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南山：上醫(yī)治未病

再等五年十年就晚了（“非典”十人談之二）

記者 劉茸　時間：2013年04月16日　

在許多經歷過2003年那場災厄的人心目中，鐘南山是一個無需解說的名字?！胺堑洹辈∧碇袊目只胖?，他至少有三次發(fā)聲，成為抗擊“非典”戰(zhàn)役的三個標志性轉折點：

廣州“非典”疫情危重的春節(jié)前，他代表廣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提出“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們醫(yī)院送”，形成抗擊“非典”的核心高地和事實上的臨時指揮所；

2月18日，他在北京官方幾近定論的“衣原體病因說”上投了反對票，后被證明是正確和果斷的選擇，阻止了可能發(fā)生的大面積誤診；

4月，在面向世界衛(wèi)生組織和國際記者的記者招待會上，他明確表示“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啟動了真實疫情通報和國際協(xié)作的開端。

2003年2月，也是鐘南山團隊率先提出一套對“非典”行之有效的療法，通過《廣東省醫(yī)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發(fā)往全國，指導了許多一籌莫展、焦頭爛額的基層醫(yī)務工作者。

傳記作者給他的封號是“勇敢戰(zhàn)士”，但鐘南山自己認為自己只是一個醫(yī)生。在非常時期客串過斗士、發(fā)言人甚至精神領袖后，他回歸日常，兢兢業(yè)業(yè)地完成他作為醫(yī)生、教授和行政領導的工作。

3月28日，記者在廣州采訪到了中華醫(yī)學會會長、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鐘南山。

“我沒太意識到這樣講話的后果”

記者：這十年來，您的生活和工作有沒有因為“非典”發(fā)生大的變化？

鐘南山：還是有比較大的變化。我是搞胸肺科的，“非典”正好是呼吸系統(tǒng)疾病，有意無意就成了防治里面一個比較矚目的焦點了。當然最后是做得好，做得不好，大家都會看到。我想，咱們從“非典”的整個過程就能感覺到，講話都要比較注意，因為它會造成一些影響，或許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所以我自己在講話的時候，盡量做到講話有證據，這是比較大的影響。

記者：您個人的工作內容有沒有發(fā)生改變？

鐘南山：十年前，正好“非典”前一個月，我本來已經不當廣州醫(yī)學院的院長了，行政工作空了一些，后來因為“非典”又多了很多社會工作。其中特別主要的就是2005年到2010年，我當了中華醫(yī)學會的會長，經常到北京出差。這個工作占了自己不少時間，但假如能夠為廣大的醫(yī)務人員做點事，還是很值得。

這是在社會活動上面。業(yè)務上也有比較大的影響，為什么？以前我是從來不搞突發(fā)性傳染病的，但是國家碰上這樣的事，而且十年來禽流感、豬流感，一直到最近的新型冠狀病毒及H7N9型禽流感，對人群來說首當其沖的都是呼吸系統(tǒng)。我們的工作、研究都要結合公眾的需要、國家的需要，所以我們就花了很大的力量。研究所有一個很大的組，專門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包括病原學監(jiān)測、對重病人的救治，都做了一些工作。

記者：“非典”的早期情況因為一些原因沒有公開，但當時您在急迫的情況下挺身而出講了真話?，F在十年過去，大家想知道，當時有沒有一些話是您沒有講，或者一些信息是當時沒有披露的？

鐘南山：大多數都還是有講的。我記得第一次去北京參加記者招待會，上頭曾經給我交代了一下，就是說要按照當時定下的調子來講話。那次招待會，我比較多地強調北京不同醫(yī)院出現了一些病人，我解釋說，有些醫(yī)生不是搞這行的，不太了解，以及有些地方有轉院病人，我覺得這也是正常的。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說事情并不是很嚴重。

第二天立刻又有一個發(fā)布會，還是有很多記者對一些問題不太滿意。有一個記者直接問我，你覺得現在“非典”是不是已經控制了？我當時沒怎么思考就說，沒有控制，頂多就是被遏制了。當時說實在的，病源也不知道，病情危害也了解得不夠清楚，怎么治也沒有把握，而且還在不斷地傳染，怎么能說它受到控制呢？我不大理解，也沒有太意識到這樣講話的后果，結果境內境外都發(fā)表了。我當時只是從學術的層面來考慮。

記者：在“非典”這種危機面前，到底怎么對待信息公開的問題，每個人的想法不同。您怎么看？

鐘南山：信息公開，需要辯證地看。從基本來說是應該公開的，但要看什么事情。比如突然出了一個核事故，當然是要公開，就像日本那樣，但是政府應該首先要知道怎么對待，心中有數以后再公開。要是政府什么情況都不了解，一下就公開的話，也會引起恐慌。

