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9日  佛學研究網

【內容提要】有晉一代最杰出的中國詩人陶淵明，以一片田園作為自己的靈魂棲息地，甘于淡泊，息心浮名，在詩、酒、書、田中傳達出自己對人生、對社會、對功名等的種種看法，融入作品，顯為人格，使人于百代之下，依然能夠深深濡染其真摯的生命氣息。本文力圖深入陶淵明作品，通過社會形態(tài)、意識形態(tài)、美學形態(tài)這三個層面的闡述，由下而上、由表及里地離析出其中的思想和人格意蘊，旨在從中窺探和管論：陶淵明作為一代文宗，其對后世長久不衰的魅力，并不僅僅在于開拓了中國田園詩的創(chuàng)作領域，亦非僅僅因其創(chuàng)造了一種平和沖淡的藝術境界，而是因為，這方山水田園，潛藏著他看似平淡、實則膏腴的思想和靈魂的光輝；蘊藉著他求實任真、豐富完整的人生和生命哲學；寄寓著他貞剛自質、安貧樂道的人格操守；展現著他淳樸寬厚、達觀隨和的人生性情，使其人、其文、其德、其行渾然一體，如一曲無聲的弦歌，靜靜地、長遠地影響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文豪大家，令人感懷不已、追思無限。

陶淵明在世時，其詩名毫不彰顯。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弗提其人；鐘嶸的《詩品》，僅入中流。然而，自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為之編集、作序后，陶淵明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重視和推崇，不僅作品注釋很多，而且歷代文學大家如唐朝王、孟、李白、杜甫、宋朝蘇、辛、金朝元好問等，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直至今天，陶學的研究，也依然是方興未艾的一個課題。這是為什么呢？事實上，陶淵明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絕不僅僅是文學表面的藝術形態(tài)如題材和風格等，其間所蘊涵的“真意”，遠遠超過了文字的本身，予人以啟思和爭鳴。因此，后世盡管學陶、仿陶、愛陶、研陶者眾，然對其人其作之立論取舍，卻可謂見仁見智，實多不同。要么以身自況，內寓相惜，贊其高蹈隱逸，清風亮節(jié)；要么從階級社會及政治現實出發(fā)，指其消極逃避，小資閑情；要么從其身世經歷、人生抱負、政治理想等出發(fā)，稱其潔身自好，五仕五歸，委運園田，立志從文；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其實，這些論點中，都包含了我們正確解讀和評析陶淵明其人其作所必須深入、切實研究的具體細節(jié)和基本元素在內，但問題是，如果借用從前炎櫻替張愛玲小說申辯的一句話：“她的作品像一條流水，是無可分的，應該從整個來看，不過讀的人是一勺一勺地吸收而已。”就多少有些令人無法滿足。因為，正如于不管對三角形三條邊的研究有多么完美，但倘若不能認識到這三條直線所構成的圖形，其實是一個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實體一樣，如果對于陶淵明的研究，僅取就事論事之方法，則不管涵蓋多少方面，論述如何詳盡，都無法真正揭示出其中各個方面所內含的邏輯關聯，那就是：陶淵明的作品，首先是一種對生命形態(tài)的完整闡釋，其次才是一種田園風格的自然表述。因為，他首先是一位對人生價值有著自覺思考、對人生道路有著自主選擇、對生命哲學有著自由演繹的具有完整自我人格的文人，其次，才是將這些真我的東西融入作品的偉大作家。與其說，陶淵明將田園生活帶入詩歌創(chuàng)作領域，并以此開千古平淡之宗，不如說，在那個社會極端黑暗、政治斗爭慘烈、士人進退失據的時代，陶淵明其實是以躬耕生活和田園詩境作為寄寓其思想和人格的靈魂棲息地，養(yǎng)真寄傲于詩酒松菊之中，不卑不亢、不疑不懼地實踐其人生的自我價值，用心感受和表達其對自然的熱愛，對生命的珍惜；隱而不逸、靜而不穆地感喟其對現實的痛切，對國運的憂思，對民生的同情。他的作品，其實就是他偉大心靈的回音。

