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瘋狂才子——徐文長

 王江松

    墨沉余香剩，掃長箋狂花撲水，破云堆嶺。云盡花空無一物，蕩蕩銀河瀉影，又略點箕張鬼井。未改披圖容易玩，拔煙霞直上嵩華頂，與帝座，呼相近。
    半生未掛朝衫領(lǐng)，狠秋風(fēng)青矜剝?nèi)?，禿頭光頂。只有文章書畫筆，無古無今獨逞，并無復(fù)自家門徑。拔取金刀眉目割，破頭顱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間病。

    這首“賀新郎”是自稱“青藤門下走狗”的鄭板橋看完徐渭的一卷草書后，激情難抑，奮筆寫下的悲憤之作。這首詞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了徐渭沉痛、孤奇的遭遇與狂放、激憤、富于獨創(chuàng)性的人格和藝術(shù)風(fēng)格。鄭板橋稱徐渭“才橫而筆豪”，而自己亦有“倔強不馴之氣”，因此兩人才如此“不謀而合”，因此鄭板橋才能如此深刻地體會徐渭那偉大叛逆者的靈魂。

    一、四聲猿鳴淚沾襟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青藤道士，天池山人、田水月等。1521年，即明正德十六年三月，出生于浙江山陰大云坊榴花書屋(今紹興市青藤書屋)，當(dāng)年唐伯虎51歲，王艮38歲，而李贄再過6年出生。徐渭的祖輩因經(jīng)商而成為富裕市民，到他父輩時，家庭里有兩人做了官：他的父親官至四川夔州府同知，他的叔父官至福建邵武府同知。但后繼無人，于是這個家庭又重新恢復(fù)到普通市民階層。
    徐渭的父親徐锪娶過兩房夫人：原配童氏，留下兩個比徐渭大二三十歲的兒子；繼室苗氏，無子嗣。徐渭則是徐锪晚年納妾所生之子。徐渭的生母本是家中婢女，改納為妾后，地位依然不超過奴婢。徐渭從小目睹母親被人欺侮，而自己作為庶出，也多少被人輕視，所以幼小的心靈充滿壓抑之感。倒是苗氏因為自己無子，便將徐渭視同己出。父親死后，徐渭的大哥徐淮外出經(jīng)商，把家資敗盡，使家庭經(jīng)濟陷入破產(chǎn)。苗氏以此為借口把徐渭的生母趕出家門，這使徐渭深受刺激，至死都耿耿于懷。
    徐渭生性聰慧，天資很高。6歲讀書，過目成誦；10歲作文，轟動全城；12歲學(xué)習(xí)音樂和戲曲，能背唱整部《西廂記》和《琵琶記》；15歲學(xué)習(xí)劍術(shù)和騎射，培養(yǎng)出對軍事和冒險的愛好。當(dāng)他長成為一個青年時，已經(jīng)可以說是文武全才了。徐渭因此也自視很高，言行舉止無不鋒芒畢露，這就種下了他在功名場中屢戰(zhàn)屢敗的禍根。他在20歲考秀才時就名落孫山，只因特許復(fù)試才勉強上了榜；此后三年一試，連考八次，直到狂病發(fā)作，也未能考上舉人。究其原因，不是因為徐渭無才，實在是因為他太有才了。
    考中秀才后，長兄徐淮作主，與典史潘克敬家議婚，因徐家無力獻納聘禮，徐渭不得不入贅潘家，這對心高氣傲的徐渭無疑又是一個打擊。結(jié)婚后，他隨岳父一道至廣東陽江縣上任，在典史衙內(nèi)幫助處理公文，開始熟悉封建社會官場的情況。23歲時，回紹興應(yīng)鄉(xiāng)試，未中，便與蕭勉、陳鶴、楊珂、朱節(jié)、沈鍊等人結(jié)成“越中十子”，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徐渭培養(yǎng)了對書法和繪畫的愛好，并一道針砭時弊，頗具愛國憂民、志在天下的雄心。24歲時，妻子病死，徐渭不愿客居岳家，便外出謀求職業(yè)，來到蘇州。當(dāng)時的蘇州是工商業(yè)發(fā)達的城市，又是文化藝術(shù)中心，徐渭在這里肯定接觸到祝枝山、文征明、唐伯虎等前輩留下的藝術(shù)遺產(chǎn)，并聽說這些先輩的種種傳奇故事，這些都不能不對這位才高氣傲而又處境困窘的青年才子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但徐渭卻因為找不到職業(yè)不得不離開蘇州，回到紹興，在東城賃屋數(shù)間，招收學(xué)生，以教學(xué)糊口，走上封建時代大部分窮秀才做窮教師的老路。