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陶淵明看當代人的生存困境

3gzylon 201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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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從陶淵明看當代人的生存困境}

——魯樞元教授在臺灣淡江大學的講演
日期：2010-09-18 作者：來源：文匯報

    陶淵明或許真的已經(jīng)成為“昨夜星辰”。陶淵明連同他的自然主義的哲學精神或許已經(jīng)真的死去。一線希望在于：現(xiàn)時代的生態(tài)災難與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將會再度把人們逼上回歸之路，即所謂希望正在于絕望之中。那也將是陶淵明的再度復活。我愿意把我今天的這番話，作為對漸行漸遠的陶淵明的幽靈的一次“招魂”。

講演者小傳

    魯樞元

    生于1946年1月，河南開封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州大學生態(tài)批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文藝學跨學科研究，主要著作有：《創(chuàng)作心理研究》、《文藝心理闡釋》、《超越語言》、《精神守望》、《生態(tài)文藝學》、《生態(tài)批評的空間》、《心中的曠野》等。1988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

一、偉大詩人陶淵明

    中國文學史中常說：“偉大詩人陶淵明”，怎么偉大，偉大到什么程度？如果讓秦始皇PK陶淵明，那就好比在一架天平上，一端放上一座宮殿城堡，一端放上一縷清風白云，奇怪的是這架天平竟然沒有顯示出太大的偏斜。

    我們的中國文學史教材中常說：“偉大詩人陶淵明”，怎么偉大，偉大到什么程度，如何衡量？這里我想簡化一下標準，模糊一下概念，如果僅以古人在后人心目中印象的深淺、即所謂民眾的“口碑”判斷一個人歷史地位的高低，那么陶淵明的名聲之大與秦始皇倒是可有一比。秦始皇歷來被史書稱為“千古一帝”，而陶淵明則被譽為詩苑的“千古一人”。聽說過秦始皇的人，大約就聽說過陶淵明；凡是知道“焚書坑儒”典故的人，也不會不知道“桃花源”的故事。如果核算一下他們自己和社會為此支出的“成本”，卻又更加懸殊：秦始皇“奮六世余烈”，攻城略地，斬首百萬，血流漂杵，方才當上千古一帝。秦始皇自己勞力又勞心，自己也是付出生命代價的，49歲便命喪黃泉。而陶淵明獲得“千古一人”的歷史地位似乎要“輕易”得多，不過是喝喝酒、讀讀書、種種莊稼、寫些關于南山、菊花的詩，平常得幾乎不能再平常，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說是詩人，詩也不多，連文章在內(nèi)總共一百多篇。將秦始皇與陶淵明如此比較，結論顯得很有些離奇：就好像一架天平（人類價值的天平），一端放的是一座城堡或?qū)m殿，一端則是一縷清風或一片白云，而那天平竟然沒有顯示出太多的偏斜。

    一般人憑直覺當然還是會覺得皇帝畢竟要“重”些，詩人終歸“輕”一些，這種印象出在我們從小接受的歷史觀上。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歷史的書寫，太過于重視政治、經(jīng)濟、軍事之類的有形體、有重量的東西，而忽視了人類精神空間的清風和白云。

    所謂“清風”、“白云”，是什么？想一想，那不也就是哥本哈根會議上讓一百多位國家首腦百般無奈的“大氣”問題么？按照美國五角大樓的說法，這些由“大氣”帶來的生態(tài)問題如果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超過所有的政治問題、經(jīng)濟問題以及軍事問題！而陶淵明，原本就是人間的“清風白云”。

    最近我一直在想，人類的問題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問題，一個“元問題”,即“人與自然”的問題。事實說明，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不但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反而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犯下嚴重錯誤，即危及人類整體生存的生態(tài)錯誤，而且在這個問題上一錯再錯，難以自拔。

    回到秦始皇與陶淵明的對比上，如果說秦始皇的業(yè)績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屬于人事；那么陶淵明那些寫南山東籬、清風白云的詩歌散文則應歸于自然。在“人與自然”這個人類不得不面對的首要問題、根本問題上，秦始皇與陶淵明各占了一半。按照我們的大哲學家金岳霖先生1943年在美國芝加哥東方研究院講學時的說法，前者是英雄，后者是圣人?？v觀人類歷史，無論東方西方，可謂英雄無數(shù)，而圣人則寥寥無幾。英雄成事也敗事，圣人則無為無不為。60多年前金岳霖先生針對時代的弊病就曾強調(diào)：地球上光有“英雄”是不夠的，還應當有“圣人”。為了防止整個世界為英雄觀所控制，很有必要以圣人觀來救治英雄觀。

