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產生以來，在世界不同的地域、國家，經歷了不同的發(fā)展歷程。在此，我們僅以歐洲為例，考察其民族共同體所經歷過的城邦、宗教、王權和國家等幾個發(fā)展階段。

　　城邦民族    “民族”概念形成于文明之光在地中海沿岸初顯之時。起初，歐洲語境中的“民族”（nation）所包含之意，除了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民族”外，還用來指更廣闊的地域。實際上，這種“民族”是相對于蠻族而言的。因此，當時的“民族”和“民族問題”，嚴格來說是處理“文明”與“野蠻”的關系。與此相對應，在“文明”或“野蠻”的各民族內部，民族問題并不那么顯眼。以希臘為例，各城邦之間的分歧使得它們很難被看成是一個“民族”。盡管“希臘民族”的概念確實存在，但只是在整個希臘共同對抗非希臘世界時才顯現出來。后來羅馬對抗蠻族的情景也與此十分相似。這些更像今天人們所談論的諸如“歐洲民族”、“亞洲民族”之類的概念，它們尚不具有內部的“族裔”自覺性?？傊诠诺鋾r代，民族并沒有和族群、部落等完全分開。至于民族本身到底是什么，特別是民族內部關系如何，仍是十分模糊的。

　　宗教民族      在中世紀，歐洲人的民族觀念仍很淡薄。在這個封建時代里，與人們息息相關的是領地而不是其他。盡管也有民族和民族問題，但與古希臘、古羅馬一樣，有關民族的意識往往發(fā)源于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中。特別是當這個基督教的世界受到來自外部的威脅，如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蒙古人入侵中東歐、土耳其人入侵巴爾干半島時，人們對民族的理解就會深化、情感的凝聚就會上升。每當這個時候，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糾纏在一起，“異教”和“異族”混為一體，形成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民族意識。當時，整個歐洲都包容在基督教世界里，人們對宗教的認同產生出強大的親和性，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掩蓋了民族的差別。直到今天，在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東方伊斯蘭文明的互動中，我們似乎仍能隱約感覺到這種宗教民族情感的歷史印記。

　　王權民族   無論是在古代的希臘，還是在中世紀的歐洲，民族一直是一種模糊的存在，因為它始終沒有固化在一個有形的實體中。隨著中世紀的過去和近代文明的到來，這種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宗教改革使各國宗教開始擺脫一統(tǒng)天下的教皇，開明運動則使君權開始脫去神秘的外衣。至此，民族就實現了與王權治下的國家的結合，開始了“王權民族”的孕育和形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戰(zhàn)爭發(fā)揮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西班牙驅逐阿拉伯人的戰(zhàn)爭，造就了現代西班牙民族；英法百年戰(zhàn)爭不僅劃開了英法兩個國家，更是造就了英法兩個現代民族。此外，俄羅斯擺脫了蒙古人的統(tǒng)治，形成統(tǒng)一的俄羅斯民族；俄羅斯與波蘭歷經戰(zhàn)爭與沖突，使兩個民族的界限逐漸浮現和突出起來。在這些早期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王權是一個不可撼動的中樞，使當時的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意識始終披著王權的外衣。例如，民族國家的思想在都鐸王朝的英國、瓦盧瓦王朝的法國以及國王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阿維斯王朝的葡萄牙逐步形成，隨后慢慢傳入美第奇家族的托斯卡納、荷蘭和瑞典，直到1870年，德國和意大利的統(tǒng)一更是在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加冕為德意志皇帝、撒丁國王伊曼紐爾二世加冕為意大利國王的名份上實現的。至此，國家統(tǒng)一了，民族自立了，中世紀的混亂得以清除，為現代國家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初步的基礎。

　　國家民族    最早使用“國家—民族”（état-nation）概念的是法國。西班牙也與法國人一樣，把“國家”放在前面。與民族國家相比，盡管這種用法并不一定包含什么特定的含義，但兩個概念的這種順序至少迎合了現代民族的形成過程，也就是說，現代民族往往是在國家的強力推進下形成的。這種情況也可以在歐洲獲得驗證。開始是前面已經提到的各個王權，接著是世俗的民主體制。

　　至此，民族國家已成為現代化的載體，成為推進現代化的強大推進器。沒有這個載體，現代化就不能發(fā)生?，F代經濟發(fā)展，需要民族的市場，而市場則需要參與者之間的平等與自由。結果，市場經濟不僅孕育出“對外的民主”，即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也導致對內的民主整合，孕育出從經濟生活到社會政治生活和制度的民主化，使其每一個成員成為具有主人翁責任和義務的公民。隨著國家民族的不斷涌現，新的民族與民族國家相繼產生。原本并不被視為特定“民族”的尼德蘭，在16世紀下半葉從西班牙統(tǒng)治下脫離出來，建立了荷蘭；接著是比利時和盧森堡，也先后成為民族國家。而隨著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統(tǒng)一，這種現代“國家民族”形成過程開始波及東歐和南歐，并隨著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空前洗禮推進到全球各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