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在淪陷區(qū)也開辟了敵后戰(zhàn)場，尤其在一些日偽嚴密控制的大城市，淪陷前夕，國民黨做了較為充分的潛伏布置。
　　

抗戰(zhàn)時期，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的4年多時間里，除了初期蘇聯(lián)有限的支援之外，中國幾乎是在獨自奮戰(zhàn)。為了鼓舞士氣，國民黨經(jīng)常在城市采用擾亂、暗殺、爆炸、恫嚇、策反、反間等方式打擊日偽，在城市和交通沿線，破壞日軍機場、兵營、倉庫、糧庫、彈藥庫等軍事設施，鐵路、公路、水路等各種交通設施，不計其數(shù)，似可稱之為“城市游擊戰(zhàn)”。
　　

關于暗殺活動，亦有很多“大案要案”。例如，1939年3月20日，軍統(tǒng)追殺中國現(xiàn)代史上“天字第一號”大漢奸汪精衛(wèi)，從國內(nèi)殺到國外，又從國外追到國內(nèi)，屢次失手，仍堅持不止，犧牲了多位勇士。雖未成功，但嚇得汪精衛(wèi)及大小漢奸頭目寢食不安。
　　

華北的軍統(tǒng)北平站、天津站，在“九一八”事變之后至抗戰(zhàn)初期，先后組織了刺殺漢奸張敬堯、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重大行動，其中有成功（如成功刺殺了張敬堯），有失?。ㄈ绱虤⑹讶⒁笕旮?，有誤殺（如1938年3月29日下午2時，行動小組于北平煤渣胡同20號原平漢鐵路俱樂部外行動，擊斃與王克敏同行的日本顧問山本榮治，王受傷。而刺殺汪精衛(wèi)時錯殺了其副手曾仲鳴）。
　　

在“遠東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憑借外國租界的掩護，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從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4年里，軍統(tǒng)在上海的暗殺行動就有150余次。刺殺對象，開始主要是各類漢奸，少數(shù)是租界里與日偽勾結(jié)的高級警探。
　　

例如，1937年12月30日，在呂班路，刺殺了參加上海地區(qū)改組委員會的華商領袖陸伯鴻。
　　

1940年1月15日晚上8點，在公共租界牛莊路，更新舞臺花樓，刺殺了為日軍搜購軍需物資的俞葉封。
　　

在1939年大年初一的夜晚，潛入戒備森嚴的私宅，成功刺殺了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箓。
　　

1940年8月14日，數(shù)次逃脫軍統(tǒng)特工暗殺的上海灘三大亨之一、漢奸張嘯林，被上海區(qū)第2行動大隊安插的內(nèi)線，張的貼身保鏢林懷部擊斃于法租界張宅。
　　

同年10月11日，上海區(qū)第2行動大隊軍統(tǒng)特工成功策反偽上海市長、漢奸傅筱庵的廚師朱升源，將傅刀斃于上海市虹口日租界的祥德路26弄2號傅宅臥室中。次日，重慶《大公報》的報道，傅被砍三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頦，一在頸部，尤以頸部傷勢最重，頭顱幾將割斷”。
　　

后來淪陷區(qū)軍統(tǒng)特工人員紛紛要求在制裁漢奸的同時，誅殺日本人。首先軍統(tǒng)上海區(qū)制定了一個方案：以身著軍服的日本人為格殺對象，無論軍階高低，職務大小，無須申報，得手就當場干掉，執(zhí)行地點以日占區(qū)及其勢力范圍之內(nèi)為限。
　　

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前，軍統(tǒng)上海區(qū)第3行動大隊第4組組長李亮經(jīng)過縝密跟蹤偵查，于1941年6月17日由副組長葉東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楊景文將公共租界警務處副總監(jiān)赤木親之擊斃于愚園路。
　　

在日本軍人經(jīng)常出入的場所，軍統(tǒng)在上海的特工又進行了多次爆炸活動，殺得駐滬日軍單槍匹馬不敢上街。除北平、天津和上海之外，南京、武漢、廣州、開封等淪陷的大城市，也時有類似事件發(fā)生。
　　

1939年8月11日，軍統(tǒng)廣州站發(fā)展了在駐廣州白云山日軍海軍陸戰(zhàn)隊第一一五聯(lián)隊近田部隊作廚役的李昌德，將準備好的毒藥摻入飯菜，使日軍官兵數(shù)十人中毒，19人斃命，李昌德還趁亂將硝酸倒入機槍槍管，隨后逃出敵營。
　　

