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以下簡稱《三國》)蘊含了十分豐富的思想內容,其中的經(jīng)營思想、謀略思想、人才思想、軍事思想等等,歷來為人所稱道,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相比較而言,從領導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的較少,本文擬從領導藝術方面進行探討,或可為當代領導者提供某些借鑒。 領導藝術在《三國》中有許多表現(xiàn)形式,如,運籌藝術、決斷藝術、權變藝術、用人藝術、協(xié)調藝術、激勵藝術、講話藝術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只述其中的三個方面。 一、《三國》中的權變藝術 權變,簡單地說,就是權衡變通,即權衡事情的利害,作趨利避害的應變。權變理論的核心思想,實質上就是中國思想家孟子所說的“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冬F(xiàn)代漢語詞典》對“權變”一詞的注釋是:“隨機應變”。作為領導藝術表現(xiàn)形式之一的權變藝術,我們可以籠統(tǒng)地理解為,領導者在政治活動中的隨機應變。 《三國》第60回:久據(jù)西川的劉璋,比較軟弱無能,高級文官(益州別駕)張松暗中投靠劉備,獻給劉備一份進入西川的地圖,并且表示,如果劉備想奪取西川,他和某某某可作內應。對于劉備來說,眼下是進軍西川的好時機,且劉備心里也很想奪取西川,可是,因劉璋是“同宗兄弟”, 劉備擔心此舉會“失信義于天下”,頗為猶豫,此時,副軍師龐統(tǒng)說:“若拘執(zhí)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經(jīng)一番商討,終于定下進軍西川之策,為三國鼎立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雖然這是集體決策,但也表現(xiàn)出主要領導者劉備善于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的領導素質。 把權變藝術運用到出神入化的是諸葛亮,典型的案例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空城計”。 蜀國在失街亭之后,“司馬懿引大軍15萬,望西城蜂擁而來”,守城的諸葛亮身邊沒有一員大將,只有幾個文官和2000多士兵。應對這種局勢,一般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棄城而逃,另一種是拼死一戰(zhàn)。諸葛亮權衡兩種選擇都不妥。棄城而逃,跑不過魏軍的追擊,只能被擒;拼死一戰(zhàn),以2000多對15萬更是以卵擊石,必敗無疑。在此危急時刻,諸葛亮隨機應變,走了一步險棋:“大開四門,每一門用20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第95回)他穩(wěn)坐城樓,搖扇撫琴,司馬懿深知諸葛亮一生謹慎,從不做冒險之事,現(xiàn)已兵臨城下,他卻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由此斷定城內有埋伏,于是下令撤退。“空城計”是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下,對特定對象采取的獨特的處理方式,其獨特之處就在于諸葛亮大膽隨機地處置問題,用“空城計”嚇退了司馬懿。“空城計”具有非常鮮明的創(chuàng)造性,我們說它是(權變)藝術,是因為它有不可復制的特點。倘若諸葛亮再次使用空城計,司馬懿是絕不會再上當?shù)模笕巳缛粽瞻?/span>“空城計”,也難獲得成功。 領導者具備了隨機應變的個人品質,就能較好地掌握權變藝術,在各種政治活動中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三國》第4回,曹操因有機會接近董卓,向王允借七星寶刀行刺董卓,然而,“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鏡中,照見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問曰:‘孟德何為?’