二、陶淵明的自然哲學

    陶淵明的詩頗富哲理，西方哲學家中，只有海德格爾的哲學與陶詩中的哲理相近；海德格爾的哲學頗富詩意，中國詩中較能表達海德格爾哲學的似乎只有陶詩。

    我們說陶淵明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同時還是一位思想家、哲學家，甚至在世界詩化哲學中也應占據(jù)一席之地，這倒不是說他撰寫了多少哲學著作，而是因為他的詩文中飽含著深刻的哲理。梁啟超認定陶淵明的哲學思想可以拿兩個字概括，即“自然”。他在民國十二年出版的《陶淵明》一書中，曾在一段話中接連用了七個“自然”，表達他對陶淵明“自然精神”不容置疑的肯定。國學大師陳寅恪在仔細研讀了陶淵明的《形影神》、《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等詩文后指出，陶淵明的核心思想旨在“委運任化”、“隨順自然”，“惟求融合精神于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由此認定陶淵明不僅是一個“品節(jié)居古今第一流”的文學家，而且也是“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一位與其前輩阮籍、劉伶皆不相同的“新自然主義”哲學家。

    中國本土自然哲學的代表就是先秦的老莊哲學。在中國，從古代的蘇軾、朱熹，到現(xiàn)代的梁啟超、朱自清、陳寅恪全都將陶淵明的精神歸為這種自然哲學。陳寅恪說陶淵明的哲學是“新自然主義”，僅是為了區(qū)別秦漢以來漸漸宗教化的道家思想，陶淵明的自然哲學反而是更切近“原教旨”的老莊哲學。

    在西方當代，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現(xiàn)象學最具東方氣息，海德格爾（1898-1976）本人也曾與中國老莊哲學有過親密接觸。臺灣輔仁大學教授蕭師毅（1911-1986）年輕時曾與海德格爾合作共同翻譯過老子的《道德經(jīng)》，還不時給這位正交華蓋運的老師帶去戰(zhàn)后德國極其缺乏的面包、黃油、咖啡、香煙。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張世英先生曾在其《天人之際》一書中指出：陶淵明的詩頗富哲理，西方哲學家中，似乎只有海德格爾的哲學與陶詩中的哲理相近；海德格爾的哲學頗富詩意，中國詩中較能表達海德格爾哲學的似乎只有陶詩。

    晚年的海德格爾面對西方技術社會日益暴露的種種危機，渴望為迷失方向的現(xiàn)代人尋找一條再生之路，“自然的觀念”與“詩意的棲居”再度成了他哲學思考的重大課題。海德格爾首先要做的，是將自然從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強大思維定勢中解救出來。在這條救贖之路上，他選擇了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荷爾德林（1770-1843）作為自己的“盟友”。他說，這是因為荷爾德林是一位本真的、為自然柔情擁抱的詩人，因而又是一位“詩人中的詩人”。

    海德格爾稱頌荷爾德林的這些贊詞，同樣可以賦予我們的詩人陶淵明?；蛟S可以說，陶淵明就是中國古代的一位荷爾德林。

三、陶淵明與當代人的生存困境

    如果說陶淵明時代的“樊籠”還是由“木頭”制作的，馬克斯·韋伯則認為在工業(yè)時代“木籠”已變成了“鐵籠”，人們對自然、對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強大，人們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從生態(tài)批評的角度談陶淵明，話題很多，因為時間有限，我這里只打算選取陶淵明詩文中的三個關鍵詞：樊籠；回歸；田園，探求一下陶淵明對于身處困窘的現(xiàn)代人可能產(chǎn)生的某些啟示。

    1、“樊籠”：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明往往成了囚禁自己的樊籠

    “樊籠”是陶淵明詩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生存處境，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有時也被他叫做“羅網(wǎng)”，“密網(wǎng)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

