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6日上海出版的《社會新聞》登出一則題為《曾今可準備反攻》的消息說：
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體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于如愿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lián)作背景，人多手眾，此呼彼應(yīng)，非孤軍抗戰(zhàn)所能抵御，因亦著手拉攏，凡曾受魯迅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懷琛，張鳳，龍榆生等十余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為地盤，計劃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①。
這則針對魯迅而來，帶有挑釁意味的消息究竟怎么回事呢？魯迅和曾今可之間到底有什么恩怨？本文試作梳理。
一、曾今可和他的“解放詞”運動
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據(jù)曹聚仁說，曾是“一家錢莊的小開，和周扶九家有點淵源，小伙子想在上海闖天下，拿出點錢，辦個雜志，如此而已。”② 曹聚仁這里提到的“雜志”，指的就是文藝期刊《新時代月刊》。這份刊物1931年8月1日在上海創(chuàng)刊，曾今可自任主編，由新時代書局出版發(fā)行。創(chuàng)刊號上曾今可發(fā)表《隨便說幾句》一文，稱“《新時代月刊》是一個純文學(xué)刊物，她沒有什么政治背景，也不談什么主義。”因此之故，開始時刊物也受到一批新文學(xué)作家的關(guān)注，郁達夫、巴金、沈從文、麗尼、臧克家、何其芳等，都曾在上面發(fā)表過作品。
那時，曾今可是上海灘上十分活躍的人物，他喜歡結(jié)交名流，也能討得幾個知名人物的好感，同時又愛制造點文壇新聞，偶爾也來點異想天開的舉動，以引起文壇的關(guān)注，這種做法正是當時上海灘想出人頭地的年青人提高知名度的慣用手法，用今天的說法就是炒作。
眾所周知，中國現(xiàn)代文壇的“詩體大解放”讓一個剛從美國回來，叫做胡適之的年青人爆得大名，到上世紀30年代，新式的自由體詩已經(jīng)在文壇穩(wěn)穩(wěn)地站住了腳跟，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詩體大解放”的倡導(dǎo)者也早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化領(lǐng)袖，學(xué)術(shù)翹楚了。現(xiàn)在，從江西來到上海新進文壇的曾今可，或許從這里得到了啟發(fā)，獲得靈感，也夢想著一舉成名的榮耀，成為胡適之第二。于是，他便邀集一批閑居上海的名流騷客，如柳亞子、林庚白、曾仲鳴、章衣萍、徐蔚南、黃天鵬、華林、徐仲年、余慕陶、張鳳等搞了一次“詞會”，并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詞的解放運動》，發(fā)表了自己關(guān)于“解放詞”的“高見”，順便也略述一下此次“詞會”的“盛況”。后來，《詞的解放運動》一文交給《學(xué)燈》副刊的編輯黃天鵬。那時，經(jīng)過淞滬戰(zhàn)事之后，文壇一片死寂，書業(yè)、出版界極其蕭條，黃天鵬也十分希望自己所編的《學(xué)燈》能夠在沉寂的上海文壇弄出一點新花樣來，刺激一下文人們被戰(zhàn)爭震得近乎麻木的神經(jīng)。所以，曾今可的大作《詞的解放運動》很快就在1932年11月20日《學(xué)燈》上被發(fā)表出來了。
