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大遷徙

　　故宮（紫禁城）是明清兩代近600年的皇宮，作為中國歷代皇家文物、特別是清宮文物的收藏重地，其所藏珍寶不計其數(shù)。它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的見證與載體，是文化延續(xù)的歷史縮影。然而，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國寶遭到極大威脅，如何保全以免于罹難，國民政府決定將故宮博物院的珍品遷移。這些珍貴的文物穿越南北，橫跨東西，播遷不斷，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zhàn)爭中度盡劫波，接受了一次不同尋常的生命洗禮。

南遷避戰(zhàn)火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lǐng)東三省，平津面臨“唇亡齒寒”之憂。為了使文物免遭厄運，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開始籌備文物南遷，準備將文物轉(zhuǎn)移至內(nèi)陸保存。但囿于一些人事紛擾，文物搶運計劃直至1933年初仍未實施。其間，工作人員一直在進行整理、挑選、裝箱工作。為防止文物途中破損，每件國寶均以數(shù)層紙張包裹，外面再用草繩層層纏緊，依次裝箱后，在空隙間塞滿棉花，然后釘箱蓋，貼封條，以做到萬無一失。

　　1933年1月，日軍進占山海關(guān)，熱河和長城相繼告急，文物南遷已是刻不容緩。行政院于10日開會，決定設(shè)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擔負故宮古物保管工作。關(guān)于古物南遷辦法，責成內(nèi)政部、財政部、教育部、鐵道部、交通部五部組織委員會，共同辦理運輸、保護、安置事宜。

　　2月6日晚，“故宮文物大遷移”在秘密中進行。從紫禁城到車站全部戒嚴，第一批南運文物2118箱從午門正式啟運。兩列火車從前門火車站出發(fā)，開往浦口，再轉(zhuǎn)運至上海。18節(jié)車廂上裝滿了長3尺，寬、高各一尺半、貼有封條的木箱。列車沿途所至，均有軍隊保護，車頂四周架設(shè)機槍，車廂內(nèi)遍布持槍憲警隨行護衛(wèi)。

　　此后，分別于3月15日、3月28日、4月19日和5月15日，又有4批文物陸續(xù)運抵上海，總計19557箱。其中，書畫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銅器2600余件和眾多玉器，內(nèi)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檔案，明清兩朝帝王實錄、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國檔案史料3773箱等。還有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及各種善本，當時國內(nèi)發(fā)現(xiàn)最早的印刷品《陀羅尼經(jīng)》五代刻本，國內(nèi)最古老的石刻“岐陽石鼓”等，都是價值連城。文物抵滬后，存放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濟醫(yī)院和英租界四川路業(yè)廣公司內(nèi)。隨后，北京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成立。文物在滬期間，曾應英國政府之邀，為慶祝英皇喬治五世即位35周年活動，挑選了80箱文物精華，于1935年11月28日在英國舉辦了轟動一時的“倫敦中國藝術(shù)國際展覽會”。

　　故宮文物雖然南運存放于上海，但隨著日軍侵略步伐的加快，其前景堪憂。于是，國民政府決定在南京朝天宮舊址修建庫房，1936年8月竣工。1936年12月8日～21日，這批文物再次動遷，分5批移往南京新庫房，并成立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

　　然而，這批國寶并未享受許久的清靜安寧，盧溝橋事變于次年7月爆發(fā)。隨后，日軍又于“八一三”對上海發(fā)動大規(guī)模攻勢，首都南京危在旦夕，故宮博物院南遷文物再次面臨危境，必須盡快搶運至安全地帶。

千里大挪移

　　國民政府下令即刻轉(zhuǎn)移文物，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奉行政院令，決定由工作人員分3隊攜帶文物遷往大后方。遷移工作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先后進行，最終落腳地為山城重慶。