他把學(xué)館命名為“一枝堂”，自書楹聯(lián)“宮墻在望居三卜，天地為林鳥一枝”，取莊子“鷦鷯棲于一枝”的意思，大有“混混無窮處，茫茫不可知”的悲涼和迷惘。在這段時間，他與許多貧寒人士交往，并拜左派王學(xué)家季本、王畿為師，很快接受了這一派的異端思想，并進一步發(fā)展出反對封建等級制度、主張人人平等的激進思想。他認為，從上古至今，并非少數(shù)幾個人才是圣人，自君主以至治一曲一藝的人，凡是有利于人類的人，都是圣人，莊子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的說法，就是這個意思。因此馬醫(yī)、醬師、木工、鐵匠，都是圣人。只是因為人出一思、人創(chuàng)一事，如此積累千百人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又經(jīng)歷千萬年，天下才得到大治，歷史不是由個別圣人，而是由千百萬圣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徐渭這一思想具有鮮明的啟蒙意義，因為觸及到普通個人與社會歷史的關(guān)系，所以比王艮的“滿街都是圣人”的思想更進一步。
    29歲時，徐渭把生母接回一枝堂，撫養(yǎng)長子徐枚，一家過著清苦而親睦的生活。31歲時再赴鄉(xiāng)試，初試時取了第一名，復(fù)試時竟又落榜，只得落魄而歸。他在《涉江賦》中描寫了當(dāng)時的狼狽狀況：今年秋天，我又遭遺棄，涉江東歸，水深而冷厲，主仆都顫抖而疲困，連連嘆息?；氐揭恢μ?，母親非常憐惜，連忙為我做飯。飯畢，回到禪室，掩門獨坐至深夜，恍若失去魂魄。第二天，有兩三個好友前來探望，顧盼之間，指著我的頭發(fā)對我說：“你頭發(fā)白了!你才多大年紀，怎么就成了這個樣子!”……
    從32歲到35歲，徐渭主要做了三件事：參加抗倭戰(zhàn)爭；創(chuàng)作《玉禪師翠鄉(xiāng)一夢》和《雌木蘭》兩出戲曲；親赴福建，研究南戲，寫成《南詞敘錄》，初步形成自己的文藝思想——本色論。
所謂倭寇，是日本海盜和中國海盜勾結(jié)而成的武裝集團，主要從事海上武裝走私活動，開始時在北方沿?；顒樱饷鬈婃?zhèn)壓后，流竄至東南沿海地區(qū)，進行暴力搶劫，給當(dāng)?shù)厝嗣竦纳敭a(chǎn)造成極大威脅。徐渭自幼練過武，喜歡冒險，并富于報國熱情，所以當(dāng)倭亂延及紹興附近時，便主動投入抗倭斗爭。他曾多次化裝成鄉(xiāng)民，窺探敵人營壘，向有關(guān)官員提出作戰(zhàn)方略。徐渭因此聲威大震。有一嚴姓人家向他許婚，被他拒絕，不料后來嚴家女兒陷入倭寇之手，堅貞不屈，跳江而死。徐渭聽說后，深為后悔，他寫了篇《嚴烈女傳》痛悼之，又根據(jù)古樂府《木蘭辭》，編寫了《雌木蘭》一劇，劇中貫穿了贊美女性、主張男女平等的進步主題。在這以前，徐渭創(chuàng)作了他的第一出雜劇《玉禪師翠鄉(xiāng)一夢》，這出戲?qū)懪R安高僧玉通一生苦修，最終受妓女紅蓮的引誘，破了色戒，惱恨而死，怨魂投胎于幕后設(shè)置圈套的柳府尹家，復(fù)生為女，名柳翠，后淪落為娼敗壞柳家門風(fēng)。玉通的師兄月明和尚前來說法，使柳翠感悟。這戲的主旨是說明禁絕人欲并非高尚的德操，而是違背人性的虛偽。徐渭的戲劇作品除這兩部外，還有37歲那年寫的《狂鼓史漁陽三弄》和《女狀元》。前者寫禰衡在陰間與曹操相遇，擊鼓大罵曹操，從劇首一直罵到劇尾。劇中彌衡的孤高狂傲、悲憤激越之氣沖騰奔瀉，如決堤之洪流不可遏止。徐渭寫這出戲的直接目的是為好友沈鍊鳴冤，影射奸臣嚴嵩陷害忠良。沈鍊是抗倭的英雄，曾上疏彈劾嚴嵩，被嚴黨構(gòu)陷，腰斬于市。徐渭在當(dāng)時恐怖的政治氣氛下寫出此劇，表現(xiàn)了大無畏的反抗精神。劇中彌衡的形象既代表沈鍊，同時也是徐渭本人——一個與封建壓迫激烈對抗的、追求個性自由的知識分子的化身。