但大多數的情況下，向公眾報告事情原委是對的。比如灰霾，一般來說，你越是向公眾坦誠、透明地報告現狀，而且有自己的想法，該怎么做，我想你就會和公眾心連得越近，就能共同來對待這個事情。

你說為什么“非典”一開始就有隱瞞，一個是不想讓大家知道，怕引起社會混亂，這是最多的考慮，第二是對這個東西不認識。包括我接觸香港的一些官員，真的沒想到這個事會造成這么大的后果，因為誰都不知道它會這么傳染，而且傳染以后在國際上造成了10%的死亡率，都是青壯年。對疾病，對它發(fā)展的未來不認識，這是情有可原的。但我們國家在“非典”以前，常常就習慣把一些不好的東西，比如疫情，把它蓋起來大事變小，小事化了，包括艾滋病、毛蚶造成的肝炎等等。一旦老百姓知道了真相，就會拉大對政府信任的距離。

所以通過這件事，我覺得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注意信息公開。以后出現的事情都比較注意，比較及時地向大家報告。

記者：您怎樣看待當時媒體的作用？

鐘南山：媒體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吸引眼球的背后，有時候是真的新聞，有時候是把新聞放大虛假化，兩個都有。

我覺得“非典”一開始，確實媒體也不太了解情況，另外也是有一部分放大的。2003年開始單純是官方的媒體在報，后來透明度各方面能促進得這么快，我覺得是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有手機了，雖然媒體沒講，但是民間短信傳播很多，大家都知道疾病的傳播，以及它的嚴重情況。這個我覺得起了很大作用，這也算媒體吧？

媒體在這個突發(fā)性事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給我的感覺就是，有些部門和地方，不想讓媒體知道，但媒體非常想知道，包括香港媒體，當時都很怕見他們。但是我有過幾次很坦誠很坦誠地跟媒體講我的想法，講事實是怎么樣的，而且希望他們能夠很好地報道。

有一次給我的教育很大，那次是在香港，給一些媒體談關于“非典”的問題，他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很坦誠地講大陸正在發(fā)生什么事情，我們是怎么對待，怎么做。第二天看到媒體報道，絕大多數非常好，那次給我的思想轉變很大。當時我的感受就是，對媒體大多數人，你只要非常坦誠地向他們講情況，不帶偏見，而且不帶情緒的話，他們也能夠很客觀地反映情況。從那以后，我覺得我還是和大多數媒體做了朋友，當然不是所有的。

我覺得，大多數記者能夠很客觀地把你的問題反映出來，但是你不要隱瞞。

“上醫(yī)治未病，再等五年十年就晚了”

記者：這些年，您在控煙、地溝油、青少年鍛煉、假藥廣告、霧霾天氣等許多公眾議題上頻頻發(fā)聲，盡管它們并不都在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里，這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鐘南山：你舉的五個例子，全部是和健康有關系的。作為一個醫(yī)生，我覺得，對此發(fā)言還是義不容辭的。特別是現在某些方面都已經影響到公眾的健康了，這個不是一般的影響，而是說不定以后會嚴重影響，你吃了真的有毒的東西，你整天呼吸六級污染的空氣，那是嚴重的影響。假藥更不用說了，我們當醫(yī)生的，救死扶傷，健康的最基本都影響到了，為什么不出聲呢？必須要出聲。

記者：一般您是媒體問到對這件事情怎么看，您就說說自己的觀點，還是主動地、認為自己有義務推進大家對這個事情的認識呢？

鐘南山：看什么情況。有一次談到甲流病人的病死率，那是媒體問起我，因為我很多學生在全國各地的ICU，我心里有數，問起我我就回答。很多事媒體問起我，我提提自己的看法，不管對不對，是我心里的話。

但是有一些，我是非常希望通過媒體能夠讓公眾注意。包括鄉(xiāng)村醫(yī)生的待遇，包括灰霾天，盡管確實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覺得報道它們絕對是正確的。等到5-10年后，真的由于嚴重空氣污染引發(fā)大量腫瘤的時候，就晚了。對假藥，我一點不客氣。我非常希望通過媒體的力量，能夠使公眾更加重視，使政府有關部門更加重視。媒體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舉個例子，像去年，我們討論灰霾天，我們?yōu)槭裁床还紨祿?？當時知道，這個技術并不難，什么時候公布，據我了解本來是要到2016年。后來我們通過媒體反映，讓大家知道超標就超標，我們共同怎么努力把它改進，從企業(yè)的角度，從政府的角度，從個人的角度，這都有很大好處。

