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是法國哲學家，也是二戰(zhàn)后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言人。薩特最重要的著作《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深受存在主義前輩的影響，尤其是克爾凱郭爾和海德格爾。盡管如此，比起他的前輩或是他同時代的存在主義者們（如加繆、梅洛-龐蒂和波伏娃），薩特的哲學所具有的明晰性和力度以一種更加強有力的方式捕捉到了當時那個時代的精神。

所有存在主義哲學的中心主題都聲稱“存在先于本質(zhì)（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通過這一論點，薩特試圖傳達這樣的觀點，即人最初的存在是沒有目的或定義的，然后發(fā)現(xiàn)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到這個時候，作為對己經(jīng)驗的一種反應，人才定義了自己生活的意義。

這與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中闡述的觀點正好相反，亞里士多德認為人被創(chuàng)造就是為了實現(xiàn)某種目的或目標，并且生活的成就就在于為實現(xiàn)該目標而做出的種種努力。相比之下，薩特認為因為不存在上帝或設計師為人提供某種目的，完全依靠個體自身去選擇他們認為最好的生活。

但是，在證明存在主義的前提時，薩特此種微妙的論斷并不依賴于他的無神論主張。根據(jù)薩特的看法，因為即使是信仰上帝也是一種個人的選擇—這也是個體選擇的一種生活和目的。這種對神靈的信仰不能強加于個體身上。即使是一個人產(chǎn)生了有關亞伯拉罕的奇異的幻覺，仍然得由他來解釋這些幻覺：是牧師的聲音或是瘋癲的幻覺？只有個體，而非上帝，能對此作出解釋。

的確，“人不會被驅(qū)迫（man is never compelled）”這是薩特哲學中的一條更為寬泛的原則，在每個轉(zhuǎn)折點上TA都面臨著一個選擇。即使一個人遭到囚禁或是被槍指著頭，在薩特看來，TA的選擇即為服從或是反抗—行為的后果不會使人免于作出選擇。

薩特意識到，這種徹底的自由具有重大的后果。我們對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負有責任。在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中，一個人不能找借口或是將TA自己的責任推給神靈或是人類本性：這些做法只是自我欺騙或是“背信棄義”。這種看法又引導出了下列有關個體責任的三點主張：首先，痛苦起源于我們意識到我們每個人所承擔的責任。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不僅會影響到我們自己，我們所做出的選擇和行動對其他人類個體來說具有榜樣的示范作用。薩特堅持認為，這種責任是我們定義自己生活意義這一事實的一種后果，它反映在我們的行為當中。當我們做出一個選擇，這不僅是一種個人行為的偏向性，同時也是朝著這個世界做出的一份“人類生活應當如何被引導”的宣言。第二類責任是“拋棄”。存在主義者發(fā)現(xiàn)上帝并不存在是讓人非常為難的狀況。因為隨之而來的結(jié)果是因此我們在道德事務上無法得到幫助或指導。這樣看來，我們必須一邊前行一邊做出決斷。第三，“絕望”。薩特的意思是，我們必須無望而為，在依靠直覺相信事情會一切順利之前就做出行動。沒有天意的觀念。我們每個人必須僅依靠那些能被我們自己的意愿和行動所影響的事物。

能清楚看到，薩特存在主義的后果是充滿負擔而不可避免的。我們“被定了自由之罪”（We are ‘condemned to be free’）。但是這不應當成為任何一種悲觀主義的原因，正如他的批評者們通常指責薩特的哲學會引起悲觀主義那樣。薩特告訴我們，存在主義展現(xiàn)的是“一種嚴厲的樂觀主義”（a sternness of optimism）。它所蘊含的樂觀主義的啟示是：“人的命運存在于TA自身之中”（the destiny of man is placed within himself）。

譯注：

梅洛-龐蒂(Maurece Merleau-Ponty 1908-1961)，法國著名哲學家，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知覺現(xiàn)象學的創(chuàng)始人。曾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求學，后來主持法蘭西學院的哲學教席，與薩特一起主編過《現(xiàn)代》雜志。主要著作有：《行為的結(jié)構(gòu)》、《知覺現(xiàn)象學》、《意義與無意義》、《眼和心》、《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等等他被稱為“法國最偉大的現(xiàn)象學家”，“無可爭議的一代哲學宗師”。  

薩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生平：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評 論家，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時也是優(yōu)秀的文學家、戲劇家、和社會活動家。1925年入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學習哲學，獲博士學位；1933一1935年赴德國留學；1934—1939年任中學教師，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因參軍作戰(zhàn)被德軍俘獲。曾來北京參加過世界和平理事會；蘇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后退黨。他反對美國侵越戰(zhàn)爭，曾任羅素發(fā)起組織的民間審判戰(zhàn)爭罪行委員會的副主席，1964年拒絕接受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的諾貝爾文學獎。他曾積極支持1968年5月的法國學生造反運動；1980年4月逝世，約六萬人自動參加他的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