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九二八”大逮捕中同時被難的，還有天津站北寧組組長石慧麟。 石慧麟，祖籍山西大同，1912年生于河北保定。 據(jù)石慧麟的女兒石詠琦回憶：“父親（字輝園）19歲就在南京加入國民黨，他是1932.9-1935.7畢業(yè)于南京警官高等學校正科19期，當時的校長是陳又新?！?BR> 石詠琦所說的“南京警官高等學校”，即戴笠與李士珍你爭我奪，鬧得不休的那個“中央警官學校”。 說到“警官高等學校”，其實并不在南京，而在北平。 這話一說又長了。 在前清，中國還沒有“警察”的概念，地方治安事務由軍人統(tǒng)管，在北京，由步軍統(tǒng)領衙門負責，全稱為“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tǒng)領”，即俗稱的“九門提督”。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因慈禧太后已出逃，北京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亂得一塌糊涂。八國聯(lián)軍遂將北京按駐防地點分區(qū)劃片，并臨時招募了一些“巡捕”，維持治安。其中，日本軍隊方面的“順天府日本警察衙門事務長官”叫川島浪速，覺得這是一個挺好的機會，于是找到清政府留守的“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與他簽訂了一個“合同”，試辦“警務學堂”5年，由川島任“監(jiān)督”，這樣，川島浪速就成為中國近代警察教育的拓荒者。 同年，奕劻成立北京警察廳，任命為川島浪速為總監(jiān)，二品頂戴。中國的首都，警察大權居然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與英國人赫德?lián)未笄搴ｊP“總稅務司”45年，其滑稽程度差相仿佛。 此后，肅親王善耆負責警政事務，因他與川島浪速原本就是好友，遂將自己的一個女兒送給川島做養(yǎng)女，后改名為川島芳子。 1905年，川島浪速與奕劻簽的“合同”到期，大清國收回“警務學堂”，改為“高等巡警學堂”，至此中國警察教育始脫離外國人的操縱。 1912年，民國成立，內務部又將“高等巡警學堂”改為“警察學?！?，至1914年結束。此后，民國就沒有統(tǒng)一的警政教育了，再加群雄割據(jù)。各省警政遂自行其是。 1918年，北京政府內政部警政司長王揚濱，根據(jù)民國元年頒發(fā)的《專設警校統(tǒng)一教育》的規(guī)劃，建議設立“警官高等學?！?。當年2月，以原“高等巡警學堂”、“警察學?！睘榘嗟椎摹熬俑叩葘W?！狈顪食闪?，校址在北平東城北新橋。王揚濱辭去警政司長職務，專任“警官高等學校”教育長。 十年之后，1928年，北伐勝利，國民黨在名義上統(tǒng)一中國，王揚濱遂建議將“警官高等學?！边w至南京，此說正合國民黨之意，于是即開始籌備此事，連南京的新校址都選好了。 恰在此時，東北易幟，北平成為東北軍的地盤，在張學良的建議下，國民黨任命東北軍旅長鮑毓麟為北平市公安局長兼內政部警官高等學校校長，遷址一事遂成泡影。 1933年初，熱河淪陷，北平危如累卵，遷址一說再起，這時，內外交困的張學良再也無法阻止南遷一事，鮑毓麟遂辭去警官高等學校校長一職，由南京方面委派陳又新為校長。 1934年3月，警官高等學校終于遷到南京。1936年4月，陳又新去職，李士珍繼任警官高等學校校長。