1941年9月17日，軍統(tǒng)廣州站為紀念“九一八”事變10周年，在多個地點，對日軍軍事機關和偽組織機關進行爆破，撤離至海珠中路時，第3組組長江志強路遇日本憲兵隊，江志強將剩余炸彈引爆，與5名日本憲兵同歸于盡。
　　

開封淪陷后，潛伏的軍統(tǒng)特工根據(jù)戴笠的指示，于1940年5月7日，河南站行動1組與打入日軍內(nèi)部的特工李憲斌里應外合，襲擊位于開封山貨店街的日本特務機關，擊斃日特機關長及川貞作、山本午、開封日本憲兵隊分隊長上村四郎，擊傷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萬田。
　　

12月19日，行動組在開封社下基79號，擊斃主持日本特務機關的日軍多田部隊參謀長兼?zhèn)魏幽辖検鹂傤檰?、陸軍大佐皆川雅?#8230;…
　　

淪陷區(qū)內(nèi)軍統(tǒng)特工在嚴酷的斗爭環(huán)境里，滿懷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與無畏的鮮血，書寫了中華民族抗戰(zhàn)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
　　
國民黨軍統(tǒng)、中統(tǒng)是神秘陰森、疊床架屋的特務組織，主要用來對付反對力量。但是，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八年抗戰(zhàn)時期，他們出于民族大義，也開展過抗日的特別工作，自身付出很大代價，對敵后抗戰(zhàn)做出了貢獻。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4年里，國民黨復興社（軍統(tǒng)局的前身，1938年7月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diào)查統(tǒng)計局）在上海的暗殺行動就有150余次。1939年2月19日，軍統(tǒng)上海區(qū)行動組長劉戈青奉命刺殺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箓，是其中最為轟動的事件。
　　
一
　　
1939年2月中旬，淪為“孤島”的大上海，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顯得愈發(fā)陰冷、蕭瑟。
　　

在日寇統(tǒng)治的鐵蹄下，人人心頭都籠罩著烏云，誰還有心思過年？行人極少的大街小巷里，全然沒有往年那種濃烈的節(jié)日氣氛，只有刺骨的寒風挾持著紛紛揚揚的雨雪，肆無忌憚地橫沖直撞。
　　

軍統(tǒng)上海區(qū)區(qū)長王天木的得力干將、被稱為超級殺手的行動組長劉戈青，從南京的日偽內(nèi)線處得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長陳箓，即將回上海過年。
　　

劉戈青是一名福建華僑的兒子，家道殷實，畢業(yè)于上海國立暨南大學。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歲那年加入了軍統(tǒng)。
　　

劉的背景比較特殊，因為在抗日戰(zhàn)爭開始之前，軍統(tǒng)局內(nèi)幾乎沒有大學畢業(yè)生。
　　

戴笠曾就讀于浙江第一師范，1919年前，一師的課程還是傳統(tǒng)的文史科目。從上層到中層，軍統(tǒng)的官員從小讀的都是經(jīng)史之學。
　　

傳統(tǒng)的通俗文化贊美戰(zhàn)國時的刺客，歌頌三國時的英雄，他們便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
　　

古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戴笠曾經(jīng)對部下說：“千百萬無名英雄的犧牲才換來歷史短暫的輝煌……歷史記載豐功偉績，白紙黑字一目了然……你我的歷史地位在于為這些豐功偉績做出無聲的貢獻。我們?yōu)槠渌说某删妥麂亯|，我們是無名英雄。無名英雄就要隨時準備作出犧牲。我們是堅韌不拔忍辱負重的典范。我們是領袖的工具，而只有領袖才能創(chuàng)造偉業(yè)名留青史。”
　　

后來，戴笠在“陪都”重慶市中二路羅家灣29號——軍統(tǒng)局本部后面山坡上樹的石碑就是獻給這些無名英雄的，而碑的兩面則一字不刻。
　　

早已奉命制裁漢奸陳箓的劉戈青，冒著風雨，叫了輛人力車，直奔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上的東昌旅館，會合住在該處的軍統(tǒng)人員徐國琦、朱山猿等人，商議刺殺行動具體方案。
　　

與劉算是老鄉(xiāng)的陳箓，1877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今屬福州市），字任先，號止室。早年肄業(yè)于福州馬江船政學堂。1901年，武昌自強學堂畢業(yè)后，留校教授法文。
　　

