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5年，也就是唐玄宗天寶四年，時逢夏天，年輕詩人杜甫游歷齊州濟南，恰逢譽滿天下的文苑名宿北海太守李邕也在齊州。于是，作為杜甫兒時的好友，同時也是李邕族孫的齊州司馬李之芳設(shè)宴歷下亭，宴請李、杜二人，并由濟南當?shù)孛孔髋?。良辰美景，云山助興，玉佩當歌，杜甫把酒賦詩《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云：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 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云山已發(fā)興，玉佩仍當歌。/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蘊真愜所欲，落日將如何？/ 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這是詩圣濟南這座歷史文化名城而作，至今僅存3 篇的華美樂章之一。其中“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一聯(lián)，凝聚了詩人對濟南人文景觀的傾慕之情，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傳誦不絕。尤其“濟南名士多”一句，可謂是對濟南名士輩出文化現(xiàn)象的高度概括。當然，從杜甫之后1000多年的歷史發(fā)展來看，又不啻是一個預言。

    名士之鄉(xiāng)

    濟南位于泰山之北，濟水之南，是控扼華北與江淮、中原內(nèi)陸與山東半島的咽喉重地和交通樞紐。地理上的區(qū)位優(yōu)勢決定了濟南區(qū)域中心城市地位的不斷提升，由縣城（歷城）到郡城（濟南郡），由郡城到州城（齊州），由州城到府城（濟南府），最后于明初又一躍成為山東省省城。水路四通，舟車輻輳，人眾物阜，工賈畢集，簪纓相望，文化資源雄厚，每得風氣之先，故而人才輩出。

    濟南郡治最初設(shè)在東平陵（今濟南章丘龍山鎮(zhèn)），西晉末年才向西遷到了“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的歷城。經(jīng)過一二百年的城市建設(shè)，到了南北朝時期，濟南已初步形成山水園林之城的風貌和格局。

    到了北宋，曾鞏、晁補之等歷任太守，以詩人的藝術(shù)審美來規(guī)劃和建設(shè)整個濟南城市，濟南遂成為飲譽天下的園林之城。

 “吾濟富山水，人稱名士鄉(xiāng)。”明邊貢將濟南多名士歸因于山清水秀的自然環(huán)境，這是有道理的。湖山泉林的風煙勝賞，能夠滿足名士的審美體驗和隱逸情結(jié)，也有助于養(yǎng)成風雅的情調(diào)和浪漫的生活方式，尤其對于山水詩人和山水畫家來說，湖山泉林更是取之不盡的創(chuàng)作素材和靈感來源。從前，大明湖小滄浪亭有一副對聯(lián)：“煙水此間真酒地，風光今日是詩天?！睗系锰飒毢竦纳剿畧@林，決定其必定是一座名士之城。

    中國的文化中心，春秋時在魯國曲阜，戰(zhàn)國時在齊國臨淄。齊文化為泱泱大國之風，具有鮮明浪漫色彩和變革精神。魯文化則是一種內(nèi)斂式的道德文化。濟南地區(qū)夾處在齊魯之間，其文化是沐浴著齊風魯雨成長起來的。然而相比之下，受齊文化的影響要大于受魯文化的影響，所以濟南名士一般都帶有一些“齊氣”。

    濟南是齊魯文化的重鎮(zhèn)，俗尚文儒，興學重教，如漢魏的經(jīng)學教育，北朝隋唐的世家教育，北宋以后的府學教育、書院教育和私塾教育，乃至近代新式學堂教育，濟南都居于同時期齊魯大地乃至全國前列。發(fā)達的文教事業(yè)是造就名士輩出局面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和條件。

    作為一座區(qū)域中心城市，濟南既是山水園林之城，也是齊魯文化重鎮(zhèn)，這一切決定了濟南是歷代文人心馳神往之地，而“每有風流太守來”了。以人文發(fā)達的北宋來說，仁宗朝任齊州知州者有王陟、王貫之、李載、李遜、張揆（濟南人）、郭勸、劉參、王綽、李肅之等，還有齊州通判王嘉言、祖無擇等。神宗時期，先后出任齊州知州的有王廣淵、王臨、王居卿、曾鞏、李師中、李肅之、李常、林積、張頡、韓鐸、王臨、范純?nèi)实?，還有“東來只為林泉好”的齊州掌書記蘇轍。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和大文豪蘇軾也曾游歷過濟南。

    至于元代，元好問、 明清兩代更是如此。

    外來名士在濟南興學重教，獎掖新人，與濟南名士切磋學問詩藝，并對濟南名士多有揄揚，這一切對于提振濟南的文風，促進濟南名士文化的發(fā)展，都有重大的意義，誠如清代濟南府淄川縣詩人王培荀在《鄉(xiāng)園憶舊錄》中所說：

