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330多萬名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兒童，擦去臉上的淚痕，重返校園；15000余所希望小學在貧困地區(qū)拔地而起。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如同是一口警鐘在敲響，引起了政府和民眾對教育的關注。

　　20年來，我與希望工程結下了不解之緣——我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眼、自己的筆，一直在跟蹤著希望工程，并由希望工程擴展至我國的貧困現狀與反貧困事業(yè)。

　　1989年10月，希望工程開始實施。中國青基會秘書長徐永光希望我能寫寫希望工程，于是，便有了我第一次到太行山采訪的經歷。真沒有想到，這里離北京不過一二百公里，竟然會是如此的貧困，竟然會有那么多的兒童因為貧窮而上不起學。面對失學兒童們那一雙雙饑渴的目光，我覺得自己的心在發(fā)顫。為了掌握更多、更真實的第一手素材，我開始了一次“貧困之旅”——從大別山到十萬大山，從陜北到黃土高原，通過對六省(區(qū))二十幾個國家級貧困縣深入、系統(tǒng)的采訪，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實施希望工程的緊迫性和它的現實意義。

　　1992年初，我創(chuàng)作的《希望工程紀實》發(fā)表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冰心老人專門寫了評介文章《請讀〈希望工程紀實〉》。馮牧先生對我說：“你抓了一個關系到我們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題材。從發(fā)展的戰(zhàn)略看，希望工程甚至比大興安嶺救火、華東賑災更為迫切！”令人欣喜的是，許多讀者看了此文后，紛紛向那些失學兒童伸出了援助之手。文中寫到的廣西平果縣湯那屯，兩年里收到海內外善款26萬元。這些善款使得這個偏僻貧困的小山村蓋了學校，修了公路，通了電，學齡兒童全部免費上學。鄉(xiāng)親們說：“希望工程讓我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

　　在采訪失學兒童的過程中，我同時接觸了許多鄉(xiāng)村教師。我覺得鄉(xiāng)村教師是一個用特殊的材料組成的特殊人群，要不，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為什么他們還能甘于寂寞，安心清貧，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默默地耕耘在教育這塊貧瘠的土地上？

　　我又出發(fā)了，開始了又一次的“貧困之旅”。從沂蒙山到赤水河，從大巴山到海南島，還是選擇貧困地區(qū)，這次略微不同的是，我將目光主要對準那些鄉(xiāng)村小學的教師，包括那些偏遠教學點的教師。

　　一間間破敗不堪的教室，一張張營養(yǎng)不良的臉盤，一份份書寫規(guī)范的教案，一個個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說，我們拿蠟燭來比喻教師的話，那么，鄉(xiāng)村教師是兩頭都在燃燒的蠟燭！

　　1994年9月，我將長篇報告文學《中國山村教師》獻給了第10個教師節(jié)，我在此書的扉頁上，恭恭敬敬地寫著：“本書謹獻給：用自己的脊梁負載著中華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師們！”

　　甘肅康樂縣胭脂鄉(xiāng)莊頭小學校長馬希民，教了大半輩子的書，教出的學生起碼有千把人，然而，由于家庭貧困，他自己的五個孩子，有四個都先后失了學。馬校長讀完拙作后，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讀了你的書，我流了一夜的淚。你的理解，給了我堅持下去的力量……”感到內疚的是我，我沒有為他們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我只不過是比較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過去和現狀……

　　1994年，國務院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決定從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力爭用七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我國農村八千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八千萬，這是何等沉重的一個數字！

　　我似乎又聽到了沖鋒號聲，我又在躍躍欲試。許多朋友也鼓勵我繼續(xù)寫下去，去寫寫這八千萬人——這八千萬窮人。

　　我像戰(zhàn)士一樣再一次出征。再一次踏上了呂梁山、黃土高原、青藏高原……走的都是窮地方，接觸的都是窮苦人。在呂梁山，一位78歲的老人對我說：“當年，隊伍上的人告訴我們，等趕跑了日本鬼子就好了，老百姓就可以過上好日子了。后來，日本鬼子被趕跑了，我們就盼啊盼啊，整整盼了50年，盼到現在，還是連一日三餐都吃不飽……”

　　面對老人的訴說，我無言以答。

　　在貧困地區(qū)，我看到的不僅僅是貧窮，同時也看到了中國農民為了擺脫貧窮的困擾，向命運發(fā)起的一次次挑戰(zhàn)，進行的長期的前赴后繼、百折不撓的抗爭。在《憂患八千萬》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始終抓住兩點：一是要如實反映出農村的貧困現狀；二是要寫出中國人民反貧困所走過的艱辛歷程以及反貧困所取得的偉大業(yè)績。

　　《希望工程紀實》《中國山村教師》《憂患八千萬》組成了“反貧困三部曲”。有朋友戲稱我是“反貧困作家”，說我有“貧困情結”，那是黑色幽默。貧困不是好東西，世界上有誰喜歡貧困？什么叫“反貧困”？“反貧困”就是要讓天下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能接受教育，過上有尊嚴、有陽光、有希望的日子。盡管靠寫報告文學來“反貧困”，其力量是相當有限的，但起碼可以反映民間的實情，傳遞百姓的心聲，盡一個作家的良心和責任。

　　四年前，中國青基會的朋友告訴我，現在在全國各大中城市里，有千八百萬農民工子女面臨上學的困難，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可能吧？”但是，當我走進那些低矮破爛的棚區(qū)，走進城鄉(xiāng)結合部打工子弟學校那一間間昏暗的教室，走進農民工子女的心靈深處時，我禁不住為這個龐大群體艱難、尷尬的生存狀態(tài)感到震驚和憂慮。

　　在與農民工子女的交談中，他們一次次向我發(fā)問：“為什么我們的命運與城里孩子不一樣？”“為什么城里有些叔叔阿姨老用歧視的目光看著我們？”“為什么政府不要我們了？”

　　這一個個“為什么”，讓我意識到農民工子女教育所面臨的迫切性、復雜性和嚴峻性。一位社會學家則說得更尖銳：“我們的政府如果不解決好這個問題，現在或許還看不出來，但若干年后，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的！”

　　當你意識到農民工子女能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能不能健康成長、都市能不能接受他們將關系到社會的穩(wěn)定、社會的發(fā)展，甚至關系到我國現代化的成敗時，你還有什么理由不拿起筆來？

　　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寫出了報告文學《我的課桌在哪里——農民工子女教育調查》。一位評論家對我說：“在你的作品中，我讀到了兩個字：‘焦慮’”?，F實生活中，有很多讓人“焦慮”的事情，我們作家既沒有權，又沒有錢，但起碼可以去“焦慮”吧。

　　報告文學作家與小說家、詩人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必須是面對社會寫作，因此，沒有任何回避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須剖開胸膛直面現實，他必須貼近民眾，貼近生活，貼近、貼近、再貼近！

       （作者：黃傳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