那時的陳箓，受甲午戰(zhàn)敗刺激，抱著“富國強兵”的目的，于1903年爭取到了“留學生領班”的職位，護送8名被清政府選派的學生赴德。后轉(zhuǎn)赴法國，進入巴黎大學學習法律，1907年畢業(yè)，是中國第一位在法國獲得法律學士學位的留學生。
　　

回國后，陳箓參加清政府廷試，被授予法科進士，隨后歷任法部制勘司主事、翰林院法律館編修、外務部考工司郎等職。

　

中華民國成立后，北京政府第一任外交總長陸征祥大力起用留學生，對學法語出身、熟悉國際法的陳箓尤為看重，委任他為外交部政務司司長。
　　

1913年12月，陳箓出任中國駐墨西哥全權(quán)公使，開始成為獨當一面的外交官。
　　

1917年底，陳箓出任外交部次長。1920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陳箓為駐法國全權(quán)公使。他在這個位置上做了近8年，是晚清和民國期間任職時間最長、并享有“法國通”美譽的駐法使節(jié)。但是，由于秉承北京政府意旨辦事，陳箓成為中國留法學生和團體攻擊的對象。
　　

1928年7月后，陳箓在上海賦閑，改任律師，1934年曾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和外交部談判委員會副主席等虛職。
　　

1937年上海、南京相繼淪陷。1938年3月28日，年已六旬、靜極思動的陳箓，與梁鴻志、溫宗堯等人籌組偽維新政府，陳出任“外交部長”，甘當日本人“以華制華”的漢奸傀儡。他還憑借以前在北方任職時的關系，斡旋于南京偽維新政府和北京的傀儡政權(quán)“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間，極力說服梁鴻志和王克敏南、北兩個漢奸政權(quán)合流，以擴大偽政權(quán)的力量。
　　

由于陳箓以前的顯赫經(jīng)歷，他的投敵被認為是日偽方面的重大勝利，因此成為重慶方面的心腹大患，下決心要除掉他。
　　
二
　　
陳箓上海的家在靜安寺附近的愚園路668弄25號（緊靠鎮(zhèn)寧路口、現(xiàn)已拆毀），處于華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處，是一棟三層的小洋樓。
　　

最大的好處是安全，小樓東北緊靠公共租界意大利警備地區(qū)，南邊是公共租界英軍警備區(qū)，靠近滬西警察署，西距憶定盤路（今江蘇路）、南距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丁默邨、李士群活動的地點很近。陳箓還在家門口設置警衛(wèi)崗亭，常年派兩名保鏢值守。
　　

1939年2月18日，農(nóng)歷大年三十上午，陳箓從南京打電話給上海家中，告訴提前回滬為其打前站的兒子、擔任偽維新政府“外交部”總務司司長的陳友濤（張學良妹妹張懷英的丈夫），說自己將于下午3點抵達上海北站（1950年8月，經(jīng)鐵道部批準，上海北站正式更名為上海站，隨后核定為特等站，辦理客運和零擔貨運。1987年，被新建的上海鐵路新客運總站取代），要兒子安排接站。
　　

當日下午3時，陳箓乘坐的火車準時到達上海北站。陳友濤帶著一群保鏢在月臺上接到父親，簇擁著鉆進小轎車，快速駛向1934年春季竣工、設在上海外白渡橋北側(cè)的百老匯大廈（現(xiàn)為北蘇州路20號、1951年改名上海大廈）的維新政府外交部大樓，僅停留10分鐘即離開，開回愚園路陳公館。
　　

為提防刺客，這一行人都穿戴同樣的駝毛大衣和氈帽，從外表上很難分辨。陳箓安全到家后，松了一口氣。此時，花園里鞭炮炸響、銀花飛濺，一片歡聲笑語；廚房內(nèi)，熱氣騰騰，熘炒烹炸忙得不亦樂乎；客廳內(nèi)，更是張燈結(jié)彩，賓朋滿座，談笑風生。陳箓身著一襲玄色暗團花長袍，得意地捋著下巴的胡須，與幾個前來探望的朋友及家眷閑談……
　　

