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岳南著《陳寅恪與傅斯年》）

    “四大導師”之一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執(zhí)教的兩年中，盡管生活趨于平靜，學問越發(fā)精進，但仍“時時以津園為念”，每年春節(jié)都要去天津晉見“皇上”，還常為“有君無臣”而憂慮。1927年5月間，聽說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黨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將北渡黃河，掃蕩華北，入主京師。又聽說湖南的葉德輝、王葆心等一代名儒為北伐軍抓起來砍了頭，王氏甚為恐懼，常與吳宓、陳寅恪等人議論應變之事。6月1日，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畢業(yè)，典禮過后，下午舉行“師生敘別會”。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濟、梅貽琦等在座，師生暢談別情。據(jù)當時在場的研究生柏生回憶：“座中（王國維）先生為吾儕言蒙古雜事甚暢，其雍容淡雅之態(tài)，感人至深?！毖缦瘜⑸?，梁啟超起立致辭，歷述同學們之研究成績，并謂：“吾院茍繼續(xù)努力，必成國學重鎮(zhèn)無疑?！北娊择雎?，王國維亦點頭表示同意此說。宴畢，王國維與眾師生作別如平時，爾后隨陳寅恪至南院陳宅，二人暢談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會見謝國楨等同學，依舊是談笑和怡。送走謝國楨等人后，又回到書房批閱完試卷（第三屆研究生招考），乃寫遺書一封藏于懷中，像平常一樣安睡了。

　　6月2日晨，王國維餐畢，八時至研究院辦公，料理事務如常，并與同仁談及下學期招生事宜。隨后王離奇地向事務員侯厚培借了五元錢，獨自悄無聲息地走出清華園，在校門雇一輛洋車徑赴只有幾里地的頤和園，花六角錢買了一張門票，讓車夫在原地等候，約十時步入園內，徘徊于長廊之間，后踱步至園內魚藻軒前的昆明湖畔獨立沉思，盡紙煙一支，約十一時左右，懷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紙寫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后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于清華塋地”等字樣的簡短遺書，縱身一躍，沉入湖底。雖有園丁“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但王的頭顱已插入淤泥，前后不過兩分鐘即氣絕身亡。一代國學大師由此告別了凡塵滾滾，充滿血腥、苦痛與悲傷的世界，時年51歲。

　　王國維沉湖而死，引起了清華師生巨大悲痛，全國學界為之嘩然。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懷著極度的悲傷與哀痛，以他深厚的學術造詣與犀利的洞世眼光，揮毫寫下了哀婉凄絕的挽聯(lián)：

　　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余剩水殘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陳寅恪詩文尚以隱晦難解著稱，此詩算是較為淺白的一個例外，但對個別字詞的理解也曾引起學界不休的爭論。王國維在遺書中曾有“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之語，陳詩中所謂“謬承遺命”當指王氏遺書所言。顯然，王國維是把陳寅恪、吳宓視作他的知己的。面對知己，陳氏于“倍傷神”中又發(fā)出了“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風義生平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的深切悲鳴。

　　王國維的死之所以引起陳寅恪如此悲傷，自是與二人過往歲月結下的深厚友誼，并對天命人事在心靈深處產(chǎn)生共鳴有極大的關聯(lián)。

　　面對王氏離奇的跳湖自盡，學術界產(chǎn)生強烈震動的同時，坊間對其死因也產(chǎn)生了種種猜測議論，致使有多種說法流傳于世，如“殉清”說，“殉文化”說，“悲觀哀時”說，羅振玉“逼債致死”說，王國維“妻妾出軌受辱”說，等等，一時甚囂塵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為一個人言言殊的謎團。

　　王國維的遺體入葬后，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對其死因作了解釋和評價，其說成為眾說紛紜中最有說服力的論斷，為天下士林廣為矚目和重視。在陳寅恪的眼中，王國維是亦師亦友的人物，也是極少可以引為知己者，王的自殺絕非世人所說的起于個人恩怨，或后來溥儀所說是經(jīng)濟方面的索債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見到即將衰亡的中國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劇結局，也是對當時混亂無序的時局和世風日下的現(xiàn)實之抗爭。陳寅恪以他對師友的深切理解與同情，在挽詞中云：“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庇终f：“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shù)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p>