李曾赴日本留學，專習警政，后又赴歐美考察，很想在這個位置上大干一場，于是他向蔣介石建議：“仿照中央軍官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之例，將警高改為中央警官學?！?。 1936年9月1日，“中央警官學?！背闪?，蔣介石自任校長，以李士珍為教育長。 蔣同時決定，將戴笠任政治指導員、趙龍文任校長的浙江警官學校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央警官學?！保湓谛W生列為“中央警官學?！闭频谌?。 問題在于，戴笠也在覬覦這個位置，現(xiàn)在居然落入李士珍之手，豈能善罷甘休，于是四處活動，最終，在校長蔣介石之下，成立了一個叫做“校務委員會”的機構，成員包括戴笠、王固盤、李士珍、趙龍文和酆裕坤先生，而以戴笠為主任委員，總算出了一口氣。 石慧麟是“中央警官學校”正科19期畢業(yè)，所以他入校的時候在北平，到畢業(yè)時時候卻在南京。因此，喬家才說石慧麟系“北平警高畢業(yè)”，也不能完全算錯。 石畢業(yè)以后回到北平，任北寧鐵路警察署教練廳教官，抗戰(zhàn)開始以后，任北寧鐵路局前門警察段段長。此時，石慧麟已經(jīng)加入了特務處，并任北寧組組長。在“九二八”大逮捕中，石亦暴露被捕。石詠琦回憶他父親時說： “他常常說起以前被日本鬼子抓起來關在監(jiān)獄里的事情，那時候獄中受拷打酷刑的時候就是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據(jù)說是我爺爺賣掉兩條街的商店才把他給救出來(買出來)的。” 同時被捕的陳資一，則于不久被槍決，享年41歲。 此后不久，軍統(tǒng)局派倪中立前來恢復天建站，不久亦被捕就義。 至此，我們所能叫出名來的天津站被難人員為4人：王文、曾澈、陳資一、倪中立。 在這里，我們還要說到天津站的一個交通，即我們俗稱為“女特務”的那種人。 這個人叫張秀君，安徽合肥人，臨澧特訓班畢業(yè)后被派到天津站當交通員。喬家才說：“她和馬坤杰一同到達天津，馬擔任內勤，她負責交通，傳遞重要情報及電報。抗日殺奸團和天津區(qū)聯(lián)系，由她負責?！?BR> 倪中立就義之后，軍統(tǒng)又派張家銓繼任天津站站長，不久亦暴露，幸虧張秀君得到消息，張家銓僅以身免。 喬家才回憶說：“這一天，她給抗團送一份電報，不知道接頭處已經(jīng)出了毛病，日本憲兵隊派人守候在那里等著抓人，去一個捉一個。當她一只腳踏到門里，就感覺到情況不妙，正想退出來，已經(jīng)來不及了，守候的人不準她再出去，要她坐在沙發(fā)上。張秀君最擔心的，是身上攜帶的一張電報紙，如果被敵人搜出來，不就是殺頭的證據(jù)嗎?幸好守候的人并沒有搜她身上。她必須趕快加以處理，她坐的沙發(fā)已經(jīng)破爛，乘著看守的人不注意，她沉著堅定非常機警的把電報揉成一團，塞在沙發(fā)的破洞里，這才放了心。坐到傍晚，她被押送到日本憲兵隊。再搜查一身上時。已經(jīng)找不到任何證據(jù)了?！? 在審訊中，日本人問：“你在抗日殺奸團擔任什么職務?” 張秀君裝傻說：“我是老百姓，不是甚么團。” “那么你去抗日殺奸團的機關去干什么?明明是抗日分子，還想狡辯嗎?” “太君!我是找朋友找錯了門牌，我的確不抗日呀?更不知道甚么機關?！?BR> 日本人大怒，狠抽了張秀君兩記耳光，打得張“天翻地覆”。 喬家才說：“她曾面向墻壁站在那里，不準動一動。一站半天，站得兩腿麻木，感覺到天昏地暗，真不是味道。她這個沒有證據(jù)，沒有其他牽連的女孩子，審訊不已，要想在她的身上壓榨出些什么，居然剝去上衣抽打，最后壓杠子，幾乎把她的兩腿壓斷，壓得她死去活來，仍然沒有什么口供，敵人也無計可施?！?BR> 喬家才說：“一連刑訊兩個星期，壓榨不出什么，才停止用刑，張秀君已經(jīng)被折磨得不成樣子。