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兩三天，四川地震受災地區(qū)的政府在社交媒體上逐漸公布已經統計到的傷亡人數，以及倒塌房屋、損壞的房屋、電線、水庫、堰渠等。截至周日晚上，有媒體統計雅安地震已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0億元。同時，一份咨詢公司的經濟學家將雅安地震最終的經濟影響估算成了423億。那么，經濟學家是如何估算自然災害的經濟損失，為什么不同的計算又有這樣的天壤之別呢？

和金融危機一樣，經濟學家通過建立數據模型來衡量災難的大小。以地震為例，它帶來的經濟損失一般可以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是對生產資料和人力資源的直接破壞，譬如一個發(fā)電站的倒塌以及在事故中死亡的員工。這是災區(qū)政府和民間立即就著手統計的數字。其次，電力的喪失對發(fā)電站的擁有者來說造成了產出的停止以及直接經濟損失。最后，供電的停止還會給所有用戶的經濟活動帶來間接的損失。

很容易想象，衡量這三種后果的難度是漸進的。比如生產飼料的希望集團聲稱面臨的損失將高達數億元，這個估算的背后可能包括了廠房的損失，產量受到限制，以及受災客戶訂單的損失。但是如何去除本來就日漸蕭條的養(yǎng)豬業(yè)和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呈現地震的打擊，并不簡單。（更不用說走好贏得政府援助和穩(wěn)定投資者信心這根平衡木。）

可以看出全面的衡量災害損失并不容易，經濟學家的工作遠遠不是匯總各方面報道的數字這么簡單。

有些諷刺的是，在這方面最有經驗的是軍隊，因為在戰(zhàn)爭中，轟炸戰(zhàn)略目標的動機往往是造成最大的敵方損失，包括直接和間接經濟后果。現代經濟學中對災害統計的研究，也是始于二戰(zhàn)美國空軍的戰(zhàn)略轟炸計劃。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經濟學本身的進步，特別是在微觀層面的量化模型越來越貼近現實，也讓統計自然災害損失的工作更加可信，當然也更復雜。

比如經濟學家會問自己，面對災難，人的決策誘因會發(fā)生什么樣的改變，這些因素互動之后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呢？一個簡單的例子是蜂擁至災區(qū)的記者很可能導致災區(qū)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讓已經短缺的物資更加難以滿足需求。有時候，災害對供求關系的影響則不那么直接。例如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過后，經濟學家在日本其他地區(qū)觀察到了可支配收入消費出現降低。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日本人對同胞的同情和哀悼之心降低了消費欲望，也可能因為部分可支配收入轉變?yōu)榱司杩?，用來購買救災物資。

對比文章開頭世界銀行對日本海嘯和汶川地震損失的估算你會發(fā)現，同樣級別的災害發(fā)生在發(fā)展程度不同的地區(qū)，也會帶來不同程度的經濟后果。汶川地震的傷亡人數雖多，最終經濟損失卻相對較小。這是為什么，經濟學家尚未達成一致的看法。一般來說，低收入、依靠農業(yè)的地區(qū)直接經濟損失可能看上去很嚴重——電視上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在蘆山縣周邊大量的瓦房倒塌——但是間接的經濟后果不會那么深遠。而在中等或更發(fā)達的地區(qū)，因為供應鏈和服務業(yè)與外界的交流更加復雜，間接經濟后果很容易就能超過直接損失。

在這個話題上再進一步，你會發(fā)現大力發(fā)展經濟和降低自然災害的經濟后果這兩個目標可能出現沖突。在云貴川山區(qū)，依賴集約宅基地、蓋高樓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模式，雖然在短期促進了經濟指標的進步，可是當地震來臨之時，你會發(fā)現它的短處和昂貴的代價。在盡一切努力降低未來地震中直接損毀財產和生命的同時，了解經濟學家對災難損失的調查方法，政府和民間組織應當反向思維，看到我們發(fā)展模式中其他隱藏和已經暴露出來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