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和科舉取士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由殿試產生。殿試是科舉制度的最高一級，被錄取的士子分為三甲，一甲的第一名稱之為狀元。殿試理論上由皇帝在殿廷親自主持，一般認為起自唐武則天時期(690年)，到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親試制舉，殿試開始成為相對穩(wěn)定的制度，明清是它的完備期，清末隨科舉制度一起被廢除。 狀元在殿試之中的答卷稱為狀元殿試卷。這些答卷內容博大精深，包羅宏富，對儒家修、齊、治、平之學的講究，是它的主旋律。其文雖屬立馬造橋之作，但也不乏真知灼見——對歷史興衰經驗與教訓的總結，對君主的殷殷期望與諍諫，對社會腐敗現象的無情揭露，在國運維艱之際治國安邦的良策……字里行間洋溢著中國古代優(yōu)秀知識分子的滿腔豪情，也體現了狀元們超群的才智、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及其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高尚人格。讀其文，可想見其為人，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狀元殿試卷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是一部凝結著政治智慧與愛國愛民思想的歷史教科書。 但是，一百多年以來，人們對狀元殿試卷的價值認識還很不夠，而且有很深的誤解。比如現存青州博物館的明代狀元趙秉忠的試卷，大家都以國寶視之，但我們在網上搜索時卻發(fā)現，人們在談到它時，幾乎一律都把它看作是八股文，其中竟有教授、博導，真是令人大跌眼鏡。由此可見，沉冤者何止科舉制度，又何止八股文，更可冤者狀元殿試卷是也！因此，我們下面將以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國狀元殿試卷大全》為文本，討論狀元殿試卷的價值。 一 狀元殿試卷對于研究社會政治之作用 1．對政治環(huán)境之反映 宋代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在歷史上是少有的。太祖粗定天下，約誓有三，其中一條即“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所以兩宋士大夫雖多有貶謫，但是沒有被殺的。在這種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下，宋代的士大夫們動輒向皇帝上萬言書，反映在狀元的對策上，也多是洋洋上萬言，痛斥時弊，少有忌諱。 例如建炎二年(1128年)，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同尋常的一年，金軍滅亡北宋之后，再次大舉南下，跨過淮河，飲馬長江。全賴抗金將士的英勇奮戰(zhàn)，金軍暫被擊退，南宋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考，考生胡銓指責高宗的策問“聽于天而不聽于民”，文辭激越，剴切直陳，又說“臣而不言，是負陛下；使臣言不從，是陛下負臣”，最后也不用“昧死”等詞，便以“臣謹對”結束了對策。這種把矛頭直指當朝皇帝的，在殿試卷并不多見。而高宗不僅不惱怒，反視為奇文，欲擢胡為狀元。 這種對士大夫的極端寬容的態(tài)度，同樣表現在狀元殿試卷的策問中。例如紹興二年(1132年)壬子科的策問，高宗便直言不諱：“屈己以和戎，而強敵內侵；招誘以弭盜，而盜賊猶熾。以食為急，漕運不繼而廩乏羨余；以兵為重，選練未精而軍多冗籍。吏員猥并，而失職之士尚眾；田萊多荒，而復業(yè)之農尚寡?！边@種如此深刻反醒自己的策問，在后來的殿試卷中，是很少見的。 明清兩代的狀元殿試卷，決不臧否本朝人物，而宋代卻可以，這也是宋代政治環(huán)境寬松的表現之一。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王十朋在卷中是非王安石、司馬光之長短，所論人物又兼及寇準、王曾、李迪、韓琦等名流，甚至仁宗皇帝。正是宋代皇帝多能謹守祖訓，寬待士大夫，才能出現那么精彩的策文，才能出現那么多的忠直之士，才能使宋帝國又綿延150年之久。 