    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明，支撐了人類的現(xiàn)實生存，卻把人束縛在文明的種種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這種生存的悖論，也往往成為許多哲學家思索人生、變革社會的起點。盧梭（1712-1778）的《社會契約論》開篇第一句話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秶H歌》曾唱遍全世界：“讓思想沖破牢籠”，“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從后來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實踐看，“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難，“新世界”要完全沖破牢籠卻難辦得多，哪怕僅僅是沖破思想的牢籠。

    如果說陶淵明生活的農(nóng)業(yè)時代“樊籠”還是由“木頭”制作的（“樊”字從木）；那么，到了工業(yè)時代，在馬克斯·韋伯（1864-1920）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木籠”變成了“鐵籠”：“這個鐵籠是機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從形式理性那里借來抽象力量將人禁錮其中”，它“冷靜超然，邏輯嚴密，等級森嚴，龐大無比”，“它最終要無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續(xù)到人類燒光最后一噸煤的時刻”。按照通常的說法，人類文明在不斷發(fā)展，人對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斷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們對自然、對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強大，人們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比如，房地產(chǎn)業(yè)、汽車制造業(yè)迅速崛起，卻同時造就了千百萬的“房奴”與“車奴”，作為現(xiàn)代文明象征的豪宅與名車竟又成了有形與無形的牢籠。

    高度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確實有一套自我粉飾的招數(shù)，能把牢籠打理得如同五星級賓館，使囚犯忘記自己還是囚犯，使囚犯們積極踴躍地甘當囚犯。牢籠固然可惡，對于現(xiàn)代人來說，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籠”與“回歸自然”的自覺意識。

    2、“回歸”：返回的道路才有望把我們引向前方

    在歷代人的心目中，陶淵明的名字總是與“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陶詩中“歸鳥”、“歸人”、“歸田”、“歸心”、“歸田園”、“歸空無”屢見不鮮。至于《歸去來兮辭》，錢鍾書先生曾借前人之口盛贊“兩晉文章，唯此一篇”，僅只一篇，就足以奠定陶淵明在中外文學史中的地位。

    現(xiàn)代人普遍相信“進步論”，相信現(xiàn)在比過去好，未來比現(xiàn)在好。這種進步論若是以地球生態(tài)的尺度衡量，是不足以證實的。我們的地球生態(tài)不但現(xiàn)在不比過去好，未來更讓人擔憂。盡管如此，現(xiàn)代人還是一心“向前進”，沒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詩人陶淵明則是一個例外。陶淵明的一聲長嘯“歸去來兮”，實乃對自己前半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應該說這是一種詩人的哲學，或曰：回歸詩學。查閱一下中外文學史，所有真正的詩人，尤其是那些被冠以“浪漫主義”名號的詩人，差不多都是信奉這種回歸詩學的，回歸鄉(xiāng)土、回歸民間、回歸自然、回歸傳統(tǒng)。在德國，有施萊格爾、諾瓦利斯、荷爾德林、里爾克；在英國有華茲華斯、科勒律治、布萊克、艾略特；在美國有哈代、梭羅、惠特曼；在印度還有一個泰戈爾。在長長排列的“回歸詩人”的隊伍中，我們的陶淵明無疑是一位“先驅(qū)”。

    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現(xiàn)象學也是一種“回歸哲學”。海德格爾認定：思想實行的是“返回步伐”，“甚至返回的道路才能夠把我們引向前方”。這話在我看來似乎又接近于老子所說的：“反者道之動”。思想的“返回之路”，不會是通衢坦途，更不是金光大道，而是一條人跡罕至卻又令人神往的“林中路”。這樣的道路，我們在陶淵明的詩中似曾見過：“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shù)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陶淵明的“桃花源”或許就是海德格爾的“林中路”。無論是“桃花源”還是“林中路”，回歸道路上歷來人跡寂寂?，F(xiàn)在更是如此。

    當代人一心期盼乘載著火車、汽車、飛機、輪船甚至宇宙飛船在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如此的“飛速發(fā)展”，現(xiàn)代人果真距離幸福美滿的天堂越來越近了嗎？那也許只是現(xiàn)代人的一廂情愿。海德格爾的告誡值得我們留心：我們急促前進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標，但當我們走進看到它時，它卻與我們更加疏遠了。

