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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魂》的分歧
(此類分歧的內(nèi)容很多，在各種論著中又很常見，故盡量簡略。) ◇分歧的起點。——《史記》與《楚辭章句》。 《屈原列傳》“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看來司馬遷認(rèn)為《招魂》是屈原的作品，而東漢王逸卻說是宋玉所作。王逸《楚辭章句》對《招魂》的注釋，總體上有三點。一是，“《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二是，宋玉“代原為辭”。第三是，“招屈原生魂”。 為了彌合《史記》與《楚辭章句》的矛盾，還出現(xiàn)了“讀玉之文，而悲原之志”的論說。如，方銘先生說：“宋玉為招屈原之魂而作《招魂》，《招魂》當(dāng)然也可體現(xiàn)屈原之志，所以，王邦采說：‘即謂讀玉之文，而悲原之志，何不可者？’”[1] 司馬遷在為屈原立傳時，讀屈原作品而“悲其志”。為什么要把宋玉之文，夾雜在屈原作品之中呢？有什么必要，放著許多屈原作品不用，而要用“讀玉之文”去曲折地“體現(xiàn)屈原之志”呢? 再說，宋玉的作品，必然打上宋玉的烙印，而不可能忠實地“體現(xiàn)屈原之志”。所謂“一百個人心中就有一百個屈原”是也。故方銘、王邦采兩位先生，如此這般的“何不可者？”有違常理，缺乏說服力。 還有一種“屈宋合作”說?！?#8220;《招魂》的前半篇是屈原自招生魂”，“招辭后段乃宋玉所作。”（[2]王峰《亦屈亦宋論〈招魂〉》）也不為人們所接受。 ◇“招誰”的問題。 在“《招魂》是屈原所作”的前提下，主要有三種論說：“屈原自招其魂”（以熊任望先生為代表）。“招楚懷王生魂”（以趙逵夫先生為代表）。和“招楚懷王亡魂”等。 在“《招魂》是宋玉所作”的前提下，除了王逸的宋玉“招屈原”外，還有：宋玉“招楚襄王生魂”；（以潘嘯龍先生為代表）。宋玉“招考烈王生魂”等論說。 《招魂》篇之文本的問題。 有“首段”和“亂”屬“誤竄”說。還有“宋玉或許是改寫了屈原所寫的招辭末尾，把屈原對自己府第的描寫改成對楚王后宮的描寫……”[2]等論說。 ◇解決問題，要靠解讀原文。 司馬遷治史嚴(yán)謹(jǐn)，忠于歷史真實。能存真闕疑，兼存異說。因而《史記》成為聞名于世的信史。《楚辭章句》是歷代楚辭研究者必讀的古注。但王逸注釋，訛誤頗多。比較《史記》與《楚辭章句》，前者的可信性要高很多。 具體到《招魂》的問題，既不能用“信用度”去判別，也不能以后起的《楚辭章句》為準(zhǔn)。要探究《招魂》的作者及所招的對象，主要靠解讀原文。 二、“屈原自招”論 在解讀原文前，先簡略介紹一下以熊任望先生為代表的“屈原自招”論，以解決“屈原自招”論的幾個“攔路虎”，為解讀原文清除障礙。 （一）、自招論的代表——《楚辭探綜》 熊任望先生的《楚辭探綜》[3]書中有《論〈招魂〉為屈原自招》（寫于85年）、“再論”（86年）、“三論”（91年）；以及《運用篩選法為〈招魂〉決疑”》（94年）四篇論文，論證《招魂》是屈原自招。[3.P187-251] 熊任望先生認(rèn)為：《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墩谢辍肥乔腻谙耄皇钦谢曛畬嵤?。 “由巫陽招魂回郢都——表示善良的愿望”，“由自己招魂回江南——表示應(yīng)該如何自處”。[3. P220] 《招魂》“作于被放江南之后”。[3.P200] “三論”全面系統(tǒng)地批駁了“招楚王魂”的多種論說。引證充分，推理嚴(yán)密，說服力較強(qiáng)。其理由主要有四：1、“招楚王魂”論找不出合理的創(chuàng)作時間。2、講不順開頭六句。3、“工祝招君”一節(jié)，與招亡魂儀式的記載不合。4、“故居”生活跟楚王的身份不相稱。 《運用篩選法為<招魂>決疑》則分三步，篩選淘汰了“自招”以外的其它論說：第一步肯定招魂是假托；——虛擬帝與巫陽兩個人物。第二步考定作者。屈原善于運用假托；司馬遷之認(rèn)為《招魂》系屈作。屈原為作者的可能性最大。還不能排除宋玉。第三步確定被招者并得出結(jié)論：《招魂》是屈原作以自招。 （二）、駁“招楚王魂”論的兩個力證 其一是：“文辭中所敘的宮廷居處之美，飲食服御之奢，樂舞游藝之盛，不是一個君主是不能夠相稱的。”——《招魂》中描寫的豪華場面，不可能是屈原，一定是楚王。 熊任望先生認(rèn)為恰恰相反?！墩谢辍分忻鑼懙?#8220;故居”生活，跟楚王的身份不相稱。 熊任望先生曰：〖“宮廷居處之美，飲食服御之奢，樂舞游藝之盛”，對楚王來說，恐怕倒是不夠相稱的了。不說別的，單以女樂與侍妾而論，春秋前關(guān)于樂舞的規(guī)定是：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按 《春秋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shù)于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jié)八音而行八風(fēng)，故自八以下。’公従之。于是初獻(xiàn)六羽，始用六佾也。”）春秋時的大夫，就有沖破規(guī)定，以八佾舞與庭的。招辭里說“二八齊容，起鄭舞些”，只有十六名歌舞伎，相當(dāng)大夫一級的“法定”標(biāo)準(zhǔn)?！睹献印防镎f到，戰(zhàn)國時的“大人”，“侍妾數(shù)百人”。招辭里說“二八侍宿，只有十六人。這些如果說反映的是楚懷王的生活，不是距離實際稍遠(yuǎn)了些嗎？為什么不僅沒有象四方上下之惡那樣夸張渲染，相反卻打了折扣呢？〗[3.P211]；楚王享用的〖可稱為珍饈的，一是熊掌，二是黿。……為什么巫陽開的食譜中沒有這些珍饈？〗[3.P244--245] 描寫“四方之惡”是夸張、虛構(gòu)，描寫“楚國之美”又何嘗不是夸張、虛構(gòu)呢！經(jīng)過夸張的“楚國之美”，依然和楚王的身份不相稱。還能說這些美好的東西，只配楚王享受么？ 其二是：“脫非國君，一介臣民，安敢當(dāng)天帝之‘輔’乎？”——“上帝欲輔之人不可能是屈原，一定是楚王。” 熊任望先生認(rèn)為：〖“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和“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中所說的，分明是“唯德是輔”，而不是“唯君是輔”〗[3.P242]。各色各樣的人〖希望皇天輔助的心情是一致的，不存在敢不敢當(dāng)“天帝之輔”的問題?！絒3.P242] 再說，《離騷》中的主人翁，可以“詔西皇（白帝?）、令羲和（日）、驅(qū)望舒（月）、使飛廉（風(fēng)）……”；屈原可以“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鄉(xiāng)服”（《抽思》）；可以“與重華游兮瑤之圃”（《涉江》）……。那么，《招魂》中的屈原當(dāng)天帝之“輔”，也就順理成章。 （三）、駁屈原“貧賤”、“不喜奢華” ◇孫作云先生說：“文中所講的豪華生活，與屈原的自稱為‘貧賤’的生活不相應(yīng)”。[5] 孫作云先生在這里，采用了“轉(zhuǎn)換概念”之法，把《惜誦》中‘忽忘身之賤貧’之“出身賤貧”，換成“‘貧賤’的生活”?！