在天津日本憲兵隊關了三個月，移送到北平敵軍司令部，經(jīng)過一次五人軍法會審，以抗日罪嫌，判了她三年徒刑。這次會審，被審判的只有三個人，又都是臨澧訓練班的同學，一位是呂繼望，一位已忘記姓名，她們三個人系三個案件，沒有牽連到一起。宣判完畢，送到炮局胡同的監(jiān)牢里執(zhí)行?！? 抗戰(zhàn)勝利以后，張秀君出獄。 短短的幾天之內，天津站全軍覆沒，作為軍統(tǒng)局的派赴華北視察的“大員”，喬家才必須要考慮下一步的工作了，他認為：“天津同北平的距離太近，息息相關，那里一出毛病，立刻可以影響到這里。北平必須避一避風頭，有些無必要的行動工作，需要立刻停止進行。” 喬家才回憶說；“我把我的意見告知世光，他表面上表示接納了我的意見，暗地里卻仍在進行他的計劃。他打算，無論如何也要打死一兩個漢奸。” 周世光所依賴的行動人員，是不久前剛剛由重慶派來的李廣和。 據(jù)李廣和的下級、軍統(tǒng)干部李俊才說：“李廣和是山西襄垣縣人，其家早年就信奉天主教，祖上是大地主兼大商賈，其胞兄李德和曾在山西為閻錫山搞鹽務多年，李曾留學比利時，能操不熟練的法國語，聽說返國后曾任過閻錫山的私人秘書或顧問。1939年被戴笠派至北平搞地工，據(jù)李自稱，當時戴笠給了他一個軍事委員會軍事特派員的名義?！?BR> 喬家才證實了李俊才的說法，他回憶說：“李廣和，山西襄垣縣人，住過太原的外國文言學校，他哥哥李德和辦過鹽務，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頗有勢力。李廣和豪強霸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紳?？谷諔?zhàn)爭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里，跑到武漢。因為他是天主教徒，雷鳴遠神父把他推薦給委員長，委員長批交戴雨農(nóng)先生運用。李廣和表面看來，笨頭笨腦，說起話來，好象很老實，實際他能把沒有的說成有的，還會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說，他在華北能聯(lián)絡游擊武力，于是以軍事特派員名義，派到北平工作?！?BR> 李廣和雖是喬家才的同鄉(xiāng)，但他并非黃埔出身，因此喬原本并不認識他。喬回憶說：“二十八年夏天，我回華北視察工作，經(jīng)周世光兄介紹，我才認識了他。” 周世光私下里向喬家才抱怨說：“李廣和以軍事特派員來北平聯(lián)絡游擊武力，實際上連個鬼都聯(lián)絡不上。他向戴先生亂吹牛，結果一籌莫展，無法交代。不過他很膽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區(qū)的行動組組長?！?BR> 對此，喬家才認為：“無論如何，一個人敢在敵區(qū)工作，總是值得贊佩的，我對李廣和也不例外。九月間，天津失事，區(qū)長曾澈被捕，北平的環(huán)境也非常險惡，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進行行動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訴李廣和不要輕舉妄動，有甚么計劃，希望他先告訴我，再考慮進行與否?！?BR> 此時的喬家才，當然還想不到，許多年之后，他的一條老命，差一點就斷送在李廣和手中。 對于周世光，喬家才非常擔心，他認為：“照他（指周世光）那樣干下去，會使北平的環(huán)境更為惡劣，勢必招致一個極大的危機。