下午4點，劉戈青就得到陳箓已經(jīng)回家的確切消息，立刻通知徐國琦等人，次日（大年初一）下午4點在愚園路口的滄州飯店會合。
　　

劉戈青最后通知隱居在法租界一家旅館的刺殺小組成員平福昌，次日早晨9點到滄州飯店一樓大堂見面。
　　

2月19日，大年初一上午，平福昌準時到達滄州飯店，劉戈青已坐在大堂的沙發(fā)上。
　　

劉遞給平一張字條，安排后者去喇格納路（今崇德路）一個姓劉（實際是軍統(tǒng)上海區(qū)行動二組組長林之江。后任汪偽特工“76號”第一行動大隊長。1940年2月，執(zhí)行殺害參加中統(tǒng)局工作的鄭萍如。上海解放后，攜帶多年搜刮的不義之財逃到香港。1950年患精神分裂癥，舉止怪誕，每每在夢中大呼惡鬼纏身，從此精神一落千丈，次年吐血而亡）的家里去取武器。劉囑咐平福昌：“拿到武器，趕快回這里！”
　　

平福昌剛走，劉海山如約走進滄州飯店。劉海山并非軍統(tǒng)成員，而是劉戈青的朋友，劉戈青對其以大哥相稱。
　　

劉海山是東北人，曾擔任過張學良的衛(wèi)隊長，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軍，支持軍統(tǒng)刺殺漢奸的行動。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干過，巡捕房里有朋友，租界里消息靈通，與陳箓家的東北籍保鏢也很熟。開始，劉戈青只是向他了解一些情況，通過他搞到了陳箓家的房屋布置圖。
　　

一見面，劉海山道：“戈青，我有個請求。刺陳時，能不能讓我也參加？”
　　

劉戈青看了看他，沉吟不語。劉海山急道：“怎么，你還信不過我嗎？”劉戈青搖搖頭：“不是。我是怕連累你。事發(fā)之后，租界肯定會下通緝令。那你的前途豈不是都毀掉了嗎？”劉海山道：“為國除奸是我的夙愿。我才不在乎地位、事業(yè)什么的。”劉戈青只好同意。
　　

他又聯(lián)絡了特訓班的同學朱山猿、徐國琦、譚寶義3人，準備屆時一齊動手。
　　

劉戈青約他早點來飯店 ，是想再次核對一些情況。
　　

劉戈青問：“海山大哥，陳箓家里的情況，不會有變吧？”劉海山說：“昨天，陳箓下午回家，過年祭祖，晚7點吃年夜飯，忙得很。”兩人小聲交談，劉戈青再次仔細詢問陳箓家的地形、房間等情形，計劃先解決門衛(wèi)，進大門；然后進廚房；從廚房通客廳的門進客廳。
　　

時間以傍晚6、7點鐘為宜，此時為晚飯之前，仆役們準備晚餐，進進出出，便于活動。
　　

再說下午4時，徐國琦、譚寶義兩人如約來到滄州飯店?？吹絼⒏昵嗟?人已經(jīng)到達，8人圍在一個小桌子旁邊坐定后，劉戈青把4把勃朗寧手槍和附帶的16發(fā)子彈，還有一把日本產(chǎn)的手槍及15發(fā)子彈，分發(fā)給眾人，交代此次行動的任務：去殺一個姓陳的偽維新政府高官。行動時，劉海山、徐志浩兩人在院外放風、觀察；平福昌、朱山猿兩人在院內(nèi)房外接應、掩護；徐國琦、尤品山、譚寶義跟劉戈青共4人進客廳行動。然后，8人分作幾批，三三兩兩離開滄州飯店，約定在愚園路上的漁光村集合。
　　
三
　　
傍晚6時，8個人如約會合了。分開來在愚園路上走一趟，發(fā)現(xiàn)盡管天色已暗，凄風冷雨，路燈下行人倒還不少。不遠處，陳箓家大門口更是熱鬧，人們進進出出，看起來是些拜年的人。劉戈青招呼大家進一家酒吧坐坐。
　　