2．對政治狀況的反映 對現實政治揭露最多的當數宋代。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狀元王十朋的對策，對現實政治的揭露最為深刻：“自權臣以身障天下言路，而庠序之士，養(yǎng)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薄皟韧庥檬轮?，多出乎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民，其濁如泥?！比绱说鹊龋寂c《宋史·秦檜傳》中所描述的權臣秦檜為相時期的社會現實相印證。 南宋末年，政治更加黑暗，狀元文天祥的對策，用語就極為沉痛，他質問理宗：“陛下以為今之民生如何？”接著描繪當時的黑暗現實：“今之生民困矣！自瓊林、大盈積于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于營繕，而民困；自獻助迭見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間于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弊詈蟠舐暭埠簦骸皢韬?！東南民力竭矣?！睆幕实酃涞焦倭磐嚼舻尿溕葚澅?，暴露無疑。 明清之際，又是一個政治巨變時期。明代末年，滿洲鐵騎虎視關外，農民義軍風涌海內，而崇禎皇帝在崇禎四年(1631年)到崇禎十年(1637年)四次科考中，連續(xù)三次殿試策問“安攘”問題，也足見當時形勢之萬分危急，無奈只是落日黃昏、大勢已定。清軍剛剛人關，圈地剃發(fā)，漢人反抗劇烈。清順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的策問，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處理滿漢關系。狀元傅以漸也無所隱諱，其稱：“在漢固當遵滿之廉潔，重其所以律己；在滿亦當通漢之委緒，詳其所以課人；在漢固當敦滿之嵩樸，建真實之業(yè)于上；在滿亦當辯漢之典則，判是非之介于心。”認為漢人固然應當學習滿人的淳樸，滿人也應該學習漢人的典則，只要政治清明，自能融合滿漢，形成“早成混一，克垂永久”的政治局面。而策問也顯示了一代新興王朝禮賢下士、積極進取的精神。 3．對政治事件的反映 唐光宅二年(685年)乙酉科策士，是比較典型的例子。此前一年，新寡的武則天先是廢掉了中宗李顯，立幼子李旦為帝，但不到幾個月，李旦又被廢，武氏自掌大權。當年策士便是她執(zhí)政后第一次策問，其中“三微遞代”，“五運因循”，明王“革命”，自然為將要實施的以周代唐的計劃尋找歷史依據，但狀元吳師道等人并沒有重點論證“五德與三微遞變”的合理性。因此，武則天評論此卷“略觀其策，并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祗一人。意欲廣收其才，通三者并許及第?！蔽涫想m有“革命”之心，但五年后才以周代唐，自立為皇帝，和這次殿試是不無關系的，因為狀元及進士都是當時的精英人物，他們代表了知識階層，而且當時能夠參加殿試的士人背后都有大官僚、權貴等重要政治勢力的支持，他們的觀點自然基本上相同，這更是武則天所顧慮的。 二 狀元殿試卷對社會經濟的反映 1．對社會狀況的反映 準狀元胡銓對南宋初年戰(zhàn)爭帶給人民的痛苦生活進行了深刻揭露：“比年以來，丑虜橫行，干戈爛漫不息，未嘗一年間不戰(zhàn)，生民日委頓，四夷日熾肆，天下不知有生之樂”，“士卒死邊野之外，婦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婦弱子抱負轊車，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自然災害也是十分嚴重，“兩河淮甸赤地千里，飛蝗蔽天”，面對這種令人痛心的現實，胡銓已忍無可忍，他質問高宗皇帝：“嗚呼！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此何圣人之用心也？” 南宋初年的沉重賦稅，也為張九成所揭露：“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閎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之外，苗頭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日大姓；大姓竭矣，又日湮實；湮實虛矣，又日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賦稅名稱多如牛毛，而造成的結果又是“前日桑麻沃潤，雞犬相聞，今為狐貍之居，虎豹之宅，蒼煙白露，彌望滿野”。