另一戲曲寫才女黃崇嘏女扮男裝考中狀元的故事，主題思想與《雌木蘭》相近。徐渭后來把這四個劇本合稱為《四聲猿》，題名取自《水經(jīng)注》所錄民謠：“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一說取自杜甫的“聽猿實下三聲淚”，總之，是取峽猿夜啼、聲寒神冷之意。徐渭對《四聲猿》非常滿意，他的學(xué)生王驥德回憶說：“徐先生的《四聲猿》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黃崇嘏兩劇尤奇中之奇。先生與我居住的地方僅一墻之隔，每當(dāng)先生作了一劇，就呼我過去，朗誦一遍，津津自得。我挑選警絕的部分重復(fù)誦唱，先生為我浮大白，賞我為知音。”
    徐渭根據(jù)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和對南戲的研究，提出了一種嶄新的戲劇和文藝理論。當(dāng)時的戲劇存在戲曲、南戲之分。正統(tǒng)封建文人極力推崇北曲，而視南戲為俚俗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徐渭指出，北曲最初起源于夷狄邊鄙之地，即遼、金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至元朝時大盛，為什么北曲被如此推崇，而起源于中國村坊的南戲就不能唱呢?
    北曲之所以由“夷狄之音”搖身一變而為“戲曲正宗”，只是由于封建文人對它進行了大量的改造，在形式上賦之以聲律，在內(nèi)容上賦之以官方趣味。相反，當(dāng)時的南戲還處在民間階段，帶有濃厚的村坊小曲的特點，沒有嚴格的格律，“徒取其畸農(nóng)市女順口可歌而已”，這當(dāng)然要引起正統(tǒng)封建文人的鄙視。
    徐渭一反封建士大夫所謂“雅而文”的審美標準，而肯定南戲的“俗而鄙”。那么，為什么這鄙俗的南戲勝過文雅的北曲呢?因為前者能表現(xiàn)人生的“本色”，而后者卻是偽飾的東西，只能表現(xiàn)人生的“相色”。本色也可比作正身，相色則是替身。替身，即所謂“婢作夫人，終覺羞澀”。婢女要作夫人，就要把自己涂抹成主母的模樣，擦脂施粉、插金帶銀，反而喪失其素樸的本來面目。要表現(xiàn)本色，首先就要俗，說到要緊之處，不可著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就越警醒。這才是好水磨，磨出的東西不雜一毫糠衣，是真本色。片斷的對白(散白)與整段的對白(整白)相比，尤其要俗，要真，不可著一文飾之字，不可扭捏一個典故。對于點鐵成金的大手筆來說，越俗就越雅，越淡薄就越有滋味，越不扭捏動人就越自動人。藝術(shù)之美以真為基礎(chǔ)，而真來自于俗，南戲抓住了這一規(guī)律，所以“句句是本色語，無今人時文氣”，值得大力提倡。當(dāng)然徐渭并不反對在俗的基礎(chǔ)進行有意識的加工，也并不是主張對生活的真實亦步亦趨。從俗中求雅、真中求美，才是上乘之作。徐渭本人的創(chuàng)作就是這樣，他的《四聲猿》也是北曲，但已突破了種種形式上的束縛，用辭淺顯如口語，對白潑辣豪放，充分展示人物的個性，同時又點鐵成金，在淺顯俗鄙之中顯現(xiàn)出奇警、雄放之美。
    中國的通俗文藝始自唐宋，至元明兩代，戲曲、小說、市井民歌等通俗文化蔚為大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和勞動群眾的思想感情和審美追求，但在徐渭以前，通俗文藝從未在一般文藝理論中得到正式的承認，取得應(yīng)有的地位。徐渭的本色論，不僅為通俗文藝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而且與整個封建主義文藝理論相對抗，開啟和召喚中國文藝思想的一次重大變革，在他之后，李贄的“童心說”、袁宏道的“性靈說”、湯顯祖的“至情論”，匯成了一部浪漫主義大合唱，聲勢浩大，響徹千古。

