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博友便這樣的指正：

    “此言差矣，若以5000年論，書法界貧民出身的還真不少，比如懷素、鄧石如，都是在書法史上立得住的腕，也都是貧民。 ”并以史志、自敘、他說為證——“懷素，自幼家境貧寒，這在他的自敘帖里有述。鄧石如少年時期就以篆刻換錢，這也在史?！僖载毠?，不能從學，逐村童，采樵，販餅餌，負之轉鬻，日以其贏給（食 亶）粥?！ㄊ玎嚲怪?，李兆洛）”

    我卻以為：

    “國人有一種習慣，即凡有所成者一定會鼓吹‘成’之前之艱難，有所優(yōu)者一定會鼓吹‘優(yōu)’之前之良善。說到最后，假話成真，連被鼓吹者也覺得自己開始確實太不容易，也跟著鼓吹起自己的為難了，畢竟這可以更加的顯示自己的不凡。目的無非是砥礪心志、成就品格，這種心愿也許是好的，美則美矣，但總有失之真實之嫌，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童話里講的都是騙人的故事’。”

    雖然有“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之說，但實實在在處歷史的是非曲直往往與人民無關。

    鄧石如的書法是十分了得的，四體皆精，有當朝第一的美譽，鄧又精于篆刻，創(chuàng)“鄧派”之尊。鄧石如的了得歸他的了得，但就這“四體皆精，當朝第一”聊聊八個字，就頗叫人疑惑，疑惑這他說、史志的精審性。先說說這“四體皆精”，鄧的書法當以篆隸為最高，能以篆筆運隸形，故所作隸書精謹綿密而不失高古；更能以隸意做篆體，故所作篆書雄渾蒼茫而頗富新意。至于他的楷書只在一般，行草則顯的有些鼓努為體、繚繞庸俗了。再來看看這“當朝第一”之說，有清一代碑學大興，篆隸二體的創(chuàng)作亦隨之大盛，就隸書一體而論，鄧之前有鄭谷口，鄧同時代的有伊秉綬、陳曼生、桂馥，鄧之后有何紹基、楊見山等等等等，皆是在異彩紛呈中能特立獨行者，孰高孰低是有仁智之見而不能、更不必界定的，我以為書畫之事能入古出新，冠以我貌者，即可冠以一“高”字，鄧石如先生即是個中高手。

    古人凡事喜歡說“第一”，鄧石如是第一、伊秉綬也是第一，大有惟我獨尊、天地歸心的豪邁；今人凡事喜歡說“最后”，汪曾祺先生死的時候說“最后”、啟功先生死的時候還說“最后”，頗有日薄西山、英雄遲暮的恓惶。書圣王羲之說“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然而就這四個字、兩個簡單的說辭的對比，就頗能讓人生出些許“今不如昔”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