y道說屈原任“左徒”時，過的也是“‘貧賤’的生活”嗎？——故其論斷不能成立。 ◇羅義群先生說：“屈原自招說，最不能解釋的是為什么用奢華來引誘不喜奢華的屈原?！墩谢辍穬?nèi)頌楚國時盛言飲食、晏樂、居處、女玩之美，始終是主張屈原自招說論者的一塊心病。”([4]《〈招魂〉研究觀點辨析》) 這是把屈原神圣化的一種論點。屈原作品中有不少神圣化的描述，并且絕少提及其家庭和日常生活。但是，屈原必竟是人，必然有其鮮活生動的一面，《招魂》中飲食、晏樂、居處、女玩之類，或許是正是他回憶任“左徒”時的生活（經(jīng)過夸張）的描繪。 屈原的真實面貌在《涉江》中也略有流露：“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流放期間的屈原，服飾尚如此講究，其任“左徒”時的生活可想而知。再如，《離騷》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樂。”這可是天子、國君等人物享受的待遇（《今本竹書紀(jì)年》云：“帝啟十年，舞九韶于天穆之野”），而《離騷》的主人翁，卻坦然享用，這豈不是“奢華”到極點了嗎！ 羅先生所說的“屈原不喜奢華”等等，都是些無跡可尋之辭。而屈原的服飾，和《招魂》中“飲食、晏樂、居處、女玩”之類，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任要職的大夫們當(dāng)中，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的現(xiàn)象”，不這樣反倒不正常了。因為不同的“著裝佩飾”、“飲食、晏樂、居處、女玩”，象征著人們在社會上的不同等級。不得勢的孔子還“食不厭精”，還一定要乘車——“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等等，就是旁證。再如：小小的衛(wèi)國大夫公良桓子家中也有“婦人衣文繡者數(shù)百人”（《墨子•貴義》）。——了解屈原時代大夫們的生活情況后，羅義群先生就用不著揣著這樣“一塊心病”了。 （四）《招魂》是招生魂。 “從作品本身看，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謝，不能復(fù)用。’都像是招生魂的口氣。”[3. P193] “我欲輔之”的“人”當(dāng)然是活人。如果人已死去，就無所謂“輔之”了。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錦絡(luò)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曩鈿w來，反故居些。”——是巫師倒退著，拿著盛放靈魂的竹簍等“招具”，引導(dǎo)靈魂返歸故居的場景。也是招生魂的描寫。 《楚辭章句》：“欲以復(fù)其精神，延其年壽”。也是說招生人之魂。 經(jīng)過此處論證：《招魂》中的“楚國之美”，正與屈原身份相稱。屈原當(dāng)天帝之輔，順理成章?！墩谢辍肥钦猩?，不是招亡魂?！?#8220;屈原自招”論的主要障礙已基本掃除，可以專心去解讀原文。 三、《招魂》節(jié)讀 《招魂》全文較長，這里重點讀“引文”與“亂辭”。 （一）、引文六行三句：“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第一句，潘嘯龍先生說得很好：“屈原確是‘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的。這在《卜居》所稱‘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的二難之問中，在《橘頌》的‘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所反映的人生態(tài)度中，都可得到旁證。” [6] 這里，潘先生與“屈原自招”論者完全一致。 潘先生認(rèn)為第三行的“盛德”，與第五行的“盛德”是指同一個人的“盛德”。 這樣第五行就成了關(guān)鍵?！讼壬f“文中的‘上無所考其盛德’，指頃襄王一度牽俗蕪穢，故上天（天帝）無從考知他的德行，從而引出他此次射獵失魂之殃。”[6] 潘先生此解不妥。其一，天帝要考察一個人的事，居然“無從考知”?其二，文中的“盛德”為何替換為“德行”？第三，頃襄王有“盛德”嗎？ 若“兼及下文‘帝告巫陽’一節(jié)作總體思考”[6]。請問，潘先生的“上天（天帝）”與“帝告巫陽”之“帝”是不是同一個“帝”？潘先生文中的“上天（天帝）”為何如此“昏庸不明”? 既“無從考知他（楚襄王）的德行”，又“欲輔”“荒于淫樂”的楚襄王？ 五臣云：“上，君也。”[7.P197]，多數(shù)《楚辭》學(xué)者均從此說。就此處看，把“上”譯為“上天（天帝）”，不一定貼切。 看來，第五、六行，還是從熊任望先生之譯：“君上不能明鑒這樣的美德，使我長期受禍殃憂愁苦惱。”[8. P142]比較合情合理。 回頭再看第四行“牽於俗而蕪穢”的問題。 潘嘯龍先生說：“‘主此盛德兮，牽于俗而蕪穢’，則無論如何也套不到屈原身上了。什么叫‘蕪穢’？‘蕪者荒也，穢者惡也’。在屈原的心目中，只有那些不修德行、折節(jié)從俗，而導(dǎo)致人格有虧、行止穢惡者，才得稱為‘蕪穢’。……又怎會‘牽于俗累’而讓自身的品行‘蕪穢’！”[6] 若把“牽于俗而蕪穢”獨立出來，確實有多解性，潘嘯龍先生的解釋，可備一說。但是，把它融入六行之中，則潘先生的解釋，就有斷章取義之嫌。 引文六行中，五行與屈原吻合，第四行自然與屈原相關(guān)。若“兼及上下文作總體思考”，再旁及“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離騷》）；“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惜誦》）。那么“牽于俗而蕪穢”句，則可譯為“卻遭到卑鄙小人橫加穢名的阻撓”。 這樣，引文六行譯為：“我（屈原）自幼清廉潔身自好，躬行正義是始終不變的節(jié)操。我堅守這樣的美德，卻遭到卑鄙小人橫加穢名的阻撓。君上不能明鑒這樣的美德，使我長期受禍殃憂愁苦惱。”[8. P141--142] “它們所體現(xiàn)的”，不恰恰是“屈原的人格風(fēng)貌”嗎？ （二）、《招魂》主體（涉及一小部分） 第二大段開始，假托“帝告巫陽”點明主題；“巫陽對曰”，一波三折，開篇氣度恢宏。“招魂辭”敘述夸誕，極力鋪排。前半部分，是神話傳說與詩歌創(chuàng)作巧妙溶合的奇幻之作，神巫氛圍濃厚。這些正是屈原的特長。而宋玉作品中，除了世俗化的“巫山”神女外，很少言“神”。就招魂辭的內(nèi)容和藝術(shù)風(fēng)格上看，應(yīng)當(dāng)是屈原所著，而不是宋玉的作品。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修門為南關(guān)三門之一，與“汨吾南征”方向相合。 此段之末尾：“結(jié)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也正是屈原之所好。 (三) 、亂辭。 若是實際的招魂，巫陽招魂結(jié)束。招魂之事就應(yīng)該結(jié)束了。但是，屈原“意由未盡”，又寫了一段“亂辭”。