    二、畸人命運，悲歌一曲

    徐渭36歲那年，胡宗憲因為抗倭有功，成為浙江總督，他久慕徐渭之名，請徐渭的師友召他入幕。徐渭心情十分矛盾，他希望抗倭戰(zhàn)爭繼續(xù)取勝，也希望推翻嚴嵩集團、實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一方面擁護胡宗憲抗倭，另一方面，又不滿意胡投靠嚴嵩集團。因此再三推辭，以至臥床稱病不起，但師友們再三敦促，責(zé)以抗倭大義，只好決定入幕，但提出一個條件，即只以賓客而不以下屬身份入幕。胡宗憲慨然答應(yīng)。自此，徐渭就在胡宗憲幕府為其出謀劃策，擬定表章、信函，深為胡宗憲倚重。當(dāng)時胡宗憲位高權(quán)重，文官武將參見時都低首蛇行，獨有徐渭，頭戴破舊黑巾、身穿白衣，直闖轅門，縱論天下大事，旁若無人。徐渭常與朋友市井豪飲，總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開著大門等候。有人報告總督，說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聲叫嚷，胡宗憲不以為怪，反加稱贊。
盡管徐渭此時的地位和物質(zhì)待遇都算不錯(這是他苦難的一生中絕無僅有的得意時光)，但徐渭還是感到不自由，因為就算是以賓客身份進入官場，也必須刻意周旋，也必須干許多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一次抗倭大勝后，胡宗憲贈一只白鷴與徐渭，徐渭便以白鷴為題寫了一首詩：

                         片雪簇寒衣，玄絲繡一圍。
                         卻緣惜文采，長得倚光輝。
                         提賜牢籠窄，羈碧漢違。
                         短檐側(cè)目處，天際看鴻飛。

