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結識一對愛好收藏的夫婦。夫君姓賈，工學博士，現(xiàn)在深圳某機關工作。初次見面時，有人介紹他是陳萬里的后代，家里可能還藏有陳萬里留下來的瓷器。我聽后將信將疑。信的是，這對夫婦雖不專門收藏陶瓷，卻十分了解陶瓷專家陳萬里的身世；疑的是，陳萬里故去已３０多年，他在世的最后幾年正趕上文革動亂，像他那樣無論政治生命還是個人性命在當時都可說“衰朽”的人，結局最可能是“人琴俱亡”。賈博士夫婦善解人意，隨即回家取來一件陳萬里遺藏給我看。這是一只青瓷盤，釉呈悅目的綠色，釉面隱現(xiàn)細紋，口徑約１５厘米，折沿，淺腹，滿釉支燒，圈足內分布圓點狀支釘痕。原物殘損，經(jīng)拼對修補而成。一枚系著細絲線的小標簽粘貼在盤口處，標簽正面題“宋臨汝窯洗子”，背面署“陳萬里”。賈博士夫婦還一同帶來了“旁證”——一本貼有陳萬里照片的家庭影集。果真不假，眼前的這只青瓷盤確是陳萬里遺藏。睹物思人，不免有些感慨。
　　
    余生也晚，１９６９年陳萬里作古時，我還是個沒讀過幾天正經(jīng)書的小學生，自然無緣與他相識。但他卻可說是我的啟蒙老師之一。上世紀８０年代，我在一所工科大學當編輯，在校圖書館有限的文史類藏書中，一次我竟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本有關古瓷的小冊子。這便是陳萬里的《中國青瓷史略》。正是這本書，引起了我研習古陶瓷的興趣，而這個興趣，最終竟改變了我的專業(yè)方向和職業(yè)生涯。１９９３年，我調入文物部門后，研究古陶瓷一度成為我業(yè)務工作的一部分。隨著研究的進展，特別是１９９９年著手編寫《宋遼金紀年瓷器》一書以來，我對陳萬里的治學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時對他的那份敬意也就常懷在心了。
　　
    陳萬里是個“永遠生活在趣味中”的人。他早年學醫(yī)，平生愛好廣泛，昆曲、美術、攝影，皆有用心，尤以專研古陶瓷見著。多年前，因工作關系，我與作家張中行先生有過一些交往。張老先生性耽高古，年輕時常出入古董市場。我們由古瓷聊起陳萬里，他說他當年逛琉璃廠常會碰到陳萬里，“那時他就有名氣，常給喜歡古瓷的人‘掌眼’。” 陳萬里雖非考古科班出身，但多方面的學養(yǎng)或說異乎常人的悟性，使他成為我國自覺運用科學方法從事陶瓷考古的開山之人。
　　
    陳萬里治學，最為人推重的，是他的行，套用孔子的話是：行有余力，則以為文。正是在他的身體力行下，我國的陶瓷考古開始由書齋走向田野，由“學問”向科學轉變。這也可說是陳萬里的最大貢獻。早在上世紀２０年代，他就“八去龍泉，七訪紹興”；５０年代以來，他又重抖精神，遍訪南北特別是中原地區(qū)古窯址。他的文章，也多是“行有余”而為之，重實證而少自矜，絕無明清以來偷懶文人陳陳相因的毛病。因而他的一些觀點，也就能站得住，立得穩(wěn)。如他對鈞窯源流與年代的認識，我認為就經(jīng)得起時間的驗證。
　　
    上世紀５０年代初，陳萬里在實地調查河南禹州古窯址的基礎上，提出“鈞窯代汝而起”的觀點，認為鈞窯“是在北方金人統(tǒng)治之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間的產(chǎn)物”（《中國青瓷史略》），并敏銳地察覺“鈞瓷開始露頭角于汝窯極盛時代”（《禹州之行》）。雖然他的這一聲音很快被明清翻版的“北宋說”淹沒，但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回頭來看，我們發(fā)現(xiàn)還是他有先見之明。他的認識可能不夠全面，卻仍值得重視。（應說明的是，日本學者大谷光瑞等早在１９３２年就提出鈞窯始于金代之說，其論據(jù)是鈞窯所在地區(qū)金代后才由“陽翟”改稱“鈞州”。對這種“僅由地名之存廢判斷窯業(yè)之有無”的說法，已有學者提出批評。而陳萬里的說法，主要基于“鈞窯代汝而起”，可說是一個考古學觀點。因此我認為，盡管陳萬里的說法在后，仍自成一家言）近年來，鈞窯的年代問題又被重新提了出來。我在搜集整理紀年材料并對鈞窯歷史作系統(tǒng)考察時，注意到這樣一個現(xiàn)象：鈞瓷作為歷史上盛行一時的瓷器品種，存世數(shù)量眾多，但在金晚期以前的紀年墓葬和其他類型的紀年遺存中，卻至今不見蹤影。目前已知所有出土鈞瓷的紀年墓葬等，年代都已進入１３世紀。在近幾十年的考古調查、發(fā)掘以及研究中，也始終未發(fā)現(xiàn)其他能夠證明鈞瓷始燒于北宋的可靠證據(jù)和線索。我以為，這一“反常”現(xiàn)象本身，其實就隱含了事實的真相。在拙著《宋遼金紀年瓷器》附論所收的兩篇文章中，通過對鈞瓷源流的追溯、對鈞窯興起的歷史背景的分析以及對鈞瓷典型器的排比研究，我提出這樣一個看法：鈞瓷的產(chǎn)生、發(fā)展與汝瓷（主要指“供御汝瓷”）有著密切關系，即它可能是在對汝瓷的仿燒中逐漸形成的一個瓷器品種；它的成熟應不晚于金中期，而早期有些產(chǎn)品——“汝鈞”的年代或可早到北宋末年；早期鈞瓷應是小規(guī)模生產(chǎn)的，其大量燒造而成為北方地區(qū)有影響的瓷器品種，當在金元時期。
