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賢的盛氣

所謂“隱形人”，是指明明角色很重要、很關鍵，偏偏“人氣”和身份極不相稱的人。如果說，太平天國核心層里，前期最神秘的隱形人是胡以晄，那么，后期最神秘的隱形人，非李世賢莫屬。

都說太平天國濫封官爵，高干不值錢，但有一個職務他們從來沒濫封過：軍師。1856年天京事變以前，連死去帶活著的，軍師一共才4位，連石達開都當不上；1856年后，能封上軍師的也就石達開、洪仁玕、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6位，外加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的繼承人掛名，活躍于政治、軍事前臺的，經常只有3、4人，地位不可謂不重要。這樣重要的人物，知名度卻不相稱，信息量也不高，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

熟悉太平天國史事的朋友也許會說，楊輔清也是軍師啊，人氣和知名度不是比李世賢還差？這話是沒錯，可楊輔清中間脫離過一段，全盛時也不過號稱10萬人馬，連塊穩(wěn)當點兒的地盤都沒有，而李世賢不但坐擁幾十萬大軍，一度是浙南、蘇南幾十座大小城池的主人，更是天京失陷后太平軍實際上的主心骨、全軍統(tǒng)帥，他在金華的王府至今保存完好，恐怕是太平天國軍師一級王府中保存最好的（南京的瞻園號稱“東王府”，其實楊秀清只住了3天）。

就這么一位叱詫風云的人物，卻始終有些“邊緣化”：太平天國官方文書除了慣例的詔書列銜和天歷獻歷奏，提到李世賢的并不多；清軍方面，一直和他正面對敵的左宗棠，搜集他的情報也不如浙北李秀成部來得翔實，《李世賢密札》這樣的山寨文書就更不用說了。民國以降，太平軍逐漸成了正面形象，可李世賢依舊不受待見，《洪秀全演義》什么的對他著墨甚少，陽翰笙的《天國春秋》，李世賢只在楊秀清下令破江南大營時被提了一下名字，連個臉都沒露，《忠王李秀成》是寫他堂哥的戲，可他連名字都沒被提到過。建國后拍的幾部和太平天國有關的影視劇，只有《太平天國》里能找到他的身影，可這位堂堂大將，卻總是被安排跑些可有可無的龍?zhí)?，幾十萬大軍、半個省地盤，都仿佛不存在一般，實在膩味得不行。

其實李世賢可不是個膩味人物，恰相反，他是太平天國少有的爽快人。

地地道道的“外將”

和堂哥李秀成不一樣，李世賢是地地道道的“外將”。

他也是在辛開元年（1851年）八月，太平軍蕭朝貴部經過家鄉(xiāng)、廣西藤縣大黎里新旺村時，和全家一同入伍的，李秀成入伍時已有近30歲，李世賢是他堂弟，應是25歲左右的小伙子。

他跟著大軍進永安、出廣西、下武昌、破南京，并沒有什么特別紀錄留下，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于他而言也沒有特別意義，因為他在天王洪秀全進城前的一天（1853年8月28日）隨殿左一指揮羅大綱、木一總制吳如孝去打鎮(zhèn)江，而后一待就是差不多4年。

鎮(zhèn)江是天京東大門，戰(zhàn)略位置十分重要，一破江南、江北大營的大戰(zhàn)，最初就是圍繞鎮(zhèn)江的爭奪展開的，這座敵后孤城堅守如此之久，在軍事角度是一個奇跡。

但對于把守鎮(zhèn)江城的各級將領而言，就未必是什么好事：總在一個遠離朝廷的地方呆著，既不容易被“上面”賞識，也難有立大功的機會，提拔起來就要慢得多。原本地位不低、資歷也很老的吳如孝，做總制的時候李秀成還是圣兵，陳玉成還是連圣兵都不算的牌尾，可1856年夏天，秦日綱帶領陳玉成、李秀成等來救鎮(zhèn)江時，陳、李都當了正牌丞相，“官居極品”，而鎮(zhèn)江城主將吳如孝卻只頂替了前任羅大綱的殿左五檢點，變成了陳、李的下級，他手下的主要將領謝錦章、覃熙章等只是指揮、將軍，名不見經傳的李世賢官職未能流傳，但肯定不會比將軍更高，連高干都算不上。