    詩中，他把自己比作籠中鳥。而且此時徐渭大概已看出了嚴嵩集團的下場，因而隱隱感到憂懼。幾年后，他在《自為墓志銘》中回憶說：我洋洋居窮巷，住破屋，吃粗糧，有十年之久，突然被少保胡公派人前來羅致，被我數(shù)次拒絕。人人都以為窮困是危險的，而我深以為安。到后來，胡公對我禮遇甚隆，屢次留我，贈我銀兩數(shù)以百計，讓我吃住很優(yōu)渥。人人都以為這很富貴，很安全，而我深以為危。
    果然，徐渭41歲那年，嚴嵩倒臺，徐階取而代之，胡宗憲成為徐階的主要政敵，徐階便以嚴嵩奸黨的罪名參劾胡宗憲，胡被解京治罪，總督府自然也被解散。徐渭回到家里，參與編寫《沈青霞文集》，幫助沈襄為父親沈鍊平反昭雪。不久，接受禮部尚書李春芳的聘銀60兩，赴北京任其幕客。
    李春芳對幕客要求很嚴格，待幕客如奴仆，使徐渭在胡宗憲幕府做賓客時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了，這使徐渭無法忍受。同時李春芳是徐階一黨，企圖置胡宗憲于死地，而徐渭則于心不忍。這兩個原因促使他提出解聘的要求，未獲許可，一怒之下自回紹興。李春芳的門客查某尾追南下，逼他回京，并恫嚇他退還聘金，徐渭變賣家產(chǎn)以償聘金，查某又不收，只好重返北京，經(jīng)友人諸大綬從中斡旋，李春芳才勉強同意解除聘約。
    這時徐階雖已搞垮嚴嵩一黨，但并未改變其反動政策，反嚴斗爭的勝利不過是鞏固了徐階集團的權(quán)勢地位而已，沈鍊等人的冤案仍未昭雪，而積極參加過反嚴斗爭和抗倭斗爭的徐渭本人，在這種斗爭勝利后，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反而落了個被人羞辱、失業(yè)和貧困的下場，而且因為做過胡宗憲的賓客，還有被牽連的危險。這個世界是如此的黑暗，如此的沒有希望，徐渭陷入空前的苦悶和絕望之中。正月初一，大雪紛飛，徐渭于家中自飲，覺得無聊，便外出與友人痛飲，夜歸又浮白于園中，忍不住哀從中來，淚如泉涌，提筆作詩一首：

                             元日獨酌不成酡，穿鄰呼客雪中過。
                             三百六旬又已矣，四十五春如老何?
                             幘軟漸知簪發(fā)少，興豪哪計酒籌多?
                             小園風(fēng)景偏宜雪，綴柳妝梅有許窠。

    不久，胡宗憲瘐死獄中，徐渭對徐階不滿，他認為胡宗憲固然應(yīng)當(dāng)反省思過，但功勞很大，以功相抵，至少罪不至死。徐渭畫一幅“雪竹”，并題詩以示哀悼和激憤：“萬丈云間老檜萋，下藏鷹犬在塘西。快心獵盡梅林雀，野竹空盡雪一枝。”云間是徐階的字，梅林是胡宗憲的別號，野竹則是徐渭自喻。很顯然，胡宗憲之死對徐渭刺激很大，他害怕有朝一日徐階一黨會加害于自己，而且由于長期失業(yè)、貧困以及與繼室張氏不和，徐渭感到自己的精神就要崩潰了。在瘋病發(fā)作前，他寫下《自為墓志銘》，回憶了一生大事，并認為自殺與被人害死沒有什么區(qū)別。初病時，心情煩躁，狂走不休，后來狂性大發(fā)，拔下墻上三寸長的鐵釘貫入耳中，撲倒于地，釘子撞入耳竅，血流不止。自此病倒，身瘦如柴，氣息奄奄。后來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又以斧頭劈頭，總共自殺有九次之多。其間一度好轉(zhuǎn)，正逢沈鍊昭雪，徐渭參與公祭。但不久后狂病又發(fā)，妄想妻子不貞，最終將她殺死。
    徐渭鋃鐺入獄，他身披鐐銬，行動不能自由，衣服不能換洗，以致滿身生出蟣虱；夜間老鼠成群，搶吃犯人食物，跳躍于床鋪被絮之間。時逢冬季，寒氣襲人，床衾間雪深一尺。搭救徐渭的友人很多，其中以諸大綬、張?zhí)鞆?fù)及其子張元忭最為得力。經(jīng)過他們的努力，徐渭得免于死刑。他一共被關(guān)了七年，直到萬歷皇帝即位時，大赦天下，才得以結(jié)束牢獄生活。時年52歲。
    按明代法律，秀才下獄先要奪功名，所以徐渭出獄后，就成了一個徹底的平民百姓。在入獄以前，雖然徐渭的思想和性格中有與封建等級制度尖銳對立的一面，并已形成了自己的平等觀念，但還是身不由己地卷入科舉求仕的濁流；在出獄以后，即算徐渭還存此心，也被永遠取消了做官的資格，徐渭從此拋棄了一切功名心，斷絕了對統(tǒng)治階級的一切希望。徐渭的心情是多么孤獨和悲涼啊，他在一幅水墨葡萄畫上題詩感慨道：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fēng)。
                             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