晚7點，雨下得更大了。劉戈青站起來，穿上雨衣。7個人跟在身后，魚貫走進愚園路668弄，分兩邊向25號大門撲過去。
　　

此時陳公館的大門口，只有一個名叫宋海林的保鏢帶槍值班。他見兩邊來人來勢不善，不由心慌意亂。
　　

劉海山一把奪過警衛(wèi)的槍，和徐志浩一起站在門口，扮成警衛(wèi)。
　　

平福昌、朱山猿用布將警衛(wèi)的口堵上，拖進庭院，一邊觀察，一邊監(jiān)視。劉戈青帶領徐國琦、譚寶義、尤品山進入廚房。
　　

廚房里幾個男女正在忙活，突然看見幾個身穿雨衣、手握短槍的人闖進來，目瞪口呆。
　　

劉戈青示意譚寶義、尤品山留下，兩人一個揮槍示意眾男女靠邊讓路，不準出聲，一個舉槍對準監(jiān)視。劉戈青帶領徐國琦從廚房沖進客廳。
　　

7點15分左右，客廳里燈光明亮，豐盛的晚餐擺放在大桌上。陳箓夫婦正和來訪的前駐丹麥公使羅文干夫婦聊天。突然看到兩個穿門衛(wèi)制服的人闖了進來，心想手下人怎么這么沒規(guī)矩，在眾人面前丟了自己的面子，他怒聲喝道：“你們……”話音未落，參加行動的徐國琦甩手沖他一槍。子彈順著陳箓的耳朵飛了過去。他一把抓起沙發(fā)上的繡花靠墊，護住腦袋，順勢滾到一旁。
　　

客廳頓時大亂。劉戈青原計劃是用繩子或刀將陳箓殺死，免得槍聲驚動左鄰右舍，不好脫身?？墒?，當此之際，已經(jīng)顧不了那么許多，他大踏步?jīng)_上前去，照準其頭部連開兩槍。
　　

陳箓大叫一聲，頓時倒在血泊之中。陳的胸部、頭部、頸部、腿部多處中彈（事后陳箓被送往醫(yī)院，未上手術臺就氣絕斃命）。劉戈青對伏在地上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人說：“沒有你們的事，我們只殺漢奸！”隨即掏出一張事先寫好的紙條，扔在陳箓的尸體上。上書：“抗日必勝、建國必成、除滅奸賊、永保華夏、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落款為“中國青年鐵血軍”。
　　

陳友濤在樓上，聞訊出來，和保鏢一起向樓下射擊。劉戈青一邊還擊，一邊和徐國琦，連同陳家兩個做“臥底”的保鏢何鵬、趙玉定一起火速撤退（事后被報紙報導為刺客裹脅保鏢一起逃跑）。
　　

陳友濤等不知刺客有多少人，沒敢追出。他指揮著兩個保鏢向弄堂口射擊。
　　

他的用意是好的，想封鎖住出口，并讓槍聲喚出左鄰右舍及院內(nèi)的保鏢趕來營救。
　　

可是，意大利兵營的那些憲兵聽到槍聲，還以為是陳家在放鞭炮，辭舊迎新，誰也懶得伸頭看一眼。
　　

而院內(nèi)的保鏢們也已經(jīng)喝得頭昏腦脹，一聽到槍聲，個個就象沒頭的蒼蠅一樣到處亂撞。
　　

平福昌等釋放了門衛(wèi)，大家分頭離開，一會兒就跑得無影無蹤了。等工部局警務處接到陳家報案電話趕到時，連刺客的人影都沒有見到一個。
　　
四
　　
陳箓的死無疑是給日本侵略者和敵偽漢奸政府沉重的一擊，同時又是奉獻給上海市民最好的節(jié)日禮物。
　　

2月20日，上海各報競相刊載特大新聞：“滬上斃一大漢奸、陳逆箓被刺身死”?！吨醒肴請蟆愤€在第3版配發(fā)了題為《精神動員》的短評。南京偽維新政府則為陳箓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滬、寧兩地均下半旗，并對其家屬發(fā)放了10萬元撫恤金。
　　

這次刺殺行動非常成功，堪稱八年抗戰(zhàn)中最為重要、也是最為經(jīng)典的暗殺之一。當時沒有給警方留下任何破案線索。刺客們迅速離開上海，后劉戈青等5人奉命前往香港領賞。
　　

這一事件在當時的不同陣營內(nèi)部產(chǎn)生了很大反響，美國著名學者魏斐德在其力作《上海歹土——戰(zhàn)時恐怖活動與城市犯罪》一書中，專門辟有一章，詳細敘述了陳箓暗殺案的經(jīng)過，并對其產(chǎn)生的影響有這樣的論述：“陳箓暗殺事件的成功是戴笠的軍統(tǒng)局的一個勝利。在此期間，恐怕沒有其他行刺能使通敵分子更加牙齒打顫了。”
　　

5個月后，當刺殺小組的平福昌、譚寶義兩人再次潛入上海，準備謀刺汪精衛(wèi)時，因事泄于6月29日，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逮捕。經(jīng)過5個月的審訊，由于日本憲兵的加盟，平、譚兩人于11月8日終于供出刺殺陳箓的情形，當天即被引渡給日本憲兵隊。于是各報9日再次競相刊登新聞，陳箓被刺案的詳情方才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