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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非卜筮之書 ——三談《易經(jīng)》的性質(zhì) 宣守有 摘要：《易》卦符號、卦爻辭和《易傳》三位一體，“皆解當(dāng)初之意”。當(dāng)初伏羲發(fā)明八卦、六十四卦主要是為了管理的需要，后經(jīng)神農(nóng)、黃帝的改革和運用，進入三代便成為認(rèn)識自然、指導(dǎo)生產(chǎn)、管理社會的治國政綱。漢字成熟后經(jīng)文王系辭、孔子作傳，使之得以保存下來。然而，自巫咸發(fā)明以筮求卦法，卜筮遂成普遍現(xiàn)象，可見卜筮僅是用《易》，文獻(xiàn)記載的占筮資料只能證明《易》曾被用于占筮，而不能決定《易經(jīng)》的性質(zhì)，決定《易經(jīng)》性質(zhì)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是它的內(nèi)容，所以今本《易經(jīng)》是一部治國政綱，用今天的話來說，其核心思想就是按客觀規(guī)律辦事。朱熹“《易》本卜筮之書”的論斷本末顛倒，不足為憑。 關(guān)鍵詞：易經(jīng)、《易經(jīng)》的性質(zhì)、朱熹、《易》本卜筮之書、政治綱領(lǐng)。 關(guān)于《易經(jīng)》的性質(zhì)歷來眾說紛紜，本人曾發(fā)表過兩篇文章，分別從內(nèi)容和背景兩個方面說明《易經(jīng)》是一部治國政綱。寫得不好，但觀點明確。其實前人早有此說，如民國杭辛齋就明確指出“三代之政綱本于《易》”，“《易》在三代，不啻為政治之書。夏宗《連山》，其禮樂政刑胥以《連山》為則。殷宗《歸藏》，其禮樂政刑胥以《歸藏》為則。”“今夏殷之制不可悉睹，而《周禮》一書，雖經(jīng)篡改，而周家之典章文物，猶可得其梗概，足與《周易》相印證。自秦漢以降，目《易》為卜筮之書，政失其綱也久矣。”[1]然而今人開口落筆仍是“《易》為卜筮之書”，這就有繼續(xù)討論的必要。 人們之所以認(rèn)為《易》為卜筮之書，主要基于《易》被用于占筮這一客觀事實，和歷史上名家大儒關(guān)于《易》本卜筮之書的論斷。為了敘述方便，我把它歸納為兩個部分加以說明，即一個“鐵證”和一個經(jīng)典論斷。 一 一個“鐵證”之我見 所謂一個“鐵證”，即《易》被用于占筮的客觀事實。早在甲骨文、《左傳》、《國語》中就有易占資料，此后一直沿用至今，還出現(xiàn)各種各樣易學(xué)筮法。甚至認(rèn)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易》為卜筮之書，不在焚燒之列，所以被保存下來，來反證《易》為卜筮之書。 先談《易》被用于占筮的客觀事實。實際上問題本身已作了正確回答，即《易》曾被用于占筮，而且一直沿用至今，但它并不能決定《易經(jīng)》的性質(zhì)。決定《易經(jīng)》性質(zhì)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是它的內(nèi)容，其次是作者和背景，至于怎么用它，那是另外一回事，有正確的用法，也有錯誤的用法。就象漢字一樣，本來是一種文字，是用來記錄語言，交流思想，傳播文化，記載檔案、歷史。你一定要用它來測字、推命，那是你的事，與漢字的性質(zhì)無關(guān)。《易經(jīng)》也是一樣，其屬性是一回事，怎樣用它又是一回事。出土《易》占資料，只能證明《易》曾被用于占筮，而不能說明它的性質(zhì)。 《易》從伏羲創(chuàng)立之初就是為了管理的需要，易卦符號既表義，又示理，具有文字的功能。在漢字沒有創(chuàng)立和漢字形成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時候引筮入《易》呢？傳說是商太戊時人巫咸發(fā)明筮法。實際上筮法可能是巫階層群體研發(fā)，“咸”亦可作“全體”、“所有”、“都”解，不過文獻(xiàn)記載言之鑿鑿，我們就把他作為一個標(biāo)志性的人物、一個時間坐標(biāo)，準(zhǔn)此，則筮法產(chǎn)生于商代。 那么，人們?yōu)槭裁从皿叻ㄇ筘阅?？我認(rèn)為是不能把握用某卦來說明事理，或依某卦指導(dǎo)實踐，特別是處理軍國大事，為了慎重起見，則用卜筮以決疑。下面讓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先秦是怎樣用筮法來決疑的?！蹲髠?#183;襄公九年》載：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興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這是一個人們熟知的案例。