所以，在筆者看來，陶淵明所有的作品，幾乎都可以視為詠懷詩。如果縱觀陶淵明作品的系年，目前或尚有疑異之處，但若橫看其作品中所詠內容的不同，便可見出陶淵明對于人生方方面面的處世哲學：人生道路、政治理想、社會現實、生命價值、名實毀譽等。他對于某些方面的表述，即使中間經歷的時間間隔很大，也往往會表現出辭義的高度相似，以至于迷惑了某些陶學家在作品系年方面的看法。其實，這或許正是因為沒有清楚認識到：陶淵明終其一生，對于理想、信念、氣節(jié)的追求，一直是忠貞不二，矢志不渝的。有感于此，筆者將其作品分別歸入三個層面：社會形態(tài)、意識形態(tài)、美學形態(tài)，逐一進行以下的考察論述。

一

一提到陶淵明，有一個問題，是無法也不能繞過去的，那就是他的棄官歸隱、躬耕園田。

歷代各家論陶之言，靡不筆涉。蓋稱此舉，最見靖節(jié)征士之人格氣節(jié)。筆者以為，這固然不無道理，但誠如魯迅先生所說：“人生的第一要義，便是活著。”陶淵明亦有詩云：“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所以，何以謀生，便是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第一件人生大事，也是一個人于各種社會關系總和中最底層面的形態(tài)歸結。作為一種人生道路的選擇，它同時奠定了陶淵明生命哲學的基石。因此，只有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深入的解讀和闡釋，才有可能對陶淵明的思想和人格有一個整體和辨證的把握。我們不妨循著陶淵明的人生軌跡，逐一檢點。

首先，陶淵明的歸田，既非片面的消極逃避，亦非單純的超然隱逸，而是對人生道路的一種自覺選擇。這條歸家之路，其實，是經過他的認真思考和反復比較之后作出的最終抉擇。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行役詩和早期田園詩的詠寫之中。

年少時的陶淵明，“親老家貧”。但生活的困苦，一點都沒有影響他的好心情。他在書酒之中，汲取豐富的精神糧食，養(yǎng)育任真的人生性情。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游六經，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對于貧寒，如同視而不見：“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無樂自欣豫”，自謂羲皇人；即使荒年逢大饑，餓餒到要去乞食的地步，一遇到善解人意的素心主人殷勤招待，便“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真可謂樂而忘憂，忘懷得失；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 曾不吝情去留。”真是毫無矯飾之態(tài)。一位襟懷坦蕩、安貧樂道的五柳先生，活脫脫地勾畫在我們眼前。而鄉(xiāng)間民心的淳樸，人性的溫情，也流淌于陶淵明的筆端。

29歲第一次出仕，“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何故？陶淵明自己作了明明白白的交代：“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yǎng)不得節(jié)，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飲酒•十九》）入仕對他這種抱璞懷真的人來說，不僅不能解決人生溫飽的問題，相反，心靈還蒙上了一層恥辱的陰影。

41歲徹底棄官歸隱，作《歸去來兮辭》。在辭序中，陶淵明同樣對這一次無疾而終的仕宦經歷，作了明明白白的交代：“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在職不過八十余日，便歸心似箭。

29歲到41歲之間，陶淵明一共出仕三次，期間具體的官職和年限，我們暫且不必一一細究。因為陶淵明在這仕、歸反復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斗爭和心跡，如同出一轍，讓讀者歷歷清晰可見。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早期田園詩和行役詩的詠寫之中。這兩大內容的詩歌，如同兩大不同色調的板塊，對比鮮明地傳達出陶淵明對出、處這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深切感受和苦樂心情。前者黯然殘淡，森肅灰凜；后者安詳溫潤，和諧柔美。試看：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

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

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涂。

凱風負我心，戢枻守窮湖。

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

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馀。

延目識南嶺，空嘆將焉如！

其二

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

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

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

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

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

息交游閑業(yè)，臥起弄書琴。

園蔬有馀滋，舊谷猶儲今。

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

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遙遙望白云，懷古一何深。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jié)。