　　第一批文物走南路，由南京——巴縣。1937年8月14日，即淞滬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次日，首批文物啟運。招商局“建國輪”裝上80箱西遷文物，主要為送往倫敦展覽的精品，有唐代吳道子的《鐘馗打鬼圖》，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和米芾的書法真跡等，彌足珍貴。
此批文物由南京水路運至漢口，然后轉(zhuǎn)汽車抵長沙，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計劃在附近的山上開一個山洞來貯放文物，但計劃尚未落實，日軍開始對湖北、湖南輪番轟炸，長沙告急，行政院趕緊下令將文物遷至貴陽。遷走不到一個月，湖南大學圖書館就被敵機夷為平地，幸而文物及早轉(zhuǎn)移而未受損。

　　南路遷運路線非常曲折。因當年湘西一帶時有土匪搶劫，為保護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10輛汽車繞道廣西桂林、柳州，車至廣西邊境，再由廣西公路局派卡車接運。到貴州邊境，再換貴州公路局車輛。1938年1月，首批文物終于到達貴陽，又于11月轉(zhuǎn)移到更為安全的安順華巖洞儲存，并成立故宮博物院駐安順辦事處。

　　1943年12月25日，經(jīng)國民政府批準，選取其中部分歷代字畫精品，在重慶舉辦了“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書畫展覽會”，以激發(fā)民眾抗戰(zhàn)的決心。展品有晉代王羲之的《平安三帖》，唐代王過庭的《書譜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的墨寶，南宋高宗趙構(gòu)的《賜岳飛手敕》，五代徐熙的《雪竹圖》，宋徽宗的《溪山深秀圖》，明代唐伯虎的《關(guān)山行旅圖》以及清初“四王”的作品，一時觀眾云集。

　　1944年春，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發(fā)動了豫湘桂之戰(zhàn)，很快占領(lǐng)平漢線和湘桂線，并于11月中旬占領(lǐng)廣西柳州后，北上進入貴州，攻陷獨山。貴陽是安順到重慶的必經(jīng)之路，于是，國民政府趕緊派出士兵和15輛軍用卡車到安順接運文物，路上歷經(jīng)艱辛，數(shù)次遇險，終于于12月18日將文物順利轉(zhuǎn)移至離重慶40千米之外的巴縣，并設(shè)立故宮博物院巴縣辦事處，原安順辦事處撤銷。

　　第二批文物走中路，由南京——樂山。這批文物于1937年11月22日開始陸續(xù)啟運，幾經(jīng)周折，租到英國商船“黃埔輪”運往漢口。最后一批文物于12月3日離開，10天后南京淪陷。接著，漢口被炸，逆江而上至漢口的文物還未卸船，又不得不繼續(xù)跋涉西遷。12月至翌年1月，文物陸續(xù)運抵宜昌，再換乘小船，分19批押運至重慶。由于數(shù)量太多，直到1938年5月，費時5個多月，才將文物全部運抵山城。之后，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及辦事人員先后到達，成立了故宮博物院重慶辦事處。

　　中路文物是三路中數(shù)量最多的一批，有9369箱，在重慶分3處保藏，第一處是川康洋行二樓倉庫，第二處是位于南岸王家沱的吉時洋行倉庫，第三處在南岸獅子山的安達森洋行倉庫。1938年10月下旬，武漢失陷，日機開始空襲重慶，轟炸相當厲害。為安全起見，1939年4月，存渝文物開始用船運往宜賓，再換船運達樂山，疏散至當?shù)氐陌补揉l(xiāng)。1939年9月，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成立。

　　第三批文物走北路，由南京——峨眉。這一路運送文物計7287箱，在三路中最為艱辛。1937年11月裝車啟運時，南京已很混亂，調(diào)度車船極其困難，搶運裝箱工作異常艱苦。文物經(jīng)徐州、鄭州經(jīng)隴海線到達寶雞時，因潼關(guān)形勢驟然緊張，不得不馬不停蹄地轉(zhuǎn)移至漢中。

