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為什么而存在？人為什么活著？

這是每一個人一生中都無法逃避的大問題。人是不能沒有信仰的，人的信仰就是在當他回答這些大問題的時候產生的。人類每一個民族在回答這些大問題時形成的集體意識就成了這個民族共同遵守的信仰。

遠古時代，由于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對于大自然發(fā)生的各種現象感到困惑不解，以為風雨雷電之類的自然現象背后都有神靈在操縱著。人們仰望天空，幻想出在天空深處存在著無所不能的神，并對神充滿恐懼而又敬畏的情感，神于是成了人類各民族所信仰的對象。人一旦信仰了什么，就會被什么所限制乃至被控制。按照人類選擇信仰的方式，人們主動選擇的信仰稱為主動式信仰，被動選擇（被迫選擇）的信仰稱為被動式信仰。

在一定區(qū)域內產生的神話傳說逐漸形成了特定民族所信仰的文化，而人們幻想出來的神的存在，它的意志也代表了特定民族的共同意志。誰也不能將“神”據為已有，因而神是“公有”的。神權也有集團意志的影子，但總體上來說，神的意志的世俗化所形成的神權，它代表著一定區(qū)域人們的共同價值觀，代表著同一信仰者的共同利益。

“王”則不一樣。作為人間君主的“王”，王權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占有國家、人口、土地、軍隊等物質性資源，因而，王權是私有的，代表著特定家庭/家族、部落、種族、階層等特定政治集團與利益集團的價值。

天上的神與地上的“王”控制著人們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人們對于神是主動式的崇拜，而對于人間的“王”則往往是被動式的崇拜。

人們是應該崇拜神還是更應該崇拜人間的“王”呢？

天上不能有二個太陽，人們必須在神權與王權之間做出選擇。神權與王權之間自古以來充滿了斗爭，因而，其斗爭的過程也體現了人類各民族文化的根本區(qū)別。

人類幾千年信仰流變的歷史究竟向我們展示了什么？

人類文化對于神權與王權的選擇，主要有三種不同的存在方式。一是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為代表，神權至上，關于神的宗教成為文化中的主導力量；二是以伊斯蘭教文明為代表，神權與王權相調和，國家形成政治與宗教合一的政體；三是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代表，王權成為文化中的主導力量，神權為王權所利用。

基督教文明是世界上傳播最廣、信徒人數最多、對歷史影響最為深刻的宗教?；浇淌菄栏竦囊簧窠?，只承認上帝是最高的神，反對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反對宗教生活上的繁文縟節(jié)和嘩眾取寵?；浇痰慕塘x比較復雜，各教派強調的重點也不同，但基本信仰還是得到各教派公認的。在基督教的教義中，愛上帝是指在宗教生活方面要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基督教的教義可歸納為兩個字——“博愛”。在耶穌眼里，博愛分為兩個方面：愛上帝和愛人如己。

西方人對上帝的崇拜符合西方游牧民族的性格與生活實際。相對于神權的至高無上，人間的王權則是極其弱小的。在西方漫長的中世紀，政治、經濟的社會結構是封建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王國被分成一塊塊領地，分給一層一層的封臣們。領主與作為附庸的封臣們各有各的義務，也各有各的權利。每塊領地的主人都有相對獨立的統(tǒng)治權，儼然一個小小的獨立王國。君主沒有常備軍，打仗時只能靠領主、附庸關系臨時組織起來的騎士部隊。由于王國統(tǒng)治者的力量并不太強大，作為封臣的貴族力量也不太弱小，這就在西方形成了權利和義務對等的觀念；任何一方要多得好處，多占便宜，都會引起另一方的不滿，直至兵戎相見。13世紀初，英格蘭國王為彌補對外戰(zhàn)爭造成的財政匱乏，置業(yè)已形成的封建規(guī)矩于不顧，擅自提高對貴族的征稅，引起貴族不滿，他們聯(lián)合起來與國王開戰(zhàn)，打敗國王，國王被迫簽署貴族們起草的《大憲章》。《大憲章》強調要維護封建的規(guī)矩和貴族的自由。再后來，自由就漸漸發(fā)展為英國社會各個階級的傳統(tǒng)，成為英國和美國憲法的源頭和基石。