    濟南固多名士，流寓亦盛。如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晁、曾，無不游覽流連。國初，顧亭林、張祖望、閆古古、朱竹垞，皆以事久住。學使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一代大儒。我朝則施愚山、黃昆圃，一世文宗。以此提倡，人物風雅安得不盛！

    名士的譜系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濟南還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qū)。史籍把濟南人一般籠統(tǒng)地記作“齊人”，要把春秋戰(zhàn)國時“齊人”中的濟南人分辨出來是不容易的。不過可以確知的濟南名士有中醫(yī)鼻祖扁鵲和陰陽五行學派大師鄒衍。

    經(jīng)學是漢代的主流學術(shù)，濟南人伏生則是漢代經(jīng)學的重要貢獻者。秦始皇焚書坑儒，作為秦朝博士的伏生為挽中華文化于不墜，冒著生命危險將我國最早的一部文獻《尚書》藏匿起來。漢初，伏生以《尚書》傳授于齊魯大地，又于漢文帝時獻書于朝廷，成為“千萬世經(jīng)師之首”。

    伏生開創(chuàng)了濟南的經(jīng)學傳統(tǒng)，自此以迄魏晉，濟南名士多為經(jīng)師儒士，即便有些名士在經(jīng)學上沒有多少建樹，也多以習儒學經(jīng)出身，如漢武帝時“棄繻”“請纓”的少年英雄終軍，漢哀帝時的太學生王咸（最早的學運領(lǐng)袖），皆可謂是濟南名士的代表。

    東晉南北朝時期，濟南名士大多來自房、崔等世家大族，以習禮誦經(jīng)著稱于世。以房氏家族為例，僅見載于《北史·房法壽傳》，就有房景伯、房景先、房景遠、房熊、房豹、房彥詢以及大唐開國名相房玄齡等，都是當之無愧的一流名士。郝經(jīng)、李昶、王惲、趙孟頫、虞集、李泂等人，或游歷濟南，或仕宦濟南，或僑居濟南，也都是當時一流的名士。
   正是東晉南北朝時期，濟南名士文化開始打上泉水園林文化的烙印。唐人段成式著有《酉陽雜俎》，書中所記發(fā)生在濟南北郊房家園的兩件軼事頗能說明問題。

    一次，房豹見房家園的梧桐樹枝被人折斷，痛惜地說：“何為傷吾鳳條?！惫湃苏J為鳳凰非桐木不棲，房豹故用“鳳條”代指桐枝。魏晉名士發(fā)言吐詞都頗具詩意，有唯美之感，對自然萬物又一往情深。以此為標準，房豹無疑有著典型的名士風范。

    在房家園，房豹還曾辦過一場齊州名士的月夜雅會，為翌日返回鄴都的齊州參軍尹孝逸餞行。會上，眾人詩酒唱和，尹孝逸有詩云：“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边@是現(xiàn)存最早的吟詠濟南風情的名句。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測，北朝的濟南，名園雅會的詩賦作品其數(shù)量可能相當可觀，只是散佚失傳，令人殊為惋惜。

    然而不論如何，濟南的山水園林的風煙勝賞決定其必定是一座風流輩出的詩城。于是在唐朝前期，濟南就誕生了“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的“文章四友”之一的崔融以及以“五百歲必有賢者生”自期的員半千等著名詩人、文人，而李白、杜甫游歷濟南湖山并留下千古傳頌的華美詩篇，更為濟南這座名士之城增添了一筆永恒的文化遺產(chǎn)。

    “歷下軍聲從古盛，濟南名士邇來多。”在北宋后期史學家劉攽看來，歷下自古兵家必爭之地，而濟南名士則以近來（北宋立國以來）為多。

    宋初，濟南誕生了一位被清代詩宗王士禛推崇為“吾鄉(xiāng)高逸第一流”的田誥。田誥之后，又先后涌現(xiàn)了“東州逸黨”領(lǐng)袖范諷，以及“東州逸黨”重要成員——李冠、李芝，北宋后期的張揆、張掞兄弟以及著名李格非等，堪稱一流的濟南名士。在以上濟南名士中，李格非是蘇軾門下的“后四學士”之一，深得蘇軾的器重，而張掞則以其道德文章贏得了蘇軾的欽慕，張掞死后，蘇軾有詩憑吊云：“濟南名士新凋喪，劍外生祠已潔除。”