　　
    不難看出，我對鈞窯源流與年代的認識，與陳萬里的“鈞窯代汝而起”之說相通；我當然也樂意承認，自己的研究與陳萬里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只是，和而不同。上面我提到“汝鈞”，并認為它可以歸入鈞瓷范疇，或定性為“早期鈞瓷”。在這一點上，我與陳萬里的看法就不一致。恰好陳萬里遺藏的那件“宋臨汝窯洗子”，我認為與“汝鈞”有很大關系，這里不妨多說幾句。
　　
    陳萬里《汝窯的我見》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東溝（位于今汝州市大峪鄉(xiāng)。汝州舊稱“臨汝”）的一種青瓷碎片“沒有紋片的很多，色釉極潤澤，色調較龍泉深而帶蔥綠，這是汝窯的本色，也就是后來宮中命在汝州燒造青窯器的前期產(chǎn)物……”這里所說的“蔥綠”瓷器，想必就是與他那件“宋臨汝窯洗子”一類的青瓷。陳萬里曾親赴東溝調查過，那件“洗子”是否就采自東溝？對此我不敢臆測。但正像陳萬里所說，“東溝的田地里，散布著的盡是此種碎片”。幾年前，我去東溝一帶窯址調查時，也見到不少此類青瓷標本。陳萬里將這種“蔥綠”釉色說成是“汝窯的本色”，進而認為這類瓷器是汝州供御青瓷的前期產(chǎn)品，這可說是個大膽的推論。可問題是，這一推論似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持。說“蔥綠”釉色是汝窯的本色，這尚可令人接受，因為陳萬里所說的汝窯可能泛指北宋汝州境內的窯場，而不像今天將汝窯狹義化，專指寶豐清涼寺。即使從傳世和清涼寺窯址出土的汝瓷來看，除天青、天藍等釉色外，也有少量青綠釉色的。不過，若據(jù)此推論東溝這類釉色的瓷器是供御青瓷的前身，我認為就未免有些簡單化了，或者說這種認識可能帶有時代的局限了。在汝窯燒造宮廷用瓷之前，汝州青瓷以魯山段店、寶豐清涼寺（北宋時，魯山、寶豐均屬汝州）、汝州嚴和店（今日所謂“臨汝窯”的主要窯場之一）等窯場產(chǎn)品為代表，其釉色普遍呈“豆綠”，以印花、刻花者多見?？磥?，陳萬里是把東溝的“蔥綠”瓷器與汝州傳統(tǒng)青瓷混為一談了，其實二者無論在工藝源流、器物面貌還是在流行年代上都不盡相同。近年來，在河南許昌、鄭州等地，如東溝“蔥綠”一類的青瓷多有出土。除東溝外，汝州南鄉(xiāng)一帶及魯山段店、寶豐清涼寺、禹州神后土等窯址，也都有發(fā)現(xiàn)。器物見有折沿盤、菱口盤、雞心碗、羅漢碗（直壁墩形，也稱“缽”）、單柄洗、長頸瓶等。釉色除“蔥綠”外，還有天藍、天青、灰青、灰綠等。根據(jù)器物類型排比研究，可知它們多屬１２世紀流行器，也就是說，它們的生產(chǎn)與流通時間主要是在汝州奉命燒造宮廷用瓷（約１１世紀末至１２世紀初）之后。這類青瓷在今天有“汝鈞”之稱，其名稱或有兩層含義：一是這個品種兼具汝、鈞兩類青瓷的工藝特點；二是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產(chǎn)地主要集中在汝州。我認為，這類青瓷可能是宋、金之際汝州等地民間窯場仿燒供御汝瓷或是受供御汝瓷啟發(fā)、影響下的產(chǎn)物，它既與當?shù)貍鹘y(tǒng)青瓷保有聯(lián)系，又在裝燒技術、燒成工藝等方面受到供御汝瓷的影響，從而形成自己的特點，并可能由此帶來一個新品種——鈞瓷的問世。
　　
    行筆至此，我忽然感到躊躇和不安。說到前輩的“局限”，那又怎樣，難道我們就沒有局限嗎？像我前面所談自己的一些看法，似乎言之鑿鑿，發(fā)之無遺，其實也不過是一隅之見。當局者迷，不自知也！我們誰都掙脫不了“局限”?？脊藕臀奈镅芯?，是路途崎嶇漫長的歷史考察，一個問題的發(fā)現(xiàn)和解決，往往不是一個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就像接力賽，需要一個團隊前赴后繼的共同努力。至于我們的問題，何至“局限”，我們的淺薄可笑之處，是不是更多些呢？反思諸己，再看陳萬里，也就不能不感而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