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認知水準決定著一個民族的素質，當我們面對社會生活中許多無奈現(xiàn)象時，上面這句話作為歸根結底的癥結所在或許不致為錯。德國著名哲學家和女性主義者西蒙·波伏娃的名言——“女人決非生就的，而是造就的”，深刻表達了女性的社會學意義。在“造就”的過程中，社會文化傳統(tǒng)賦予中國女性一種普適的、難以變易的品質，以致于這些品質幾乎成為天然烙印于女性的屬性。

    孝女、貞女、烈女，是傳統(tǒng)史籍中頌揚女性的絕大部分內容，某種意義上，這些女性是男權制度傳統(tǒng)之下的犧牲品。然而，在民間女性中存在一種可貴的精神——頑強的堅持，正是在這種精神支撐下的女性，她們能夠長期以懿行美德影響眾人，直接熏陶造就子女品性。北宋理學大家程灝與程頤（“二程”）的母親就是這樣平凡而偉大的女性。

    侯氏：訓育“二程”，其道德典范“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

    “二程”是北宋時期的哲學家、教育家、理學奠基人，師承周敦頤，后啟朱熹，以“程朱理學”著稱。如果說二程的理論來自師承與自省的話，那么他們一生律己待人甚嚴的道德情操與堪稱儒學師表的行為實踐，則源自母親侯氏言行的長期熏陶和訓育。程頤撰《宋二程母上谷郡君家傳》記載了母親侯氏的懿德懿行，以及對他們兄弟的深刻影響。

    侯氏（1004-1052年），北宋景德元年生于太原，皇祐四年終于江寧，享年49歲。太原府盂縣人（今山西盂縣），出生于河東大姓官宦世家，先祖在五代時以勇武聞名，父親侯道濟中儒學科第，后任潤州丹徒縣令。侯氏從小既善女工，又聰悟過人，好讀史書，博知古今，深得父愛。每逢父親以政事相問，她的回答總是“雅合其意”，難免令傳統(tǒng)觀念頗深的父親時常發(fā)出“恨汝非男子”的嘆息。

    19歲時侯氏嫁與程家，以孝謹稱道，廣受程氏家族的敬愛。對于丈夫，禮敬謙順；對于下人，仁恕寬厚，從不訓斥奴婢，如同兒女相待。若遇子女們訓斥奴婢，她必嚴厲告誡：“貴賤雖殊，人則一也。爾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她能夠從“人生而平等”的角度看待主仆關系，在等級嚴密的封建時代實為難能可貴。因此，侯氏“治家有法，不嚴而整”。

    侯氏慈善有愛心，路遇遺棄小兒，屢次收養(yǎng)。曾有一名小商人，出門經商未及歸來其妻死去，兒女們紛紛散去，惟有僅二歲的小兒無路可取。侯氏見狀，派人抱回家來收養(yǎng)，面對家人的怨色，她仍堅持撫養(yǎng)。等到小兒的父親經商歸來，見孩子健康完好，表示愿意獻給侯氏以表謝意，而侯氏道出真心：“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彼€樂善好施，常配藥方，以濟貧病之人。

    侯氏待人寬容博愛，“二程”是侯氏六子中僅存的二子，對他們可謂愛慈倍至。但是，在教育二子方面卻表現(xiàn)得十分嚴格。她有自己的教子之道，常說：“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倍棠挲g不相上下（僅相差一歲），二人剛學會走路還不能穩(wěn)步時，家人每每上前扶抱唯恐孩子摔倒。侯氏此時不無呵責道：“汝若安徐，寧至踣乎？”（“如果人生來就走路平穩(wěn)，怎么還會跌跌撞撞？”）只有在勇于跌撞中自我摸索，才能導上未來的坦途。孩子的食物常常置之座位旁，他們吃到絮羹殘余時，母親制止道：“幼求稱欲，長當如何？”（“小時候追求食欲之滿足，長大后將會何等貪婪！”）教育孩子們保持中和有度的欲望不至于走向凡事皆貪婪成性的惡習。侯氏教育子女雖然嚴厲，但從不惡言相傷，這一切無不深深滲入二程的言行思想中，正如程頤所言：“頤兄弟平生于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钡鹊絻鹤幽挲g稍長，侯氏引導他們從善師友交游，即使家貧，對于孩子們延客也熱情支持。教育女兒，則以曹大家《女誡》為范。侯氏常告誡家人：“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彼齻鞒械氖且环N擇善共美、愛物如己的品格。

    侯氏“安于貧約，服用儉素”，對于親戚間攀比紛華的風尚，她視如不見。她還表現(xiàn)出關切人生的精神，她的小女兒出生數(shù)日夭折，乳母婢女悲泣號啕，侯氏批評制止道：“在當求得。茍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生當愛護救助，已經死亡，痛哭號啕有什么用呢？”）侯氏不相信“怪力亂神”，客觀務實追求事物真相。程家居住在盧陵時，宅舍中頗多怪異，有家人說：“物弄扇。”侯氏卻說：“熱爾！”又有人說：“物擊鼓?！焙钍险f：“有椎乎？可與之?！睆拇?，家人不敢再談怪亂，家中怪亂也不再發(fā)生。

    侯氏不相信“天才”之說，有姜應明者考中“神童第”，人們競相觀之。侯氏認為此人決非長遠才器，后來果然獲罪無才。她相信惟勤是用的道理，所以寄語在兒子的書上：“我惜勤讀書兒”，并鼓勵兒子寫道：“殿前及第程延壽”（程灝幼名）。在母親的精心教育之下，二程先后及第，并成為北宋理學的奠基人。

    侯氏才華佳美，其弟侯方才智高遠，也是北宋名儒，對于姐姐的才華時常自愧弗如。她一方面表現(xiàn)出德行嚴厲，教子有方，另一方面她深受宋代禮教束縛，自己雖然喜歡文史，卻對于“婦人以文章筆札傳于人者，深以為非”，自己很少做辭章。她居歷陽時，丈夫外出視察，夜聞雁鳴，曾賦詩一首，現(xiàn)為僅存：

    “何處驚飛起？雖雖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回文信，誰能付汝將？”

    “二程”一生“舉動必由乎禮，進退必合乎儀”，“修身行法，規(guī)矩準繩，獨出諸儒師表”。從性格上看，程灝溫然平和，氣象從容，不失風趣；程頤嚴毅莊重，直是謹嚴，晚年趨于平易。透過程頤對母親的記述，可見他們不同的性格氣質卻有著同樣的謹嚴規(guī)矩，因為源自同樣謹嚴、慈愛的母性教誨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