了直道；又征集隱官刑徒70余萬人，分別修建秦始皇陵和阿房宮。兩年之后，秦始皇在東巡途中病逝，九月被埋葬在驪山，因集中人力覆土需要，遂將阿房宮建設工地上的勞力征調到驪山園。第二年即四月復建阿房宮，但當年冬天（前209年），數(shù)十萬起義軍洶涌而至，修建隊伍被迫停止。除去因覆土驪山暫停的7個月，共施工了2年7個月。
估算面積
按最近的考古勘察和試掘資料顯示，阿房宮夯土臺基東西長1270米、南北寬426米，夯土臺基的面積是54.1萬平方米。
據(jù)《史記》記載：“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阿房宮前殿東西為500步（693米），南北50丈（116.5米），總面積為8.07萬平方米，約占阿房宮面積的七分之一。城墻長1200米，寬450 米，總面積達60多萬平方米。前殿東北處有一座夯土臺，發(fā)現(xiàn)有臺階的痕跡，柱礎和下水管道。曾出土“高奴銅石權”、西漢銅器群及銅柱外箍、戶樞等文物。阿房宮遺址南起巨家莊、紀陽村，北至西安蘭州公路，其范圍都在方圓3公里之內(nèi)。
阿城
阿房宮基礎夯土臺基東西北三面建筑有高大的城垣，故又稱阿城，其名稱的出現(xiàn)不會晚于漢代?！?/font>漢書·東方朔傳》載：“舉籍阿城以南?！?/font>唐顏師古注：“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城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font>
考古發(fā)現(xiàn)，阿城的北垣長1270米。由于夯土臺基的西部和東部為現(xiàn)代村莊覆蓋，故西墻和東墻的詳細情況還不清楚。阿房宮遺址南起巨家莊、紀陽村，北至西安蘭州公路，其范圍都在方圓3公里之內(nèi)。
清袁耀《阿房宮圖》
清袁耀《阿房宮圖》
有關袁耀生平事跡的材料比起袁江來，甚至還要少。袁耀的姓名最早見于乾隆年間成書的《畫人補遺》一書，其文字記載僅寥寥數(shù)字，而且還是附在袁江小傳的條目后面：“……(袁江)有子名曜，山水樓閣尚能守家法。”還將“耀”字誤作“曜”字。
袁江和袁耀二人之間是什么關系？除去《畫人補遺》一書中說是父子外，還有“叔侄說”和“兄弟說”?！笆逯墩f”見于《中國畫家人名大詞典》(引《清畫拾遺》)：“袁耀，袁江從子。”“兄弟”說見于秦仲文的《中國繪畫學史》和李浴的《中國美術史綱》二書。不過秦仲文在書中說及袁江和袁耀時，口氣并不十分肯定：“大約還是兄弟?！薄笆逯墩f”和“兄弟說”出現(xiàn)的時間都很晚，而且根據(jù)都不充分，所以筆者以為應當以“父子說”為是。
光緒初年成書的汪瑁所著之《揚州畫苑錄》(引《春草堂隨筆》)收入袁耀之名：“袁耀，字昭道，江都人?！边@與袁耀作品上的落款和印章上的字號、籍貫是一致的。袁耀字“昭道”，取此二字為字號，顯然是其父袁江希望他取得與唐朝著名畫家李昭道一樣的成就，并且以李昭道之父李思訓自比。李思訓、李昭道父子在中國繪畫史上是以“青綠山水”和“金碧山水”聞名的畫家，被稱之為“大、小李將軍”。袁江讓自己的兒子以“昭道”為字，從這個細節(jié)上，也可以看出袁江繪畫藝術所景仰、所繼承的傳統(tǒng)及審美取向。
目前所見袁耀最早的作品畫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最晚的作品是止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瓊樓春色圖》軸(現(xiàn)藏廣東省博物館)，其創(chuàng)作時間前后達50年。由此推算，袁耀大約生于康熙后期，卒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后。袁耀出生時，袁江的年紀可能已經(jīng)比較大了，可以算是老年得子。