    徐渭晚年除兩次北上外，就很少離開故鄉(xiāng)了。55歲時，徐渭應(yīng)舊日同學(xué)、時任宣府巡撫吳兌的邀請，來到中國北部的軍事重鎮(zhèn)宣化，逗留了半年，不勝塞外苦寒而南歸。60歲時，又應(yīng)張元忭之請，再赴北京居留。這張元汴是徐渭的同學(xué)張?zhí)鞆?fù)之子，中過狀元，現(xiàn)任翰林編修。張、徐兩家原來都是紹興城的富裕市民，而徐家破落如此，張家發(fā)達如此，徐渭對此自然不會舒心，只是因為張家父子救過他，他才同意到張元忭那里幫忙。不久，兩人的矛盾就尖銳起來。徐渭本是個性極強、自由慣了的人，屢經(jīng)挫折后，異端思想更其發(fā)展，因此在京居留時，放浪形骸、縱誕不羈，不把上層權(quán)貴放在眼里，這對政治上正蒸蒸日上的張元汴很為不利，于是便常以“禮法”提醒和指責(zé)徐渭，徐渭忍不住大怒說：“吾殺人當(dāng)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對徐渭來說，身受禮法束縛，如同身受剮割，比殺頭更難受。與張元汴的沖突，給他再次帶來強烈的刺激，引起狂病復(fù)發(fā)，兒子徐枚將他護送回家。
    回家后，徐渭病愈。他因變賣過一次家產(chǎn)，家中所剩不過幾間破房子而已。徐渭將“榴花書屋”改名為“青藤書屋”，自制楹聯(lián)一幅：

                             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diào)人。

    這幅對聯(lián)飽含徐渭一生的全部辛酸和倔傲。這里的“南腔北調(diào)”不僅是指自己通曉南戲和北曲，更重要的是指自己那叛離封建正統(tǒng)的思想、行為、風(fēng)格和個性。徐渭在這幾間“東倒西歪”的房子里，經(jīng)常與一些放浪形骸的詩侶酒友，尤其是一些仰慕和尊敬他的青年文人聚合，而拒絕與富貴權(quán)勢者和禮法之士來往。有一次，一個徐渭不愿見的人找機會推門而入，徐渭急忙用手掌抵住，口中還大叫：“徐某不在!”
    徐渭晚年達到其藝術(shù)成就的頂峰，因他已與統(tǒng)治階級徹底決裂，便更加“憤激無聊，放言高論，不復(fù)問古人法度為何物”，盡情地表現(xiàn)自己的個性。詩文如此，書畫亦如此。人們知道徐渭好酒，便攜酒來求書畫，徐渭開懷豪飲，“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響成雷，驚花蟄草開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于是奮臂揮毫，滿紙淋漓。
    徐渭雖靠書畫得些潤資，但生性豪爽，花錢無度，家中又無女人當(dāng)家理計，所以生活愈趨困窮。長子徐枚攜妻移居他處，次子徐枳走了父親的老路，入贅王家。徐渭孤身一人，與一犬同居。有一年冬天，大雪壓塌了屋椽，徐枳接他到王家居住，徐渭作《雪中移居》兩首：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暮寒天。
                      破書一束苦濕雪，折足雙鐺愁斷煙。
                      羅雀是門都解凍，啼鶯換谷不成遷。
                      只堪醉詠梅花下，其奈杖頭無酒錢。