時呂布已牽馬至閣外。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恩相。’”在萬分危急的瞬間,曹操把“行刺”變成“獻刀”,反映出閃念之間曹操敏捷的應變才能。寶刀獻出后,曹操又“解鞘付布”,這個簡單的動作更增強了獻刀的真實性。 雖然暫且蒙過了董、呂兩人,但危機隨時都可能發(fā)生。當“卓引操出閣看馬”時,曹操不失時機地以“試馬”為由,“牽馬出相府,”然后“加鞭望東南而去”,當董、呂兩人猛然醒悟時,曹操早已遠走高飛了。 《三國》第21回,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中所執(zhí)匙箸,不覺落于地下。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箸曰:‘一震撼之威,乃至于此。’”讀過小說的人都知道,走投無路的劉備此時正棲身于曹操門下,表面上一副胸無大志的樣子,“就下處后園種菜,親自澆灌”,暗地里卻在漢獻帝的密詔上簽字畫押,想殺曹操,為日后奪取天下掃除阻礙,當曹操說他是天下英雄時,以為韜晦之計被識破,所以嚇掉筷子。劉備的失態(tài)必然引起曹操的懷疑,然而,善于隨機應變的劉備卻巧借自然現(xiàn)象,“將聞言失箸緣故,輕輕掩飾過了。操遂不疑玄德。” 以上可見,在隨機應變中,一方面是隨機,它包含有借題發(fā)揮、觸景生情、順水推舟、將計就計的含義。曹操行刺敗露,瞬即改為“獻刀”,而這把刀又正好是一把寶刀,這是隨器物之機。劉備嚇掉筷子正好天空打雷,這叫隨天時之機。“劉備入川”是因為有人獻地圖做內應,“空城計”是諸葛亮看準了司馬懿的性格多疑,因此,這兩例可以說是隨人事之機。隨機應變的另一方面是應變。應變是對突發(fā)事件作出快速反應的能力。在急促之中或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原定計劃,還要獲得成功,這的確是一件很難的事,唯其如此,權變藝術才顯得可貴。 優(yōu)秀的領導者必然具備隨機應變的決斷能力,尤其在突發(fā)事件面前,往往應對得聲色不露,入情入理。列寧說過:“我們也學會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另一種必要的革命藝術:隨機應變。善于根據(jù)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迅速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當時不妥善或行不通時,就選擇另一條路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列寧全集》第33卷第38頁) 二、《三國》中的用人藝術 《三國》是小說,但是,它提供了非常豐富的人才現(xiàn)象,很值得我們細細地品味。 三國領導者都很看重人才。曹操發(fā)布文榜招賢納士,劉備“三顧茅蘆”,孫權創(chuàng)造性地開設“賓館”、派高級謀士“延接四方賓客”,專職搞接待,等等,他們用各種手段吸納人才,展開了人才爭奪戰(zhàn)。吸納人才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在用人藝術方面,《三國》中有許多可借鑒之處。 1、重能力輕資歷 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曹操。 《三國》第5回,十八路諸侯會盟討伐董卓,盟軍已有四名將領先后被華雄所斬,眾皆失色,此時關羽自告奮勇:“小將愿往斬華雄頭,獻于帳下!”盟主袁紹非常瞧不起關羽:“使一弓手出戰(zhàn),必被華雄所笑。”袁術竟然大聲喝道:“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曹操則說:“此人儀表不俗,華雄安知他是馬弓手?”并親自送上一杯熱酒為關羽壯行。見關羽提著華雄的頭回來,張飛大叫何不就此殺入關去活捉董卓?竟又遭袁術訓斥:“量一縣令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趕出帳去!”此時又是曹操站出來說話:“得功者賞,何計貴賤乎?”事后,曹操還暗中叫人置辦酒肉撫慰劉、關、張三人。小說采用對比手法,用袁紹、袁術之流的重名輕才,來突現(xiàn)曹操的慧眼識才。 