歷來有各種各樣的解法，僅文獻(xiàn)記載就有8種之多。史臣認(rèn)為是《艮》之《隨》，據(jù)《隨》卦卦義解，勸其速出；穆姜本人用《隨》卦卦辭解，認(rèn)為《周易》中說要有元亨利貞四德方可無咎，而我無此四德，“必死于此，弗得出矣。”這是《左傳》原文中的兩解。此外，《周易》筮法以少為卦主，《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二爻靜，不變爻少，故應(yīng)用六二爻辭斷，此說又有五解，一是以本卦不變爻占，清·丁壽昌指出：“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遏蕖分?#8216;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茍以悅于姜耳。”[2]二是以之卦不變爻占，朱熹持此說，他指出：“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此例宜以《隨》卦六二爻爻辭“系小子，失丈夫”為占。[3]（P386）三是本卦之卦不變爻并重，清·任啟運持此說。[4]（P512）四是以本卦卦象和六二爻爻象合解，清人李剛主持此說，他認(rèn)為“艮止也。爻皆變，二不變，五君也，二小君也。艮為門闕，小君止于是而不變，薨于東宮之象也。”[4]（P513）五是以之卦不變爻為主，同時兼用本卦、之卦和互卦卦象解占。清人江永持此說，他說：“然穆姜廢居?xùn)|宮，所以筮者，冀其猶得出耳。六二之辭，未終其事，仍當(dāng)用卦之體象斷之。雷藏澤中，休息之象也（指《隨》卦卦象），東宮為《震》地，雷似可發(fā)聲，二至四互《艮》，從重《艮》變來，復(fù)有《艮》以止之，雖欲動而不能，所以終不得出也。”[5]清人黃宗羲則主張用兩卦變爻最末一爻合斷之，他說：“四爻變、五爻變者，皆以變末一爻為主，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即如穆姜五爻之變，主在上爻。《艮》上之‘敦艮’，既有止義，而《隨》上之辭‘拘系之，乃從維之’，故穆姜曰：‘必死于此，弗得出矣。’”[6](P127)這樣便有八解。 本人認(rèn)為“遇《艮》之八”應(yīng)是靜卦，按朱熹所歸納的，六爻皆不變，用彖辭解?；蛟唬?#8220;六爻不變，占本卦大象。”[6](P127)意思是一樣的。“艮者止也”，綜觀《艮》卦象義，具有阻隔禁錮之象，且止其當(dāng)止方可無咎，又有趨吉避兇的勸誡作用，對穆姜的處境還是比較符合的。此解主要受 這樣，該案例便有九解。它說明用筮法求卦只是為了稽疑，根本起不了決定作用。正確的用法是遇到什么問題，就用可以說明該問題的卦理作參考，即所謂“善為《易》者不占”。筮法只是作為稽疑、作為參考而已。我還沒有看到按筮法得卦的卦理去處理軍國大事的，有的只是借口。更何況用筮法問卦，偶然性很大，常常會出現(xiàn)牛頭不對馬嘴的情況。如問軍事上的問題，得到的可能是《咸》卦；測婚姻問題，得到的或許是《蒙》卦、《訟》卦、《未濟》卦；測教育問題得到的卻是《師》卦等等。凡此種種雖然也可牽強附會去解釋，但結(jié)果必然謬之千里。更有甚者，筮者往往為達(dá)到某種目的而曲解卦義，如上例史臣曲解“遇《艮》之八”為“《艮》之《隨》”，本是勸穆姜走為上策，結(jié)果忽悠了易學(xué)界兩千多年。又如《左傳·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衛(wèi)襄公卒，夫人姜氏無子，寵姬婤生長子孟縶，次子元。為確立王位繼承，兩次命筮，分別得靜卦《屯》和《屯》之《比》，均利于孟縶，而史朝卻釋“元亨利貞”之“元”為人名。認(rèn)為當(dāng)立元為繼承人。這實際上是根據(jù)實際情況來改變立長的原則，而不是根據(jù)占筮的結(jié)果來定，占筮不過是個借口。 至于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易》為卜筮之書，所以不在焚燒之列，而被保存下來。來證明《易》是卜筮之書，則更是荒唐。眾所周知秦始皇焚書坑儒事出有因。所謂“焚書”是由施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以吏為師還是以古非今之爭引起的。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jì)》載，公元前213年秦始皇設(shè)宴咸陽宮，宴會上博士淳于越進言：“臣聞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nèi)，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思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主張仿效古法分封子弟、功臣。