    此挽詞一出，時人紛紛贊之，王國維的好友兼親家、著名甲骨文學者羅振玉更是贊譽有加，謂：“辭理并茂，為哀挽諸作之冠，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難》諸篇比美；忠愨（南按：遜帝溥儀賜給王氏的謚號）以后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

　　顯然，陳氏之說較之世人流傳或溥儀道聽途說，更能接近事實本質和王氏內心之痛楚。作為死者的知己，陳寅恪對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國維九泉之下自當頷首，并深為此而慶幸的吧。

　　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

　　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這是1922年，王國維的知己，也是陳寅恪的師輩人物，清末著名詩人與學者沈曾植去世時，王國維為其撰寫的挽聯(lián)，其悲慟之情溢于言表。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后，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jié)，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借碑文而抒發(fā)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噴，再次展現(xiàn)了內在的文化精髓與人性光輝，于蒼茫的天地間揚波激浪，震聾發(fā)聵。此文一出，世人莫不為之動容。只是數(shù)十年后，當陳寅恪自己在殘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別紛亂的世界時，赤縣神州再也沒有人為其撰寫悼念文章了，只有遠在美國的趙元任聞訊，寫了一篇小文，但鑒于當時的政治形勢，又不能直抒心中悲憤感傷之情，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王國維奇特、詭異、神秘地離去，在給世界留下一串謎團的同時，也昭示了一個不祥的預兆，清華國學院“四大”支柱轟然斷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馬上就要坍崩——這便是學界中號稱泰山北斗，被陳寅恪譽為“清華學院多英杰，其間新會稱耆哲”的梁啟超。而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也漸顯頹勢，大有唇亡齒寒，風雨飄搖之勢。

　　早在1926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癥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yī)生”、協(xié)和醫(yī)院院長劉瑞恒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只“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事后，梁的友人、著名醫(yī)學家伍連德“已證明手術是協(xié)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并沒有絲毫病態(tài)，他很責備協(xié)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xié)和已自承認了”。據(jù)伍氏的診斷，“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種輕微腎炎，西醫(yī)并不是不能醫(yī)，但很難求速效”，協(xié)和“從外科方面研究，實是誤入歧途”。

　　此時西醫(yī)在中國立足未穩(wěn)，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操刀者乃是畢業(yè)于美國哈佛大學的醫(yī)學博士、協(xié)和醫(yī)院院長劉瑞恒。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yī)生。為了維護西醫(yī)的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于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醫(yī)療事故，身為受害者，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反而在他的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之語透過媒介向協(xié)和醫(y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仍把西醫(yī)看做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y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yè)。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并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xié)和醫(yī)院開脫。在《我的病與協(xié)和醫(yī)院》一文中，梁啟超對做了錯事的協(xié)和醫(yī)院“帶半辯護的性質”。文章的最后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y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fā)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br>
　　梁啟超默默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苦痛，維護著他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yè)，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他為科學所做出的犧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1928年5月底，梁任公將學生論文評閱完畢，身體不支，即辭職回天津養(yǎng)病。6月8日，北伐軍擊潰奉系軍閥，攻占京師，北洋政府宣告覆滅，旋改北京為北平。清華學校由梅貽琦“暫代校務”，聽候接管。8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議決，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曾留學歐美的“海龜”羅家倫為校長，清華學校由此進入了大學時代。

　　9月底，梁啟超無意中得《信州府志》等書，不勝狂喜，遂在天津家中扶病連續(xù)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砰砰地叩擊梁府大門上那個怪獸狀的銅環(huán)，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盡，回天乏術，只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與世長辭，享年56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同仁撫棺慟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間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發(fā)出了“痛斯人之難再，嗟舉世之皆喑”的天喪斯文的哀嘆。

　　1929年7月，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宣告解體，清華園中三位著名“海龜”的命運，就此與南國的傅斯年緊緊維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