我特別記得，通過媒體，廣東去年率先公布監(jiān)測的結果，后來全國都公布了。這個就是媒體的作用。

記者：“非典”以來的十年，您一直堅持臨床接診。就您的觀察，呼吸類疾病在這十年中有什么趨勢上的變化嗎？

鐘南山：哮喘的發(fā)病及發(fā)作明顯增加，而且增加得非?？臁Ｊ裁丛?？除了過敏原的因素外，就是和抽煙，和空氣污染有關系。我搞呼吸系統(tǒng)的，這是直觀感覺。

記者：您剛才也談到了灰霾天氣的影響，有沒有比較確鑿的統(tǒng)計資料可以證明它與肺癌發(fā)病率的關聯？

鐘南山：沒有。現在我還在搜集國內資料，從一九八幾年開始就有很多人注意這個問題了。極端的例子，像在云南宣威一帶，肺癌患病率可以達到十萬分之一百以上（2005年），不得了，很高很高。到2010年，北京是十萬分之七十六，這是男性，女性十萬分之四十八，已經很高了。局部資料也越來越多了，包括孩子的咽炎，結膜炎，氣管炎等。

假如這么嚴重的灰霾天，再過五年、過十年會怎么樣，真的不敢說。但等那個時候到什么情況我們才來搞，晚了。像1970年洛杉磯的光化學煙霧事件，還有日本，灰霾變成光化毒氣，在倫敦那次是1950年，四天死了5000多人，引起恐慌了，是不是中國也需要到出現這樣的事才引起重視呢？不行的。對這種涉及到公共衛(wèi)生的事件，絕對是預防為主，早早發(fā)現。就像2009年的甲流，我們中國做得很漂亮。外堵輸入，內防擴散，很快控制這些傳染源，做得最漂亮的是疫苗，從2009年5月份發(fā)現，馬上做基因檢測，知道了它的全基因，就開始做疫苗，到9月份，就已經上市用了，到了2010年初，接近一億人接受了治療。整個做得非常漂亮。后來甲流整個就下去了。

灰霾我同樣認為是這樣，有人認為我對它的嚴重性夸大其詞，這個我是從國外觀察了二十幾年的資料得出來的。每增加10個微克的PM2.5每立方米，心臟病增加3%，慢阻肺住院率增加3.1%，平均各種原因的病死率以25微克為界，每增加10個微克病死率增加1%，這些都有很詳細的數據。美國用26年觀察了1100個肺癌病人的整個發(fā)展過程，發(fā)現PM2.5每增加10個微克，病死率增加15%到27%，都是非常嚴謹的觀察。

國外有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印證，我們不可能等國內的，過若干年印證完了再來預防，那太晚了。一個聰明的領導者，高水平的醫(yī)生，就是防患于未然，上醫(yī)治未病，自古就知道。所以，要等到那個時候再來說危害有多大，這是個下策。

“人家用三十年，我們可以用十年”

記者：您說過十年可以做好灰霾的治理，我們也就此采訪過一些專家，對這一點沒有那么樂觀。

鐘南山：英國1956年立法，空氣潔凈法。我去英國是1979-1980年，倫敦空氣已經很好了，花了不到三十年。但我覺得中國要是想干好一件事，政府、企業(yè)、老百姓上下一塊動員，絕對會快的。所以，我不覺得這也是一個漫長過程。所以我，當時曾經提了一下，人家用三十年，我們可以用十年。

我也有一些例子，說實在的，廣州2003、2004年是最差的，不比北京好，那時每年灰霾天是134-141天左右，三分之一以上是灰霾天。但是政府部門認認真真地處理了，準備2010年的亞運會，真的做了很多，對一些污染的廠堅決搬走，對可能產生污染的脫硝脫硫非常徹底，不達標的汽車堅決取締，做了很多釜底抽薪的措施。做了這一系列以后，2010年比較好，到現在據我的印象，一年的灰霾天也就是70多天，到2011-2012年，還是在60-70天，維持得不錯。不像在北京，一過了奧運會馬上就不行了。北京的氣象及環(huán)境問題更復雜，不像廣州那么簡單。解決北京問題，整個河北周圍有很多的排污工廠需要整治，要在一個大區(qū)域解決才行。廣州這個例子現在看起來是有效的，并沒有用太長時間，五年多就見效了。所以，我這個十年預測不是隨便說的。

記者：最近我們都在談論“中國夢”這個詞。您也有自己的中國夢嗎？

鐘南山：我現在都這個年齡了……我也有夢，當然是比較局部的，對自己來說，對我們單位來說的夢。我們這個研究所，現在呼吸疾病某些方面已經走到國際前沿了，我們需要更高一些，還有就是讓我們呼研所的400多號人生活得更好。

現在我正在努力，希望建立一個亞洲最大的呼吸中心，建成以后，我們想把產學研合在一起。這一直是我的夢，希望我們能夠既搞治療、預防，也搞研究，搞產出，這樣的話，能夠把我們的工作條件變得更好，使得廣大的公眾和病人都能夠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