此外,曹操還擢拔山野壯士典韋和許褚。典韋曾經(jīng)是逃竄山中的殺人犯,曹操在兗州招賢納士,有人向曹操推薦典韋。曹操一見典韋便十分喜受,任命為“帳前都尉”,立功后,又任“領軍都尉”。許褚是一個農(nóng)民,領族親抵御寇亂,曹操見他十分勇武,就用計將其俘獲,拜為“都尉”。 典韋和許褚日后都為曹操舍生忘死,立下大功。 2、舉才不論親疏 徐州牧陶謙本有兩個兒子,可病危之際,卻偏偏三讓徐州于劉備。陶謙說:“長子商,次子應,其才皆不堪任。”(第12回)陶謙的可貴不在其謙恭禮讓,而在其能以國家為重,用人不論親疏。 劉備與關羽、張飛情同手足??墒牵T葛亮一來,劉備便覺“如魚得水”,“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以致“關張二人不悅”,(第38回)襯托了劉備的愛才。 東吳招親,是周瑜設下的圈套,目的是把劉備扣為人質,討回荊州。派誰護衛(wèi)劉備前往?論親疏應是關羽或張飛,但關羽剛愎自用,張飛粗率魯莽,都不適宜承擔如此復雜艱險的外交使命。于是,派了趙云。確保了三條錦囊妙計發(fā)揮作用,使東吳“賠了夫人又折兵”。 孫權攻取荊州的時候,叫呂蒙和自己的堂弟孫皎兩人同領大軍,呂蒙說:“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孫皎)可用則獨用叔明。”(第75回)并指出兩人同領大軍的害處。孫權聽呂蒙說得有道理,就拜呂蒙為大都督,總領各路軍馬,而讓孫皎在后方接應糧草。這是用人不論親疏的又一范例。 3、舉才不論長幼 《三國》在這一方面的經(jīng)驗,也讓人過目難忘。 郭嘉27歲被曹操拜為祭酒。諸葛亮27歲充任劉備的軍師。劉備的五虎上將,也是“老中青三結合”。魯肅投奔孫權時才20歲。周瑜33歲被孫權拜為大都督。 孫權在劉備的大軍壓境之時重用小將陸遜,遭多數(shù)人反對,張昭、顧雍等老臣們都認為“陸遜年幼望輕……必誤大事”,(第83回)在此情況下,孫權采納少數(shù)人的意見,連夜操辦了一系列拜將程序,賦予陸遜“先斬后奏”之權限,統(tǒng)領各路軍馬,顯現(xiàn)出孫權在用人方面的不同凡響。陸遜領軍迎戰(zhàn),“營燒七百里”,大敗劉備于彝陵,證明了孫權用人的正確。須說明的是,據(jù)《三國志》記載,當時陸遜42歲,并非“年幼望輕”,筆者認為,小說如此虛構正反映了作者“舉才不論長幼”的的用人思想, 4、用人忘短貴長 這里的“忘”不是忘卻,而是不計較。用人忘短貴長,就是不計前嫌,用其所長。在這一點上,曹操的眼光和胸襟,又在各路諸候之上。 陳琳是一個著名文人,曾奉袁紹之命,草擬討伐曹操的檄文,羅列曹操的惡行,而且連曹操的祖輩、父輩都受到污辱。平定袁紹后,陳琳被俘,曹操只是責問一下:“汝前為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左右都勸曹操把他殺了,曹操卻“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第32回) 張遼原為呂布勇將,被俘前曾與曹操直面廝殺,被俘后又當眾辱罵曹操:“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曾燒死你這國賊!”對這樣的“鐵桿分子”, 曹操的態(tài)度是:“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拜為中郎將,賜關內侯。”(第20回) 張繡第一次降曹后,因曹操私通鄒氏(繡之寡嬸),怒極而反,夜襲曹帳。在此次突發(fā)性惡戰(zhàn)中,曹之長子、愛侄及虎將典韋皆死于非命,他自己右臂中箭,坐騎陣亡。如此狼狽的遭遇,在曹操的征戰(zhàn)史上是極為少見的。然而,時過境遷,后來張繡又被曹操招安,這回張繡覺得他與曹操之間有仇,擔心曹操不能相容,但曹操不這么看,他拉著張繡的手說:“有小過失,勿記于心。”且封張繡為“揚武將軍”。(第23回) 以上幾位或有突出的才能,或有一定實力,如能為我所用,不殺也是可以的。那么,對普通的下屬,曹操又如何呢? 官渡戰(zhàn)后,曹操繳獲了大批文檔,其中有部屬私通袁紹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第30回) 當然,曹操的“忘短貴長”也是有底線的,就是絕不接受賣主求榮者。