天京事變不僅是太平天國、也是許多太平天國人物命運的轉折，由于大量骨干死于這場浩劫，太平天國人才匱乏，不得不啟用大批后起之秀，李世賢的堂哥李秀成因為在救鎮(zhèn)江、反攻皖北的杰出表現(xiàn)，被先后提拔為地官正丞相、合天侯，而一直在鎮(zhèn)江當一顆默默無聞螺絲釘?shù)睦钍蕾t也得到了出頭機會，被從鎮(zhèn)江選拔出來，派去蕪湖鎮(zhèn)守，成為獨當一面的將領。這應該是1856年底或1857年初的事。

這年九月，鎮(zhèn)江再次告急，洪秀全派哥哥安王洪仁發(fā)領銜赴援，剛剛被提拔不久的李世賢受命擔任洪仁發(fā)的先鋒。這是被稱為“無能”、“庸鄙”的洪仁發(fā)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上陣，能當他的先鋒，想必是被認為很能打的（因為洪仁發(fā)很不能打），可見此時李世賢已小有名氣。

不過李世賢再能打，攤上一個庸碌的主帥，和眾寡懸殊的戰(zhàn)場形勢，也是沒咒念，他們不但沒能救得了鎮(zhèn)江，自己反倒被圍了個水泄不通，好在李秀成這時也受命趕來救場，雖沒能給鎮(zhèn)江解圍，好歹把洪仁發(fā)、李世賢，連同突圍到高資的吳如孝鎮(zhèn)江守軍，一股腦救回了天京。

也不知是否跟天京無緣，注定做一輩子外將，回到天京后，安王洪仁發(fā)削去王爵，回家養(yǎng)老；李秀成被任命為副掌率，留在朝中輔政，李世賢卻再度被趕回蕪湖，繼續(xù)為天京城把守西大門。

這時他的官爵，據李秀成后來回憶，是侍天福，卻不記得是哪一年的職務，照理說這個職務應該是1858年前后獲得的，因為他不可能官做得比李秀成更大，而后者到1858年初才是個侯爵，比福爵低三級。

由于逼走了石達開，加上人才喪失，1857-1858年的太平天國版圖日蹙，天京城也重新被圍上了，情況甚至比1856年還要糟：當年太平天國有鎮(zhèn)江、瓜洲、句容、溧水等外圍據點，有安徽、江西、湖北大片后勤基地，而如今卻只剩下安徽沿江的一小片地盤，其余都已落入清軍手中。李秀成不得不懇請洪秀全，允許他出城設法解圍，戊午八（1858）年二月，他從天京出發(fā)，第二天就來到蕪湖，第一個和堂弟李世賢交換意見。

兩人最初的計劃，是李秀成打江北，李世賢打江南，兩人成犄角之勢，可二李的兵力都很單薄，結果江北的李秀成陷入苦戰(zhàn)，江南的李世賢雖然屢屢在野戰(zhàn)中打敗清廷大將鄧紹良、周天受，卻很難開創(chuàng)出更好的局面。

改弦更張的李秀成在這年六月發(fā)起樅陽大會，與陳玉成、韋俊等各路太平軍外將達成聯(lián)合作戰(zhàn)的協(xié)議，李世賢也暫時離開皖南，赴江北配合堂兄作戰(zhàn)，取得了收復廬州、三破揚州，和二破江北大營的勝利，他的職務也被提升為左軍主將侍天義，成為太平天國的第一級統(tǒng)帥。

羽翼漸豐的李世賢似乎并不打算總充當堂兄的配角，這年九月，他渡過長江，取道溧水重返皖南。

此時翼王石達開正經營浙江，皖南清軍餉道被切斷，軍心浮動，李世賢抓住時機，接連發(fā)動會戰(zhàn)，先后擊敗清江南提督鄭魁士部，全殲浙江提督鄧紹良部，取得了灣沚大捷的勝利，殺死了清廷悍將鄧紹良和鄭魁士部將、通永鎮(zhèn)總兵戴文英。然而就在戊午八年底，韋俊叛降清廷，加上石達開部遠征福建，皖南局面出現(xiàn)反復，李世賢也陷入苦戰(zhàn)。