　　寶雞到漢中沒有火車，須用汽車運載。7000多箱文物，至少需要300輛車次。經(jīng)多方聯(lián)系，西安行營伸出援助之手才得以解決。然而，真正的難題還在后面，寶雞到漢中，要翻越3000米高的秦嶺，時值冬季，山上多雪，路陡山滑，非常危險。而且公路正在翻修，隨處堆放石子，行車多有不便。初運的幾批還順利，到第四批車時則發(fā)生了一些問題，經(jīng)過大家的努力，最后總算得以解決。

　　1938年4月，這一路文物全部運抵漢中，但尚未喘息，就聽聞敵機轟炸漢中機場的消息，文物被迫再次轉(zhuǎn)移。剛離開漢中，這里便遭遇敵機轟炸，原儲存文物的庫房也中彈被毀。千里迢迢而來，卻無安身之地，行政院又命令將文物轉(zhuǎn)運成都。

　　漢中到成都500多千米，全靠汽車運輸。途中有5個渡口，均未架設(shè)橋梁，須用木船載車過河。時有敵機空襲，一路艱辛。所有的文物花了10個月?lián)屵\，才于1939年2月全部到達成都。好不容易抵達那里后，重慶被炸，成都亦不安全，無奈，行政院又下令，文物再次轉(zhuǎn)運至150千米外的峨嵋藏身，遂成立故宮博物院峨嵋辦事處。

　　故宮博物院19557箱文物精華，就這樣穿越遍地烽火，輾轉(zhuǎn)周折，總算找到各自暫時的藏身之處安歇。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隨著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南遷的故宮文物亦開始東歸。1946年1月下旬，存放在巴縣的文物抵達重慶；5月15日，藏于峨眉的北路文物開始向重慶集中，于9月12日全部抵達；而藏于樂山的文物則于1947年3月才運完。從1947年5月開始，運抵重慶的三路文物向南京啟運，除了10個龐然大物—“岐陽石鼓”因船載不易而走陸路外，其余皆走水運。第一批文物于6月19日起錨，隨后一批接一批，到11月26日安抵南京，全部“完璧歸趙”。整個故宮文物南遷，是在炮火硝煙中進行的，歷時14年，行程數(shù)萬千米，而文物分毫無損，堪為世界文物保護史上的奇跡。

骨肉又分離

　　當年故宮博物院文物遷移時，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曾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的承諾，然而，內(nèi)戰(zhàn)很快爆發(fā)，使北運計劃擱淺。

　　到了1948年9月下旬，戰(zhàn)局急轉(zhuǎn)直下，國民黨政權(quán)已岌岌可危，準備撤往臺灣，于是決定將這批南遷文物一起帶走。就這樣，當年存放于紫禁城的這批文物，從20世紀30年代被運出后就再也沒回“家”，于顛沛流離15年之后，它們又一次踏上遠去的旅程。

　　入臺文物共分3批運送，第一批由海軍部“中鼎號”登陸艇載運，共計320箱，1948年12月22日由下關(guān)開出，27日安抵基隆；第二批是租用“海滬號”輪船載運，有1680箱，于1949年1月6日離開南京，9日抵臺；第三批由海軍部“昆侖艦”運輸，由于艙位有限及軍艦停留時間短等原因，已裝箱的1700箱文物僅運走972箱，從1月30日離開下關(guān)，至2月22日抵基隆。

　　文物南遷，直接導致了“一宮兩院”隔海相望，即形成了一個故宮、兩個博物院的局面。這些文物現(xiàn)都存于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包括晉代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唐代懷素的《自敘帖》、五代趙干的《江行初雪圖》等。銅器有宗周鐘、毛公鼎、散氏盤等重器5600多件，還有《四庫全書》等珍本古籍。這批文物的“離家出走”，使得一些成對成雙的文物“骨肉分離”，如郎世寧的《十駿圖》，兩個故宮博物院各藏5軸；僅存的一對西周早期有銘文的青銅樂器，一件陽文的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另一件陰文的則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宋徽宗制作的大晟編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6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2枚等。甚至如唐代懷素的《自敘帖》等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而精美的原包裝盒則留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一時珠櫝相分，令人感慨。 （文章選自《百科知識》雜志，作者：韓文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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