    3、“田園”：一個失落的、破碎的農(nóng)業(yè)文明夢幻

    陶淵明作為“田園詩流派的創(chuàng)始人”、“田園詩派的象征”，描繪田園風光，抒發(fā)鄉(xiāng)土情感，是他對中國文學史做出的最大貢獻。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著名詩人如王維、李白、白居易、柳宗元、蘇東坡、黃庭堅、辛棄疾、陸游都是陶淵明的仰慕者、追隨者、效仿者、繼承者，都是他的超級“粉絲”。如果不懷有過多偏見的話，陶淵明田園詩中所描繪的情景，當屬于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正常時期的真實情況。我們常說的“中華文明五千年”，實際上就是“農(nóng)業(yè)文明五千年”。

    在農(nóng)業(yè)時代，“農(nóng)為天下之本，務莫大焉”，讀書做官與做不成官時退隱歸田，都是社會認可并鼓勵的生存方式。更因為這種生存方式較為貼近自然，在人與人之間（如鄉(xiāng)曲鄰里間）也保留了更多天然的親和關系，因而使得生活中的悲歡離合容易被詩意感染。田園詩因此又可以看做農(nóng)業(yè)時代特有的生活情調(diào)，是農(nóng)業(yè)文明精神的升華。英語生態(tài)學ecology的字頭eco,其希臘文的原意為  “居所”、“家園”，陶淵明的“田園詩”也是“生態(tài)詩”。

    在大陸文學批評界，有人把年輕詩人葦岸、海子的死去（一個是貧病而死，一個是臥軌而亡）看作一個田園抒情時代的最終逝去。在我看來，一個更為確鑿的證明，是“打工詩”的出現(xiàn)。

    固有的鄉(xiāng)土或者已被現(xiàn)代化的進程拆解得七零八落，或者正在被工業(yè)社會、市場經(jīng)濟所同化，變成農(nóng)副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流水線。鄉(xiāng)村中往昔的一切，不是在迅速失去，就是完全改變了模樣。用打工詩人們自己的語言來說：“樟樹在昏睡”、“青山在顫抖”、“陽光積滿灰塵”、“河流漂著油膩”、“風聲中夾著鐵片”……工業(yè)化的挖掘機“伸出巨大的鋼鐵巨齒”，“從大地深處挖斷了祖先與我血脈相連的臍帶”。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已經(jīng)被濫用的化肥、農(nóng)藥、轉基因技術嚴重污染，傳統(tǒng)的田野風光已經(jīng)消失，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文化已經(jīng)解體。現(xiàn)在的農(nóng)村已經(jīng)難以給農(nóng)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農(nóng)民）提供一個有效的生命意義系統(tǒng)，昔日的田園風光再也難以尋回。

    人類歷史的去向，應當允許有不同的探討與選擇。

    人類歷史長期以來是建立在農(nóng)業(yè)文明的根基之上的，農(nóng)業(yè)文明的一大特性是人與自然尚且保留著較為密切的親和關系。人類畢竟還有著“性本愛丘山”的天性，田園風光作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案例，畢竟還擁有永恒的魅力。我想，“后現(xiàn)代”要成為一個比“現(xiàn)代”好一些的時代，有必要從“前現(xiàn)代”汲取更多的生活情調(diào)與生存智慧，其中也包括陶淵明的田園詩。

四、知白守黑，尋覓時代的和諧與詩意

    李政道在上海講演時指出：那些人類目前無法看到的宇宙中的“暗能量”是人們已經(jīng)知曉的能量的14倍以上。我們有必要向物理學家們學習，在人類的精神空間里尋覓那些罕見的  “弱粒子”、“暗能量”。那么，我們也許就還會尋找到中國古代詩人陶淵明那里。

    在近代歐洲，所謂“啟蒙”，就是“開啟黑暗”，就是“擁白棄黑”。而在啟蒙理念開拓出的工業(yè)社會、科技時代，人們犯下的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執(zhí)于一端，只知白不知黑；只要白不要黑；只要強不要弱；只要進步而不懂退縮與回歸，結果釀成了今日的生態(tài)災難，失去了人類存在的根基。表現(xiàn)在現(xiàn)代人的生存方式上，那就是只重外表，不重內(nèi)心；只重物質(zhì)，不重精神；只講科學，不講信仰；只講手段，不講道德；只想發(fā)財，不肯節(jié)儉；只求升遷，不愿隱退；只顧眼前，不管未來……啟蒙運動以來，“光明主義”一統(tǒng)天下，人人向往光明，黑暗成了一個令人憎惡的字眼。君不見作為啟蒙理性結出的碩果、現(xiàn)代化象征的“大都市”全都變成了“不夜城”。有白天、有黑夜，白天黑夜相互交替本是自然的規(guī)律，現(xiàn)代社會中的科學技術，包括政治財經(jīng)，似乎都在犯著同一個“擁白棄黑”的錯誤，這也是當代人遭遇到的所有生存困境的根源。