盡管如此，灣沚大捷還是太平天國中期屈指可數(shù)的漂亮殲滅戰(zhàn)，更難得的是，和大多數(shù)殲滅戰(zhàn)太平軍倚多為勝、習慣召集幾路聯(lián)軍對敵不同，此役李世賢孤軍奮戰(zhàn)，而清廷反倒集中了幾路人馬，勝利自然更為難得。然而和同期的擔子-烏衣之戰(zhàn)、官亭長城之戰(zhàn)，以及著名的三河大捷相比，灣沚大捷很少為歷史專業(yè)以外的人士所熟知，也許在大多數(shù)人看來，皖南是次要戰(zhàn)場，無需投注太多關注吧。

不過就事論事，這次洪秀全的賞罰還是分明的：己未九（1859）年秋，繼堂兄李秀成封為忠王后，李世賢也被封為忠正京衛(wèi)軍侍王雄千歲，成為1859年太平天國重新封王后的第四位王爵（洪仁玕、陳玉成、李秀成，石達開的王爵是原先就有的）。

這年十二月二十日，堂兄李秀成再次從天京兜了個大圈子，悄悄進了李世賢的蕪湖城，兩人一待就是十多天。

李秀成出京的目的，還是解天京之圍，他最先想到的自然還是堂弟李世賢，想出的計策，是“圍魏救趙”，佯攻杭州，引誘江南大營分兵，然后迅速回師解圍。

庚申十年（1860年）正月，二李從南陵出發(fā)，從寧國、廣德山路進入浙江，攻克蘇浙皖三省交界的安吉、長興，然后大造聲勢，揚言全取浙江。李秀成帶領輕騎直撲杭州，而李世賢則大張旗鼓地圍攻戰(zhàn)略要地湖州城。

當兩人發(fā)現(xiàn)清軍果然上當，派出張玉良部回援，就迅速沿著早已探明的莫干山小路回兵，先在建平召開大會，分配任務，然后兵分五路猛撲江南大營，李世賢的任務是攻打句容，切斷江南大營的退路。

公平地說，李世賢并沒很好完成這一任務，他幾次攻城不下，就干脆帶了本部人馬轉往西進，直接去夾攻江南大營了，最終這場集中太平軍幾乎全部主力的大會戰(zhàn)，打成了一個擊潰戰(zhàn)，幾萬清軍連同他們的主將潰退到蘇南，帶來許多麻煩，李世賢的急躁和擅自改變計劃，是一個重要原因。

江南大營解圍后，陳玉成、李秀成、楊輔清等紛紛出征，而李世賢卻動向不明，他的部將攻克溧陽，轉戰(zhàn)句容、溧水、丹陽、金壇，他本人則連行蹤都很難被捕捉到。

這年八月，當李秀成不顧洪秀全的“掃北”指令，率部南下，準備赴江西接應當?shù)仄鹆x軍時，李世賢也再度進入皖南，攻克徽州，并在這年年底會合其它幾路太平軍兩次逼進祁門。祁門是湘軍主將曾國藩的大本營，而且兵力單薄，可惜李世賢情報工作實在太差，居然壓根就沒發(fā)現(xiàn)這個“大妖頭”竟在眼皮底下，只馬馬虎虎攻了兩次便去搶其它地盤了。

年底，天京方面下達了再次“圍魏救趙”，攻打武漢，為安慶解圍的命令，李世賢在辛酉十一年（1861年）二月從浙皖邊界取道婺源入江西，尾隨堂兄李秀成開始所謂二次西征。

許多人都知道，李秀成對二次西征興趣索然，最終遲到，但他畢竟還是到達了武漢外圍預定位置，而李世賢則不然，他出發(fā)沒多久，就碰上湘軍左宗棠部，在景德鎮(zhèn)、樂平連打了兩仗，一勝一負，據時人記載，雙方都喪失了一半戰(zhàn)斗力，但這時石達開部從廣西返回的譚體元等部人馬、原來徘徊于江西、福建、兩廣的花旗各部，紛紛趕來投奔，李世賢的實力得到相當補充，再接再厲，進入湖北應該不難，他卻借樂平之敗來了個大掉頭：這年四月，他帶著擴編后的軍隊掉頭往東，殺奔浙江，四月十七日，攻下了金華府，并在這里設立王府，作為自己的大本營，這就是至今保存完好的金華侍王府。