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

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

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庚子年，陶淵明36歲。這兩首詩，當寫在他的第二次出仕期間。同樣的凱風，一個因時來，一個負我心；同樣的林木，一個獨森疏，一個貯清陰；同樣的山川，一個巽坎難與期,一個聳逸皆奇絕；同樣的天地，一個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一個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jié)；走在行役路上，靜念園林好，空嘆將焉如；閑息園田居中，事事真復樂，厭厭竟良月。真是不勝枚舉，讀來身同感受，令人感喟。自然的山山水水，人事的操操勞勞，在陶淵明的眼里，因為出處的不同，而演繹出完全不同的心情。正因如此，陶淵明在笠年《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中，便向我們完整地交代了第二次出仕的結束：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

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叩栧新秋月，臨流別友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

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

養(yǎng)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三年后，陶淵明四十歲。在《榮木并序》詩中，陶淵明向我們袒露了第三次踏上仕途的心跡。緣于對日月的推遷，人生的易老，不無憂慮：“總角聞，白首無成。”“靜言孔念，中心悵而。”對久居園田、寄情耦耕的自責：“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yè)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對戎馬征戰(zhàn)、建功立業(yè)的期許和自勵：“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復出后的陶淵明，初辟為鎮(zhèn)軍參軍，后復為建威參軍，兩次時間間隔不長，但不管其足跡走到哪里，他的心思毫無改變。在行役詩中，我們所看到的陶淵明，幾乎沒有任何猛志獲逞的昂揚和興奮，相反，到處充滿了他近乎苦痛的無奈，心情也格外的疲憊。相比于他之前開荒南畝、勸農稼穡的欣悅歡快，那真是天壤之別：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

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

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

鳥哢歡新節(jié)，泠風送馀善。

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

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

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新鄰。

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曲阿作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

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

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馀。

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

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微雨洗高林，清飆矯云翮。

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

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

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通過以上種種對比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陶淵明對徹底歸隱、躬耕自資的人生道路的選擇，出于兩方面的重要原因。中國整個漫長的封建社會，留給學子士人獲志騁懷的唯一道路，就是仕宦！要在這條道路上求進，不外兩種途徑：文才武略。這兩個途徑，在陶淵明那里，都完全行不通。如同中國古代許許多多耿介孤直的文人一樣，陶淵明渴望的是生逢其世，得遇明主，君臣遇合，而不是在渾濁黑暗的官場上，靠著爾虞我詐、機謀智巧、趨炎附勢來實現飛黃騰達?？蓶|晉社會的門閥制度森嚴，世襲高位，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象陶淵明這種出身貧寒的士人，肯定只能充當一些末流的官職。不但不能有所作為，還徒然有辱其孤高自傲的人格。所以，“黃唐莫逮，慨獨在余”的陶淵明，不堪吏職，發(fā)出了“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的千古絕嘆。既然仕達無望，那么就只剩下從伍之途了。事實上，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微賤，然官至大司馬，憑借的就是武功之力而步步升遷的?？商諟Y明“心憚遠役”，視為畏途?？纯此幸弁局械钠?，無不沉重而負累。很顯然，輾轉南北的軍旅生涯與他閑靜悠然的生活情趣亦大相徑庭。在這一點上，陶淵明迥然不同于歷史上的任何一位大家：屈原、司馬遷、左思、鮑照、李白、杜甫、韓愈、蘇軾、陸游、辛棄疾，等等。這些偉大的靈魂，無不歷盡坎坷，備受政治打擊之辱或飽經流離貶謫之苦。但是，他們所憤恨的，只是王道昏庸，忠言獲饞，世規(guī)鄙惡，壯志難酬。而對于奔波勞碌，卻并無怨言。象那些盛唐邊塞詩人，在建功立業(yè)的熱血沸騰下，邊疆的寒苦，甚至于還呈現出一種雄奇瑰麗。筆者在此，并無評價兩種心態(tài)優(yōu)劣之意，而是旨在說明：陶淵明的歸隱之途，外部的社會現實，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但其主觀自愿，才是決定性的因素。而這主觀自愿里，固然蘊涵了他潔身自好的孤高情懷，卻不是消極逃避；伴隨他歸隱之志的，也絕非超然世外的思想。因為，隱而不仕的陶淵明，其實是隱而不逸。他對于人生道路的選擇，走的完全是一條自食其力之途。“富貴非吾愿，帝鄉(xiāng)不可期”。這種腳踏實地的人生，向我們展示了陶淵明人生道路上偉大思想的第二層面，即：