當年郭沫若的《鳳凰涅槃》就是在這家報紙上首次和讀者見面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么說，是《時事新報》造就了郭氏的聲名。而今，曾今可也希望倚重《時事新報》悠久的歷史，巨大的影響和極高的社會聲望，成全其橫空出世、聲名遠播的夙愿，一舉成為世人矚目的文壇新星。
然而，零敲碎打的發(fā)表作品，很難在光怪陸離、無所不有的海上文壇吸引讀者的眼球，深諳此道的曾今可便別出心裁地在自辦的《新時代月刊》上來一個集體亮相。
于是，1933年2月1日出版的《新時代月刊》（第4卷第1期）“詞的解放運動專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新鮮出爐了。
“詞的解放運動專號”刊有柳亞子、曾今可、張鳳、郁達夫、余慕陶、董每勘、褚問鵑、張雙紅、章石承、淑芬女士等人的文章。他們圍繞著詞應(yīng)該如何“解放”、“松綁”高談闊論，涉及的問題有詞的平仄、押韻、調(diào)名的廢存與內(nèi)容、意境的取舍等方方面面，他們在文中提出“填詞不用古典，完全用白話入詞”③，“絕對不用……比較深奧陳腐的文言”等主張④，認為當代人填詞要在內(nèi)容上大膽革新，要善于“利用著舊的格式裝飾些新的情調(diào)”⑤，“要抓住了時代，而適應(yīng)目前的環(huán)境”，“寫我們今日的事，說我們今日的話”⑥，“在不粗不細之間，……唱出自己的情緒”⑦，為詞找到一條新的出路。而且，他們還將“解放”了的詞稱之為“自由詞”⑧、“活體詩”等⑨。
同時，該刊還發(fā)表了一組“詞選”，編者的用意或許是想以此為進一步推動“解放詞”的創(chuàng)作提供某種示范。
“詞選”登有曾仲鳴、林庚白、柳亞子、劉大杰、王禮錫、章衣萍、曾今可等人的新詞將近20首。看似一件十分莊嚴的文學(xué)事件，壞也就可能壞在這些示范性的作品上。
這些詞作，基本上是用白話或非常淺近的文言寫成，仿佛在認真地實踐著不講平仄、押韻，不用典的“解放詞”主張，在內(nèi)容和意境上或鼓吹“相逢作戲，我也疏狂圖一醉”的及時行樂；或是面對山河破碎、國將不國的時局低吟“人生能幾，我又春秋添一歲。休道文章，亂世何如谷稻香”的感傷⑩。林庚白、柳亞子曾經(jīng)直接拿吳曙天做填詞的素材，王禮錫以胡秋原夫婦之閨趣作《如夢令》，這些都使“解放詞運動”顯得更加妙趣橫生，極大地吸引了對軟文學(xué)情有獨鐘的市民讀者。
且看林庚白、柳亞子的《嘲曙天——浪淘沙》（11）：
本是老板娘，變小姑娘。蓬松頭發(fā)綠衣裳。低吟淺唱音裊裊，端的瘋狂。家世舊高陽，流轉(zhuǎn)錢塘，漫言徽歙是兒鄉(xiāng)。好把情書添一束（12），看月回廊。
與這首詞刊稱“雙璧”的是王禮錫所作《調(diào)胡秋原夫婦——如夢令》：
不相識時煩惱，一相識時便好，好得不多時，愛把邊紐兒鬧。別鬧，別鬧，惜取如花年少。
“解放詞”的發(fā)起人曾今可更是當仁不讓，也發(fā)表《新年詞抄》四首，即《如夢令》、《畫堂春》、《卜算子》、《誤佳期》。其中《畫堂春》一詞最令人叫絕：
一年開始日初長，客來慰我凄涼；偶然消遣本無妨，打打麻將。都喝干杯中酒，國家事管他娘；樽前猶幸有紅妝，但不能狂。
上舉幾例，讀者已經(jīng)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詞”的確是拋棄了使用典故填詞的不合時宜的老規(guī)矩，舊框框，而是改用個人隱私填詞了。而且，在曾今可的詞里除了嗟嘆“流光如駛又新年，怕向街頭去”，惋惜“游春舊侶”“她已作人妻，我亦為人父”之外（13），還可以打麻將、罵娘呢。