                      高雪壓瓦轟折椽，跋凍移家勞可憐。
                      長須赤腳泥一尺，買傭呼酒賒百錢。
                      饑鳥待我彼檐外，梅花送客此窗前。
                      百苦千愁不在念，腸斷茫茫黯黯天!

    徐渭66歲那年夏天，梅雨連綿，他兩股嚴重水腫。他不去就醫(yī)，繼續(xù)喝酒，自稱以酒當(dāng)藥，致使兩股腫毒成瘡，襟袍齷齪。第二年跌傷，肩骨脫臼。友人李如松贈送人參，徐渭卻把它們換成錢，作為刊印文集的費用。因費用不足，故刻工潦草、印刷粗劣，而且印數(shù)很少，所以初刻本流傳不廣。就這樣，徐渭在貧病交加中掙扎到73歲，身體越來衰弱。他自知不久人世，便將一生大事寫成《畸譜》，取名于莊子《大宗師》中的一句名言：“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這是徐渭對自己怪蹇而苦難的一生所作的辛酸的總結(jié)。他是多么的孤獨，又是多么的倔傲!他死的時候，床帳和席子都已破爛不堪，只能躺在稻草上面。“自古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三、橫空出世，響徹后世

    徐渭初刻的文集流傳不廣，故生前名聲沒有越出吳越一帶。第一個發(fā)現(xiàn)徐渭并使他的名聲傳遍天下的人是公安派領(lǐng)袖袁宏道。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說，他年少時曾看過《四聲猿》，意氣豪達，與當(dāng)時文人所作風(fēng)格絕異，題名天池生。后來在越地作官，見人家墻上有署名田水月的畫幅，強心鐵骨，宛然可見一種磊落不平之氣，使人驚駭不已，但不知田水月是何許人。1598年，袁宏道辭掉縣令，到紹興訪問友人陶望齡，在陶家的藏書樓上閱覽，隨手從架上取一下一本詩集，但見“惡楮毛書、煙煤敗墨，微有字形”。湊到燈下，未讀數(shù)首，不覺驚躍，急呼陶望齡：“這是誰寫的?今人還是古人?”陶望齡說：“這是我鄉(xiāng)先輩徐天池先生的書。先生名渭，字文長，號天池生、田水月。前五六年剛死。”袁宏道這才恍然大悟。在這詩道荒穢的年代，獲此奇秘，如夢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fù)叫，叫復(fù)讀，把滿院的人都鬧醒了。從此后，袁宏道在各種場合大力推崇徐文長，并推動陶望齡等人搜集徐文長遺稿，編成全集出版，出版后，人人竟相買取，一時洛陽紙貴，風(fēng)行全國。
    徐渭的詩、文、書、畫，都無不表現(xiàn)出自己強烈的個性。他從“本色論”出發(fā)，自然主張文藝作品要新奇獨特，要充分展示作家的個性，要“師心自用、不傍門戶”，要取得“冷水澆背、陡然一驚”的效果。關(guān)于他的詩，袁宏道介紹說：“文長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風(fēng)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氣，英雄失落，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鐘如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dāng)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dāng)時所謂達官貴人，騷人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徐渭的詩對公安派有極大的影響。
    徐渭的戲曲《四聲猿》，所寫“皆人生至奇至怪之事，使世界駭咤震動者也”，袁宏道稱之為“有明第一曲”，湯顯祖稱之為“詞場飛將”。
    徐渭的繪畫開創(chuàng)了中國繪畫史的一大革命。在徐渭以前，中國繪畫重視形神兼?zhèn)?、物我合一，從宋元山水畫以至明代四大?仇英、沈周、文征明、唐寅)，盡管有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之分，盡管唐寅等人已在題材、趣味和風(fēng)格上對傳統(tǒng)封建士大夫的“文人畫”有所突破，但只有徐渭才達到反叛與獨創(chuàng)的高度，其基本特征是神對形的突破、心對法的突破——為了表現(xiàn)畫家強勁的個性、猛厲的精神和劇烈的感受，可以不必求形似，也可以不必講究法則：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
                            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fēng)吹來便是春。