亂辭可分為三小段： 第一小段：“獻(xiàn)歲發(fā)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華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 此小段記述屈原于“發(fā)春”之時，乘車離“鄂渚”往“溆浦”。途中經(jīng)過楚王田獵的江南云夢。這是《招魂》之作的背景描述。（詳見后：《招魂》的寫作時間地點。） 此小段分歧較大的是“路貫廬、江兮*”一句。陳子展先生《楚辭直解》譯為：“路程穿過廬江啊”。文懷沙先生譯為“我的行程穿過了廬江”。 “路”，大道。此處的“路”，或許可與其后的“斯路漸”相呼應(yīng)。前有“路”，后有“斯路”。這“斯路漸”之“路”，無論如何是不能譯為“行程”、“路程”的。可見，把“路”譯為“行程”、“路程”不妥。 “貫”，連通。“廬”地名或水名。“廬”今在何處，不詳?；蛟S離云夢不遠(yuǎn)。 前人的注釋，往往把“廬”與“江”合稱為“廬江”。但是，先秦文獻(xiàn)中，水名多單稱，合稱為“×江”者很少。如，《涉江》中“旦余濟(jì)乎江、湘”；《離騷》：“濟(jì)沅、湘以南征兮”。均稱“江”，“沅”，“湘”，沒有“湘江”、“沅江”連稱之例。 從“廬”字的結(jié)構(gòu)上看，也不一定是水名?！吨芏Y•地官•遺人》載：“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如果把它看作是“十里有廬”之“廬”，也未嘗不可。 若是把“路貫廬江”，理解為“大路穿過廬江”?？峙虑瓡r代尚不能建造能容車馬通行的跨江之高拱橋。當(dāng)時水運很重要，凡是能行船的水道，架橋時必須架高橋，以便船行。 * 【路**貫廬江兮】之解，參考“張中一《<招魂>乃屈原自招新證》《貴州文史叢刊》199501” * *【路】：〖據(jù)《周官》記載，路有五等：小路為“徑”，只能容牛馬；大一些的為“畛”，可容大車行走；大路為“涂”，可容乘車一軌；再大的為“道”，可容乘車二軌；最大的為路，可容乘車三軌。所稱一軌，注為八尺。……西周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有郵傳制度的建立。……“楚子乘驲，會師于臨品”，驲就是驛站專用的車，不乘兵車而乘坐驛車，這是為了出其不意，擊敗敵人?！絒9]（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屈原或許就是乘驛站的驲車“南征”的吧？ “江”，一般指長江。但是，這里的“江”和第三小段“湛湛江水”之“江”也可能是指同一條江，如果是，則可能指“湘”（“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或“沅”（“乘舲船余上沅兮”），或是其它地點。“路貫廬、江”，可譯為：“大路貫通‘廬’和‘江’”。 “廬”、“長??？”等地名（？），如今已經(jīng)很難一一落實。試想，秦代若大一個洞庭郡，在“里耶秦簡”發(fā)現(xiàn)之前，任何史冊、文獻(xiàn)資料都沒有記載?，F(xiàn)在要想把《楚辭》作品中的小地名，準(zhǔn)確的落實到地頭是多么困難。不少學(xué)者用《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等后人的記載去硬套，多半沒有說服力。 第二小段：“青驪結(jié)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fā)兮，憚青兕。” 這是屈原的回憶。從行文看，作者是以愉悅的心情，追述當(dāng)年受楚懷王信用，隨懷王云夢游獵之情景。故“君王親發(fā)兮，憚青兕。”不該是指“楚王射兕犯忌受驚”。 此小段之要點是——“憚青兕”。（見后，“‘憚青兕’的問題”） 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是作者“看到頃襄在云夢射獵”。這種說法與“與王趨夢兮，課後先。”——隨同君王前往云夢，記錄獵獲物誰少、誰多，已便 論功行賞?！囊獠环?。 孫作云先生說：《招魂》“還寫了一大段夸耀楚王田獵之事”；“屈原是反對這種游樂田獵的”“他一再地以荒淫田獵為戒，如何能在招魂詞中反以此為榮、大事宣揚呢？這種思想和行為是和屈原的思想、人格、作風(fēng)相矛盾，因此，單憑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它絕不會是屈原的作品。說它是屈原的作品，是未曾對這篇文章的思想內(nèi)容仔細(xì)加以分析的。”[4] 孫先生說，屈原“夸耀楚王田獵之事”，確與此處的描寫相符合。但是，孫先生其后的推論則差矣。任何事都有個“度”，先秦之時，田獵往往既是狩獵又是練兵。其時，很多國君都講究勇武，參加田獵。屈原不會一味“反對這種游樂田獵”，他只反對“荒淫無度”。就以孫先生所舉之例來看，屈原《離騷》中既有：“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又有其主人翁：“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樂”。怎么能說“這種思想和行為是和屈原的思想、人格、作風(fēng)相矛盾”呢？這恰恰證明：孫先生之論是“未曾對這篇文章的思想內(nèi)容仔細(xì)加以分析”的片面之辭。 第三小段：“硃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作者又回到現(xiàn)實——時光匆匆，今日的云夢，江水、楓樹依舊，大路小道卻被荒草遮掩了……。身遭放逐，今非昔比，目極千里，嘆而自傷?！?#8220;以言嘗侍從君獵，今乃放逐，嘆而自傷閔也。”（王逸）[7.P214] 假托的“巫陽招魂”已經(jīng)結(jié)束；美好的回憶隨風(fēng)飄逝；故鄉(xiāng)“郢都”啊，回不去了！ ——“惟郢路之遼遠(yuǎn)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哀郢》）——“汨吾南征”的屈原，呼喚著欲歸郢都的游魂——魂兮歸來，哀江南！——回到這令人哀傷的江南吧! 假托巫陽招魂回郢都，是表達(dá)屈原欲歸郢都的愿望。而身在南征途中，要“魂兮歸來，哀江南”，乃是無可奈何之現(xiàn)實?！@可能就是屈原《招魂》篇的情結(jié)所在。 第三小段的要點是“魂兮歸來，哀江南” 通過對《招魂》的“節(jié)讀”，基本上可以看出《招魂》是屈原的抒發(fā)情感之作。而不是“宋玉作《招魂》招楚襄王”。下面將從多方面進(jìn)一步論證之。 四、《招魂》是文學(xué)作品，不是實際的招魂之辭 ◇文獻(xiàn)記載中的招魂。 《禮記•禮運》說：“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fù)。然后飯腥而苴孰。” 孔穎達(dá)《禮記正義》解釋說：“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皋，某復(fù)者。謂北面告天曰皋。皋，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fù)魄。復(fù)魄不復(fù)，然后浴尸而行含禮。” 先秦資料文獻(xiàn)中未找到“招生魂”的記錄。 ◇現(xiàn)存湖北、湖南等地的“民間招魂詞”。 《汨羅民間招魂詞》： 臨期切莫再遲呆，水遠(yuǎn)山遙亦早歸，要聽明師親指點，急忙隨我寶帆來。 