后來，曾今可又把他的“解放詞”結(jié)成一集出版，取名為《落花》，且為集子附上張資平、崔萬秋、徐霞村、趙景深、宗白華等所寫的短評，謂之“好評一束”。但想不到的是，愛挑剔的讀者又發(fā)現(xiàn)《落花》集里居然還有李清照的作品。曾今可這種做法，實在已經(jīng)讓人忍無可忍，于是，有人用“曾詞人”詩詞中的句子作打油詩一首以贈之。詩曰：“‘落花’‘流水’見浮名，如此詞人如‘此生’。‘熱淚’何曾自眼底，‘深情’枉作動‘心旌’。剽來語語皆陳句，恨不篇篇說‘舊盟’。‘莫管他娘’管爾屁，伊誰逐臭罵卿卿。”（14） 這么一來，“‘好評一束’便變做‘笑話半打’”了，“曾詞人”因此被罵做“詞賊”、“詩賊”（15）。
魯迅對此雖然感到十分不滿，但沒有立馬予以抨擊，而是保持暫時的沉默。1933年3月9日，在“詞的解放運動專號”出版一個多月后，魯迅寫了一篇《曲的解放》，這篇雜文本來為熱河失守而寫，但下筆之際忽然想起曾今可等人的“解放詞”，便以此為“由頭”冷嘲熱諷地寫道：
“詞的解放”已經(jīng)有過專號，詞里可以罵娘，還可以“打打麻將”。曲為什么不能解放，也來混賬混賬？（16）
這大概就是《社會新聞》里所說的“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體無完膚”的證據(jù)之一。
對此，魯迅這樣解釋：“那時我想，關(guān)于曾今可，我雖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里確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為‘侮辱’罷”（17）?；蛟S就因為這幾句話，便把脆弱的“曾詞人”刺得“實至體無完膚”了！于是，趕緊“著手拉攏，凡曾受魯迅等侮辱者”迅速結(jié)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準備向魯迅開火。
二、魯迅：“我當永世記得他們的卑劣險毒”
慣于捕風(fēng)捉影、造謠生事是《社會新聞》的一大特色，這條新聞也不能排除它有夸張造勢之嫌，但曾今可在發(fā)動了“解放詞”運動之后，又在倒騰什么“文藝漫談會”的確是事實。而且，有了很大的社會反響。
事情原來是這樣。1933年農(nóng)歷端午節(jié)前夕，曾今可就開始積極籌劃此事了。他先后向張資平、胡懷琛、張鳳、龍榆生、曹聚仁、黎錦明、招勉之等滬上作家發(fā)出正式邀請，準備在端午節(jié)期間，舉行一個“文藝座談會”。
在曾今可邀約的幾個人中，張資平是較為積極，也是與曾今可關(guān)系較為密切、親近的一位。所以，曾今可在5月25日給張資平發(fā)出邀請的同時，就要張資平轉(zhuǎn)請黎錦明、招勉之兩位。那天上午10時，張資平接到《新時代月刊》的邀請后，隨即就給黎錦明和招勉之分別寄去了明信片，請他們在27日下午參加曾今可以《新時代月刊》名義在南京路福祿壽餐館舉行的“文藝座談會”。
5月27日這天，是農(nóng)歷五月初四，第二天是中國人的傳統(tǒng)節(jié)日——端午節(jié)，大街小巷熙來攘往，一片繁忙，借著濃郁的節(jié)日氣氛，下午3時，“文藝座談會”在南京路福祿壽餐館如期開張（18），到場的主要有張資平、黎錦明、傅彥長、徐蔚南、胡懷琛、張鳳、龍榆生、崔萬秋、招勉之、明耀五，丁丁，……陳令儀女士等，而且，這些人后來都被尊為“文藝座談會”的發(fā)起人在有關(guān)媒體予以公布。據(jù)稱，這個“文藝座談會”“除作家聯(lián)絡(luò)感情外，并漫談文藝范圍內(nèi)一切問題，性質(zhì)與筆會相似。但沒有筆會拘束。該會每兩個星期聚餐一次”，“除發(fā)起人外，新加入者有林徽音，余慕陶，黃天鵬，沙蕾，嚴次平”等（19）。
本來，著作者們類似沙龍性質(zhì)的聚會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這事被《社會新聞》用帶著很濃火藥味的措辭一炒就走樣了，事情也因此顯得復(fù)雜起來，更何況，1933年7月1日出版的“文藝座談會”之機關(guān)雜志《文藝座談》第1卷第1期便赫然登出一篇署名“白羽遐”的文章《內(nèi)山書店小坐記》，且又是專門為魯迅而作的。