這年八月，李秀成從湖北回師，兄弟二人合作進取浙江。浙江本有11府城、78個州縣，到了年底，留在清廷手里的只有溫州、衢州兩個府城，永嘉、西安兩個臨時府城，以及龍泉、泰順、慶元、瑞安、平陽、定海六座縣城而已。

按照二李的協(xié)議，浙北杭州、紹興、嘉興、湖州四郡及其屬縣歸李秀成，其余七郡都歸李世賢，全盛時期，李世賢擁有浙南金華、嚴州、處州、寧波、臺州五郡全部或大部，溫州、衢州一部，以及蘇南溧陽等地，是僅次于陳玉成、李秀成的第三大實力派。

但和陳、李不同，李世賢在朝中似乎始終沒有什么發(fā)言權，保存下來的幼主封官詔書不少，而李世賢請封的只有一例；陳玉成曾經獲得文衡總裁、全軍統(tǒng)帥的職銜，并多次建言朝政，李秀成也幾度在天京擔任朝臣，甚至楊輔清也以修東王府的形式，在中樞露了個小臉，惟有李世賢似乎是天生的“外將”，不但本人總是和天京擦肩而過，彼此間似也保持著“安全距離”。

壬戌十二年（1862年）夏天，考驗李世賢的時刻到了：湘軍曾國荃部突然楔入太平軍腹地，把大營扎到了天京城外的雨花臺，而與此同時，恢復元氣的左宗棠部也開始從衢州進犯浙江，侵蝕李世賢的分地，同時接到分地告警和天京告急文書的李世賢最終選擇了兩頭兼顧，他留下10萬左右人馬守浙南，自己帶領5路人馬，約7萬精兵開往天京城外。很顯然，他并不想回到天京，因此囑咐留守將領，堅守50天，50天后我準回來。

但他再沒能回來：由于人心不一，由李秀成領銜的天京解圍戰(zhàn)功虧一簣，而李世賢卻迫于洪秀全的瞎指揮，不得不去攻打金柱關，試圖打通天京糧道。這年冬天，浙南領地因兵力空虛，被左宗棠逐漸攻占，無法脫身的李世賢百般無奈之下，只得下令浙南殘部從昌化繞道，向皖南轉移。

此時他把侍王府設在溧陽，手下還有不少人馬，但地盤卻只剩下溧陽周圍一小塊。甲子十四（1864）年正月，溧陽守將叛變，他連這塊老窩都丟了，母親、妻子都落到李鴻章手里。

在李秀成的授意下，他帶領自己和李秀成的十多萬殘余人馬從湖州出發(fā)，前往江西產糧區(qū)休整，李秀成的原意，是讓他們等到秋天，天京周圍糧食成熟，再回來解圍。

沒想到湘軍在夏天就攻陷了天京，幼天王洪天貴福逃到湖州，派人寫信給李世賢，表示將放棄湖州前來會合，讓李世賢迎接。

接下來耐人尋味的一幕發(fā)生了：幼天王讓李世賢去撫州、建昌，半路卻聽說后者去了瑞金；拼命追到瑞金，李世賢卻去了福建，最終幼天王的主力在距離李世賢人馬幾十里外的石城被擊潰，太平天國的世系就此斷絕。

天歷八月二十七日幼天王全軍覆沒，僅過了兩天，李世賢就在福建大破湘軍，殺死名將張運蘭，九月初二，攻克了名城漳州，十月更在萬松關取得大捷，殺死了福建清軍最高指揮官林文察，此后半年間，他在漳州招兵買馬，積極聯(lián)絡外國，打出了“復興太平天國的旗號”，全盛時期，他控制了閩南1/3的地盤，軍隊擴充到20多萬。這番興旺局面甚至引來外國人的關注，不但西洋報紙紛紛報道，逃到倫敦的李秀成舊部呤唎寄予厚望，美國冒險家白聚文更不惜冒死偷渡，試圖投奔他。