此時為了北平工作的安全，必須立刻把世光調走，于是我于十月三日給重慶拍了一份緊急電報，報告天津工作被破壞以后，北平的危險情況，建議立刻把世光調回重慶?！?BR> 同時，喬家才準備自己去天津，恢復天津站?！案鶕?jù)革命者應當向危險方向走去的原則，我愿意到天津去，設法恢復那里的工作，察綏的工作尚未視察，請世光在回重慶途中，順便代替我看看，然后由綏西返回重慶。同時為了防止北平可能發(fā)生危險，希望給我適當?shù)臋嗔?，處理人事上的緊急問題。” 幾天后，長期在河南工作的劉藝舟來到北平，準備接替馬漢三的北平區(qū)區(qū)長職務。 劉藝舟，1893年生，河南修武人，軍校六期畢業(yè)。 除了鄭恩普，劉藝舟幾乎是軍統(tǒng)當中歲數(shù)最大的了（估計也是所有黃埔六期生中年齡最長的，1926年入學的時候已經(jīng)34歲了，當時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才28歲）。 劉藝舟是力行社的外圍組織復興社的骨干，1932年就以“黃埔畢業(yè)生調查處”的名義被派回開封工作，當時的負責人是河南省保安處副處長、軍校一期生蕭灑，此后，蕭灑成立“河南復興社委員會”，并自任“主任委員”，后由劉藝舟接替，該會“秘書長”即前面多次說過的尚振聲。 特務處成立以后，戴笠成立河南站，正、副站長即由劉藝舟、尚振聲分別擔任。 西安事變之后，岳燭遠接替了河南站站長。河南站副站長尚振聲，在抗戰(zhàn)開始后被調到京滬區(qū)任副區(qū)長。 喬家才回憶說：“當時軍統(tǒng)局河南工作的負責人為劉藝舟，藝舟和戴先生是黃埔六期騎兵營同學，過從素密，交情很厚。河南為四戰(zhàn)之地，民間武力強大。戰(zhàn)爭爆發(fā)后，藝舟想運用民槍組織游擊部隊，擁保安處副處長一期同學蕭灑為司令，他為副司令。但是事先沒有報告戴先生，未經(jīng)戴先生允許。后來戴先生據(jù)報。說他組織游擊隊。一再命令制止，他已騎虎難下，沒有立刻停止活動，結果，以違抗命令，把他同蕭灑一齊關起來?！?BR> 不久抗戰(zhàn)開始，戴笠將另一個河南籍的軍統(tǒng)重要干部楊蔚調到河南，繼任省保安處副處長，同時兼任河南省會警察局局長。喬家才說： “我于民國二十七年到河南督察工作時，在開封看到楊蔚兄，他正擔任這一項工作。因為他取代了蕭灑的保安處副處長職務，河南部分黃埔同學對他頗有誤會，以為蕭灑和劉藝舟被關起來，與他有關系。其實，這是很冤枉的，因為此事發(fā)生時，楊蔚并未參與河南站的工作，戴先生決定處分蕭、劉兩位，他也不知道。可是，從此劉藝舟和楊蔚之間，終于造成了一些隔閡，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BR> 此時，戴笠將劉藝舟放出來，接任北平區(qū)區(qū)長。 喬家才回憶說：“世光對于行動工作，越來越積極，我盡了最大的力量，勸阻無效。沒有過幾天，河南劉藝舟兄來到北平，他是來接任北平區(qū)區(qū)長的，此時北平的情況已經(jīng)非常緊急，風聲鶴唳，藝舟兄希望我督促世光，早點交代，好另行部署?！?BR> 喬家才說：“因為漢三兄奉召赴香港，辦理移交手續(xù)，自然是世光的責任，但是世光正在積極地進行他策劃的行動工作，延遲了移交的時間，而我又沒有奉到監(jiān)交的命令，故只能勸說，不能作更進一步的干涉。我告訴世光，我已無逗留北平的必要，打算很快離開?！?BR> 臨行，周世光找到他，問道：“你既要離開北平，對我有什么批評?” 喬家才聽了說：“局本部既然派藝舟兄來接任區(qū)長，你就應該代表漢三，趕緊移交清楚。你已經(jīng)被敵人抓去過一次，我不主張你仍舊留在北平。