其次，陶淵明的躬耕，是對人生價值的積極實踐，對儒家耽道、莊老玄談的一種反撥，體現了他求真務實的精神，使他超越了古往今來的任何一位隱士或詩人，顯示出深邃醇厚的民本、農本思想。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抒寫田園躬耕生活的農事詩之中。

如前所述，筆者認為：陶淵明之所以自覺選擇辭官歸田的人生道路，一則是出于官場黑暗，介分其性，二則更重要的是：其之視務農也，既非歸隱標高之道，亦非仕途失意之竟，而是以著一種“為人生”的務實求真態(tài)度，將務農提高到與仕宦同等高度之地位，以迥然異乎儒家經典之嶄新面目，標示了古之學子于仕途之外的另一人生道路。其觀點之系統(tǒng)明確，實踐之堅定不移，心志之無怨無悔，在中國古代文學的詩歌長河中，幾乎擷取不出第二個相似的大家來。

試看陶淵明早期的兩首田園詩作品《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和《勸農》。這兩首詩歌寫作在陶淵明第二次仕歸后，時年39歲。賦閑在家，陶淵明不僅沒有任何官場失意之類的苦悶，反而如久羈出籠的飛鳥，心情歡快，并開始有意識地嘗試以務農為生，春天一到，就立刻興致勃勃地付諸行動，開荒南畝。在詩中，陶淵明悠然描繪了鳥哢風泠、平疇交遠，良苗懷新的田園自然風光；深情贊美了農耕自足的上古時代、與民稼穡的三季哲人、攜妻協友隴畝勤作的隱居賢士、宵興野宿以應節(jié)時的桑婦農夫；委婉勸言和澤難久、歲暮易至、民生在勤、播殖不匱的道理；含蓄諷喻鄙視勞動、心萌智巧、資待靡因、贍養(yǎng)由人的儒圣言行；公然表白愿效執(zhí)杖翁、懷古志長勤、歡時欣農務、長為垅畝民的傲然心跡。他肯定自給自足的勤勞生活，否定曳裾拱手的超然高軌，欣然與農為鄰、結伴相與耕息。通篇氣和理勻，韻味深長。發(fā)難儒典，不卑不亢，但陶淵明的田園情結和務農思想，卻得到深刻的表述，值得讀者思考和重視。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農業(yè)大國，這是二千多年來未嘗改變之事實。即使到今天，中國9億的農民人口，依然足以證明：農民問題，就是中國的基本問題。但是，恰恰就是在這個關系國計民生的最根本問題上，中國二千多年的發(fā)展歷史，一直都不能走出一條科學而正確的道路。溯本源流，當推中國的政治哲學基礎——儒家思想！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先圣，其實最具典型的輕農惡農棄農思想。其言行實例，信手可拈。子曰：“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正可謂“智巧既萌”，“大偽斯興”；對于富貴，子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又說“君子憂道不憂貧”，那么，什么是求財之道呢？“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雖引車賣漿者之流，丘也為之”。從商從役皆可，但務農卻絕對不在其列。樊須弟子請學稼圃，即被鄙為小人；荷修老人隱而不仕，遂被非為“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至于孟子，雄才詭辯，他對農學家許行之駁斥譏誚，更是令人咋舌。

一個社會，究竟是應該重視耕植，發(fā)展農業(yè)，還是應該重視商賈，“富而教之”，究竟是應該尊重體力勞動，還是應該推崇腦力勞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綜合性問題。在這里，我們不作任何旁觸。筆者想要引述論及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儒學作為二千余年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正統(tǒng)，它對務農自給的人生取向、君民共苦的耕作思想，給予了毫不留情的徹底否定。其社會影響，十分深遠，而且牢不可破。由此滋生的流毒弊病，波及后世，遺患無窮。早在西漢初年晁錯《論貴粟疏》中，已可一覽無遺：“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也；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時至今日，“小農意識”依舊是中國趨時男女避之唯恐不及的貶評之一；更遑論陶淵明生活的魏晉時代！在這種玄言清談、問仙求藥、虛妄浮誕的社會風氣下，陶淵明能夠不假玄虛，不奢空談，稟性直言，反駁儒典，已屬難能，還更進一步地腳踏實地，親身實踐，不辭勞苦，力耕無欺。這種看似尋常平易的人生追求，其實蘊涵著陶淵明何等磊落的胸襟、貞堅的人格和超世的勇氣！

