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或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積淀的，絕非只是出土的竹簡，而是這中國式的生命。
        同是中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為什么屈原與司馬遷，一個要死，一個卻不惜帶辱而活？這個問題從幾時就牽襻著我。
        后世一直將屈原定位為“愛國詩人”，值得商榷。
        我以為，這忽視了他作為“政治家”的一面。這個偏差或許是有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為楚國那樣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報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種理 想。政治家與政客不同，正是由于前者的獻身是別無選擇的，后者卻是投機的。屈原身為三閭大夫，是楚國的決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國蒙受亡國的事實。僅作為一 個詩人，即令“國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詩人以“詩”愛國和救國。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傳人”。但三閭大夫必須沉江。屈原的這種“相始終”的 精神，是他作為政治家面對失敗時惟一的堅持。他是把對政治的責(zé)任放在“詩人”之上的。這才是屈原對自己的定位。
    詩人的事業(yè)，可以不與某一個具體的朝廷和君王相聯(lián)系，相始終。屈原的這種始終精神，是他作為政治家面對不可挽救的狂瀾的惟一堅持。“人生自古誰無死”“生 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之于生死，中國自古已有確認之標志。雖然“哀莫哀生別離，樂莫樂心相知”，已將生樂死苦、留戀人世的滋味體會盡致，但是，主動迎 接死亡，“在不可選擇中進行選擇”的精神依然確立。中國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時候，很重視死之權(quán)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選 擇死亡，將死看作一種意志與尊嚴的使命。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他是不會等到敵國軍隊進入，被俘受辱而死的。他認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國，他要選擇死，一種自 由的、高尚獨立的死。頭戴巍峨之冠，身著蘭草香服，時而悲吟，時而高歌，倘佯在汨羅江畔，飽覽他所摯愛的山河大地，從容赴死。
        屈原之死，死的原因不是“詩人”的，死的方式卻是“詩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幟鮮明，詩人卻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們何不理解為： 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滅后，緊緊地擁抱著詩的理想而去的。這死，亦是一種決裂，與以往從事的“政治”的決裂，與終生所愛的詩章同歸。這是歷代美的理想之 追求者的最好結(jié)局。
        死，可以明志；生，卻可以踐志。當死臨到司馬遷頭上時。他選擇生。一種令肉體與精神，令自己與親友都極度痛苦的生一一接受宮刑。司馬遷出于公心，為李陵辯 護，得罪了漢武帝，假如就為此而死，亦不失為真諫烈臣；但司馬遷認為自己規(guī)定的人生使命卻不是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分完成千古史記，為中國撰寫第一部 大型紀傳體史書。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卻執(zhí)意要做民間第一史家。當時雖沒有明文不準平民“寫史”，但司馬遷此舉引起了當朝的監(jiān)視與懷恨，他選擇受刑忍辱，棄政從文，從匍匐 子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乏舉，這是勇敢與崇高的跨越。他不愧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錮人臣的君臣倫理觀念決裂的杰出代表！棄一帝而得 天下千秋，偉哉司馬遷！
        屈原擇死，史遷擇生，都是崇高的。他們擇死與擇生的思考世代延傳；這種思考，構(gòu)成了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隆起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