為了工作，為了你個人的安全，都應當避避風頭，趕緊到后方去?！?BR> 周說：“我也知道在北平呆下去，非常危險，可是過去的行動工作，沒有一次做成功，這幾年來，成績毫無，實在無臉面回重慶。我總想完成一件工作，然后光榮地回去。” 喬繼續(xù)勸說道：“你的想法，我不認為正確。你的成績再好，回去也是周世光，再不好仍舊是周世光。你要知道，你在北平工作了四年，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所以你現(xiàn)在回去，并沒有什么不光榮。” 周說：“老實告訴你，我現(xiàn)在正進行一件工作，一旦成功，我就不會留戀北平了。” 喬聽了警告說：“現(xiàn)在北平的情況如此惡劣，危險萬狀，絕對不能再干任何一件行動工作，你不接受我的忠告，一定會鬧出亂子來，會后悔的?！?BR>然而，周世光沒有聽從喬家才的勸告。 喬回憶說：“北平的情況岌岌可危，世光果然指揮著李廣和的行動組開了槍，被打的并沒有打死，但卻給予敵人一個破獲我們組織的線索?！?BR> 同時，由于喬始終沒有接到重慶關于他接任天津站長的答復，他必須得離開北平了。喬家才說：“我的緊急電報發(fā)出去已經(jīng)半個月，等候答復，卻杳無消息，眼看著危機將要降臨，而無法挽救。這里的任務早已完成，我不能再等待在北平，只好離開這里，繼續(xù)視察我尚未看過的單位。 1939年10月17日，喬家才離開北平，他回憶說： “十月十七日早晨，天空剛剛發(fā)亮，我就起來收拾行裝，準備搭乘平綏車，到張家口去。秀夫每天上學，起得很早，一家人除開我們父子兩人，都還在熟睡中。昨夜同妻說話很久，睡得很晚，我不忍叫醒她，秀夫夾著我的包袱，送我到胡同口外。妻為節(jié)省開支，去年從輔仁大學后身搬到西安門里居住。北平交通機構的同志已經(jīng)被敵人抓去，據(jù)說押往前門車站，在敵人監(jiān)視之下，守候著，指認我們同志，所以避免從前門上車。我從劉藍塑胡同口走到西四牌樓，才叫到一部黃包車，一直拉到西直門車站，踏上平綏路列車的最末一節(jié)車箱?！?BR> 按：“秀夫”即喬家才的長子喬秀夫。 喬家才的目的地是察哈爾省首府——就在一個半月前的1939年9月1日，即法西斯德國閃擊波蘭的同一天，“蒙疆聯(lián)合自治政府”剛剛在這里成立，并以張家口為“首府”，德穆楚克棟魯普和他的“政府機構”都設在這里。 喬家才回憶說：“張家口算是舊地重游，民國二十六年春天，我曾來過一次，我愛張家口寧靜樸素，更愛張家口的朋友們特別富于人情味兒。記得那一次來張家口，漢三兄陪我走出大境門，爬上對面的山頂，我給漢三拍了一張照片，他雙手叉腰，真有不可一世的氣蓋。從山頂上面回頭望那萬里長城的重要門戶大境門，門上刻著‘大好河山’四個大字。時間僅兩年多一點，誰料河山如故，旗幟變色，景物依舊，人事全非，我們真愧對這‘大好河山’四個字。 按：“大境門”是長城重要關隘，“大好河山”這4個字于1927年由民國時期曾任察哈爾都統(tǒng)的高維岳書寫，現(xiàn)門和題字都還在，十分難得。 剛上車，喬家才就遇到了大麻煩。 “一個中等身材，穿著便衣，態(tài)度兇狠，十足漢奸氣派的中國人”，“惡狠狠地盯著”喬，問道：“姓什么？” 喬家才回憶說：“我來不及思索，張王李趙，最為順口，所以沖口而出”：“姓張。” “干仟么的?” “做買賣的?！眴碳也呕貞浾f：“我回答的也很快，毫不遲疑。這是對付漢奸檢查人員的要訣，假如回答的稍為遲慢一點，若有所思，一定會引起他們的懷疑。” “做什么買賣?在什么地方?” “顏料行，在北京前門大街?！?BR> 喬家才回憶說：“我們的院鄰是山西平遙人，在前門外開顏料行，所以我像真的一樣，順口答復他。假如他再追問下去，問我賣些什么顏料，什么價錢，我對顏料一竅不通，可就慘啦。