然而他的“中興”只是曇花一現(xiàn)。由于閩南地方狹小，大軍周旋不開，且物資補給困難，李世賢又始終未能建立起水師，名義上歸他指揮的汪海洋等部和他戰(zhàn)略思想發(fā)生分歧，最終被清軍的反撲各個擊破，乙好十五年（1865年）四月初一日，漳州陷落，十二日，他的軍隊在永定之塔下潰散，他本人潛藏兩個多月后，于七月初六日逃到廣東鎮(zhèn)平，投奔汪海洋，四天后被惟恐他追究擅殺責任、奪去軍權的汪海洋害死。他的無端被害令太平軍軍心瓦解，最終在不到半年內全軍覆沒。

李世賢的盛氣和“外心”

雖然和李秀成是堂兄弟，但兩人性格差異很大。

李秀成很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大部分同事和他都相處得不錯。他和陳玉成之間矛盾重重，但兩人始終維持了基本的合作關系，并沒有撕破臉；他和洪家子弟可謂水火不容，但大面子上仍然過得去，天京陷落前夕，洪姓諸王還能跑到忠王府，和他一起開軍事會議，至于其他朝臣，跟他更是相處融洽。他和洪秀全之間屢屢發(fā)生爭執(zhí)，洪秀全罵過他，他也頂撞過洪，但最終兩人都能言歸于好，洪賜他龍袍，讓他用自己的“秀”作名字（這可是除了楊秀清再無第三人能享受的殊榮了），他也陪著洪秀全死守天京到底，拼掉自己性命讓洪秀全的兒子遠走高飛。

李世賢則完全不一樣。據當時清方記載，他和大多數(shù)太平天國重臣關系惡劣，洪秀全派到他麾下的駙馬鐘萬信、侄子洪春元，都跟他合不來，1861年洪秀全突發(fā)奇想，先把國名改為“上帝天國”，幾天后又改名“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以表明天下是姓洪的，此舉遭到大多數(shù)將領反對，李秀成、陳玉成等都不服命令，但后來李秀成等顧全大局，仍然在形式上遷就了洪秀全，而李世賢寧可被撤職罷官也要抵制到底。當然，李世賢是擁有地盤和大軍的外將，撤職不過是一種形式，并無實質意義，不久后洪秀全也改用拉攏手段，封李世賢開朝正忠軍師、殿前戶部又正地僚，可李世賢油鹽不進，1865年初，天京已經陷落近半年，他在漳州打出的仍然是“太平天國侍王李”的旗號，寧可不當人人垂涎的軍師，也不肯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六個大字。

李秀成南下蘇南、浙北，在皖北仍留下3個縣，蘇南自己地盤里，則有陳玉成和半獨立的陳坤書分地和自己犬牙交錯，雖然也有摩擦，但彼此尚可保持一定合作、協(xié)同，而李世賢在皖南、蘇南，卻和除李秀成外其他“山頭”關系惡劣，最終堂堂軍師，只剩下溧陽一座城池，自己的大本營蕪湖、由自己獨立或參與攻克的金壇、丹陽、溧水等城市，都被其他將領瓜分殆盡。

盡管左宗棠和劉典等清方大員都說他對下屬寬厚，但在某些方面，他卻盛氣凌人：他分配留守任務，只讓守將李尚揚死守50天，說50天后守不住就沒有責任，卻既不交代作戰(zhàn)計劃，又不賦予機斷大權，結果他前腳一走，后腳浙南幾十座城市的守將就自行其是，亂作一團；他曾捉住不少清廷大將，如張運蘭、林文察，幾乎都是立即處死，這和太平軍大多數(shù)將領的習慣迥異——陳玉成、李秀成一般都會先勸降，再軟禁，實在沒辦法才殺。

