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光如虎，大猷如龍”

　　從上可以看出，嘉靖年間抗倭所取得的幾次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俞大猷是關(guān)鍵性人物，堪與戚繼光媲美，就某種程度而言，甚至超乎其上。

　　然而，長期存在的重戚輕俞、揚戚抑俞現(xiàn)象，導(dǎo)致戚繼光的一枝獨秀。這種局面的形成，是多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jié)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學(xué)家何喬遠在《名山藏俞大猷傳》中便寫道：“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xiāng)曲之譽，而處勢孤藐；雖有深沉謀略，而不能為縱橫辯詞?！崩盍x壯、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則說他“平生不張能，不爭功，人見之粥粥若無能者”。澹泊明志、為人低調(diào)、力單勢孤、不擅辯詞、不貪己功、大智若愚……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難以彰顯的原因，但又不僅于此。

　　在此，我們不妨對俞大猷與戚繼光進行一番比較，從中或許可以見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卑微，29歲才步入行伍，世襲百戶。戚繼光出身將門，17歲那年，擔任京軍神機營將領(lǐng)的父親病逝，戚繼光便世襲了山東登州衛(wèi)指揮僉事一職。年紀輕，起點高，加之父親生前的人脈關(guān)系，是俞大猷遠遠不及的。

　　俞大猷戎馬生涯47年，比戚繼光年長25歲，抗倭?xí)r間也比他長。嘉靖年間是倭寇為患最為嚴重的時期，從嘉靖二年（1523年）日人“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到隆慶三年（1569年）被一鼓蕩平，長達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歲到66歲的奮發(fā)有為時期?？官疗陂g，他先是進剿以王直為首的從倭海盜，后是擊潰附倭的吳平集團，始終居于戰(zhàn)斗第一線。戚繼光也參加了剿滅這兩股倭寇的戰(zhàn)斗，但職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總體而言，俞大猷參加的戰(zhàn)役比戚繼光多，對倭寇的殺傷力更大。

　　論練兵，兩人頗為近似。他們認識到，要想消滅倭寇，依靠現(xiàn)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軍隊是不可能的，于是各自練出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俞家軍與戚家軍。俞大猷提出“練兵必先練膽”，“膽壯則兵強”，強調(diào)“技精則膽壯”，將高超的技藝視為膽壯兵強的前提與基礎(chǔ)；而戚繼光則提出“練心則氣自壯”，從練心入手解決膽氣問題。方法有別，但落腳點一致，練出的兩支軍隊技藝高強、勇敢頑強，在與倭寇對陣時所向披靡。

　　論治軍，俞大猷運籌帷幄，既有整體謀略，又有具體戰(zhàn)法，先計后戰(zhàn)，不貪近利，收功萬全。就政治素質(zhì)與戰(zhàn)略頭腦而言，俞大猷堪具將帥之才，這是戚繼光所不具備的。俞大猷、戚繼光的上司，擔任過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撫的譚綸在一封信中對俞大猷予以高度評價：“公則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哉！”但陷陣攻敵之時，戚繼光則更剛毅勇猛。世人更看重沖鋒在前的猛士，于謀略者次之。對此，《明史》寫道：“大猷老將務(wù)持重，繼光則飆發(fā)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笨梢娂幢阍诋敃r，戚繼光的名聲也在俞大猷之上了。個人的功勛業(yè)績與名聲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論戰(zhàn)略思想，兩人都強調(diào)水陸并進。戚繼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為限，而是將軍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僅提出御敵于海外的理論，還抓住倭船矮小、不習(xí)水戰(zhàn)的弱點，以水師襲擊倭寇大獲全勝。

　　俞大猷身經(jīng)百戰(zhàn)，以勝居多，但作為統(tǒng)率千軍萬馬的總兵，有的戰(zhàn)役雖然大勝，但免不了局部小敗。而戚繼光在抗倭中歷經(jīng)大大小小的戰(zhàn)斗八十多次，無一敗績，最差也能打個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3月，俞大猷下獄，不得不離開東南沿?？官翍?zhàn)前線三年有余。這段時間，正是戚繼光如日中天、戚家軍縱橫馳騁的三年，他受命率軍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連串軍事勝利。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揮才華與戚家軍的勇猛無敵，也與倭寇頭目王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已在浙江被殺有關(guān)。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嘍羅，他們四分五裂、士氣衰落，為戚繼光各個擊破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俞大猷打仗有過失利，常受朝廷懲處，還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為他是“罪有應(yīng)得”，與一直順風(fēng)順水、解民倒懸卻沒有任何“負面新聞”的戚繼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遜一籌。