幸而他同我一樣，不是內行，他胡問，我胡答，總算應付過去?！?BR> “到什么地方去?” “到張家口?！?BR> “去張家口干什么?” “看親戚?！?BR> “做買賣的人看什么親戚?” 這話問得匪夷所思，于是喬“理直氣壯”地說：“做買賣的人不能看親戚嗎?” 對方惱羞成怒，說：“我看你不是個好東西，解開衣服。” 喬家才回憶說：“他剛說完話，我趕快解開我的夾長袍和小夾襖，兩手把農(nóng)服敞開。他從領子一直揣摩到衣角，既而伸手揣摩我的褲襠，最后教我脫下鞋子，他把鞋子里的鞋墊揭起，仔細察看，好像已經(jīng)知道我身上藏著什么重要文件似的，足足纏了有一刻多鐘?！?BR> 喬家才說：“這家伙今天所注意的，完全是別人所疏忽的，而他所疏忽的，又是最平常的地方。他檢查得雖然如此認真細密，可是他卻沒有檢查我的大褂上的襟袋，這只襟袋里面裝著一件東西，一旦被他搜出來，那就頗費口舌了。這一件東西是一枚布質的良民證，那是由鎖賡元同志從石家莊警察所弄到的，上面寫著姓冀，一個單名。今天在車上答話，又說姓張，這張、冀兩個姓，將如何自圓其說呢?但是他偏偏不檢查這一只口袋，是我的運氣好嗎?還是這家伙有些草包呢?總而言之，今天的錯誤，錯在不應該坐在最末一節(jié)車箱里，一開頭就碰上這個瘟神。” 這人搜了半天，一無所獲地走了，喬趁人不注意，將那張假“良民證”塞在“坐位旁邊的縫子里”。 好不容易挨到了張家口，麻煩又來了。喬回憶說：“走到車站出口處，我同另外兩個穿長衣的人被留在左邊的木柵子內，不準出站。一個東北口音的人，講話非常野蠻，他來檢查我的包袱，搜查我身上，問長問短，說我講話講不清楚，給了我一頓臭罵。眼看目前的景象，再回想車上的情況，今天真的要出什么岔子了。是車上通知他們來扣留我嗎?否則他們?yōu)槭裁戳糇∥?，不準出站?” 這時，一張名片意外地解放了喬家才，喬回憶說：“他從我的夾袍襟袋里搜出一張楊金聲的名片，拿在手里向我搖晃了一下，然后詢問我：‘這是你的什么人? ’” 喬說：“我的表兄?！?BR> “你為什么不早拿出這張名片來?”喬回憶說：“他的態(tài)度立刻變了樣子，說話也客氣的多了，不再檢查，讓我走開。當我離開木柵子，抬頭一看，右邊的木柵子里面，圈著更多穿長衣的人，還沒有放走一個呢?！?BR> 楊金聲，正是喬家才此行要訪問的察哈爾站站長，公開身份是“蒙疆聯(lián)合自治政府”的“建設部長”，在軍統(tǒng)干部中，有這樣高“社會地位”的，還真不多見。 總算又過了一關，喬家才回憶說：“我離開車站，首先注意有沒有人跟蹤我，走過一段路子，轉了兩個彎，并沒有發(fā)覺什么可疑的人，我才放心，叫了一輛人力車，去到河北張撫之同志的家里?！?BR> 張撫之是楊金聲的搭檔、察哈爾站的副站長兼書記，因楊在偽政府中有一些“公務”，因此由張撫之負責站務。 張撫之的公開身份是偽張家口市警察局的一個高級警官，同樣具有很好的保護色，便于掩護工作。 喬家才說：“我把下車以后的情形告訴他，據(jù)他推想，大概是今天專檢查穿長衣服的人，因為普遍檢查，人力與時間都不許可，所以分類檢查，今天檢查穿長衣的人，明天也許專檢查穿短衣服的人，我又獲得一種新的經(jīng)驗。 與張撫之住在一起的，還有察哈爾站電臺臺長張子文。 喬家才在張家口住了五天，隨即趕往山西大同，“視察”隸屬于綏遠站的大同組。 大同組組長，又是喬家才的一位故人，他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張存仁。 張存仁字靜齋，山西靈丘人，與喬家才既是山西平民中學的同學，也是黃埔的同學。 喬家才回憶說：“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夏天，我決定到黃埔去，正在家中，等候南方的消息。不久接到告寶（苗培成）師從太原寄來的信，是用我們事先約好的暗語寫的。