   在宋代，濟南還誕生了足以使?jié)衔幕垡暟俅膬纱竺?，便是“濟南二安”。李清照，號易安；辛棄疾，號幼安，都是彪炳千秋的偉大詞人。清人王漁洋曾說：“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仆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為繼矣?！?br>
    “濟南二安”生當宋金之交，先后播遷南方。播遷南方的濟南名士，還有南宋初年的宰相、同時也是詩人的呂頤浩，有著名學者兼文人的呂同老、周孚，以及遷居江南已歷數(shù)代而對故鄉(xiāng)依然一往情深的天下名士周密。

    金元之際乃至整個元代，濟南是整個中國北方眾望所歸的文化高地，名士輩出，散曲家有“獨擅才名四十年”的杜仁杰及其弟子劉敏中，更有集圣賢氣象和名士風流于一身的張養(yǎng)浩。劇作家有武漢臣、岳伯川以及棣州的康進之和長期僑居濟南的滕州人李泂。經(jīng)世致用之學，則有地理學家潘昂霄，歷史學家張起巖。其他見于史乘的濟南名士還有李謙、李之紹、張炤、趙文昌、韓鏞等。

    明朝前期的一百多年間，濟南名士以詩人張紳為代表。成化年間，濟南名士逐漸多了起來，尤其弘治至萬歷的百余年間達到高潮，邊貢、李攀龍、劉天民、王詔、谷繼宗、殷士儋、許邦才、潘子雨、趙世卿、穆深、劉亮采、劉敕、葉承宗等，都是歷城人，且大多是卓有成就的詩人。其中尤以邊、李最為知名，前者為明代文壇“前七子”之一，后者為“后七子”之領(lǐng)袖。明人王象春說：“濟上之詩，以邊庭實先生為鼻祖，其后李于鱗、許殿卿、谷少岱、劉函山，不可勝數(shù)。濟南名士多，從昔然矣。”葉承宗說：“國朝稱四家，必推歷下；稱七子，必先濟南——詩名大錫邑哉。吾邑詩派，創(chuàng)于廷實，而盛于于鱗。二公學宗西漢，詩法盛唐，文字之宗，以此為證。后來人結(jié)辭盟，家藏詩帙，雖復淺近，亦各名家?！睔v城詩派成就了濟南“詩城”的美譽。

 明代，今濟南屬地誕生的一流名士還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著名戲曲作家章丘的李開先和被譽為“文學為一時冠”的平陰的于慎行。

    清初，濟陽張爾岐以弘揚“正學”為己任，沉潛于經(jīng)史，最終以治“三禮”而卓然成家。清代在學術(shù)上有突出貢獻的濟南名士還有乾隆年間著名藏書家和文獻學家周永年，有嘉道之際的輯佚學大家馬國翰。

    事實上，清代濟南名士中仍以詩人居多。《清史稿·文苑傳》稱“國初詩人，山左為盛”。即以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所列山東詩人來看，49人中，濟南府就占了20人。若以今濟南轄區(qū)而論，雖然鄧氏所列山左詩人中只有王蘋為歷城人，然而王士禛、田雯、蒲松齡等人或者長期居住濟南，或者常來濟南，他們的很多代表作品是在濟南完成的，以濟南詩人文人視之，并不為過。

    清代比較知名的濟南詩人有朱緗、朱懷樸、朱令昭、朱曾傳、劉伍寬、任弘遠、朱照、尹廷蘭、朱畹、翟凝、李廷芳等。以上提到的朱氏詩人，皆來自同一家族，是濟南著名的詩人世家。

    嘉慶道光年間，濟南詩人又成立大明湖鷗社。鷗社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遠紹盛唐詩圣杜甫，近承明代先賢邊、李，不過這已是歷下詩派的流風余韻了。

    道光以后，內(nèi)憂外患。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奪占大清河入海之后，濟南又屢遭河水泛濫之患，經(jīng)濟衰退，文苑沉寂。張之洞《濟南雜詩》云：“十里明湖成葦蕩，百年名士等晨星?！笨梢娡砬鍟r代，濟南名士文化之衰落，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清末民初以后，政局動蕩，戰(zhàn)亂不斷，實業(yè)救國，新學興起，舊學式微，以詩書為重的名士就越來越少了。

 名士的面孔

    司馬遷在評論包括濟南在內(nèi)的整個齊地之民風時說：“齊帶山?！?，“齊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大國之風也”。唐代詩人杜牧說，濟南人“多才力，重許可，能辛苦”。元代史學家于欽說：“忠義之風，齊俗為多”?！洞竺饕唤y(tǒng)志》卷二十二云，濟南府，“俗多織作，士務(wù)功名。習尚淳厚，民皆務(wù)本。敦厚闊達，多大節(jié)”。敦厚闊達多大節(jié)，更是集中地體現(xiàn)在歷代濟南名士身上。