　　這便涉及了一個命運的問題。俞大猷常常有功無賞，有過則必遭嚴懲，處處受制，動輒得咎，仕途布滿荊棘。他一生四為參將，六為總兵，有過七次受辱，四次貶官奪蔭，一次逮捕下獄的曲折與坎坷。相較而言，戚繼光的官運可謂一帆風(fēng)順，似乎處處都有“貴人”照應(yīng)，即使出現(xiàn)過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擋掩飾，總能化險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運。應(yīng)該說，俞、戚不同的人生際遇，與他們的個性特征密切相關(guān)。

　　俞大猷性格耿直，為人正派，從不迎合權(quán)貴、巴結(jié)文官、討好上司，有一種理想主義傾向。自北宋以來的重文輕武傳統(tǒng)，已形成武官要想獲得賞賜、晉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為主的權(quán)貴集團。每次戰(zhàn)爭，都由文官上報戰(zhàn)績，報多報少，或賞或罰，文官手中的一支筆，勝過十萬兵。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對他就大打折扣，戰(zhàn)功少報或不報，因此有功無賞，或賞賜不公。比如興化平倭，首功當數(shù)俞大猷，是他力排眾議嚴密部署，等待時機成熟，然后會同劉顯、戚繼光聯(lián)合進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勝利。可論功行賞之時，戚繼光晉升都督同知，劉顯加秩蔭一子，唯有俞大猷僅“賚幣銀四十兩”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處世準則，只求實質(zhì)性的建功立業(yè)，并不看重榮華富貴，凡事不與他人計較，總是禮讓三分。

　　戚繼光的性格，顯然比俞大猷更為圓融，特別在為人處事方面，要靈活實際得多。戚繼光在文官集團里有兩個“靠山”，一是自己的頂頭上司譚綸；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內(nèi)閣大學(xué)士、首輔張居正。有了他們兩人的庇蔭，戚繼光才能甩開膀子“大干快上”。戚繼光出任福建總兵，即為譚綸推薦。張居正重用戚繼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備，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繼光為了取得他們的信任，總得投之以桃。他與譚綸的關(guān)系往來不見文字，而與張居正之間則有一些記載：戚繼光讓自家兄弟給張家奉送貴重禮物，張居正象征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繼光得知張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購買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獻上；張父去世，戚繼光派出一個連的鳥銃手護送他回故鄉(xiāng)湖廣江陵奔喪，倒是張居正覺得過于“排場”，只選6名隨行南下……

　　當然，戚繼光這樣做，并非為自己謀取私利，而是求得庇護支持，以順利完成剿滅倭寇、重振武備的大業(yè)?？蓳Q了俞大猷，不論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來。因此，《明史》也說戚繼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過之”。

　　戚繼光身經(jīng)沙場，一是東南抗倭，二是北方驅(qū)虜，都是反抗外來侵略；而俞大猷則豐富復(fù)雜得多，除東南滅倭及北方獻策痛擊俺答外，還在湖南、廣東、江西、海南等地輾轉(zhuǎn)任職，征討安南，多次平息農(nóng)民暴動，對當?shù)氐纳贁?shù)民族起義，或征剿或招撫，懲辦首惡，施以教化?！拔母铩睍r期，農(nóng)民起義一概被視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俞大猷的平暴行為，自然被視為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劊子手”而予以貶抑、打壓。

　　俞大猷與戚繼光都是出色的儒將，俞大猷先文后武，戚繼光哪怕在戎馬倥傯的歲月也不放棄閱讀，但俞大猷深得儒學(xué)中的閩學(xué)之精髓，對《易經(jīng)》尤有研究，可嫻熟地將其用于軍事。鄭旻在《〈正氣堂集〉序》中說他“以其用兵者為文，以其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窮”。戚繼光曾向俞大猷學(xué)過劍法，軍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響。他們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氣堂集》《洗海近事》，編有《續(xù)武經(jīng)總要》，戚繼光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由于以上諸多因素的影響，俞大猷的作品沒有戚繼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術(shù)專著《劍經(jīng)》因收入戚繼光的《紀效新書》，才得以廣泛傳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響更大。

　　其實，我們今天這種比較于俞大猷、戚繼光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他們惺惺相惜，相處融洽，是一對要好的朋友，從未發(fā)生過節(jié)，屬忘年之交、道義之交、管鮑之交。兩人還在廈門萬壽巖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題刻和詩，詩壁至今猶存。在殲滅徐海、進剿平海衛(wèi)、南澳破吳平等重大戰(zhàn)役中，他們聯(lián)手御敵，總是密切配合，屢建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