文章說：“內(nèi)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nèi)山完造開的，他表面上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么話，馬上就報告給日本領(lǐng)事館。這也已經(jīng)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nèi)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接著又拐彎抹角地扯到魯迅1933年3月15日發(fā)表在《申報·自由談》上的《文學(xué)上的折扣》（20） 一文，稱該文主要觀點是從對中國文化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的內(nèi)山完造的閑談與聊天中抄錄而來的：
“中國的事情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樣。‘白發(fā)三千丈’，這就是一個天大的誑！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國的別的問題，也可以以次類推……哈哈！哈！”
內(nèi)山的話我們聽了并不覺得一點難為情，詩是不能用科學(xué)方法去批評的。內(nèi)山不過是一個九州角落里的一個小商人，一個暗探，我們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會拿什么話語去向他聲辯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談》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21），就是內(nèi)山所說的那些話。原來所謂“思想界的權(quán)威”，所謂“文壇老將”，連這一點這樣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2）
這篇文章的出現(xiàn)，正好坐實了《社會新聞》上“反攻”之說。
文章說的雖是內(nèi)山，但目標卻是對準魯迅。讀者知道，魯迅與內(nèi)山完造之間的關(guān)系非同一般，指出內(nèi)山“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那也“實在差不多”就等于說與內(nèi)山交往頻繁、關(guān)系密切，且在危難之際還得過內(nèi)山幫助的魯迅，很可能就是日本人的間諜，或者更干脆些，說他是漢奸也似無不可！
《文藝座談》炮制此文的目的，說穿了無非是想借反日仇日的民族情緒和左翼的力量置魯迅于死地！在這個中日關(guān)系極度緊張，人人自危的年月里，誰都不愿意與日本人扯上關(guān)系。故此，當參加“文藝座談會”的名單公開后，有人就緊張了。張鳳說：“誰知道什么座談不座談呢？他早又沒說，簽了名，第二天，報上都說是發(fā)起人啦。”龍榆生則抱怨：“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只吃了一點茶，就算數(shù)了；我又出不起廣告費。”龍榆生的言下之意或許還有登個廣告，向不明真相的讀者澄清一下事實的必要，同時借此訴說自己因一時不慎而受騙上當?shù)奈?。曹聚仁雖然收到請柬，但他卻是“不曾與座談而遙領(lǐng)盛情”，事后十分慶幸地說：“我幸而沒有去吃茶，免于被強奸”（23）。
這個“文藝座談會”后來因為“座主”強奸民意的做法不得人心，自然無人與座也無人與談了。它的機關(guān)雜志《文藝座談》也只出了4期就壽終正寢了。但“白羽遐”的文章卻讓魯迅咬牙切齒，發(fā)誓“我當永世記得他們的卑劣險毒”（24）！