史載，南宋除“兩稅制”外，新增的稅種有“經總制錢”、“月樁錢”、“報賬錢”、“和預買”、“科配”等等，不一而足，比北宋重好幾倍，南宋國土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在紹興末年，全國總收入就接近一億貫，而北宋最高額才六千多萬，張九成言之不虛，南宋的賦稅之重的確是驚人的。 狀元姚勉描述了南宋末年江南水災狀況：“有如去歲，疊見重災，九郡生靈，為魚鱉之墟，眾大民居，為灰燼之地，不加賑恤，民命謂何！”據《浙江災異簡志》載：“(淳祐十二年>六月，建寧府、嚴、衢、婺、信、臺、處、南劍州、邵武軍大水，冒城郭，漂室廬，死者萬數?！眱上嘤∽C，可見當時的社會狀況。應當指出的是，天災是和當時腐朽的政治相聯系的，因此，與其說南宋滅亡于蒙古人的鐵騎，毋寧說是亡于自己的政治腐敗。 2．治水工程在狀元卷上的反映 明末清初，黃河大堤年久失修，水患異常嚴重。據統(tǒng)計，康熙元年至五十五年(1662-1716年)決口45次，災難之重，尤倍于前代?？滴跏迥?1676年)，黃河倒灌洪澤湖，高堰大堤因承受不了黃、淮二水的強大壓力而決口30余處，運河大堤崩塌，淮揚地區(qū)幾個縣被水淹沒，致使運道不通，漕運受阻。漕運又是清政府的生命線，每年都需要六七千漕船，從江南地區(qū)運載四百萬石漕糧到京師，這樣一來，官俸、兵餉以及居民生活等受到重大影響。據說康熙皇帝曾把三藩、河務、漕運三件大事，親自書寫掛在宮中的柱子上。殿試策問有關治河的，也在康熙時期最多，共有5次，其中，第一次在康熙九年庚戌科(1670年)，后四次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之間，四次連考同一問題，實為罕見。狀元們在策中也提出了中肯的見解，如戴有祺一提出“有治人無治法”，“重其事權，專其職業(yè)，聽其便宜，無俾有掣肘之虞，久其委任，弗循乎遷轉之．格”，李蟠指出應“兼治上流而引之淮”；汪繹認為“今日河工之患，不在河而在淮，不在河之害于北，而在淮之害于南”，指斥某些治河官員“幸其工之不成，而曠日羈時，因之以一利。于是河堤之潰決日報，運道之梗塞日滋”。從這里我們可以窺見當時黃河水患的嚴重情形，也可察見精英階層對于治水方法等問題的見解。 三 狀元殿試卷對于研究科舉制度也有重要作用 殿試是科舉制度這座金字塔的塔頂。因為所有的讀書人，從一開始就有進士、狀元這樣一個目標，而且可以一級一級的實現，所以殿試考試的內容必然對所有的讀書人都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科舉制度不僅單是和八股文相聯系，在它的最高層次還和狀元卷相聯系。前者主要側重于考生的基本的國學知識，而后者則側重于考生對現實的了解程度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婆e制度最終究竟能夠選拔什么樣的人才，殿試以及殿試卷有著很大的決定作用。 1．科舉制度選拔的是高層次的通才 自從宋代以來，策論所涉及的泛圍很廣，包括帝王之學、治世之道、天道人極、禮樂弄政、古今治道、當世急務、經學、史學、刑罰、吏治、教化、肆武，甚至天文、地理、祭祀等。而事實上，殿試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這一點。如明代永樂二年(1404年)狀元曾棨，在其試卷中對宇宙結構，天體運行，論述十分細密，運用了大量的精確的數字：“歷法周天三百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于地，一晝夜，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晝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比绱说鹊?。這種有關自然科學的策問和對策，在歷代之狀元卷中實屬罕見。不僅如此，他同樣運用了大量的精確數字對古代的音律作了論述。對于這種臨時給定的題目，如果平時沒有積累淵博的知識，恐怕是難以作答的。 2．對狀元性格的考察 敢于批評時政的狀元，大多為人剛直，做官也清廉，如王十朋、文天祥等。