他告訴我，接到亨甫（梁永泰）師的信，黃埔軍校正在招生，要我趕緊動身，不要躭誤?！?BR> 按：苗培成、梁永泰，都是喬家才在平民中學的老師。 平民中學是由國民黨籍的山西人士創(chuàng)辦的，多是北平畢業(yè)的大學生，其中苗培成就是國民黨“一大”代表，后成為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主任委員，因此，也可以說平民中學就是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大本營。 喬家才繼續(xù)回憶說：“因此，離家南下，先到太原，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正太車到石家莊，轉往北京，這是第一次出娘子關，離開山西。我到達北京，是六月中旬。先去看亨甫師，他住在王府大街定襄董鏡如家的木廠里。后來山西當局參加北伐，亨甫師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BR> 喬說：“到北京沒有幾天，就接到張敬齋（存仁）從太原寄給我的信，要我不要馬上南下，在北京多等幾天。因為還有好幾位同學，也要去黃埔，我很歡迎。多有幾位同學同行，再好不過，當然愿意等候他們。” 1926年7月，喬家才等十位山西青年一同前往廣東投考黃埔。喬回憶說： “七月中旬，平中同學張靜齋、李冠三（封嵐）、王正生（和眾）和熊昌壽四位同學，陸續(xù)來到北京，又會合了山西省立第四中學的晉城張子仁（鴻惠）、黃匯川（應海）、魏志清和朔縣的吳月卿、定襄的邢伯涵（淵經(jīng)），一共十個人，相偕南下。為了安全，避開南方軍閥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孫傳芳盤據(jù)的地區(qū)，決定走海路，不走陸路?！?BR> 到了廣州之后，喬等拜會了國民黨大老丁維汾，并由他介紹，到“長堤天字碼頭黃埔入伍生部”報名。喬說：“經(jīng)過極簡單的考試，全部錄取。八月二十九日到廣州東北十里的沙河入伍，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一連?！?BR> 按：同去的十人中，熊昌壽、魏志清病故，其他8人均畢業(yè)，其中喬家才、張存仁、李封嵐、王和眾、張鴻惠5人先后加入軍統(tǒng)。 1927年，“張黃事變”以后，喬、張均逃出黃埔，流落京滬，后來杭州成立軍校學生總隊，喬、張才“歸隊”，二次北伐開始，喬、張又一同參加了北伐宣傳隊。此后二人又回到軍校，1929年5月畢業(yè)。 此后，二人又先后回到山西太原，張到母校平民中學、喬到山西省立一中當“訓育員”。 喬家才回憶說：“第二年（指1932年），全國展開復興救亡運動，準備對日本作戰(zhàn)。戴雨農(nóng)將軍主持的情報機構，在南京成立。派靳易夫（軍校五期畢業(yè)）兄回太原建立工作，我和靜齋予以協(xié)助，參加了此項工作?！?BR> 此后，喬家才先是去做憲兵指導員，后又到北平，張存仁則一直在山西工作。 抗戰(zhàn)開始以后，軍統(tǒng)局曾曇花一現(xiàn)般地成立了一個晉察綏邊區(qū)，以曾當過北平區(qū)區(qū)長的李果諶為區(qū)長。喬家才說：“李系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八期（一九二五 —— 一九二七）步科畢業(yè)，原名國琛，和湯恩伯及山西夏縣王毓文為同期同學。時湯恩伯為第十三軍軍長，李果諶奉戴將軍命，發(fā)展華北游擊武力，征得湯恩伯同意，成立十三軍游擊隊司令部，擬向晉察綏邊區(qū)發(fā)展。