對于“動輒要你生命”者流，魯迅的態(tài)度是“第一切戒憤怒，不必與之針鋒相對，只須付之一笑，徐徐撲之”（25）。所謂“徐徐撲之”，即是靜觀其變，等待時機的到來，然后在對方得意忘形之時來一個出其不意的反擊。
根據(jù)魯迅的經(jīng)驗，事情肯定不會到此為止，“好戲”開了頭，更好的往往還在后面。
三、序的解放
在“曾詞人”正為榮登“文藝座談會”的“座主”寶座忘乎所以之時，忽然與他的“哥們”崔萬秋鬧翻了臉，主張“徐徐撲之”的魯迅一下子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1933年2月，也幾乎是在曾今可推出“詞的解放運動專號”的同時，出版了一本詩集《兩顆星》（26）。集子前面有一篇“代序”，署名“崔萬秋”。所謂“代序”，其實是蓄意奉承曾今可的胡謅。茲抄錄如下：
今可兄：
大作《兩顆星》已由弟譯出寄東京《詩與人生》雜志發(fā)表。
你的《兩顆星》，虞岫云小姐的《病中》，虛白兄的《秋聽說》、《你已來到》，為弟最得意之三種譯詩。巴金兄的《亞麗安娜》和廬隱女士的《危機》亦較有自信。
你的《兩顆星》被我譯出后，許多的日本朋友都想“先睹為快”。我已經(jīng)請日本女詩人橫山喜代子用日文打字機打了多份，分送各友人。自從飯?zhí)镅┬劢淌诎涯愕摹稅鄣娜壳纷g成日文后，你的大名即深藏在此邦青年男女的心中。《兩顆星》自然也會同樣受到異國讀者們的熱烈的歡迎的……
弟：萬秋
十二月十日廣島
如此“代序”，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替曾今可吹牛拍馬的胡謅。前面說過，崔萬秋和曾某本來也是“哥們”，5月份的“文藝座談會”上他們都還在南京路福祿壽餐館一起與之座談過。
可是，這位“詩人”、“詞人”兼《新時代月刊》主編的曾今可和崔君之間卻不知道因何翻了臉。崔萬秋便不顧一切地接連在《大晚報·火炬》和《申報·自由談》登出了內(nèi)容相同的《崔萬秋啟事》，否認曾今可詩集《兩顆星》里的“代序”為他所寫。以下是錄自《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崔萬秋啟事》：
近來許多朋友發(fā)現(xiàn)曾今可贈人之詩集《兩顆星》上面，有“代序”一篇，洋洋大文。恭維曾君，無所不至。且內(nèi)有女詩人橫山喜代子，教授飯?zhí)镅┬壑竺６蛑髡?，則署名“崔萬秋”。萬秋無名小卒，從來不敢自稱作家，當然更不敢代人做序。雖在日本時識一打字生名橫山喜代子，然并非女詩人。識一中學(xué)教員，名飯?zhí)镅┬?，然并非教授。然則曾君《兩顆星》之代序，當屬另一人之手筆。萬秋不敢掠美，特此聲明（27）。
《申報》的《崔萬秋啟事》則刊登在1933年7月3日，內(nèi)容完全一樣，一個字都沒有改動。
崔萬秋本來就是《大晚報·火炬》的編者，所以，他在刊登啟事之時，還專門寫了一篇雜文《文氓》，登在同期報紙的同一個版面上，將《崔萬秋啟事》繞排在該文的中間，以引起讀者的特別關(guān)注。《文氓》不點名地對曾今可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在此就不贅言了。
這么一弄，“曾詞人”可就十分狼狽了。按說保持沉默也可以躲過去。但曾今可卻不。在《崔萬秋啟事》登出后的第二天，即是1933年7月4日，他也在《申報》上登出一則與崔萬秋針鋒相對的《曾今可啟事》：