與西方文化相比，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卻表現為迥然不同的狀況。也許是由于中國農業(yè)文明的特點，比如水利設施的建設需要打破家族式占有土地的地域限制，人與人之間建立了基于農業(yè)生產有關的社會關系。中國遠古時代，堯、舜、禹的主要“政績”莫不來源于領導人民治理水澇災害。人們雖然信仰神（天），但神并不能解決人們生存中遇到的問題。神權與王權相比，顯然處于不利的地位。在中國的原始宗教在從氏族制度在向階級社會的過渡過程中，曾進行過兩次大的宗教改革。第一次傳說發(fā)生在帝顓瑣時，他借口“古者民神不雜”，由于“九黎亂德”、弄到“民神雜糅”、“民神同位”，使神靈“無有嚴威”。于是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國語.楚語下》）。第二次據說發(fā)生在帝堯時，他是以'苗民弗用靈”為借口，出兵征戰(zhàn)三苗，所謂“報虐以威，遏絕苗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尚書.呂刑》）?！敖^地天通”的實質，就是使宗教意識形態(tài)一體化，從而形成統(tǒng)一的全民族主導意識形態(tài)。“絕地天通”使神權被王權壟斷起來，宗教成了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人間的王與天上的神合而為一，專制的力量進入了宗教領域。中國君主兼有宗教領袖的席位，君主本身就是神化的人。在中國，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君權神授”的思想，不可不謂早熟也！正因為如此，中華民族的宗教和哲學的發(fā)展都缺乏獨立性，所謂的集體無意識實際上被權杖引導到一個相對固定的方向上，失去了自由發(fā)展的空間，于是，中華民族的思維自古就失去了“發(fā)散性”的可能。

到了秦朝皇權大一統(tǒng)時代，皇權成了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力，人間的皇帝成了“天子”，神的權力于是堂而皇之地被皇權代行。董仲舒等還炮制了“天人感應”的學說，神權于是徹底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

這種不同于西方神權與王權的發(fā)展模式，對于古老的中國意味著什么？

簡單地說，皇權是私有的權力，皇權所控制的國家權力，特別是社會意識形態(tài)都帶有強烈的“私有化”傾向。作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明確了皇權專制主義在中國社會層層占有的等級關系。每一個個體狀態(tài)的人，所對應的不是具有公共意志的“神”，而是不得不面對的皇權。人與人之間，根本不存在公共區(qū)域的利益，一切都成了占有與被占有的關系。下層人民于是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沒有誰能夠拯救他們。當越來越多的人民生活不下去的時候，人民只有起義推翻皇權，改朝換代。

人類的歷史是一個大螺旋。生活在不同區(qū)域的人們最終走到了一起。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人類各民族間互相取長補短的壯麗圖景！

先是中學西漸對于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啟蒙思想重視理性，主張自然法則和自然權利，提倡平等，要求法律公平。他們攻擊羅馬教會并批評教會精神支配下的愚昧和迷信。一些啟蒙思想家還主張改變政體，但多數人希望有一位“仁君”——開明專制君主的出現，自上而下地實行改革。啟蒙運動大師如伏爾泰、萊布尼茨及百科全書派等一大批學者，通過耶穌會士的介紹，認識了中國，認識了孔子等中國思想家。他們在著作中，極為稱道中國文化，贊美中國的“仁君”和“仁政”，以及儒家以德教人的倫理思想，主張歐洲以中國為榜樣，借此來批判舊制度下的歐洲政府、教會和社會。時逢清初康乾盛世，中國一派繁榮的景象更是令西方人對中國的社會制度羨慕不已。

關于中國文化對于近代歐洲的影響，許多人還不甚了解。其實，當人們只要想象一下歐洲人在中世紀所受到的思想禁錮就能很容易明白過來。與當時西方文化相比，中國文化的主要特點是無神論、唯物論、自然主義、理性主義。比如，中國人所崇拜的“天”，其實更多的表現為物質意義上的“天”，是“上蒼”、“上天”、“蒼天”，而不是西方式的“上帝”、“天主”。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水火不容的對立關系，在西方神權占絕對統(tǒng)治地位的漫長中世紀，中國與古希臘的文明照亮了西方的天空，最終也一起成為法國大革命的火種。歐洲人經過了法國大革命的洗禮，以最激烈的革命形式，揭開了西方的人權時代。

