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筆下的群眾運動被指過于成熟、完美，周立波的解釋是：“北滿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經(jīng)發(fā)生偏向，但是這點不適宜在藝術上表現(xiàn)。我只順便捎了幾筆，沒有著重的描寫。沒有發(fā)生過大的偏向的地區(qū)也還是有的，我就省略了前者，選擇了后者，做為表現(xiàn)的模型?！锩默F(xiàn)實主義的寫作，應該是作者站在無產(chǎn)階級立場上站在黨性和階級性的觀點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實之上的現(xiàn)實的再現(xiàn)。在這再現(xiàn)的過程里，對于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一切，容許選擇，而且必須集中，還要典型化?！保〒?jù)《現(xiàn)在想到的幾點》，見《周立波研究資料》）

不過，周的解釋并不能讓人信服，蔡天心就“認為土改的偏向，是可以在藝術上反映，問題是在于作者如何去反映……如能站在現(xiàn)實主義的立場上，揭示現(xiàn)實斗爭中所發(fā)生偏向，通過藝術的形象，加以批判，則是一個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最應該選擇的題材和主題……不能正確地選取農民在土改斗爭思想上本質沖突的問題，集中起來，形象地予以解決，這就喪失作品對現(xiàn)實的更大的教育作用?！保〒?jù)《從<暴風驟雨>里看東北農村新人物底成長》，見《周立波研究資料》）

其實，四斗韓老六的情節(jié)設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發(fā)動群眾之難，而在此過程中元茂屯農民的“覺悟”似乎也漸次提高，這應被視作蓄勢或伏筆，只是由于前三次斗爭失敗的原因跡近雷同（壞根搗亂），才使得第四次的勝利顯得有些突兀，好像壞根一旦不搞破壞群眾運動就會異常順利，而作者著意點破的致勝原因又非?？梢桑ǚ治鲆娚掀?。因此，盡管四斗方勝已不無曲折，但仍然讓人覺得勝利來得太快了。

（圖注：《暴風驟雨》封面，圖片來自網(wǎng)絡。）

土改中群眾運動的偏向，概括來說就是先右后左。右的表現(xiàn)主要是工作隊包辦代替，走“上層路線”，而不去發(fā)動群眾，群眾也心存疑慮不敢出頭。據(jù)《尚志縣砍挖運動的點滴經(jīng)驗》（尚志乃是《暴風驟雨》的兩個取材地點之一）一文（見《黑龍江革命歷史檔案史料叢編：土地改革運動》）介紹：土改運動初期斗爭較徹底、毛病也較少的地區(qū)不多，更多的是夾生地區(qū)。“這種地區(qū)主要特點是干部（村干）包辦，流氓帶頭，群眾不動?！北热缬袀€村子的干部開會回去后，不組織群眾醞釀，而選出幾個流氓當“斗爭員”，抓人、起東西、開斗爭會都由“斗爭員”負責。群眾把參加斗爭當成“官家命令”，得到果實說是“官家賞的”。群眾沒有動員起來，就難免會造成干部和積極分子侵吞斗爭果實，甚至斗爭對象乘機翻把。

考慮到土改是一種動員民眾、贏得戰(zhàn)爭的策略，像這樣“群眾不動”的“運動”顯然是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的。而要讓群眾動員起來，就必須啟發(fā)其“階級覺悟”?！渡兄究h砍挖運動的點滴經(jīng)驗》表揚的好地區(qū)就是“先從群眾思想醞釀著手，提高了群眾階級覺悟以后，便完全由群眾自己動手”。可是對于中國農民來說，“階級”完全是個陌生的概念，在其思想意識中只有“財主”和“勞金”之類的分別，但也并非勢不兩立不斗不行。日子過得好壞，更多地取決于時運的好壞、權勢的有無及勞作的勤懶等，而不會歸結為剝削。所謂提高“階級覺悟”，正是要改變農民的這一固有觀念，認識到是像自己一樣的“窮哥們”養(yǎng)活了地主而不是相反。

于是，在反復的啟發(fā)誘導下，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產(chǎn)生了，又在進一步的刺激下轉化為怒火，向地主討回公道的欲望終于變得不可遏抑?！侗╋L驟雨》里趙玉林、郭全海等人的“覺悟”過程就是這樣的，但被批評“思想的成長卻表現(xiàn)得不夠”（蔡天心）。因為，農民的觀念改變往往不是那么容易，總會有反復和動搖，并且斗爭地主的行動也不盡是階級觀念的驅使。

很多時候，群眾動員起來就好，至于是怎樣動員起來的往往不堪聞問。換句話說，農民起來撲向地主就實現(xiàn)了動員的目標，至于他們如何“各懷心腹事”就不予細究了。有研究者指出：“當黨的標準與農民自己固有的標準不一致時，黨的標準在實踐中大多還是無形之中遷移于革命農民的情緒和利益考慮，轉而盡量尋找與農民有關‘敵人’的敘述結構相吻合的對象作為革命組織的‘敵人’”（見《鄉(xiāng)村社會中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jù)地為中心，1924—1934》）尚志的一個工作隊便認定在“啟發(fā)群眾的階級覺悟，組織群眾的思想醞釀”之后，其任務即告完成，“至于群眾的行動（抓人、斗爭、起東西、分果實等），由群眾自己做主，群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據(jù)《尚志縣砍挖運動的點滴經(jīng)驗》），這其實為后來發(fā)生“左”的錯誤埋下了隱患。元茂屯農民斗爭韓老六，大多是怨恨其壞事做盡欺人太甚，即不講“道義”破壞“倫理”，至于“殘酷剝削”倒鮮有提及。可是即便如此，群眾不也已經(jīng)動員起來了嗎？

除了對地主或敵人的怨恨，認識到地主是少數(shù)農民是多數(shù)也會促使農民加入斗爭的行列，而斗地主的劇場效應則更能激發(fā)農民的超?！鞍l(fā)揮”。一如張鳴所說，“這時候的人實際上進入了一種特定的劇場，主演者感染著所有的人，人人（除了被斗者）都投入到劇情中，互相感染著、激勵著，仇恨開始疊加，憤怒自然升級。群體一致的行動，高昂的情緒賦予了表演的‘正當性’”（據(jù)《華北地區(qū)土地改革運動的運作（1946~1949）》）。對此，《暴風驟雨》倒是有著比較生動的描述。這或許可以視作該書對群眾是怎樣發(fā)動起來的最有力的揭示，盡管作者其實意在贊美“窮哥們”的力量。

（責任編輯：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