而丞相李斯卻說：“五帝不相復(fù)，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xué)古，以非當(dāng)世，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xué)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這段文字在《史記·李斯列傳》中略有變化。是始皇將淳于越的意見交丞相李斯主持廷議，李斯否定淳于越之說，并上書說：“……臣請諸有文學(xué)、《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xué)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用秦始皇自己的話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收去”、“蠲除去之”、“盡去之”不等于“燒”，即使是燒了，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nèi)要在全國范圍內(nèi)盡燒之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還有博士官所職不受此限。造成先秦典籍巨大損失可能是項羽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所致，這個“不讀書”的項羽當(dāng)然不可能有目的地?zé)裟愁悤蚰撤N書?？梢姡?#8220;焚書”不能證明《易》為卜筮之書。其次“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并沒有明確地說《易》是卜筮之書，當(dāng)然也就不能證明《易》是卜筮之書。再說《詩》、《書》、百家語者不是也照樣流傳下來了嗎。 所謂“坑儒”實際上主要是坑方士，事發(fā)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當(dāng)時為秦始皇尋求仙人長生不死之藥的燕人盧生和韓人侯生私下商議，認(rèn)為秦始皇貪于權(quán)勢、剛戾自用，不可為其求仙藥，于是暗地逃走。秦始皇大怒，認(rèn)為這些人“吾尊賜之甚厚，今仍誹謗我，……或以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查詢，諸生互相告發(fā)牽引，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以懲后。實際上引起“坑儒”的不單是盧生等諸生議論朝政，攻擊秦始皇，還有齊國方士徐巿（福）率童男童女?dāng)?shù)千人，入海求仙藥，歷時數(shù)年，耗資巨萬而不得；盧生等以求仙藥為名要秦始皇深居宮室，毋令人知，這對于一個日理萬機的古帝王來說是多么危險；甚至以“今年祖龍死”、“始皇死而地分”等讖緯形式詛咒秦始皇及秦帝國?？梢?#8220;坑儒”是由當(dāng)時復(fù)雜的政治斗爭形式所造成的。若將此事與“焚書”聯(lián)系起來考慮，則更不能證明“《易》為卜筮之書”。因為若所坑是儒，則《易》為儒家著作，當(dāng)在焚燒之列；若所坑是方士，則《易》為卜筮之書，正是方士所用之書，首當(dāng)焚燒。 所以，用焚書坑儒，《易》為卜筮之書而得以保存下來，證明《易》是卜筮之書是不能成立的。實際上，《漢書》的論述也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說：“及秦禁學(xué)，《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者不絕。”[7]（P1077）另一方面又指出：“《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xùn)也；《書》以廣聽，知之術(shù)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源。”[7]（P590）并將《易》置“六藝略”之首。這能說《易》為卜筮之書嗎？ 二 一個經(jīng)典論斷不足為據(jù) 所謂一個經(jīng)典論斷，是指朱熹關(guān)于“《易》本卜筮之書”[8]（P1622）的論斷。實際上這一觀點并非朱熹專利，因為自先秦以來，《易》為卜筮之書一直在易學(xué)界占主導(dǎo)地位。但朱熹論述得最為全面、果斷、徹底，最具代表性。且一直作為《易》為卜筮之書的經(jīng)典論斷被后人引用。因此，解析朱熹的論斷足矣。 朱熹反復(fù)申述“《易》為卜筮之書”，并撰“筮儀”介紹成卦法，又在與蔡元定合撰的《易學(xué)啟蒙》中說明斷卦法。應(yīng)該說，他對大衍筮法的整理和普及功不可沒。