魂兮歸來莫向東，東方之子涕淋淋，十日并出扶桑中，鑠石流金路不通。 魂兮歸來毋向南，南方有虎視眈眈，癢毒流膏起煙嵐，雁飛不過魂何堪。 魂兮歸來毋向西，西方不可以止棲，溺水流沙八百里，鶴髦鵝毛浮不起。 魂兮歸來毋向北，北方窮塞無人過，千里冰雪飛嵯峨，斷指裂膚莫奈何。 歸來歸來，故土不可曠，時日不可延。[10] 《楚辭探綜》[3]第232-235頁，還記有“流傳于秭歸的《招魂曲》”，“四川白馬氐族《招魂歌》”等等，現(xiàn)存的這些“民間招魂詞”與《招魂》比較來看，兩者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喊魂都遵循由東而南，而西，而北的次序，然后是對故里贊頌?？梢姡@些民間“招魂詞”，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另一方面也說明《招魂》作品，可能借鑒了古荊楚流行的招魂詞。 ◇《招魂》是文學(xué)作品 實際的招魂唱詞簡明扼要，方便記憶。《招魂》篇則極力鋪排，夸飾炫耀，長達(dá)282句。 實際的招魂職責(zé)人是“巫”之類，沒有上帝、巫陽。也沒有《招魂》這樣的引文與“亂辭”。 實際“招魂”者，目的是為了去除疾病，帶有迷信色彩。屈原的《招魂》則是為了抒發(fā)情感，排解精神上的愁苦。太史公評論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所謂“悲其志”，就是《招魂》與《離騷》《天問》《哀郢》一樣，是詩人抒發(fā)情感的獨白，是屈原的言志之作。而不是“招魂”之實?！墩谢辍匪髦谙耄膊粠孕派?。 總的來說，《招魂》篇乃是屈原采用“招魂”的形式，對古荊楚流行的招魂詞進(jìn)行藝術(shù)加工后的文學(xué)作品。是為了抒發(fā)情感，排解精神上的愁苦而作，不是為了“招魂除病”之實際運用。 五、潘嘯龍先生“宋玉作《招魂》”說的失誤 吳廣平先生說：“潘嘯龍最為縝密詳實地考證了《招魂》的作者是宋玉，而非屈原。”(《20世紀(jì)宋玉研究述評》《中州學(xué)刊》2002 01 P54～59) 從潘先生的《關(guān)于〈招魂〉研究的幾個問題》[6]，《〈招魂〉研究商榷》[11]等論著看，吳廣平先生有點言過其實。套用潘先生的話說：讀潘嘯龍先生的論著，頗為潘先生鍥而不舍研究《招魂》的精神所感動，亦為潘先生不拘成說、敢破敢立的勇氣欽服。潘先生提出的不少新見，有助于推進(jìn)《招魂》研究的深入展開。不過也有一些見解，因缺少堅實依據(jù)，似還頗有可疑之處，特提出以求教于潘先生。 （一）、《屈原傳》中的《招魂》是《大招》嗎？ 潘先生在《<招魂>研究商榷》[11]中說：“《招魂》又有《大招》、《小招》之別?，F(xiàn)存《楚辭》中，正有被《楚辭章句》序稱為‘屈原之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的’《大招》在。當(dāng)司馬遷之時，《楚辭》正剛傳世不久，有關(guān)屈原作品的篇名尚未確定（如《九章》之名即為劉向所定），則司馬遷所讀傳為屈原所作的《招魂》，為什么就不可能是《大招》？”[11 P37] 潘先生此言差矣。 1、先生以《九章》為例，欲論證“屈原作品篇名未確定”。但是，《招魂》是單篇名，《九章》非單篇名，《招魂》之名與《九章》之名，并非同類，不能類比。先生此論“實際上卻是推斷上的偷梁換柱”。 劉向?qū)Τo作品作過輯集、考訂等工作，《九章》之名也許與劉向有關(guān)?！毒耪隆奉愃?#8220;文集名”，而文集往往后定名；或由后人定名。 屈、宋之《楚辭》，流傳到司馬遷(前145--前87?)之時大約有兩百年了，還能算是“正剛傳世不久”嗎？屈、宋之《楚辭》，大多數(shù)是呈獻(xiàn)給楚王的。其作品在屈、宋之時，多以單篇獨立傳播。篇名應(yīng)當(dāng)是屈、宋自己所定。不大可能“沒有篇名”而在社會上長期流傳。 孫作云先生說：“在劉向編輯‘楚辭’以前，這些文章有的有題目、有的無題目，——有的題目也許是屈原原有的，有些題目則顯然是后人所加。”[5]云云，并未提供依據(jù)。 先生們能舉出，劉向以前的《楚辭》之中，哪些“篇名尚未確定”？哪些“題目則顯然是后人所加”的例證嗎？ 2、《史記》舉屈原的作品僅五篇，難道會把王逸也認(rèn)為，作者“疑不能明也的《大招》”列入嗎？ 潘先生以《大招》換《招魂》之舉，只不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為，不論司馬遷所讀的是《招魂》，還是《大招》，王逸都持有不同看法。即使按潘先生的意見，把《招魂》換成《大招》（即司馬遷確認(rèn)《大招》是屈原的作品）。王逸依然與司馬遷有分歧——《大招》作者“疑不能明也”?！藭r，不是依然可以說：“王逸，其作《楚辭章句》決不可能完全不顧司馬遷之稱引，而妄斷其為”[11. P37]“疑不能明”嗎？ 就《大招》而言，缺乏屈原的神采。“小腰秀頸”、“豐肉微骨”之類，其趣味格調(diào)和審美水準(zhǔn)與屈原作品《招魂》判然有別。近當(dāng)代學(xué)者多認(rèn)為《大招》不是屈原所作。郭沫若說：“《大招》行文呆滯，格調(diào)卑卑，是不十分高明的《招魂》的摹仿品”[12. P207]。朱熹《楚辭集注》說：“今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閑退，不為詞人墨客浮夸艷逸之態(tài)，然后乃知此篇決為差作，無疑也。”[13 P320] 潘先生當(dāng)然有理由把《大招》劃到屈原名下。但是，《楚辭章句》稱作者“疑不能明”的《大招》，潘先生卻要司馬遷確認(rèn)它是屈原的作品。似乎不大合適吧？ 3、王逸所作《楚辭章句》約在東漢安帝、順帝時 即公元107-144年前后，他對四百年前《招魂》作者的看法，與兩百年前的司馬遷不同，乃是正常的“學(xué)術(shù)分歧”?！嚳船F(xiàn)代學(xué)術(shù)界的分歧有多少！——難道說古代就不能有這樣的學(xué)術(shù)分歧嗎？至于分歧緣何而起，則有多種可能性，而不只是潘先生所認(rèn)定的，有明顯漏洞的“《招魂》換《大招》”一種。 4、“傳為屈原所作的《招魂》，為什么就不可能是《大招》？”[11. P37]這樣的問題，必須由潘嘯龍先生自己舉實證解答。潘嘯龍先生宣揚的：“《史記》中的《招魂》為《大招》”，既沒有列舉實證，又與《楚辭章句》《大招》作者“疑不能明”相左，潘先生就把它作為《〈招魂〉研究商榷》等論著，立論的重要前提之一。其文其論 能有說服力嗎？ （二）、“《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可靠嗎？ 潘嘯龍先生說：“否定宋玉作《招魂》的另一個重要證據(jù)，是《章句》序斷《招魂》為‘宋玉憐哀屈原’，并‘調(diào)諫懷王’云云，與本文內(nèi)容不符。因而斥王逸之序為‘無根之談’。這種辯駁似乎有理，實際上卻是推斷上的偷梁換柱。”[11 P37] 這是潘嘯龍先生設(shè)置的一個邏輯上的“稻草人”。因為，確認(rèn)“《招魂》作者是屈原”的大多數(shù)學(xué)者，并沒有“斥王逸之序為‘無根之談’”，更沒有把它作為“否定宋玉作《招魂》的另一個重要證據(jù)”。潘先生此舉可算是廣義的“偷梁換柱”。 與潘先生的論說相反，贊同“《招魂》作者是屈原”的很多人，雖不同意王逸“代原為辭”的說法，但同意其“招屈原生魂”的觀點，只是要把《招魂》的著作權(quán)“歸還屈原”而已。