據說他是個很好面子的人，《庚辛泣杭錄》記載，太平軍鄧光明部有個新加入的“先生”也叫李世賢，和侍王李世賢同名同姓，就因為不肯改名，被鄧光明殺死。鄧并非李世賢而是李秀成的部將，桐鄉(xiāng)也不在李世賢分地范圍內，太平天國后期的“規(guī)矩套子”、繁瑣到讓人不知所措的“欽定敬避字樣”規(guī)定了一大堆必須避諱的字，卻并沒有后期諸王姓名須避諱一說，鄧光明之所以“高標準嚴要求”，去遷就一個并非自己頂頭上司的領導，自然是熟知李世賢稟性，惹不起躲得起了。

他是“外將”，累計呆在天京城的時間，往多了算也不會超過4個月，因此“外心”也是很明顯的：西征“圍魏救趙”，包括不情愿前去的李秀成都設法趕到預定地點，他卻只作了不到一個月嘗試便淺嘗輒止，回頭追求浙江地盤；蘇南戰(zhàn)事失利，天京無法守住已成共識，李秀成的反應是回城苦勸洪秀全轉移，如果洪不肯就“逼氣以陪其亡”，寧可送死也要愚忠到底，而李世賢的反應則是你不仁我不義，你洪秀全愿意死就在天京城守著，我可是要遠走高飛的——不但自己走，還打算把李秀成也捎上，最終李秀成是從小道逃去天京的；天京失陷后他和幼天王的“捉迷藏”，雖然沒有證據表明他故意見死不救，但對幼天王缺乏感情，對“勤王”毫無積極性，是明擺著的事。

后期洪秀全大搞“家天下”和神權政治，許多將領對此不以為然，對洪秀全父子喪失信心，李世賢也不例外。但和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不同，他沒有做過朝臣，更沒有中樞行政經驗，對大局、戰(zhàn)略等問題缺乏概念，所想到的除了自己的面子、地位、氣性，就是地盤、人馬、實力，因此他只看到洪秀全和天京是個死局，看不到天王、天京在廣大太平軍將士心目中，仍然具有崇高地位和深遠影響力；他只看到幼天王是個連自理能力都沒有的可笑孩子，看不到對于幾十萬流亡太平軍將士，一個太平天國法定繼承人所能起到的凝聚作用。在漳州，他打出了“復國”的旗號，聲稱自己是奉命開疆拓土，卻連個假冒的“幼天王”傀儡都不知道端出來，也不懂得拉攏仍然在自己軍中的幾位洪姓宗族、駙馬，更連天京親封、完全合法的軍師頭銜都不肯用，結果等到敵人大軍壓境，他才驟然發(fā)現(xiàn)自己既沒有可以“令諸侯”的“天子”可挾，也沒有名正言順的“總統(tǒng)三軍”頭銜可利用，幾個月苦心孤詣打下的江山，不過幾天功夫就化作一江血水。

有人根據當時的傳聞，認為他可能有投降清廷的心思，這恐怕只能姑妄言之了：他的地位實在太高，而當時太平軍已經窮途末路，覆滅在清廷和中立者看來，都不過是時間問題，以他的判斷力，和已經傳遍全軍的李秀成死訊，又怎會天真到相信投降可以“坦白從寬”？

盛氣的雙刃劍

在戰(zhàn)場上，他的盛氣是一柄雙刃劍，既是敵人的、也是自己的噩夢。

一方面，他是太平天國史上最擅打殲滅戰(zhàn)的將領之一，而且往往是以并不占優(yōu)勢的兵力獨立取勝。入漳州的幾仗前，由于幼天王在附近全軍覆沒，許多潰散將士逃入他軍中，謠言四起，人心惶惶，軍心之不穩(wěn)，士氣之低落，都是可以想見的，他卻能在這樣的局面下迅速收攏軍心，在幾天內連破四城，殺死一個總兵、一個按察使，甚至他的大軍兵臨城下，清方居然毫無察覺，這種潑辣的用兵，是喜歡打陣地戰(zhàn)、城市攻防戰(zhàn)的太平軍所罕見的。