但這僅是古人用《易》方法之一，不能決定《易經(jīng)》的性質(zhì)?？芍祆湟獜娬{(diào)的是恰恰是“《易》本卜筮之書”，一個“本”字顛倒本末，倒果為因。正是這種認(rèn)識的錯誤，使他對《周易》的解說前后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表現(xiàn)如下。 首先，他解釋《周易》就是基于“《易》本卜筮之書”這一認(rèn)識，竭力將《周易》說成卜筮之書。他撰《周易本義》目的就是要說明《周易》本是卜筮之書。但無法回避六十四卦說理這一客觀事實，所以在介紹每一卦，都不得不介紹該卦卦爻之義理。 其次，既然《易》為卜筮之書，那么以筮法得卦本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他在解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時指出“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于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為圣人作為，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后得，其誤益以甚矣。”[3]（P359-360）又否定卦畫由筮而得。當(dāng)然也就否定《易》為卜筮之書。 再次，他非常正確地指出：“若《易》，只則是個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yù)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8]（P1631）“它是說盡天下后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個道理。又人須是經(jīng)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深端正。”[8]（P1659）但《易》不是直陳某理，而是用卦象說理，“須知他是假托說，是包含說。假托，謂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說個影象在這里，無所不包。”[8]（P1647）這實際上是說《易經(jīng)》是一部說理之書，其六十四卦一卦便是講一個道理，方法是以象喻理。凡符合某卦道理的事，便可用此卦之理解之。這和 最后，他的學(xué)術(shù)思想多取自《周易》， 凡此種種，能說明《易》為卜筮之書嗎？誠然，朱熹雖反復(fù)強調(diào)《周易》是卜筮之書，但并不認(rèn)為《易》無義理。相反，他認(rèn)為：“《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函萬理，無所不有。”[8]（P1661）但他認(rèn)為《易》之理即在卜筮之中，所謂：“《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8]（P1635）“反覆都就占筮上發(fā)明誨人底道理。”[8]（P1630）他無論解《經(jīng)》、解《傳》，還是介紹《周易》的形成過程，都本此說，但錯誤恰恰在此。 在對經(jīng)文的解釋方面，他認(rèn)為程頤“《易傳》義理精，字?jǐn)?shù)足，無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綴，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與本義不相合?！兑住繁臼遣敷咧畷赞o、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 對《易傳》的解釋亦然，朱熹自己雖認(rèn)為《易傳》“盡是說道理”的，但他在釋解《十翼》時，也是以占卜為出發(fā)點。如他解釋《系辭》“開物成務(wù)，冒天下之道”，說：“‘開物成務(wù)’，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兇而成事業(yè)。”[3]（P282）“蓋《易》之為書，因卜筮以設(shè)教，逐爻開示吉兇，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8]（P1924）由此可見，如將朱熹的書名之《朱熹易傳》倒是十分貼切，因為它反映了朱熹個人的易道觀。謂之《本義》倒是有待商榷 他在介紹《周易》的形成過程時說：“想當(dāng)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兇，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后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dāng)初之意。