例如，梁啟超說：“太史公明明認(rèn)《招魂》為屈原作。然而王逸說是宋玉作。逸，后漢人，有何憑據(jù)，竟敢改易前說？大概他以為添上這一篇，便成二十六篇，與《藝文志》數(shù)目不符；他又想這一篇標(biāo)題，象是屈原死后別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給宋玉。依我看，《招魂》的理想及文體，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處，應(yīng)該從太史公之說，歸還屈原。”[14] 梁啟超和大多數(shù)認(rèn)為“《招魂》作者是屈原”的學(xué)者一樣，既沒有“斥王逸之序為‘無根之談’”，更沒有把它作為“否定宋玉作《招魂》的另一個重要證據(jù)”。這是潘嘯龍先生，把個別人的言論強(qiáng)加給大多數(shù)人的東西。 比《楚辭章句》早的《屈原賈生列傳》中有《招魂》篇。其后，唐初王勃的《春思賦序》曰：“屈平有言‘目極千里傷春心’”。故后人認(rèn)為《招魂》的作者 非宋玉，是屈原，乃是有根有據(jù)之說。潘嘯龍先生欲否定這兩者，必須拿出證據(jù)來。光憑臆測就認(rèn)定：“至于今傳《招魂》(即后世稱為《小招》者)，則顯非司馬遷所讀者。”[11.P37]，“《屈原賈生列傳》中的《招魂》是《大招》”；王勃等人的記敘“是詩人們的誤記”[11.P35]等等，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三）、《招魂》即《大招》？ 潘嘯龍先生說：“林云銘等人明知漢代《楚辭》有兩篇《招魂》，一為屈原所作（或曰景差），一為宋玉所作，又有什么證據(jù)斷言，司馬遷所讀竟不是當(dāng)時傳為屈原所作的《招魂》（即《大招》）？”[11.P37]。 先生說“明知漢代《楚辭》有兩篇《招魂》，一為屈原所作（或曰景差），一為宋玉所作”云云。 請問，自漢代至今，人們何時有過此等共識? 潘先生拿不出“《史記》所稱的《招魂》是《大招》”的證據(jù)，就把《大招》與《招魂》混為一談；不顧《大招》與《招魂》其作者歷來有分歧的事實，就斷言“一為屈原所作（或曰景差），一為宋玉所作”……。怎能令人信服？ 至于“又有什么證據(jù)斷言，司馬遷所讀竟不是當(dāng)時傳為屈原所作的《招魂》（即《大招》）？”更是一種強(qiáng)加于人的做法，潘先生自己沒有提供任何可信的“《招魂》即《大招》”的證據(jù)，卻反過來要“認(rèn)為《招魂》不是《大招》”的人先提供證據(jù)。這是不是有點不合情理？ （四）、“引文和亂辭” 引文。潘嘯龍先生說：宋玉“他所作的《招魂》，所招的對象就必為楚襄王無疑”；“開頭數(shù)句騷體之語，其實是宋玉設(shè)為楚襄王口氣向上帝的求告，也就是說，楚襄王由于意外原故失魂而病，需要請求上帝解除厄難，辭中的‘朕幼清以廉潔兮’的‘朕’即指襄王。所謂‘廉潔’、‘服義’云云，則不過是為顯示自己年青時的曾有‘盛德’。‘牽於俗而蕪穢’才是全部問題的關(guān)鍵——因為他荒于淫樂，終于導(dǎo)致了眼前的‘離殃而愁苦’，即失魂而病，所以要求告上帝大加垂憫。”[11. P39] 潘先生此論，難以自圓其說。 ◇“‘朕’即指襄王”，“是宋玉設(shè)為楚襄王口氣向上帝求告”，這與潘先生后面解釋的“亂”脫節(jié)。 ◇楚襄王年青時“曾有‘盛德’”嗎？——懷王“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斗，楚太子殺之而亡歸。”——這是‘盛德’”嗎？“向上帝求告”可以造假嗎？ ◇楚襄王“荒于淫樂”，是因“牽於俗而蕪穢”嗎？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上帝竟然“欲輔”“荒于淫樂”的楚襄王嗎？這豈不是與“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的準(zhǔn)則背道而馳嗎？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盛德”，與“荒于淫樂”的楚襄王聯(lián)系得上嗎？ ◇“意外原故失魂而病”，“導(dǎo)致了眼前的‘離殃而愁苦’”，能與“長離殃而愁苦”等同嗎？……， 單就引文來看，潘先生的“宋玉《招魂》所招者，自當(dāng)為頃襄王較合情理”[4]之說，就已經(jīng)陷入不合情理的重重矛盾之中。 亂辭。潘先生說：“那年的春天，宋玉曾陪同襄王到云夢游獵，不料卻遇上了意外的驚嚇。‘亂曰’的開首，即追述宋玉的離家南行……是宋玉由宜城‘南征’的記實。……接著又鋪寫了曾陪同襄王游獵云夢的壯盛夜景”[11. P39-40]。潘先生還說：“正因為楚王之失魂與云夢射獵有關(guān)，而且宋玉還親身陪同前往，經(jīng)歷了‘君王親發(fā)兮，憚青兕’的驚心一幕，他才會在巫陽已經(jīng)為之‘招魂’之后，進(jìn)一步抒寫自己遙望江水、‘目極千里’江南時的‘傷心’之情，并情不自禁向令人哀傷的江南，再次發(fā)出‘魂兮歸來’之語以收結(jié)全文。”[6] ——潘先生此論，多為無跡可尋之辭。 ◇“楚王之失魂與云夢射獵有關(guān)”，——只有判斷，沒有論證。 ◇“宋玉曾陪同襄王到云夢游獵”——這不大可能。宋玉官小職微，他沒有資格陪同楚王游獵。即便由于某種原因他參與楚王游獵，也不可能處于“與王趨夢兮，課后先。”的位置?！蹲髠鳌?、《戰(zhàn)國策》所載陪同楚王游云夢者，均為高官寵臣。尤其是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輩[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15. P616]。宋玉靠得上邊嗎? ◇潘先生怎么證明：楚王“遇上了意外的驚嚇”? ◇潘先生在解引文時說：“是宋玉設(shè)為楚襄王口氣向上帝求告”；“‘朕’即指襄王”。到“亂辭”中的“汨吾南征”，怎么變?yōu)?#8220;宋玉的離家南行”了？豈不是首尾脫節(jié)嗎？ ◇若是著急為襄王“招魂”，為何把“宋玉的離家南行”等等，無關(guān)之事羅列出來？ ◇若是“《招魂》當(dāng)為狩獵驚兕、臥病郢都的頃襄王而作”，而且，“直至‘皋蘭被徑兮，斯路淹’仍不見起色”[11.P40]；要“再次發(fā)出‘魂兮歸來’之語以收結(jié)全文”[6]。那么就是“正在進(jìn)行的”招魂之事。潘先生為何都變成了“過去時”了呢？ ◇潘先生說：“‘招魂’地點，……是在‘魂兮歸來，入修門些’的郢都！”[6]；既然在郢都招魂，為什么扯到“直至‘皋蘭被徑兮，斯路淹’仍不見起色”。扯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曩鈿w來，哀江南。”？ ◇為楚王“招魂”，是極為嚴(yán)肅、慎重的事。“在巫陽已經(jīng)為之‘招魂’之后”，走失的魂魄，就應(yīng)該回到失魂者身上了。潘先生居然要宋玉“再次發(fā)出‘魂兮歸來，哀江南’之語”，這不是唱反調(diào)，對失魂者不利嗎？他想要魂歸何處??？ ◇說：宋玉“進(jìn)一步抒寫自己遙望江水、‘目極千里’江南時的‘傷心’之情”。 頃襄王射兕犯忌受驚失魂，那是頃襄王的“傷心事”。怎么成了宋玉要“進(jìn)一步抒寫”的“‘傷心’之情”了呢？這豈不是“做秀”嗎？ 總之，潘嘯龍先生的“宋玉招楚襄王生魂論”，不但不能自圓其說。而且文中還存在“邏輯上不應(yīng)有的混亂。