西方人從神權時代前進到人權時代，似乎只一步之遙，但卻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經歷無數人頭落地的血腥年代。而那些試圖以改良主義的方式過渡到人權時代的國家，卻需要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其間必然充滿了痛苦的權力斗爭，甚至要進行無數次不徹底的革命才能最終完成，無數仁人志士的激情、眼淚最終注定要成為歷史的碎片。

吸取中國文化精髓的西方文化快速崛起，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還處于痛苦的震顫階段。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革命，中國迎來了快速崛起的黃金機遇期。

回望歷史，我們從歷史精神的演化過程中應該得到什么樣的啟示呢？

對于受到幾千年實用主義理性熏陶的中國人來說，神權是不能接受的。這也是佛教在中國難成氣候的根源。而宗教和科學各有各的價值，各有各的作用。宗教對于人民的教化作用，倡導人與人的彼此友愛，使人間生活充滿溫暖，這種彼此友愛的情懷，后來升華為博愛精神，經過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大力倡導，已經成為普世的倫理觀念，為世界大多數民眾所接受。中世紀基督教會為救助貧困弱小，成立了濟貧院，為貧困無助的人提供了食宿、醫(yī)療等幫助，促成了福利保障制度在近現代西方的建立。西方人對上帝的崇拜，為后世博愛、平等、自由、民主社會的創(chuàng)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世紀確實是信仰的世紀，是人們苦修精神之功的世紀，就人類心性的虔誠程度、內心的靜穆程度，以及超然物外的靈性之境而言，說不定它還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無法再現的黃金時期”；“從某種意義上說，中世紀是停滯的一千年，沉靜的一千年，但同時也是充滿了上帝之言、祈禱之聲和人心祝福的一千年，是西人走向內心、修煉趨圣的一千年。是他們?yōu)槲磥砟莻€即將要到來的更加激動人心的時代做充分準備、充分籌劃的一千年”。這些言語深有見地。同樣是工業(yè)化，西方人卻不為物欲所擊倒，仍然重視心靈生活，仍然保持對神明的敬畏，彼此團結友愛，而中國人卻物欲橫流，人與人互相隔閡，不講道德良心。兩者形成何等鮮明的對比！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至關重大的原因是：西方人經過漫長的中世紀沉思和信仰階段，而中國人卻從來沒有這么一個階段（上文引自http://www./show.aspx?id=3912&cid=16）。

說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早熟的本質，主要表現為過早地從神權時代過渡到偽人權時代。天人合一——皇權專制主義時代的過早到來，使得中國人自古缺乏“神性”的教化，歷史上的中華民族在皇權專制主義壓迫下，信仰家族歷史主義意識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式，很難擁有全民族的共同價值觀。個人與個人之間缺乏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墨子“兼愛”的理想在中國古代就已經蕩然無存，何況今日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如何能夠把對于別人的愛置于自身利益之先？

我們這個時代位于歷史坐標系的那一點上？

中國存在了二千多年的皇權顯然是人權的一種，但它把所有人的權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由一人代行?！熬谐妓?，臣不得不死”?；蕶嘣缫呀涬x開我們而去，但隱性的皇權卻并沒有離開我們。從世代中國人的理想國——堯舜禹時代的原始氏族社會到春秋戰(zhàn)國的皇權萌芽時代，到秦至清的皇權專制主義時代，再到民國以來的亞皇權時代（全民化初級階段——絕對權威主義時代），中國人走過的是一條曲折艱難的“王權”之路。

在全民化初級階段，政治集團與利益集團在國家治理中起著重要作用，當它們能夠有效治理國家的時候，就能夠得到人民的擁護，國家就能穩(wěn)定發(fā)展；反之，人民就會反對，國家就會陷入動蕩不安的局面。在這個時代，國家治理過程中總是伴生著一定的風險性，與此同時，人權的力量也在不斷地發(fā)展起來。

殊途同歸。有高度保障的人權時代是人類各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共同目標，誰也改變歷史發(fā)展的方向。到了全民化高級階段，權威只是相對存在著，而不再是少數政治集團與利益集團的特殊權利，到了那個時代，才真正進入了世代中國人所憧憬的人權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