    中國古代的自然哲學卻不是這樣。《老子》和《莊子》書中強調(diào)的是“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白，是“有”，是“顯”；黑，是“無”，是“隱”；白，是“動”，是“進”；黑，是“靜”，是“退”；白是“器”，是“存在之物”；黑是“道”，是“存在”的本源；白是已知的世界，是知識的領域；黑是未知的世界，是信仰的空間……“知白守黑”才是人生完善又完美的境界。

    我曾經(jīng)仔細地考察過詩人陶淵明的名和字：陶潛、陶淵明、陶元亮叫法不一，卻不外乎相互映襯對照的兩個方面：一是潛和淵，一是明和亮。即：一是幽暗，一是光明，“陶淵明”、“陶元亮”就是深潛于幽暗中的一絲光亮，就是道家哲學所推重的“知白守黑”。陶淵明正是因為“知白守黑”，所以才能夠在窮通、榮辱、貧富、顯隱以及生死、醒醉、古今、言意之間委運化遷、遂順自然、身心和諧、意態(tài)從容。無獨有偶，海德格爾的墓碑上遵照死者生前的意愿，沒有按照常規(guī)裝飾基督教的十字架，而是一顆閃爍的星，那意思據(jù)說也是“讓自身潛入幽深黑暗的一絲光明”，怎么看都像是呼應了中國偉大詩人陶淵明的名字。

    關于“知白守黑”，我還想再舉一個例子，那就是不久前，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在上海講演時指出的：在大自然結構的最深遠處，不但存在著“重粒子”，還存在著“輕粒子”；不但存在著“強作用力”，還存在著“弱作用力”；不但存在著我們?nèi)粘Ｄ軌蚋杏X到的物質(zhì)和能量，還存在著我們感覺不到的“暗物質(zhì)”、“暗能量”。他說：大家也許不知道，那些人類目前無法看到的“暗物質(zhì)”大約占到了宇宙總質(zhì)量的95%以上，而宇宙中的暗能量是人們已經(jīng)知曉的能量的14倍以上。由此再看秦始皇與陶淵明，這一強一弱在歷史天平上的“重輕”之謎，就不難得到解釋了。秦始皇就是人類社會中的“強子”、“重粒子”、“正物質(zhì)”、“正能量”；陶淵明則是人類歷史上的“輕子”、“弱粒子”、“反物質(zhì)”與“暗能量”。輕的、弱的、暗的，并不比重的、強的、亮的更不重要?？蓢@當前的人類社會似乎變得越來越“恃強凌弱”，越來越“趨炎附勢”，強權之下，時尚之下，柔弱輕虛幽靜者幾無立錐之地，這與新近發(fā)現(xiàn)的宇宙精神并不符合，甚至是相抵觸的。我們很有必要向那些孜孜不倦的物理學家們學習，以他們?yōu)榘駱?，在人類社會、在人類的精神空間尋覓那些罕見的“輕粒子”、“弱粒子”、“暗物質(zhì)”、“暗能量”。那么，我們也許就還會尋找到中國古代詩人陶淵明那里。

    應該看到，在現(xiàn)實的中國社會中，陶淵明已經(jīng)成為“昨夜星辰”。陶淵明連同他的自然主義的精神也早已死去。陶淵明已經(jīng)成為一個被現(xiàn)代工業(yè)化、市場化“太大的光亮”置入黑暗中的“幽靈”。

    一線希望在于：新時代的災難與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將會再度把人們逼上回歸之路，即所謂希望正在于絕望之中。正如現(xiàn)代西方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1899-1973）說過的：“當人類走到現(xiàn)代性的盡頭，實際上就必然會回到‘古代人’在一開始就面臨的問題。”那時，也將是陶淵明的再度復活。我愿意把我今天的這番話，作為對漸行漸遠的陶淵明的幽靈的一次“招魂”。

    中國偉大詩人陶淵明，“魂兮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