    通檢史籍，濟南名士講誠信、重言諾的事例不勝枚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出自北宋沈括《夢溪筆談》：濟南人劉廷式出身農(nóng)家，鄰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為婚。后來廷式外出讀書數(shù)年，科舉中榜，回歸鄉(xiāng)閭，這時臨舍翁已死，其女因病致盲，家中一貧如洗，衣食無著。廷式使人申前好，而盲女家人辭以疾，仍以傭耕為生。廷式執(zhí)意要履行婚約，說：“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終于同盲女成婚，婚后閨門極雍睦，并生有數(shù)子。后來廷式管理江州太平宮，妻死，哭之極哀。

    濟南名士在疏闊豁達方面，清代楊爽是一個典型。楊爽《春愁》一詩云：“世無知爾方為貴，地有容吾不算貧。書帶新生窗外草，瓶花自護雨中春。長將曉露論前事，只作風燈看此身。好客孟公思往昔，愛山靈運竟何人？”時人王培荀評論此詩說：“讀之，想見胸無一事，筆有千卷，今高士傳中人也”。

    濟南名士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不含糊，毀家紓難、慷慨赴死的節(jié)義之士代不乏人，誠如明末葉承宗在《歷城縣志·忠義序》所言，濟南“忠義之名甲于天下”。

慷慨豪放、任達放誕、恃才傲物、使酒任氣、倜儻不拘小節(jié)，不與流俗沉浮，不為名利所絆，是古代名士一個共有的特征，這在濟南名士身上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范諷等“東州逸黨”豪放劇飲，不循禮法，不守名檢。李清照高歌“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嗜飲酒，好博弈，慷慨豪邁之氣“直欲壓倒須眉”。辛棄疾慷慨悲歌、縱酒使氣、倜儻風流，渾身上下散發(fā)著“齊氣”。邊貢為官南京，“優(yōu)閑無事，游覽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最終以“縱酒廢職”受到彈劾。李攀龍秉性孤介，恃才傲物，不同流俗，自稱“風華落落一狂生”。他因不肯忍辱為上司捉刀作文，拂衣歸鄉(xiāng)，隱居于白雪樓，達官貴人來訪，一概不見。其曾有詩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崩铋_先被罷官后，其詩詞文賦，多悲壯之音、激烈之辭。晚年，有人贈其一聯(lián)云：“年幾七十歌猶壯，曲有三千調(diào)轉(zhuǎn)高。”王蘋負才落拓，慷慨悲歌，“骯臟有奇氣”。清代濟南著名畫家張雪鴻秉性瀟灑，為人疏狂不羈，曠達自喜，遇權(quán)貴則意氣兀傲，做縣令時，藩憲求畫，不予，云：“朝廷令職來作官，不命職來作畫。”上官唯唯謝焉。

    歷史上的濟南名士，一般都有擔承天下的胸懷、強烈的變革精神和創(chuàng)新意識，在許多方面引領(lǐng)風氣之先。王育濟先生在《濟南歷史文化的變遷與特征》一文中曾指出：“每當有大的歷史變故之際，以濟南或以濟南為中心的周邊地區(qū)，每每會擔承起文藝復興或歷史轉(zhuǎn)型的責任，這是濟南歷史文化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征。”

 曾子說，“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濟南名士敢為歷史責任的主要擔承者和時代風潮的引領(lǐng)者。從先秦到明清，可以說明這一特征的史實：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創(chuàng)立五德終始說，并為即將誕生的新的統(tǒng)一王朝作理論上的準備；伏生獻書與“兩漢經(jīng)學”；終軍棄繻請纓，維護中央集權(quán)和國家統(tǒng)一；房玄齡“慨然有憂天下志”，杖策投唐，為貞觀之治局面的出現(xiàn)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泰山學派與儒學的復興和“宋明理學”的產(chǎn)生；“濟南二安”與宋詞的婉約、豪放派；嚴實的“東平府學”與“元曲”的繁榮；明代邊、李與歷城詩派的興起；李開先《寶劍記》與明代傳奇（戲?。┑闹卣瘢幻髑逯H王士禛定居秋柳園與山左詩派的興起；顧炎武定居章丘20年與“明清實學”；張爾岐精研《三禮》，以弘揚“正學”、傳續(xù)中華文化為己任；《醒世姻緣傳》與市井小說；周永年與近代公共圖書館的設(shè)想；山東大學堂的“山東章程”與近代大學的興起；濟南自主開埠與實業(yè)救國濟南名士是濟南城市文化的主要創(chuàng)造者和傳承者，是濟南城市的形象大使和形象代言人，他們?yōu)闈瞎懦勤A得了無限的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