同時又不顧《招魂》的實際內(nèi)容……，試問：如此混亂的推論邏輯和對作品詞旨的臆斷，反而是有根之談么？”[11. P38] 六、宋玉沒有資格為楚王招魂 能招魂的人必須是巫者。屈原“熟知神話，深欽神巫，善作神游”（張正明語）。屈賦中，多數(shù)抒情主人公都帶有神性，有上天入地的本領(lǐng)。屈原可能就是巫者。故屈原可以寫招魂辭、可以招魂。 為楚王“招魂”，是極為嚴(yán)肅、慎重的事。潘嘯龍先生要讓“宋玉為楚襄王招魂”，前提是宋玉必須具備為楚王“招魂”的資格。 潘嘯龍先生說：“宋玉則早經(jīng)友人引薦，成為頃襄王之侍臣，并與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他當(dāng)然有資格擔(dān)當(dāng)‘招魂’之辭的撰寫者。”[6]光說“他當(dāng)然有資格擔(dān)當(dāng)‘招魂’之辭的撰寫者”，依據(jù)呢？ 潘嘯龍先生還說：“他（宋玉）才會在巫陽已經(jīng)為之‘招魂’之后，……情不自禁向令人哀傷的江南，再次發(fā)出‘魂兮歸來’之語以收結(jié)全文。”[6]，“‘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曩鈿w來，哀江南’！其旨無非在招喚襄王失落之魂，快快歸來”[11.P40]。潘先生這里是說宋玉直接為楚王“招魂”——宋玉有資格為楚王“招魂”嗎？ 假如“楚襄王由于意外原故失魂而病”要為楚王“招魂”，那也是楚國大巫師之類的神職人員的職責(zé)，不容他人越俎。宋玉之流，官小職微，并非巫者。他沒有資格參與為楚王招魂、“撰寫招魂之辭”，更不可能直接為楚王招魂。 七、“憚青兕”的問題。 （一）、“射兕受驚離魂說” 無法圓通 錢鐘書先生《管錐編》中早就有：《招魂》所招為楚王因打獵受驚而走失之生魂?！?#8220;‘君王親發(fā)兮，憚青兕’乃追究失魂之由”。 趙逵夫先生和潘嘯龍先生也認(rèn)為：楚王由于親自射兕，受了驚嚇，魂魄離散，故要為其招魂。這可算是“招楚王生魂”論者的一個力證。不過此論同樣無法圓通。 首先，此說缺乏內(nèi)外依據(jù)，屬于“添字解經(jīng)”。而且，詩文“青驪結(jié)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fā)兮，憚青兕”。正如孫作云先生所說，是“夸耀楚王田獵之事”。而不是記述“楚王射兕犯忌受驚”的傷心之事。 其次，此說或曰“屈原受懷王信用，隨懷王去云夢田獵”或曰“屈原被放漢北，懷王在漢北親自射兕，受了驚嚇，魂魄離散，故要為其招魂。”或曰“宋玉隨楚頃襄王田獵，襄王射兕受驚，魂魄離散，故要為其招魂”等等。這幾種情況的時間、地點，內(nèi)容，均與《招魂》詩文不符合。而且，“招受驚離散之魂”是實招。而《招魂》是假托的文學(xué)作品，并非實用的招魂之辭。 最后，“招楚王生魂”說，存在無法解脫的難點——“魂兮歸來，哀江南。” 若是楚王在“江南云夢”游獵受驚嚇而失魂，要歸的是江北郢都，巫陽在“招魂”中“入修門”，“反故居”可說得通。可是，亂辭中的“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就難以解釋了。巫陽“招魂”已經(jīng)結(jié)束。走失的魂魄應(yīng)該回到失魂者身上了。“汨吾南征”的人為什么還要呼喚——“魂兮歸來，哀江南”？他在招誰的魂？他要此魂歸那里去？ 把“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強(qiáng)解為“無非在招喚襄王失落之魂，快快歸來”[11. P40]，是沒有說服力的。 可見，把“憚青兕”解釋為“楚王射兕受了驚嚇而失魂”，并不妥帖。很多學(xué)者認(rèn)為：“憚”通“殫”，義為斃。“憚青兕”可譯為“青色的犀牛應(yīng)聲而亡”[8. P158]。用不著去“添字解經(jīng)”。 （二）、“射兕犯忌”說 難以成立。 趙逵夫先生和潘嘯龍先生都推崇“射兕犯忌”說。 趙逵夫先生《屈原和他的時代》[16]曰：“懷王田獵中因遇到青兕，親自發(fā)箭射之，犯了禁忌，也受了驚嚇。”[16.P330] 趙先生又曰：〖《呂氏春秋•至忠》云：“荊莊哀王獵于云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荊興師，戰(zhàn)于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jìn)請賞于吏曰：‘人之有功也于軍旅，臣兄之有功也于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于王之側(cè)，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這反映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楚國的一種禁忌。……詩人撰此文以招楚王之魂?！絒16.P331] 《呂氏春秋•至忠》記敘了兩樁怪異之事。前一個：莊哀王“射隨兕，中之”沒事，健在！后來，“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 子培之死，與“殺隨兕”有關(guān)嗎？假如真有一個主管此事的兇神惡煞，難道會不分真假，去懲罰冒認(rèn)者嗎？——鬼神也可以欺騙嗎？ 第二個：“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還能說話[17.P73]。更是“天方夜譚”。此類怪異之記，純屬無稽之談?？捎米髡撐牡囊罁?jù)嗎？ “荊有云夢，犀兕麋鹿盈之”(《戰(zhàn)國策•宋衛(wèi)》)。兕是楚王的獵獲對象，犀、兕之皮是楚國的戰(zhàn)略物資，用于制造盾、甲（“操吳戈兮披犀甲”《國殤》）。楚國每年要獵殺很多兕。怎么會有“射兕禁忌”呢? 請看《戰(zhàn)國策•楚一》15.10“江乙說于安陵君”： 〖楚王游于云夢，結(jié)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之嗥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fā)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后，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shù)行而進(jìn)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雇醮笳f，乃封壇為安陵君。〗[15.P594] 《戰(zhàn)國策》此章，言楚宣王（前369--340）“親射狂兕”，以為極樂之事。既沒有射兕不吉之說，更沒有因“殺隨兕，不出三月”而死。此記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可證明戰(zhàn)國時代的楚國，并無“射兕禁忌”之說。 趙逵夫先生和潘嘯龍先生，“楚王射青兕，犯禁忌”之論，難以成立。 八、幾個相關(guān)問題 （一）、《招魂》第二段的導(dǎo)語：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昶请x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謝，不能復(fù)用……”〗——這是屈原的遐想。 ◇“掌夢”的問題 朱熹《楚辭集注》[13]曰：“此一節(jié)巫陽對語，不可曉，恐有脫誤。”[13.P311]；王夫之《楚辭通釋》[18]曰：“掌夢、未詳。舊說掌招魂者。巫陽呼而告之。與上言對曰不相通。”[18.P141]。朱熹、王夫之 言之有理。觀各家強(qiáng)解“掌夢”者，均難以與上下文融會貫通，并且多是“添字解經(jīng)”。在發(fā)現(xiàn)新證據(jù)之前，“掌夢”問題難以定論。 ◇“若必筮予之，恐后之……”是上帝的命令嗎？ 認(rèn)為這句話是上帝之言者，首見宋.項安世《項氏家說•說事篇》。聞一多等多人從之。但是，此論有幾處不能融通。 《招魂》中，上有“帝告巫陽曰”，下有“巫陽對曰”，故“巫陽對曰”以下的話理當(dāng)是巫陽的話。說是上帝之言；或曰，“案若字上疑脫「帝曰」二字。”(《聞一多全集2》P452)。皆屬“添字解經(jīng)”。 若 “若必筮予之”是上帝的命令，詩文中為什么沒有“筮”的下文？巫陽為什么沒有按上帝的命令去“筮”?若 巫陽本不愿意干這件事，只是應(yīng)付上帝之命令。那么她在“招魂”過程中，為什么如此主動賣力? 不用“添字解經(jīng)”，反而比較融通。“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謝不能復(fù)用……”就是巫陽的話。——假若一定要先“筮”（占卦），恐怕耽誤時間軀體不保，把魂招來也沒用了……。 五臣云：“以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楚辭補(bǔ)注》[7.P198]；陳子展《楚辭直解》[19]：“您必須用筮占出來還給他，恐怕遲了他會謝世，不能再用。”[19.P322] 于是巫陽就“不筮而招”，直接去招魂了。而且在招魂中特別賣力。 （二）、《招魂》的寫作時間、地點。 根據(jù)引文：“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朕）長離殃而愁苦。”——屈原處在流放期間。 亂辭：“獻(xiàn)歲發(fā)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華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說明是早春，由大路乘車赴江南途中。 再根據(jù)《涉江》：“旦余濟(jì)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fēng)。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緒風(fēng)”，余風(fēng)。“秋冬之緒風(fēng)”，即早春的寒風(fēng)?！彩窃谠绱?，屈原乘車離鄂渚，南往溆浦，途中經(jīng)江南。 綜合考慮?？赡茉诔曄逋跏哪甏?，屈原離開鄂渚，乘車至湘江東岸的“方林（？）”，渡過湘江，到達(dá)“江南云夢”。觸景生情，回想當(dāng)年受楚懷王信用，隨懷王云夢游獵……，有感而作《招魂》。作品可能構(gòu)思于“江南云夢”，完成于溆浦。 （三）、楚國的“江南”、“云夢”考 《招魂》中有“與王趨夢兮，課後先”。“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那么，楚國的“江南”在那里? 楚王田獵的“云夢”在何處呢? 1、資料文獻(xiàn)中的楚國“江南”和楚王田獵的“云夢”。 ○《左傳?宣公十二年》[21]：（前597年）“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21. P196] ○《史記?鄭世家》：（前597年）八年“楚莊王入自皇門，鄭襄公內(nèi)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懷怒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20.P357] ○《左傳•昭公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chǎn)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chǎn)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21. P397] ○《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雎，濟(jì)江，入于云中。”[21.P521] ○《史記 楚世家》(前506年 楚昭王十年)：“昭王亡也至云夢。云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20.P335] ○《戰(zhàn)國策•秦一》3.5張儀說秦王：“秦與荊人戰(zhàn)，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奔走，東伏于陳。”[15.P498] ○《戰(zhàn)國策•齊一》8.10：“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quán)復(fù)于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怪^楚（宣）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quán)復(fù)于齊也。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鄒忌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fù)于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于江南。”[15.P549] ○《戰(zhàn)國策•楚一》14.10：“楚王游于云夢，結(jié)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之嗥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fā)而殪。”[15.P594] ○《戰(zhàn)國策•楚一》14.13：“‘……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 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于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15.P595] ○《戰(zhàn)國策•楚四》17.4：“與之馳騁乎云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15. P616] ○《呂氏春秋》（貴直論）：“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云夢，三月不反。”