考官王應麟評價文天祥的試卷“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果然如王所言，后來文天祥孤軍抗元，從容就義于大都，并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輝詩句。而明代建文帝時的狀元胡廣，卻是一個見風使舵、投機取巧之人，在狀元卷中，他對于行“仁政”的問題，半句不及現實，只是空泛的議論“賢才”，“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則禮樂見而仁義著矣”，如此云云。針對第二問之“惡人”(實指朱棣)，胡則引經據典，大加鞭撻，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鮮明對照，也從他與解縉聯姻，后解縉招禍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證。 3．狀元對科舉制度的評論 狀元卷揭露當時的科考現狀，如宋代狀元姚勉就指出“由私徑以鬻舉，挾厚貲以倩人，公道益亡，科舉遂陋”。并認為科舉取士受世風的影響很大，宋不及唐，“唐之世雖日私，而猶有公議，今之世雖日公，而實用私情”。 關于科舉考試，清代的王以銜曾縱論明代科舉之文的得失，認為“嘉靖以前講理法，隆慶之時講機法，天啟以后講議論。夫機法議論之文盛，恐纖巧肆恣之敝生。而尚理法之文，又恐貌似王、唐，為空疏枯寂者所藉口。要而論之，質與文不同偏廢，茍立言得圣賢之本意，揭經史之精華，則其人亦歸于正，而不愧為經術之士”，這些都可以為我們研究科舉所借鑒。 4．科舉制度并非培養(yǎng)純粹的文官 科舉制度并非培養(yǎng)純粹的文官，從其對考生軍事知識的重視程度，可以得到某些答案。例如，清代龐大的帝國版圖是以其八旗鐵騎開拓的，因而有清一代，對于武備格外重視。據現有策論和對策完整的殿試卷資料顯示，在110多次科舉考試中，策問有關軍事的近30次，約占1/4，如此大的比例，為歷代僅見?？忌拇饐栆脖容^有深度，如清咸豐三年(1853年)癸丑科，其時正值太平天國初起，狀元孫如饉在對策中不僅提出“以順討逆，以仁誅暴，以眾擊寡，金陵之地四面受敵之地”，“扼其咽喉，拊其肩背，絕其餉道，斷其救援，散其黨與，遏其奔竄”原則，還規(guī)劃了具體的設防“防江則瓜步其要也。防河則滁鳳其要也。防淮則維揚其要也。防海則圌山關、鵝鼻嘴其要也”，對于軍事地理確有識見。晚清時期能夠出現曾國藩那樣一批“書生帶兵”的人物，絕非偶然，從殿試卷可以看出，這是和殿試密切相關的?？梢娔且粫r代的進士，深通文武之道，并不是十分純粹的文官。 四 狀元殿試卷和文學的關系 狀元殿試卷不僅是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同時也反映了各時期不同的文學思潮與風貌。雖然狀元是經過長久與嚴格的八股文訓練，但是這種訓練并不都是負面的影響。相反，八股文嚴密的“起承轉合”邏輯議論，工整對仗、引經據典諳熟的要求等等，對其修辭之培養(yǎng)與思維之訓練都是極有效果的。更何況在八股文出現之前，所考的是詩賦，詩賦和文學的聯系更為緊密，詞采華美，氣勢雄渾，更容易出現高水平的文學作品。 1．狀元卷本身的文學價值 試詩是唐代殿試的特色。唐承魏晉之風，又兼國力強盛，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狀元崔曙的答卷“夜來雙月合，曙后一星孤”一聯，是唐詩中的名句。貞元十二年(796年)丙子科，李程“靜看遲日上，閑愛野云平。風慢游絲轉，天開遠水明”句，亦屬清新自然。 賦在唐宋代雖已過其鼎盛時期，但狀元殿試卷的賦卻也不乏佳句名作，如唐開元二年(714年)甲寅科，李昂《旗賦》“遐國華之容衛(wèi)，諒茲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滅霜空。乍逶迤而掛霧，忽搖曳以張風。徘徊驚鳥，飛天斷鴻”氣勢雄邁，發(fā)語不凡。宋代賦的成就有甚于唐代，比如，連中“三元”的王曾的《有物混成賦》，堪稱中國古代賦中的名篇，膾炙人口，時稱奇才。其中“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為而有為；君子執(zhí)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可稱警句。而狀元許安世《公生明賦》中的名句“依違牽制者既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在當時就被認為是不刊之語。 