委派張靜齋為先遣支隊司令，相機向雁北綏遠一帶挺進?！?BR> 山西與“中央”的關系，即在抗戰(zhàn)時期，亦十分微妙，閻錫山最反感的就是別人插足他的地盤，盡管此時太原已經(jīng)岌岌可危，也不愿意“中央”勢力入晉。當時閻錫山是第二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于是他親電湯恩伯，要他把十三軍游擊隊司令部撤離山西。喬家才說： “湯恩伯怕得罪閻司令長官，不說撤離不撤離，干脆來個十三軍沒有游擊隊組織，否定了李果諶的這個十三軍游擊隊，就這樣夭折了?！?BR> 此前，張存仁已經(jīng)奉李果湛之命，以第十四集團軍衛(wèi)立煌部的中校諜報參謀先期入晉，并參加了忻口會戰(zhàn)。喬家才說： “張靜齋于忻口會戰(zhàn)時，收容各部隊失散的官兵，多達五百多人，槍支齊全，立刻組織成軍，這些官兵都愿意跟他打游擊。他這個十三軍游擊隊先遺支隊司令，有了一營實力，成了名副其實的支隊司令。他既奉李果諶的命令，準備向雁北挺進，為十三軍游擊隊建立長城以北的根據(jù)地。而湯恩伯否認了十三軍游擊隊的名義，李果諶只好離開山西，使張靜齋的五百人成了無名義的游雜部隊，沒有保障，很難立腳?！?BR> 此后，張的這支“游擊隊”因人單勢孤，無法立足，只好轉移到晉西臨縣，恰好遇上剛剛從太原撤下來、準備退到綏遠的傅作義部，即將張部繳械、收編，張本人則莫名其妙地被羈押。喬家才說： “張靜齋在臨縣看守所，足足關了半年，經(jīng)中央一再交涉，一直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夏天，才被釋放，到達西安。他這個十三軍游擊隊先遣支隊司令，如曇花一現(xiàn)，就此結束?！?BR> 在地理位置上，山西屬于華北，但在軍統(tǒng)的序列上，卻歸西北區(qū)，因此，張存仁要回到西安報到。 此時，在西安坐鎮(zhèn)的，是復任軍統(tǒng)西北區(qū)區(qū)長的張毅夫。 在西安事變中，西北區(qū)垮臺，因此，1937年初，戴笠派張毅夫到西安，重建西北區(qū)，其公開身份，是軍委會西安行營辦公廳第四科科長。 與許多人的看法截然相反，喬家才在回憶中，對張毅夫評價極低，說他是個“標準小人”。喬還說：“因為軍統(tǒng)局的干部．多半是黃埔同學，人數(shù)眾多，張毅夫非常妒忌，看來這些人很不順眼，無形中予以打擊?！?BR> 喬回憶說：“張靜齋既是黃埔學生，現(xiàn)在落到張毅夫手中，成了被折磨的對象，很自然地成了犧牲者。他在西安被冷落了六七個月，受盡委曲。張靜齋是個有血性的漢子，張毅夫不給他痛快解決問題，使他非常惱怒，而又無可如何。他覺得在抗戰(zhàn)的大時代，浪費半年光陰，閑著沒有事干，實在不應該，太可惜了。一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天，才決定讓他到大同去，建立敵后工作?！?BR> 當時，喬家才正在西北區(qū)所屬的甘肅站當副站長，張存仁在赴大同的路上，曾給喬寫了一封信，信中憤懣地說：“看到石頭，我都生氣。” 喬家才說：“我想，一個人受委屈，受到這種地步，情緒惡劣到看見石頭都要生氣，要他到敵后去工作，實在太危險了，不是一個好現(xiàn)象，我真為他擔憂?！?BR> 此后，“蒙疆聯(lián)合自治政府”成立，將晉北13縣分割出來，成立“晉北省”，以大同為“省會”。這樣，軍統(tǒng)大同組的地位，陡然重要起來。因此，此次“華北視察”，于公于私，喬家才都必須到大同去看看張存仁。 |
|
|
來自： 屋檐下過客 > 《軍統(tǒng)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