    徐渭自稱：“山人畫竹略形似，只取葉底蕭蕭意。”鄭板橋說徐渭畫雪竹，純以瘦筆、破筆、燥筆、斷筆為之，絕不類竹；然后以淡墨水鉤染而出，枝間葉上，積滿了雪花，而竹之全體，在隱躍之間。在這里，主觀感受的表現(xiàn)才是主要的，而形似則是次要的。徐渭在一幅雪竹圖上題明了自己的孤憤與桀傲：“畫成雪竹太蕭騷，掩節(jié)埋清折好梢。獨有一般差似我，積高千丈恨難消!”他又畫《風(fēng)竹》一圖，以表現(xiàn)人世的險惡和心靈的悲涼：“畫里濡毫不敢濃，窗前欲肖碧玲瓏。兩竿梢上無多葉，何事風(fēng)波滿太空!”這些畫都是徐渭在激憤、郁勃之時，奮袂如風(fēng)、痛快淋漓地揮寫出來的。這里沒有枝剪葉裁、細勾漫染，沒有賣弄技巧、著意安排，沒有外形的酷似和細節(jié)的準確，只有才情的激蕩和一腔熱血的沸騰。徐渭的這種繪畫藝術(shù)澤溉了朱耷、石濤、鄭板橋、吳昌碩、齊白石等杰出的畫家。鄭板橋固然對他極為推崇，齊白石也曾說：“青滕、雪個(朱耷)、大滌子(石濤)之畫能橫涂縱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余于門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又說：“我愿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zhuǎn)輪來。”
    徐渭的書法也是超群出格、狂怪放肆的，被袁宏道稱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他的最高書法成就是草書，其特點是點劃線條如急風(fēng)驟雨，焦點枯線布滿尺紙，偏旁部首肆意離異，就像光怪陸離的線的迷宮，難以尋其蹤跡，而又氣脈貫通，周天運行，表現(xiàn)出其激憤的反抗情緒。他的草書正如“奇峰絕壁、大小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又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總之，徐渭在詩、文、書、畫各個藝術(shù)領(lǐng)域以及理論方面的變革都是前無古人的，并且開啟出整個晚明浪漫的和批判的文藝思潮。在他以前，唐伯虎可以說是第一個市民藝術(shù)家了，但唐伯虎的杰出在于他形成了一種新的人生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他還沒有形成一種新的文藝理論并自覺地、深刻地貫徹于其文藝實踐之中。他的性格是出世的、瀟灑的、獨來獨往的、我行我素的，因此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缺乏反叛的深度和力度，他在書畫藝術(shù)上所作的變革也是溫和的，基本上沒有脫離傳統(tǒng)的法度和藩籬。而徐渭的變革卻是慷慨激烈、狂放不羈的，有著強烈的反抗精神和叛逆色彩。因此徐渭的遭遇比唐伯虎更富于悲劇性，但在中國文化史上也占有更為崇高的地位。正像黃宗羲在《青藤行》一詩中所贊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