頃承友人以本月二日之《大晚報》見示，見有崔萬秋君啟事一則，說拙著《兩顆星》詩集之“代序”非其所作，頗覺可笑，查《兩顆星》在本年二月出版，初版二千冊業(yè)已售完，崔君忽于此時聲稱該“代序”非其所作，雖頗費解，但其別有居心亦顯而易見，《兩顆星》出版時，崔君已由日返滬，我曾于其來訪時贈以一冊，崔君讀完他的“代序”即這樣問我：“為什么不把我的譯詩制版印在書上？”我說：“因為打字機打出來的字是淡藍色，而且有些字不很清楚，不能制版。”他又笑著說：“等將來譯詩發(fā)表出來，再拿去制版吧。”（后來崔君用日文譯的《兩顆星》發(fā)表于日本東京《詩與人生》雜志三月號，曾由新時代書局采作廣告，做成銅版，印在《新時代月刊》六月號里封。）崔君的“代序”，乃摘錄崔君的來信，書出將近半年，現(xiàn)在崔君忽然聲稱該“代序”非其所作，是何用意，殊難猜測。鄙人既未有黨派作護符，也不借主義為工具，更無集團的背景，向來不敢張狂。惟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們之要求，遂不免獲罪于知己，抱歉之余，悵然于心。年來常被各小報及小報式的刊物借機侮辱，以人皆知其小報之為小報也，故概置不理（雖自幸未嘗出賣靈魂，亦足見沒有“幫口”的人的可憐了！）但恐偶讀該晚報者見崔君啟事而有所誤會，是以不得不據(jù)實奉白，以明真相。此啟（28）。
本啟事所說“惟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們之要求，遂不免獲罪于知己”，據(jù)曾今可后來的解釋，是指崔萬秋曾向他借錢，他未曾答應(yīng)，崔便來這么一手（29）。
《曾今可啟事》登出后，《自由談》又發(fā)表署名谷春帆的文章《談“文人無行”》（30）。谷文大概是在讀了《崔萬秋啟事》后寫的，作者十分憤慨地斥責“曾某不僅是一個輕薄少年，而且是陰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萬秋的名字為自己吹牛，甚至硬把日本一個打字女和一個中學(xué)教員派作‘女詩人’和‘大學(xué)教授’，把自己吹捧得無微不至”，甚至“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報”，“把朋友公開出賣”，“這樣陰毒，這樣無聊，實在不能使我相信這是一個有廉恥有人格的‘人’”，“對于這班丑類”新文學(xué)界“應(yīng)當振臂奮起，把它們驅(qū)逐于文壇以外”，在文壇作一番“除穢”的工作。
同一天，魯迅為回應(yīng)曾今可的所謂“崔君的‘代序’，乃摘錄崔君的來信”，作《序的解放》一文。魯迅的文章，開頭便說：
現(xiàn)在是二十世紀過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買辦立刻享榮華，當文學(xué)家怎不馬上要名利，于是乎有術(shù)存焉。
那術(shù)，是自己先決定自己是文學(xué)家，并且有點兒遺產(chǎn)或津貼。接著就自開書店，自辦雜志，自登文章，自做廣告，自報消息，自想花樣……然而不成，詩的解放，先已有人，詞的解放，只好騙鳥，于是乎“序的解放”起矣。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別人做的，也有自己做的。但這未免太迂，不合“新時代”的“文學(xué)家”的胃口，因為自序難于吹牛，而別人來做，也不見得定規(guī)拍馬，那自然只好解放解放，即替別人來給自己的東西作序，術(shù)語曰“摘錄來信”（31）。
可見，魯迅根本不去理會《曾今可啟事》中那副可憐兮兮的自畫像。“曾詞人”或許真的犯了眾怒，魯迅《序的解放》剛一發(fā)表，第二天《申報·自由談》又登出署名“田磊”的文章《從‘文人’說到‘瘋狗’》，對曾今可又做了一番羞辱。今摘引一段：
曾某能作“序的解放”，能打起他人的招牌為自己捧場，能刪改他人的信作為“好評一束”，這樣妙想天開，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有幾分“聰明”，有幾分“天才”?？上У氖撬写?#8220;聰明”與“天才”而眾人莫之知，社會莫之用，于是他的天才與聰明便終于只能用之于作“序的解放”與“好評一束”以及“打打雀將”等等的勾當。所以使天才淹沒固然是社會之過，而使天才亂用，社會亦不能辭其咎（32）。