41歲完全歸隱后的陶淵明，正式開始了他躬耕自資的生活。其后，陶淵明在《歸園田居五首》、《讀<山海經>十三首》（42－44歲間）、《戊申歲六月中遇火》（44歲）、《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移居二首》（46歲）等一系列著名的詩篇中，對他的農耕生活，進行了一系列的記述，使我們歷歷可見陶淵明行進在這條道路上的高低坎坷和苦樂心情。他辛勤勞作，夙興夜寐，“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他心掛農物，念憂節(jié)氣：“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炙敝粒懵渫菝?#8221;；他欣慰收獲，祈望豐收：“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開春理常業(yè)，歲功聊可觀”；他不辭勞苦，無怨無悔：“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他素心農友、平易親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他雖苦猶樂，志在不渝：“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從這些詩篇中，我們可以深切體會到：務農為生的道路，已經逐漸向陶淵明展現出艱辛的一面，衣食系田的生活，也開始了對陶淵明的磨難?？墒?，也正是因為陶淵明在思想上對躬耕生活的執(zhí)意追隨，從而使他能夠堅持下來，即使在園田居遭遇火災后，宅室無存，也依然表現出一種剛堅不屈的襟懷與品格。

然而，命運對陶淵明的考驗，遠不如此。伴隨生命年輪的轉動，生活對步入知天命之年的陶淵明的打擊，也不斷地接踵而至：親人的相繼離世、家境的每況愈下、身體的日漸衰病、國運的動蕩飄搖，都深深地折磨著這位仁者的心?？墒牵@位堅強的征士，在貧富交戰(zhàn)中，把對人生苦難的感嘆，上升到全人類的角度予以觀照，并且，對自己人生道路的選擇，義無反顧。其潔白無暇的士行，向我們證明了：

最后，陶淵明的隱終，不僅是對人格操守的堅強維護，窮而彌篤，矢志不渝，而且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以一生能夠盡到的最大個人力量，捍衛(wèi)生命的尊嚴，痛切批判和徹底否定血腥黑暗的社會政治現實給人民所帶來的苦難和摧殘，使他偉大思想和靈魂的絕響，回蕩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中。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述貧、詠貧詩和著名的《桃花源詩并序》中。

許多研陶學者都注意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陶淵明的作品中，述貧詩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數量之多，為歷代詩人所罕見。此中何故？用意何在？是故作清高，自我賣弄嗎？當然不是！筆者認為，一方面，是因為陶淵明的創(chuàng)作，到了晚年，更加豐富，而這些作品，本身就是其晚年生活的真實寫照。那么，另一方面，他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寫照生活的貧困，又是為了傳達出什么思想和情感呢？

