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乃武與葛畢氏之間的“奸情”，日后成為刺激晚清至民國市井文化娛樂消費的“長效春藥”。但二者關(guān)系之清白，應(yīng)該是可以肯定的。首先，葛品連聞知流言后，曾多次夜?jié)摶丶以诜块芟卤O(jiān)視，并未窺見二人有進一步的逾越之舉；其次，當年刑部否定了浙江巡撫衙門對二人存在“奸情”的指控，這說明，窮浙江巡撫衙門之力，也未能找到確鑿的證據(jù)來證實二人的“奸情”。

但市井間的流言，卻成了楊乃武葛畢氏冤案的導火索。葛品連病故，其母沈喻氏被人“提醒”，懷疑其死于謀殺，盤問葛畢氏無果后，即向余杭縣衙申請驗尸。在一連串的不符合“標準”的驗尸程序之后，得出葛品連疑似砒霜中毒而亡的結(jié)果。余杭知縣劉錫彤又在街坊間聞知楊乃武與葛畢氏的流言，遂斷定葛品連確系被人毒殺，冤案就此成型。

【地方惰于核實案情細節(jié)，樂于憑主觀判斷確定“兇手”】

清朝“圣諭”高度強調(diào)“州縣所司，不外刑名、錢谷。而刑名之重者，莫若人命”。清律規(guī)定：州縣官必須在受害者或被害現(xiàn)場或尸體發(fā)現(xiàn)處親自并及時驗尸。若因其延誤而使尸體發(fā)生變化，妨害驗尸結(jié)論，該州縣官將被處以杖刑六十。若本地州縣官因公外出，則鄰近地區(qū)州縣官有責任代其驗尸，無正當理由拒絕代為驗尸者，將降官三級調(diào)用。

余杭知縣劉錫彤帶領(lǐng)仵作沈祥、門丁沈彩泉趕去驗尸時，尸體已經(jīng)開始腫脹變異：口鼻內(nèi)有血水流出，軀體軟而不僵；指甲和趾甲呈暗灰色。仵作沈祥缺乏專業(yè)素養(yǎng)，將口鼻內(nèi)有血水流出寫成“七竅流血”，將指甲和趾甲的暗灰色寫成“青黑色”；門丁沈彩泉居然也有資格參與驗尸，并根據(jù)“個人經(jīng)驗”，做出了葛品連中砒霜之毒而死的結(jié)論。

按照清律規(guī)定，知縣劉錫彤有責任親自按照標準驗尸教材《洗冤集錄》一一核對仵作的驗尸報告?！断丛┘洝防镎f：“服砒身死者牙根青黑，七竅迸血，嘴唇翻裂，遍身發(fā)小泡。”且不論《洗冤集錄》是否精準，但很顯然，葛品連的尸體并不符合這些特征。而且，在此之前，葛品連的親屬和鄰居等許多人都見過未變異的尸體，只要略加詢問，即可澄清葛品連是否中毒而死。但劉錫彤顯然認為這些進一步的求證都沒有必要，他在內(nèi)心深處，已然將楊乃武與葛畢氏的“奸情”和葛品連的死，很自然地聯(lián)系到了一起。

【發(fā)現(xiàn)案情存在疑點，反不求真相而忙于湊齊“證據(jù)鏈條”辦成鐵案】

葛品連的“死因”被確定之后，劉錫彤接下來要做的工作就是尋找支持這一“死因”的證據(jù)，并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jù)鏈條。首先需要的就是葛畢氏的供詞，在劉錫彤的案情規(guī)劃里，葛畢氏已經(jīng)被確定為因奸謀夫的兇手，所以，他的訊問直奔“毒從何來”。

葛畢氏沒有下毒，自然無從回答毒從何來。劉錫彤現(xiàn)場訊問無果，遂將其帶回縣衙嚴刑拷打，據(jù)當年《申報》披露，葛畢氏所受之刑乃是“燒紅鐵絲刺乳，錫龍灌水澆背”，這種流傳至今的“國粹”，其殘忍程度可見一斑。

酷刑之下，什么樣的供詞都不難得到。站在葛畢氏的角度——劉錫彤既已“確認”葛品連死于毒殺，自己又被“確認”為兇手，而市井間沸沸揚揚的自己與楊乃武的流言，葛畢氏必然也是知道的，于是乎，誣攀楊乃武，就成了葛畢氏在酷刑之下，“理所當然”的選擇。

舉人楊乃武隨后被帶至縣衙。按照葛畢氏的口供，楊系十月初五給了她砒霜，但楊乃武有充分的證據(jù)證明自己十月初五因事外出，并不在余杭城內(nèi)。案情開始出現(xiàn)重大疑點，嚴重偏離劉錫彤“經(jīng)驗豐富”的“主觀判斷”。倘若劉錫彤能夠拋棄先入為主的成見，及時重新審視案情，這一冤案或許可以就此打住。