崔萬秋釜底抽薪地揭出曾的老底，谷春帆、田磊嬉笑怒罵的羞辱，魯迅犀利尖刻的挖苦嘲諷，《社會日報》皮里陽秋的歪詩，大概都是曾今可未曾料到的事情。
于是，曾今可實在已經(jīng)招架不住了，只好暗暗地玩起告密的勾當，不知道什么時候匿名向小報投去了一篇短稿。目標可是他原先的朋友崔萬秋。
崔萬秋加入國家主義派
《大晚報》屁股編輯崔萬秋自日回國，即住在愚園坊六十八號左舜生家，旋即由左與王造時介紹于《大晚報》工作，近為國家主義及廣東方面宣傳極力，夜則流連于舞場或八仙橋莊上云。
更加讓人料想不到的是，這篇小小的告密文章，卻十分不幸地落在崔萬秋的手里，且又被崔在《中外書報新聞》第五號上發(fā)表了出來。
直到此時，“曾詞人”才在絕無退路的時候，豎起免戰(zhàn)的招牌，在7月9日《時事新報》上登出“啟事”，宣布退出骯臟的“文學(xué)界”，從此“脫離文字生活”?！对窨蓡⑹隆啡娜缦拢?br>鄙人不日離滬旅行，且將脫離文字生活。以后對于別人對我的誣蔑，一概置之不理。這年頭，只許強者打，不許弱者叫，我自然沒有什么話可說。我承認我是一個弱者，我無力反抗，我將在英雄們的笑聲中悄悄地離開這文壇。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當他是尊我為“英雄”。此啟（33）。
這則啟事一出，報紙記者馬上就有《驚聞曾今可退出新文壇》的文字見諸報端。該文稱，曾今可是“我們文壇上少不得的一顆光亮亮的明星”，“不但善做解放詞，并且連序也解放起來”，還“把國家妖孽又搬上文壇來”，“在國難中發(fā)明了解放詞”，這種“救國不忘娛樂”的大無畏精神，簡直“不可一世”，令人景仰。他的“解放詞雖然做得不多，但皆成了不朽之作”。記者還說，如今“驚悉曾詞人決意要離開這文壇，我整整哭了三天三夜，痛惜我們文壇上這一個不小的損失。我們曾詞人不但道德高，人格亦好”，對“曾詞人暫時的‘悄悄地離開這文壇’”深表惋惜，預(yù)言“我們的文壇上”肯定會因此而“暫時的沉寂”，且表示“三天不讀‘打打麻將’‘國家事管他娘’的妙句，嘴里真要淡出鳥來，所以我特地竭誠挽留一下，曾詞人天下之大，你不要悲傷，有我在同情你”（34）。
短短的一個多星期里，幾個文人在上海的多種大報上接二連三地刊登啟事，互相攻擊、謾罵，鬧得不亦樂乎，著實是海上文壇特有的一大奇觀，恐怕也是空前絕后的一幕。對此，魯迅不無幽默地說：“好像這時的文壇是入了‘啟事時代’似的”（35）。
后來，魯迅把曾今可的這則“啟事”編入《偽自由書·后記》，并感慨地說，“我以為文字是有趣的，結(jié)末兩句，尤為出色”（36），還寫信對黎烈文說：“曾大少真太脆弱，而啟事尤可笑，謂文壇污穢，所以退出，簡直與《伊索寓言》所記，狐吃不到葡萄，乃詆葡萄為酸同一方法。但恐怕他仍要回來的，中國人健忘，半年六月之后，就依然一個純正的文學(xué)家了。”（37）
其實，曾某并未他去，而是一直就在上海（38）。沒多久，“脫離文字生活”的誓言猶在耳邊的“曾詞客”又活躍在文壇，繼續(xù)做他“新時代”的“文學(xué)家”了。當年10月出版的《新時代月刊》（詩的專號）第5卷第4期已經(jīng)登出他的詩二首：《我并不孤獨》、《看》。難怪魯迅說：“我簡直以X光照其五臟六腑了。”（39）
魯迅曾說：“我與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頗覺得以古怪者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實尤為古怪”（40），“解放詞人”曾今可敢情就是“實尤為古怪”者之一。
注釋：
①如：《曾今可準備反攻》，載《社會新聞》第3卷第22期，1933年6月6日出版。