第一，對人生價值追求和躬耕生活道路的徹底自我辨證。

陶淵明作為一位志趣高雅、體物情深的詩人，躬耕生活的種種艱辛和拂逆，不可能不刺痛他敏感的心。晚年的陶淵明，其家境的貧寒，已經到了食不果腹、貧困交加的地步：“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鳥遷。”（《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而事實上，朝廷對他幾次征召，為官的大門，始終向他敞開著，身邊也不乏勸告之人：有提著壺漿遠道而來、心懷好意的田父，有混跡官場、嗟其“奈何自苦若此”的檀道濟等；至于陶淵明交往的新朋故友之中，更不乏朝廷中人，如知己顏延之、密友龐通之、鄰曲殷景仁、龐參軍等。在這種種情形之下，陶淵明內心出、處的矛盾和思想斗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飲酒•十三》中，他描繪了兩個取舍邈異境的客人，同行同止，一醉一醒，互相嘲笑，各不領情。其實，這兩位客人，不就是陶淵明腦子里的兩種思想么？不就是陶淵明對于仕隱這兩種謀生道路的自我辨證么？兩者斗爭的結果，是前者占了上風，陶淵明勸告自己，“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但此時的陶淵明，言辭依然內斂謙遜：他感嘆規(guī)規(guī)“醒者”多么愚昧，覺得兀傲“醉者”好像比較聰穎。到了組詩末句，他還以自我謝罪終結：“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生活的磨練，自我的一次又一次辨證，陶淵明不僅沒有被貧困嚇倒，反而在貧富交戰(zhàn)中變得更加清晰和堅定。在《感士不遇賦》中，陶淵明歷數前代圣賢各種坎坷遭遇，心潮澎湃，慷慨不平：“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貞剛玉質，歸志彌堅：“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鎾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在《有會而作并序》中，他大聲疾呼：“旬日以來，始念饑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窮愈見節(jié)，志效先賢：“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在《詠貧士七首》中，他更是一氣呵成，對固窮守節(jié)人生的種種艱辛，作了徹底回顧檢點，一表無遺：“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豈忘襲輕裘，茍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zhàn)，道勝無戚顏。”“介然安其業(yè)，所樂非窮通。”“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輰O一晤嘆，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完全可以深深體會到：晚年的陶淵明，經過人生苦難的洗禮，他的思想，已經超越了個人的自我，上升到第二個更高的層面：他將堅持理想信念、立善求仁、固窮守節(jié)的艱辛，正直士人進退失據、依違避就、志意難酬的困境，站在跨時代的高度予以思考觀照，呼喚前人，響勵后者，把自己的聲音融入人類精神文明奮斗史中那些連綿不斷的發(fā)自靈魂深處的吶喊，撼人心魄，感人涕零。

第三，對黑暗現實的批判，對血腥政治的痛恨，對困苦民生的感嘆和同情，對和平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陶淵明一生所經歷的東晉時代，戰(zhàn)亂頻仍，民不聊生。到其晚年，更是腥風血雨，動蕩慘烈。公元420年，東晉亡，改朝宋。而篡權奪位的宋武帝劉裕，便是陶淵明當年曾任參軍的鎮(zhèn)軍將軍！劉裕一開始以平亂伐叛為名，步步蓄勢，最終大權在握，并用慘無人道的手段，實現自己的黃袍加冕。他縊死安帝，廢恭帝，貶為零陵王后仍不肯放其生路，笠年賜鴆酒，伏兵以被淹殺之。生性之狠毒，為政之殘暴，實是駭人。陶淵明在這種“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的時局下，他的述貧，既是反映自己，難道不也代表廣大人民生活的實況嗎？他對天道幽遠、鬼神茫昧的黑暗現實所發(fā)出的控訴，難道不就是一位具有社會良知和先知的士人代表廣大人民所發(fā)出的心聲嗎？在著名的《桃花源詩并序》中，陶淵明對自己所追求和向往的和平幸福生活，作了深情綿邈的描述：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fā)垂髫，怡然自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桑蠶農耕，王稅靡征?？蛇@樣的樂土，到哪里找去呢？這樣美好的愿望，又如何能夠實現呢？“愿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此情此語，令人掩卷長嘆，撫懷思愴。

通過對陶淵明一生生活軌跡的檢視和剖析，我們看到：陶淵明以終不二遷的歸隱行志，為他高潔自傲、固窮守節(jié)的人格畫上了一個完整無暇的句號，流芳千古。而這背后，其實隱寓了陶淵明對于生活道路多少深切苦痛的思考和感悟，堅韌不懈的實踐和追求。不過，在筆者看來，這還只是浮現在世人面前的最直接最層面的一角——其偉大思想和靈魂的冰山一角。“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倘若說，謀生的道路奠定了陶淵明生命哲學的基石的話，那么，他的思想和靈魂，則是在艱難的人生道路上，勤飛不輟，上下求索。雖已失群，卻并不消釋，而是棲息在一個不為人知的高處——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的確，經過時光和歷史的淘洗，在1500多年后的今天來讀陶令公，不僅是其隱逸行為，其思想和靈魂的境界，尤令人“緬焉起深情”。他抱樸含真的意識形態(tài)，如藍田璞玉，氤氳生煙。（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