但事實是：楊乃武的舉人身份讓劉錫彤頗為惱火，因為按照清律，他無權(quán)對一個舉人動用酷刑。劉采取的手段是將案子上報杭州知府衙門，要求革去楊乃武的舉人身份。為掩飾己過，劉錫彤壓下了楊乃武所提供的一連串證人的證詞，未將其收入卷宗上呈知府衙門。

于是乎，楊乃武喪失了舉人身份?？嵝讨?，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只不過這一次動用酷刑的，換作了杭州知府陳魯。楊乃武承認下毒之后，證據(jù)鏈條完整性的下一環(huán)就是砒霜的來源。楊只得攀誣了一家名為愛仁堂的藥鋪，并指認賣給自己砒霜的藥鋪老板名為“錢寶生”。

案情至此似乎已經(jīng)水落石出。孰料傳喚到堂的愛仁堂老板供稱：自己并不叫“錢寶生”，而叫錢坦；更是從未賣過砒霜給楊乃武。案情至此再次出現(xiàn)重大疑點，倘若當時官員能夠摒棄成見，重新審視案情，則冤案仍有可能澄清。但劉錫彤反而前去“誘供”證人錢坦，承諾只要他指證楊乃武，保證不追究他的任何責任，并威脅說：楊乃武已全部招供，如果錢坦拒絕指認，則有包庇之罪。如此，錢坦的“證詞”也順利到手了。一場證據(jù)鏈條完美的冤獄，就此完全成型。

【“暗訪”成“明察”，上級衙門把關(guān)功能形同虛設(shè)】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杭州府判決：葛畢氏因奸謀殺親夫，處以凌遲之刑；楊乃武授意謀害他人親夫，處以斬立決。這一判決被上報至浙江按察使衙門，請求批準。

浙江按察使蒯賀蓀也是舉人出身，對楊乃武放著大好的舉人前途不顧，而為一個女子賠上自己的身價性命多少有些懷疑。但蒯賀蓀為了省事，并未仔細核對案卷材料，而僅僅是把負責此案審訊全過程的余杭知縣劉錫彤找來詢問了一番。自然，劉錫彤給予按察使大人的，必然是拍著胸脯的無冤情的保證。于是，卷宗里那些疑點，譬如錢坦從未叫做錢寶生，就這樣輕易地從按察使衙門滑過去了。隨之，案卷被送至浙江巡撫衙門。

巡撫衙門是掌管一省事務(wù)的綜合性衙門，事務(wù)繁多，在刑獄方面把關(guān)的能力和精力上，自然都不如專門負責刑名事務(wù)的按察使衙門。巡撫楊昌委派了一名候補知縣去案發(fā)地做了暗訪。而這名候補知縣，則把暗訪辦成了“明察”——他在余杭縣的一切行動，都依賴造就冤獄的知縣劉錫彤安排。其結(jié)論，自然可想而知。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浙江巡撫楊昌浚以杭州府所判決的原罪名，將案件上報給了朝廷。

另一位刑部尚書皂保則認為：一手制造冤案的余杭知縣劉錫彤，是大學士寶鋆的“鄉(xiāng)榜同年”，所以必須保住劉錫彤。

反應(yīng)最激烈的，或許是新任四川總督丁寶楨，他聞知驗尸結(jié)果后大怒，在去四川上任之前，大鬧刑部，“揚言于朝”，稱：“葛品連死已逾三年，毒消骨白，此不足定虛實也”，認為刑部的驗尸結(jié)論不足為憑，案件仍應(yīng)維持原判。并威脅刑部尚書桑春榮：如果這樣的鐵案都可以翻過來，那將來就沒有人敢做地方官了。

——值得一提的是：丁氏曾因擅作主張?zhí)幩来褥麑檺鄣奶O(jiān)安德海而以剛正之名享譽朝野。

朝廷最終宣布楊乃武葛畢氏無罪。但這個判決并沒有獲得朝廷內(nèi)部重臣的認可，左宗棠即是其一，他迅速找到機會，將在此案中被朝廷免職永不敘用的的前浙江巡撫楊昌浚再度保奏出山，以示抗議。楊昌浚此后歷任要職，直至陜甘總督、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一樁明明白白的冤案，為什么會出現(xiàn)諸多朝廷重臣反對平反的局面？