策論是古代一種重要的文學體裁。清代古文大家姚鼐在其《古文辭類纂》收錄了董仲舒、蘇軾、蘇轍等人的《賢良三策》、《蘇子瞻對制科策》等20篇策‘論。狀元殿試的策論，因為時間限制等等原因，多數情況不能和前者相比。但是它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其中也不乏佳作。由于宋代文官政治的實行，大批文人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他們不僅在政治上有發(fā)言權，在文壇上也是左右風氣的領袖人物。因此，宋代文人多為官僚、學者、文士的復合型人才，其知識結構遠比漢唐廣博宏大。 宋代又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理學勃興，思想界絢爛多彩。文學也是鼎盛一時，宋詞自是光耀千古，無與比肩。古文運動，又將中國古代文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加之唐以來重視文學之流風澤被，使得宋代的許多策論不僅能夠針對現實，而且洋溢著濃郁的文學氣息。歷來評價策論的，都以張九成為代表，其對策行文滔滔，一瀉千里，忠肝義膽，慷慨激越，其策中最受推崇的名句“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柳紛紛，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氣凄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蠻氈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凄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采用賦的鋪陳手法，文字極為華美綺麗。其文既出，一時間眾人爭相傳頌。張九成在策中對偽齊的劉豫也給予了無情的鞭撻：“區(qū)區(qū)一劉豫，欲收中國之心，嗚呼愚哉！中國之心，豈易收乎？彼劉豫者，何為者耶？素無勛德，殊乏聲稱，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用語犀利，文筆精彩，據說劉豫后來讀到這篇策論，惱羞成怒，立即拔劍付于刺客，欲置張九成于死地。 總體而言，唐宋狀元殿試卷的文學價值較高。但是明清兩朝的殿試卷在文學方面也有其自身的價值，顯示了另外的風格。明代試卷的文風一般都很樸實，行文很散，帶有語錄體的某些特色。清代的試卷則明顯受《尚書》誥體的影響，文辭古奧，語言力求客觀，在歷代文學中應是別具一格。 2．和當時文學思潮的關系 殿試題型有一個從策問到詩賦，再由詩賦轉回策問的變化過程，文體也有一個由駢文到律賦、律詩，再到散文的變化過程。唐代早期考試多就時事政治或經義史事提幾個問題，令應試貢士回答，策題、答案多用對偶較為工整的駢體文。唐中葉以后，詩賦之風大盛，省試文體也改策問為詩賦。賦題多取古事，并規(guī)定韻腳(通常為八字)，對聲韻格律提出嚴格要求；詩題多為古人詩句或成語，也極講究韻律，或五言六韻，七言八韻，這種詩賦通稱律詩、律賦。格律的限制決定了詩賦之作不能有很長的篇幅，為了用很少的文字講清陳年舊事，應試的貢士就不得不大量用典。因此，典故連篇也就成了中唐以后試卷的特點。 詩賦雖然瑯瑯易讀，但典故太多則令人費解，而且所講多是與現實無關緊要之事，于時政無補。因此，北宋王安石變法以后，廢詩、賦、論三題，詩賦之題就被永遠排除于殿試之外了，取而代之的則是重視現實的時務策論。時務策因時而發(fā)，因事而論，隨意性很大，而講究四六對偶的駢文必然會束縛這種隨意性的發(fā)揮，于是散文也就取代駢文成為殿試卷的主要文體。值得指出的是，明清時代取士雖用八股文，僵直死硬，但殿試則不為其所囿，仍用散文，可以揮灑。 詩的浪漫，賦的華美，策的雄渾都是時代風貌的展示，其中所表現的中國古代高級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他們而或憂國憂民、達人濟世，而或才氣橫溢、議論風發(fā)，而或學富五車、下筆萬言，而或抨擊時弊、無所顧忌，這種深厚的儒者精神，或許是我們后人更值得研究和學習的最可寶貴的財富。 五 狀元殿試卷對各個時代學術的反映 知識分子和學術思潮的關系之緊密是不言而喻的。