和其父袁江一樣，袁耀年輕時也在家鄉(xiāng)揚州從事繪畫活動。雍正年間山西臨汾人賀君召在揚州建造自己的私人園林，起名為“賀園”。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賀家又在賀園內(nèi)增建亭臺，建成之后，賀君召邀請揚州各界人士題名，袁耀是被邀請人之一。兩年后的乾隆十一年(1746年)，賀君召又請袁耀繪賀園亭軒殿閣十二景，與其他人題詠詩詞及園中匾聯(lián)匯之成帙，名為《東園題詠》。以上兩則出自《揚州畫舫錄》中的資料，都有明確的紀年，對于袁耀生活年代的確定極有價值。
袁江、袁耀的繪畫創(chuàng)作
在清代前期“文人畫”大為流行的時候，袁江、袁耀的繪畫在畫壇上是別具一格的。他們很好地繼承了前輩畫家(主要是宋、元、明工筆山水樓閣畫)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且有所創(chuàng)新，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揚州畫舫錄》中說袁江“初學仇十洲”，仇十洲即明中期“吳門四家”之一的仇英，而仇英又是以畫青綠山水為主，董其昌云：“李昭道一派為趙伯駒、趙伯鱷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
袁江早年學仇英的畫法，由此可見他主要是繼承了唐代李思訓、李昭道父子的傳統(tǒng)，這在袁江為其子袁耀所起號“昭道”中，亦可見一斑；宋代趙伯駒、趙伯鱷兄弟的“青綠山水”也屬傳統(tǒng)畫法；仇英則是一位擅長臨摹古代繪畫的畫家。看來，袁江在早年學畫的過程中，同樣也對前人，包括仇英的作品下過苦功夫。
袁江中年“得無名氏所臨古人畫稿，技遂大進”，有人推想袁江“中年所得無名氏所臨畫稿，有可能是宋人名跡”。從袁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范寬、郭熙、李成、李唐、蕭照、馬遠、夏圭、閻次平等宋代山水畫家的畫法都有所吸收和采納，在經(jīng)營位置(構圖)方面又吸取了不少元、明以來山水畫的長處。
袁江山水畫中的樓臺殿閣，更是繼承了唐、宋以來的傳統(tǒng)。樓閣畫也稱做“屋木”，在繪制建筑物時需要用界尺來劃線，“界畫”是我國傳統(tǒng)繪畫的畫科之一，元朝陶宗儀在《輟耕錄》一書中將繪畫分為十三科，其中即有“界畫樓臺”一項。唐以后，歷代歷朝都有專攻樓閣界畫的能手。但宋、元之際，“文人畫”得到很大的發(fā)展，界畫逐漸被視為工匠所為，地位日益低下，“世俗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到了明、清兩朝，擅長界畫的人已是寥寥無幾，作品大都缺乏意境和生氣。袁江、袁耀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元、明以來日益走下坡路的界畫，重新振興起來。
袁江在學習古代傳統(tǒng)的同時，也沒有忽視向略早于自己或與自己同時代的畫家們學習。在康熙、雍正、乾隆這段時間里，有一批以工筆重彩見稱、擅長青綠山水畫的揚州畫家，在畫壇上也相當活躍，比如李寅、蕭晨及顏峰、顏岳兄弟等。這幾個畫家的畫風都比較工整細致，與“文人畫”風格迥然不同。尤其是李寅，擅長界畫，山水畫學唐、宋人風格，雖然沒有明文記載說袁江曾經(jīng)向李寅學過畫，但是，對比李寅和袁江、袁耀的作品，他們之間在藝術上的聯(lián)系，是顯而易見的。李寅、蕭晨、顏嶧、顏岳等畫家的畫風對袁江、袁耀繪畫風格的形成，無疑有著極大的影響。袁江、袁耀正是在向前代和同時代畫家學習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別具一格的山水樓閣界畫，并且使傳統(tǒng)的界畫達到了新的高度，成為清朝畫壇上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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