……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只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設(shè)。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8]（P1622）認(rèn)為伏羲之象，文王之辭，是依卜筮而設(shè)，孔子之贊才說出一番道理來。反復(fù)強調(diào)讀《易》當(dāng)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和孔子之《易》三等，后人又在此基礎(chǔ)上進一步發(fā)揮，認(rèn)為是孔子作《易傳》，使《周易》由卜筮之書變成一部哲學(xué)著作。 應(yīng)該說朱熹所說的今本《周易》的形成過程是正確的，說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也不是大問題，因為古有是說。但對伏羲之《易》，文王之《易》的作用和性質(zhì)的解釋卻錯了。所謂“陽為吉，陰為兇”只是陰陽符號的象征意義之一，并不是全部，如陽還可以為太陽、君、父、雄、男、明、晝、正、奇、動、善……，陰還可以為月亮、臣、母、雌、女、暗、夜、反、偶、靜、惡……等等。朱熹之所以只介紹其吉、兇之義，目的是為了說明伏羲《易》為卜筮而作。“無文字”是事實，有文字伏羲也無須畫卦了，畫卦就是為了管理的需要，《易》卦符號本身就具有文字功能。文王為之系辭，孔子作十翼，“皆解當(dāng)初之意”。既然“皆解當(dāng)初之意”，為什么伏羲易、文王易是卜筮之書，而孔子易卻是說理之書？“翼”者羽翼也，與《經(jīng)》是肢與體的關(guān)系，《易傳》本身就是《周易》的有機組成部分，它關(guān)于易道的說明，八卦、六十四卦的形成，八卦的象征意義，六十四卦卦序的介紹，本身就是《易》的內(nèi)容。無論是文王系辭，還是孔子作十翼，都是時人還能了解的關(guān)于《易》的知識，“皆解當(dāng)初之意”。圣人就是圣人，如果沒有文王、孔子的講解，真不知后人是否還能了解《易》。 由此可見，朱熹“《易》本卜筮之書”的論斷是不能成立的，所以連他的學(xué)生也有表示懷疑的，有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他反問：“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筮，畫作甚？”[8]（P1619）“不可知”，卻斷定“《易》本卜筮之書”，豈不荒唐。 其實，對《易經(jīng)》性質(zhì)的不同解釋，根源是不能正確認(rèn)識八卦、六十四卦為何物。我在《論〈易〉卦符號的文字功能》一文中已作了初步說明。即八卦、六十四卦是個具有文字功能的符號系統(tǒng)，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主要是說明天地萬物之理，其中八卦以表義為主，六十四卦以說理為主。這個系統(tǒng)由數(shù)起，在漢字形成前和漢字形成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與漢字同為華夏先民智慧的結(jié)晶。 從總體認(rèn)識上來說，讀《易》當(dāng)堅持兩個不可：一、不可將《易》卦符號、卦爻辭、《易傳》分開來看，三者本為一體。沒有易卦符號，則卦爻辭無處可系；沒有卦爻辭，則易卦符號今人無法知曉，又要象遠(yuǎn)古那樣，靠口耳相傳；沒有“十翼”，則博大精深的易理無從知曉。用朱熹的話說，就是三者“皆解當(dāng)初之意”。二、不可將象數(shù)、義理分開看，因為講象數(shù)必講義理，否則空談象數(shù)無意義，講義理必談象數(shù)，否則義理無從說起。人們可以從象、數(shù)、義、理、占的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研究，但不可分象數(shù)派、義理派，歷史上分象數(shù)派、義理派是不妥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rèn)識《易經(jīng)》的性質(zhì)。這就象漢字一樣，我們可以從形、音、義的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研究，但從總體認(rèn)識上不能分開來看，不能分形派、音派、義派。 由于六十四卦所說之理，一般人不易把握，在沒有系辭之前更是如此，所以商太戊時巫咸發(fā)明筮法，以蓍求卦。這種用《易》的方法雖不科學(xué)，但可以理解，因為它適應(yīng)了一些不熟悉六十四卦和《易》理的人的需要。