而狀元們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師承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都可能造成狀元學術思想的不同。在統(tǒng)治者方面，對于學術也是相當重視的，明清兩代，有關“經學”、“典學”的策問很多。尤其在學術思想丕變之時，狀元卷反映學術思潮的情況就更明顯。以下我們就明清兩朝的狀元卷和理學、考據學及其間的學術思想的變革等方面做簡單的論述。 1．對程朱理學和王學的反映 策問是觀察統(tǒng)治者思想的重要窗口。策問三代治道，是各代王朝所共有的，因為治道是整個皇權問題的核心。明代的策論，和宋代、清代相比，不同之處在于它對治道問題表現了額外的關注。例如明英宗時期，八次殿試，幾乎無一例外的涉及了三代的治道，其中大約提出了近二十個問題，治道占了一半以上。而考生的答題，較之宋代多缺乏獨立的思想，較之清代又行文較長，因而內容顯得空泛，“堯、舜、禹、湯”成為那一時代最常見的字眼，如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狀元羅倫的文章，出現“堯、舜、禹、湯、文、武”不下20余次，“周子”、“程子”、“朱子”等人的名字與言論時著于篇，和宋代崇經已有很多不同，顯示了深刻的程朱理學的痕跡。 陽明后學末流的“束書不讀，但從事游談”在學術思想界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在狀元殿試卷上自然也有反映，從明萬歷二十六年至崇禎四年(1589-1631年)的10次科考之中，狀元們在試卷中所提及的書目不足10種，尚不及清代胡長齡在自己一份殿試卷所提及書目的一半。學術空疏成為明亡的重要原因，不足為怪，試看崇禎七年(1634年)的殿試卷，對“流寇滋漫”、“東奴猖獗”現實毫不隱諱，可見尋求治國良策之急。狀元劉理順的以“君以實事課其臣”，“臣以實心效于君”為立論基礎，強調“因職以察其能”為實事，“盡忠以致其身”為實心，然后由“風俗之敗壞”，“紀綱之廢失”，“兢兢焉求所以失人心維世道者”。其稱：“夫人心之不能無偈玩也，非有以振肅之，則玩者日玩，究將有極重不可反之勢。世道之不能無陵夷也，非有以維持之，則夷者日夷，敝且有大敗不可支之象。振肅維持之術，舍綱紀其誰屬哉？”凡此云云，“千載上下間，治亂興衰，豈不以紀綱修壞，固握于精神之張馳哉！”最后以“夫人主一心耳，而伺而中之者且千百心?！稌匪Q成湯之圣也，有日不殖貨利，心至清也。一中于溷濁之財，而清白之氣愈昏愈錮，遂溢于人政之間，而昏錮之弊愈蔓愈衍，風俗敗而紀綱亦益以馳。獨不思人主天下之身也，何天下之財非人主之財？顧乃以之昏心哉！以皇上明圣，遠邁成湯，而愚愿以不殖之說進。”對現實問題避而不談，可謂不著邊際，空洞無物。 面對萬分危急的時局，不能提出一項具體措施，卻高唱頌歌與忠貞，“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嗚呼，明之不亡其待何！正為如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們，如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才懷著亡國之恨，對王學末流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清代的學風開始轉變，作為陽明心學的反動，乾嘉考據學應運而生。 2．對乾嘉考據學的反映 清代中葉，是乾嘉考據學大行于世的時代。乾嘉考據學的盛行，反映在殿試卷中考生對經史的重視程度上。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胡長齡的狀元殿試卷中，單是所提到的書目就有《春秋傳》《易》《書》《后漢書》《困學紀聞》《易舉正》《容齋隨筆》《毛詩》《舊唐書》《新唐書》《商書》《詩譜》《左傳》《考工記》《隋書》《周書》《史記》《班馬異同》《南史》《北史》《三國志》《漢書》《國史補》《學校貢舉私議》《周禮》《御制評鑒闡要》等30余種，不僅書目甚多，而且范圍亦甚廣，有經有史，有正有野，古人著述，近人文章，融于一爐。 乾嘉時期，由于政治腐敗、水政松弛等原因，據《清史稿》等有關資料顯示，受災州縣每年平均達一百多個，道光朝水災驟增，一躍為177個，治水又成了一大問題。在殿試中，關于治河的策問也多了起來，但這一時期的策論又有了不同于康熙時期的特點，如清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狀元林紹棠，在殿試卷中對于京畿地區(qū)最重要的兩條大河滹沱、漳河的源頭、歷史、長度、流勢、支流、流經省縣等情況，敘述得極為詳盡，顯示了濃郁的考據學色彩。 