②曹聚仁：《談曾今可》，見《聽濤室人物談》，第24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柳亞子：《詞的解放》，載《新時代月刊》（詞的解放運動專號）第4卷第1期，1933年2月1日出版。以下未標明出處者同此。按：柳亞子的文章在《新時代月刊》目錄頁上的標題是《詞的我見》，本文根據(jù)的是原刊內(nèi)文標題。
④曾今可：《詞的解放運動》。
⑤余慕陶：《讓它過去吧》。
⑥章石承：《論詞的解放運動》。
⑦郁達夫：《唱出自己的情緒》。
⑧董每勘：《與曾今可論詞書》。
⑨張鳳：《關(guān)于活體詩的話》。
⑩劉大杰：《醉歌——減字木蘭花》。
（11）曙天，指吳曙天。
（12）指章衣萍、吳曙天的通信集《情書一束》。
（13）曾今可：《新年詞抄·誤佳期》。
（14）詞人：《贈曾今可》，載《社會日報》1933年6月10日。
（15）次翁：《從“文賊”“詞賊”說到“小偷”和“大剪竊”》，載《社會日報》1933年7月26日。
（16）魯迅：《曲的解放》，見《魯迅全集》第5卷，第53頁，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所引魯迅文章，與此同一版本。
（17）魯迅：《偽自由書·后記》，見《魯迅全集》第5卷，第165頁。
（18）張資平：《從早上到下午（備忘錄之一）1933年5月25日》，載《文藝座談》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1日出版；張資平：《望歲小農(nóng)居日記》，載《時事新報》1933年6月21日。
（19）云裳（曾今可之筆名）：《文壇消息·文藝座談會訊》，載《文藝座談》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1日。
（20）收入《魯迅全集》第5卷，第56—57頁，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
（21）何家干是魯迅為《自由談》寫稿時經(jīng)常使用的筆名。
（22）白羽遐：《內(nèi)山書店小坐記》，載《文藝座談》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1日。
（23）聚仁：《“文藝座談”遙領(lǐng)記》，載《濤聲》第2卷第26期，1933年7月8日。
（24）魯迅：《331105致姚克》，見《魯迅全集》第12卷，第256頁。
（25）魯迅：《330708致黎烈文》，見《魯迅全集》第12卷，第194頁。
（26）上海新時代書局1933年2月出版。
（27）摘自《大晚報·火炬》1933年7月2日。
（28）摘自《申報》1933年7月4日。
（29）凡夫：《文壇佳話·文人言行錄》，載《社會日報》1933年8月5日。
（30）谷春帆：《談“文人無行”》，載《申報·自由談》1933年7月5日。
（31）魯迅：《序的解放》，載《申報·自由談》1933年7月7日。本文摘自《魯迅全集》第5卷，第219—220頁。
（32）田磊：《從‘文人’說到‘瘋狗’》，載《申報·自由談》1933年7月8日。
（33）摘自《時事新報》1933年7月9日。
（34）平凡：《驚聞曾今可退出新文壇》，載《社會日報》1933年7月17、18日。
（35）魯迅：《偽自由書·后記》，見《魯迅全集》第5卷，第175頁。
（36）魯迅：《偽自由書·后記》，見《魯迅全集》第5卷，第176頁。
（37）魯迅：《致黎烈文》（1933年7月14日），見《魯迅全集》第12卷，第198頁。
（38）凡夫：《文壇佳話·文人言行錄》，載《社會日報》1933年8月5日。
（39）魯迅：《偽自由書·后記》，見《魯迅全集》第5卷，第178頁。
（40）魯迅：《致黎烈文》（1933年7月8日），見《魯迅全集》第12卷，第1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