[17.P215] ○《張儀列傳》：“于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20.P546] ○《秦本紀(jì)》：昭王“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20.P50] ○《新序•義勇第八》[22]：“芊尹文者，荊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前479年）獵于云夢，載旗之長拽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軾而斷之，貳車抽弓于韔，援矢于筩，引而未發(fā)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于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今子荊國有名大夫而減三等，文之?dāng)嘁?，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棺悠谝晕闹愿?，王（楚昭王？）悅，使為江南令，而大治。”[22] ○《史記 貨殖列傳》：“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20 P936] ○《秦始皇本紀(jì)》：二十五年（前222），“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20. P55] 以上資料中的江南，均為荊楚地名。 2、楚國的“江南”在巫山到洞庭之間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戰(zhàn)國•楚越圖”[23.P45-46]所標(biāo)江南的位置，在巫山到洞庭之間。楚國可能一度成立過“江南縣？”或“江南郡？”。 3、楚王田獵的“云夢”在江南東部。 根據(jù)《左傳•昭公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 譚其驤先生《云夢與云夢澤》：〖郢都附近跨大江兩岸是一片平原；……南岸今公安縣和松滋縣的東半部是一片由江水、油洈水沖積成的平原,即“江南之夢”?！絒24] 楚王田獵的“云夢”，距郢都不遠(yuǎn)，在“江南”的東部。 （詳見拙文[25]《荊楚 云夢、云夢澤、江南、洞庭考》） 尾聲 在熊任望先生的《楚辭探綜》書中，還有很多“《招魂》為屈原自招”的精彩論述，不便多引，請讀者自行查閱。 學(xué)術(shù)界對《招魂》存有種種分歧，這是事實。不同的論說，大多有其局部的、相對合理的一面。這些分歧，有客觀上文史資料缺乏的原因，也有研究不夠深入問題等等。 潘嘯龍先生不顧學(xué)術(shù)界對《招魂》存有種種言之有理的論說這個事實，就發(fā)出“明清以來懷疑《招魂》非宋玉作的證據(jù)，并無一條是可靠的”[5.P38]斷言；“不顧《招魂》的實際內(nèi)容”和“上下相承，首尾相應(yīng)”的整體精神。就把只有高級神職人員才有資格做的事——為楚王招魂?！拥揭粋€只作過楚襄王小臣、并非巫者的宋玉頭上。…… 吳廣平先生還宣稱：“經(jīng)過胡念貽、潘嘯龍、羅義群的精心論證，恢復(fù)了宋玉對《招魂》的著作權(quán)，弄清了《招魂》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思想內(nèi)容，籠罩在《招魂》上的迷霧可望廓清了！”(《20世紀(jì)宋玉研究述評》《中州學(xué)刊》2002 01 P54～59)。 兩位先生，是不是太自信、太樂觀了? 本文論證的內(nèi)容，大多數(shù)散見于“時賢”之文，筆者作了匯集、梳理。但因水平所限，定有謬誤不當(dāng)，敬請指正。 主要參考資料： [1]方銘《〈九辯〉〈招魂〉〈大招〉的作者與主題考論》《中國文學(xué)研究》199804 P25～29 [2]王峰《亦屈亦宋論〈招魂〉》《江漢論壇》1998 11 P74～78 [3] 熊任望《楚辭探綜》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 2000年7月 [4] 羅義群《〈招魂〉研究觀點辨析》《中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哲社版1998 02 P54～58 [5] 孫作云《“大招”的作者及其寫作年代》《文史哲》195709 [6] 潘嘯龍《關(guān)于〈招魂〉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xué)遺產(chǎn)》2003第三期 P7～16 [7] 洪興祖《楚辭補(bǔ)注》中華書局出版1983年3月第1版 [8] 熊任望《屈原辭譯注》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 2004年5月。（按：這里的引文，與原書更改了幾個字。并事先征得作者同意。） [9] 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第九章第二節(jié)） http://wangxiao.:801/RESOURCE/GZ/GZDL/DLBL/DLTS0083/12603_SR.HTM [10]莫道才《〈大招〉為戰(zhàn)國時期楚地民間招魂詞之原始記錄》《云夢學(xué)刊》200105 P5～8 [11] 潘嘯龍《〈招魂〉研究商榷》《文學(xué)評論》1994年04期 P35-43 http://www./Article.asp?ID=2885 [12] 郭沫若《屈原賦今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3年6月 [13] 朱熹《楚辭集注》中國人事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14] 梁啟超《屈原研究》《梁啟超文集•講演》（1922年11月3日） http://www./cnread1/mjfc/l/liangqichao/000/092.htm [15] 何建章《白話戰(zhàn)國策》岳麓書社1992年3月 [16] 趙逵夫《屈原和他的時代》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17]《呂氏春秋 淮南子》岳麓書社1989年3月第1版 [18] 王夫之《楚辭通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6月新1版 [19] 陳子展《楚辭直解》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 1996年11月 [20]《史記》岳麓書社 1988年10月 [21]《春秋左傳》華齡出版社 2002年9月 [22]《新序•義勇第八》http://www./book/gu/yu/liuxiang/008.htm [23]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P45-46(戰(zhàn)國•楚越) [24] 譚其驤《云夢與云夢澤》復(fù)旦學(xué)報1980年《歷史地理專輯》 [25] 熊人寬《荊楚 云夢、云夢澤、江南、洞庭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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