如小說中的呂布,其武功堪稱“第一”(第5回關、張與呂戰(zhàn)30回合不分勝負),且被曹操俘虜后表示愿意歸降,但還是被曹操殺于白門樓(呂布先為荊州刺史丁原的義子,后被董卓收買殺丁原,投董卓,認董卓為義父,后因貂蟬而與董卓爭風吃醋,殺董卓)。曹操的性格是復雜的。 三、《三國》中的協(xié)調藝術 善于協(xié)調各方面的關系,是領導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領導活動由領導者、被領導者和作用對象三方面構成。這三個方面又可細分為:人、財、物、信息、時間、空間、機構、政策、法規(guī)等。領導協(xié)調就是使這些要素彼此相互聯(lián)系、相互配合。在這些關系中,主要應注意與“人”的協(xié)調。本文以孫權為例,談一談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關系的協(xié)調。孫權協(xié)調下屬的關系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1、信任下屬。周瑜和陸遜為大都督時都比較年輕,沒有什么資歷,但孫權充分信任他們,給他們“先斬后奏”的權力,就連赤壁大戰(zhàn)和火燒連營這樣的重大戰(zhàn)役,孫權也不是事必躬親地指手畫腳,而是放手讓下屬去指揮,等他們凱旋歸來后親自犒勞他們。在赤壁大戰(zhàn)中,他讓周瑜在前頭統(tǒng)帥軍隊作戰(zhàn),自己在后方運送糧草作接應。一個最高統(tǒng)帥在大戰(zhàn)中如此這般的信任部下,實屬不多見。 2、體恤下屬。孫權與曹操“合淝之戰(zhàn)”后,孫權設宴款待立有戰(zhàn)功的將領周泰,“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令遍體鱗傷的周泰“解衣與眾將觀之”,讓周泰一一講述創(chuàng)傷的來歷,周泰每講一處傷,孫權則令吃一杯酒,情景十分感人。酒宴之后,孫權還賜青羅傘給周泰,讓他出入遮蓋,以顯榮耀。孫權的款款深情,讓下屬感到真摯可信。 3、推功攬過。孫權收回荊州之后,犒賞三軍,設宴慶功,他把呂蒙置于上座,對大家說:“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第77回)把戰(zhàn)爭的勝利全部歸功于呂蒙。而當戰(zhàn)爭失敗的時候,孫權又是如何表現(xiàn)的呢?有一回,孫權被曹操手下的張遼所激怒,帶兵與之決戰(zhàn),結果大敗而歸,有個叫張紘的幕僚當眾批評孫權說,今日之敗“皆主公輕敵之故”。聽到這樣的批評,作為最高統(tǒng)帥的孫權,絲毫沒有責備這個手下說話不顧場合,更沒有說半句文過飾非的話(實際上一場戰(zhàn)爭的勝負是有很多因素決定的),而是非常誠懇地對大家說:“是孤之過也,從今當改之。”(第53回)這件事情,說明孫權的胸襟非常寬闊。只有胸襟寬闊的領導,才敢于當眾承認自己的失誤,才能夠做到推功攬過。 4、從諫如流。善于聽取下屬的正確意見是三國領導人的共同特點,但孫權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善于采納逆耳忠言。荊州戰(zhàn)后,劉備大兵壓境,孫權派諸葛瑾去跟劉備講和,可是劉備不干,這樣,江南就危險了。這時,幕僚趙咨建議說:“主公可作一表,我愿出使去見曹丕,說明利害,讓他去打劉備,這樣蜀國自己就危險了!”(“表”在古代為上行文體),向曹丕上表,就意味著孫權向曹丕稱臣,這肯定有損于作為東吳之主的自尊與威嚴,趙咨提此建議顯然是冒著風險的??墒?,孫權聽后,反而高興,對趙咨說:“此計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第82回)接著就上表給曹丕。曹丕果然受表,使東吳避免了兩線作戰(zhàn),得以專心對蜀,爭取了戰(zhàn)略上的主動。而孫權采納了下屬的不中聽的意見,又讓下屬感到自己的領導沒有架子,能夠平等待人,這就拉近了他與下屬的距離,使領導者與部屬之間形成一種本真自然、同聲同氣的莫逆關系,這對領導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孫權在位期間未出現(xiàn)過叛臣,這與他的協(xié)調藝術或有直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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