其后，以筮求卦遂成普遍現(xiàn)象，以至孔子也沒有否認(rèn)它被用于卜筮這一客觀事實。《系辭》中便有“極數(shù)知來之謂占”、“以卜筮者尚其占”、“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等語，但這種用《易》的方法不過是水中月、鏡中花，一景而已。用 歷來釋《易》著作汗牛充棟，然而主要是對漢字的解釋，這種解釋固然必要，但總有隔靴搔癢之嫌。從來沒有人研究六十四卦所系之辭是否與卦符相符合，有沒有更貼切的卦象可取。當(dāng)然要做到這點實在不易，因為時代相去太遠(yuǎn)，就連孔子也只是作《傳》說明《易》理，未對經(jīng)文加以修改，所以才有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之說。在漢字形成前主要靠口耳相傳，甚至在漢字形成后仍十分重視師承。我國學(xué)術(shù)界歷來重視師承關(guān)系，不能說不受《易》學(xué)傳承的影響。如果我們這樣去思考問題，就不會出現(xiàn)大的偏差。 所以，我仍認(rèn)為《易》卦符號是伏羲為了管理的需要而創(chuàng)立的一套具有文字功能的符號系統(tǒng)，后經(jīng)神農(nóng)、黃帝改革和運用，到三代遂成管理國家大事的綱領(lǐng)，主要用于認(rèn)識自然、指導(dǎo)生產(chǎn)和社會管理。隨著漢字的成熟，是文王系辭，孔子作《傳》，使之得以保存下來。《易經(jīng)》是一部治國政綱，用今天的話來說，其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話——按客觀規(guī)律辦事。 其實，這個問題在歷史上早已明確，《易經(jīng)》在歷史上一直處于“經(jīng)”的地位，也是后世科舉必考的，內(nèi)容主要是事關(guān)經(jīng)邦濟世的學(xué)問，而不是它的筮法。在《四庫全書》中《周易》被放在“經(jīng)部”，而各種易學(xué)筮法方面的書“皆百偽一真，遞相扇動”，是“儒者之迂談”，“然眾志所趨，雖圣人有所弗能禁”。故被列入“子部”，“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說”而已。[11]直到今天，新的分類法還是把它們分而置之，《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將《周易》放在“先秦哲學(xué)”下位類“諸子前哲學(xué)”內(nèi)，而各種易學(xué)筮法則放在“術(shù)數(shù)、迷信”下位類“占卜”內(nèi)，其它圖書分類法亦然。既然“易為卜筮之書”，那么各種“卜筮之書”不也是《周易》的內(nèi)容嗎，為什么要分而置之呢？說到底，還是不一樣。換句話說，就是說《易》不能和“卜筮之書”劃等號，《易》不是卜筮之書。 以上是本人對《易經(jīng)》性質(zhì)的一慣看法，不妥之處祈請方家、易友批評教正。 宣守有 參考文獻(xiàn)： [1]杭辛齋著、周易工作室點?！逗际弦讓W(xué)七種》，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P266。 [2]清·丁壽昌撰《讀易會通》，中國書店1992年版，P26。 [3]宋·朱熹撰、李一忻點?！吨芤妆玖x》，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4]尚秉和著、周易工作室點校《周易尚氏學(xué)》，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 [5]清·江慎修著、孫國中校理《河洛精蘊》，學(xué)苑出版社2007年版，P101。 [6]清·黃宗羲撰《易學(xué)象數(shù)論》，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 [7]東漢·班固撰，趙一生點校《漢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吨熳诱Z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 [9]朱伯崑著《易學(xué)哲學(xué)史》中冊，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P452。 [10]梁韋弦著《〈程氏易傳〉導(dǎo)讀》，齊魯書社2003年版。 [11] 清·紀(jì)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冊，P2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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