但另一方面，這種盛氣也讓他的用兵破綻百出，經常在屢勝之后，被清軍抓住破綻翻本。兩次皖南之戰(zhàn)，他都是在幾次野戰(zhàn)大捷后，被人偷襲大營或后方基地，從而反勝為平；景德鎮(zhèn)大破左宗棠后麻痹大意，結果對方幾天后反撲樂平，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的大軍在祁門一帶活動幾個月，當?shù)赜质撬L期轉戰(zhàn)、十分熟悉的地方，居然不知道曾國藩的大本營就在眼皮底下，犯的也是同樣錯誤。

雖然他在太平軍大將中并非最年輕的（肯定年長于陳玉成，也許年長于楊輔清），但帶兵資歷比較淺，獨當一面的時間較短，既沒有楊輔清“高貴的出身”，也缺乏陳玉成、李秀成長期轉戰(zhàn)培養(yǎng)出的嫡系將領和部隊，陳玉成的部將中，許多都是前期就名聲在外的元老，而李秀成麾下則有許多從“童子”開始跟隨部隊、一直成長起來的大將，這些都是李世賢所不具備的，他的部將有名的，只有范汝增、黃呈忠、練業(yè)坤、李尚揚等屈指可數(shù)的幾位。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盛氣和所表現(xiàn)出的強烈獨立性，洪秀全對他的信任恐怕也是最有限的。

他的部下中，并非嫡系、而是天京方面“摻沙子”成份的比例最大，秦日綱的兄弟輩賀王秦日來、洪秀全的侄子對王洪春元、駙馬金王鐘萬信等都在他軍中，而且不時和他發(fā)生分歧，這使得他經常無法真正自行其是，而不得不遷就自己不愿遷就的天京命令。

同樣，他的部眾也經常被天京方面“征用”：他手下嫡系將領中，在1862年封王的只有黃呈忠、范汝增、練業(yè)坤3人，但當他被迫赴天京城外解圍未遂、又被迫去金柱關折騰時，麾下原本從天京派來摻沙子的秦日來、洪春元固然被調走（前者派去湖州南潯一帶，后者先被安排去江北，后派守雨花臺要塞），千里迢迢從浙江轉戰(zhàn)而來的范、黃、練也被拆散，跟隨李世賢的只剩下戴王黃呈忠，梯王練業(yè)坤被調入天京守城，后來在印子山戰(zhàn)死，首王范汝增則陪著幼天王從湖州轉移，半路被打散，獨自北上投奔了捻軍。幼天王死后，李世賢在閩南功虧一簣，和他手下嫡系太少、許多人馬都是臨時配屬，無法做到臂指如使、協(xié)調統(tǒng)一，有很大的關系。

他和李秀成感情深厚，給人的感覺，是他只需負責打仗，其它更深層次的思考都由堂兄包辦，也正因如此，他才一心攔阻李秀成去天京送死，因為沒有這塊主心骨，他的確很難拿出清晰、有說服力的戰(zhàn)略決策：反對汪海洋的北上計劃，自己又拿不出替代方案，甚至給各國公使寫信，約他們會攻清朝，平分疆土——他的堂兄李秀成對洋人始終警惕，臨終還囑咐曾國藩“防鬼反為先”，他瞧不起的洪秀全面對外國冒險家“共滅清廷，平分天下”的誘惑一口拒絕，說出“我爭中國，欲想全圖，此事若成，失笑天下，事如不成，引鬼入邦”這樣于他而言少見清醒、明晰的話，與之相比，李世賢的政治頭腦，著實不敢令人恭維。

如果他真能攔住李秀成，抑或李秀成突圍后真能投入他的大軍，太平天國的結束曲，或許是另一種旋律。然而歷史是沒有“或許”的：李秀成未能逃脫羅網，甚至李世賢本人也死在自己人手里，太平軍的最高統(tǒng)帥，變成了更善于打野戰(zhàn)、更“盛氣”，卻也更缺乏資歷和戰(zhàn)略頭腦的康王汪海洋，清廷彈冠相慶，認為大事底定，也就不足為奇了。

無論如何，作為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外將，作為唯一留下完整王府的太平天國最高級將領，李世賢和他的盛氣，理應為更多人知曉，而不應僅靠跑點不著邊際的龍?zhí)琢裘笫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