3．反映學術風氣的丕變 宋代學風向理學的轉變。宋寧宗皇帝當政期間，實行了“慶元黨禁”和“開禧北伐”，這個頗有事功派色彩的皇帝，在殿試的策問中也自有表現，如慶元五年(1199年)己未科的策問對士大夫的批評：“默觀卿士大夫，莫不高談稷契，下卑漢唐，然今日之，亦多端矣”，“文采則富，議論則闊”，顯示了浙東事功學派在當時的影響。而理宗上臺之后，程朱理學則開始成為官方的統(tǒng)治哲學，策問出現了“道原出于天，超乎太極無極之妙”等理學術語，且所錄狀元的理學造詣都很深，如文天祥在試卷中針對策問所作的道之原初為“無極太極之體”的回答就很精彩，其稱：“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于渾淪，藏與未雕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為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為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為之?！?/P> 清代中期學風向考據學轉變。如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的殿試策問，是學術風氣在官方轉向標志。乾隆七年(1742年)壬戌科，策問還保持著“心性天理”的傳統(tǒng)，提出“君民關系”“務民之本”等問題。而乾隆十年的策問發(fā)生陡變，問題全部倒向經史：“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經，其名何肪，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獻何時，其傳何時，傳之者有幾家，用以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歷數歟？”接下來又問了“三選、四科、五問、十條”等問題，十分明顯的是受了考據學的影響，這次策問，一改“心性天理”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成為官方提倡考據學的開端。 4．東西學之爭在狀元卷中的反映 東西學之爭，唯一見于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狀元劉春霖的殿試卷。其實，東西學之爭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1840年)就開始了，但是六十多年間的策問卻無一語及此。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策問，依然在故紙堆里發(fā)問。而劉春霖一掃清代對策少言現實的舊例，提出了自己“振興實業(yè)”、“擴充商務”的見解：“臣謂理財于今日，節(jié)流不如開源之尤要。蓋自通商以來，利源外溢，雖百計節(jié)省，而無救于貧。開源之道，在振興實業(yè)。中國神皋沃壤，幅員縱橫寥廓，且地處溫帶之下，百物皆宜，則當講求農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勞苦，而且心思聰敏，中外交通以后，閩粵瀕海之人，類能仿造洋貨，果其加意提倡，不難日出新制，則宜振興工藝。歐西以商業(yè)之勝衰為國力之強弱，輪帆交錯，以爭海外利權。中國商業(yè)不興，漏卮日鉅，欲圖抵制之道，則宜擴充商務。如此則野無曠土，市無游民，精華日呈，然后利權可挽?！倍溽槍ξ鲗W東進則云：“今日浮蕩之士未窺西學，已先有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習，必以明倫為先。欲明倫理，必以尊經為首。此即國粹保存之義?；噬铣魑慕?，必以經學正其趨，此不得不因時制宜者。”體現了當時在東西學之爭中士人普遍持有的“中體西用”的態(tài)度。 總之，狀元殿試卷是一座尚未開發(fā)的巨大寶庫，期待著有識之士作進一步深入研究與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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