【朝廷的用意：打壓地方督撫，重塑中央權(quán)威】

楊乃武一案進京上訪后得以翻案成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商人胡雪巖的資助，為上訪提供了經(jīng)濟后盾；楊乃武的舉人身份帶給了他一張科舉時代的官場關(guān)系網(wǎng)——由“同年”的幫助，到浙江籍京官的聯(lián)名上書，最后到帝師翁同龢出面，案情直抵宮闈，這一申冤脈絡(luò)得以形成，全賴楊乃武的舉人身份；此外，《申報》對案情做長期持續(xù)的跟蹤報道，在民眾中造就輿論壓力，也是重要因素。

但是，促使朝廷連續(xù)下發(fā)十三道諭旨，一再將此案發(fā)回重審，直至開棺驗尸的關(guān)鍵動力，并不是草民冤情的真相，而是政治上的考量：朝廷希望借此收回死刑裁判權(quán)，敲打地方督撫，重塑中央政府的權(quán)威。

刑部重審結(jié)案前夕，御史王昕所提交的一份奏折最能體現(xiàn)朝廷的這一用心。

王在奏折中嚴厲指責浙江官員“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顛倒是非”，斥責巡撫楊昌浚“藐法欺君，肆無忌憚”；進而推及所有地方大員，擔憂“大臣倘有朋比之勢，朝廷不無孤立之憂”；建議朝廷嚴懲楊昌浚等官員，以此扭轉(zhuǎn)疆臣藐法欺君之局面，“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將來。庶大小臣工知所恐懼，而朝廷之紀綱為之一振”。

朝廷很欣賞王昕的這道奏折，下發(fā)諭旨批示說：“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命刑部“徹底根究”。

王的奏折是秉承帝師翁同龢之意而寫。作為扭轉(zhuǎn)楊乃武一案的關(guān)鍵人物，翁同龢此前曾對恭親王如此說道：“沖齡之至，太后垂簾，是所謂‘孤兒寡母，的局面，弱干強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諸往史，斑斑可考。王爺身當重任，豈可不為朝廷立威?”

太平天國之后，地方督撫坐大，死刑裁判權(quán)也由中央下落到地方。朝廷既然希望“立威”，則案情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出符合朝廷需要的“案情真相”，換言之，即使此案地方官員并未錯判，倘若朝廷一意堅持，最后的真相仍然只能是朝廷需要的那個“真相”。由此，地方督撫如左宗棠們的不滿，也就不難理解了。

【紳士的特權(quán)：楊乃武與葛畢氏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

在舉人楊乃武親人們的進京上訪之路上，出現(xiàn)了形形色色的“貴人”，他們中間有楊乃武的同學，有胡雪巖這樣的大商人，有大批浙江籍的京官。沒有這些人，楊乃武的家人上訪次數(shù)再多，他們也不可能獲得帝師的注意，更不可能得到多達13到重審的諭旨。

這是一名紳士，在帝國司法體系里所能夠擁有的特權(quán)。

與楊乃武及其親屬堅持不懈的上訪形成對照的，是葛畢氏自始至終的沉默。自酷刑誣服之后，直到冤情洗刷，葛畢氏安于命運的不公，始終不曾要求申冤。

所以，案件在屢次發(fā)回重審之后，演變成了兩個支案：一個是“民婦葛畢氏因奸毒斃本夫葛品連”案；另一個是“革舉楊乃武因奸商同奸婦毒斃本夫”案。

葛畢氏是真正的草民，她沒有楊乃武那種舉人身份帶來的人脈資源，所以，她不上訪，也不申冤。結(jié)果，也確實沒有人順道替她申冤，無論是在京浙籍官員，還是秉承圣意的御史，他們的奏折里只敘述楊乃武之冤，而始終未提葛畢氏之屈。相反，他們甚至認為葛畢氏確有毒死本夫葛品連之罪，說她“跡近狹邪，丑聲早著”。連楊乃武也持這種態(tài)度，在為第二次進京上訪而寫的呈詞里，楊乃武開篇即說：“上年十月初九日，有葛畢氏毒死本夫葛品連身死一案”，繼而誣告葛畢氏，說她曾經(jīng)有過賴婚的先科，并與他人存在奸情。

輿論同樣不利于葛畢氏?！渡陥蟆?876年的一篇報道里，即如此描述葛畢氏：“平生濫與人交，據(jù)其自或謂所私者，可坐四五席云。”如果沒有最后的開棺驗尸證明葛品連沒有中毒，那么，此案的最終結(jié)局很可能就是：葛畢氏毒死本夫，攀誣舉人楊乃武。

帝師夏同善曾就此案對兩宮皇太后說過：“此案如不究明實情，浙江將無一人讀書上進。”這是針對“紳權(quán)”而言的，當然也是意味著：帝國之內(nèi)，連進京上訪，也成了紳士們的“特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