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們有機會走了一趟茶馬古道，短短的半個多月的日子，對于我們來說卻是終生難忘。這是一次由西藏昌都地委、行署、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政府、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州委、政府，聯(lián)合舉辦的藏、川、滇茶馬古道考察研究開發(fā)活動，我們與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大批專家學者、作家，多家電視臺、報紙雜志、出版社的記者編輯一道，分別從成都、中甸出發(fā)，沿川藏線的名山、瀘定、康定、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滇藏線的德欽、鹽井、芒康、左貢來到藏東重鎮(zhèn)昌都。在昌都進行了三天的考察研討活動之后，再分南北兩路，或從八宿、波密、林芝到拉薩；或經(jīng)類烏齊、丁青、那曲進拉薩。盡管其中不乏我們較為熟悉的線路和地方，但一路上耳聞目睹的一切──雨霧繚繞的茶園、熱氣氤氳的溫泉、雪山之巔的瑪尼堆、身負行囊的朝圣者、磧石灘上的紅杜鵑、傾城而出的迎賓禮……仍然在我們心中掀起陣陣波瀾。

　　這是一次激動人心之旅。早在從成都出發(fā)前夕，不管是多次進藏進行研究的川大、中大、西南民院的教授學者，還是第一次前去采訪的鳳凰衛(wèi)視、《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的年輕記者，看到整個行程安排表都不禁喜上眉梢。是啊，沿著過去的茶馬古道從成都走到拉薩，總共兩千多公里的路程，將跨越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穿行二郎山隧道，翻過海拔高達四五千米的雀兒山、達瑪拉山、東達山，領(lǐng)略海螺溝、跑馬山、康定情歌、熱巴舞的風采，踏足原始森林、高原草甸，追尋舊時馬幫生活的痕跡，了解當今茶馬商販的命運，接觸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寺廟、教堂、僧侶，觀看風格各異的建筑、民居，等等，等等。隨意將注視的眼光投向某個點，無論是自然風光，還是人文景觀；無論是做深入的調(diào)查研究，還是為經(jīng)歷一次簡單的精神洗禮，都會讓人夢繞魂牽。
　　
　　 一路上，我們受到了沿途干部群眾的熱情歡迎，那不絕于耳的歡迎聲與潔白的哈達和漫天飛舞的白楊花一起散落在我們的身上，鉆進了我們的心里。我們從中感受到的遠遠不止是一路上當?shù)厝嗣駪T有的善良熱情好客，更多的是他們那種重振茶馬古道的繁榮、尋求經(jīng)濟發(fā)展的強烈愿望和迫切心情。當年的茶馬古道不僅是一條商貿(mào)之道，更是一條文化交流之道，是民族風情的窗口、絕妙的自然、生態(tài)、動植物的走廊。有國外學者說：“在這樣一個地方，人生來即為圣賢者，風俗尤淳，馬匹也會奔馳如飛。”作為在茶馬古道上出生長大的甘孜州人，我們既為家鄉(xiāng)有那么多讓人驚喜萬分的景致而驕傲自豪，又因人們的疑問而對我們早已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進行重新審視和深思。今天接踵而至的人和事不斷與往昔已滲入血液的記憶交織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也許這片生養(yǎng)我們的土地實在隱藏著太多太多的奧秘，我們畢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清她、讀懂她，在這里唯有說些印象深刻的片斷。

名山宋代茶馬司舊址

　　斜風細雨中的茶園
　　
　　 從成都出發(fā)不久，就來到了茶馬古道的起點——名山。名山縣的蒙山茶起源很早，是我國有文字記載最早的茶樹栽培地之一，這里不但出產(chǎn)專供皇室的貢茶，而且是過去茶馬互市中邊茶的主要生產(chǎn)基地。所謂邊茶就是專門用來跟藏族人民交換馬匹等物質(zhì)的茶葉，其品質(zhì)較為粗劣，遠遠不像專取嫩芽的蒙頂石花、黃芽、甘露、萬春銀葉之類那么講究、細致，大都是選用比較老的葉子烘焙而成。過去連發(fā)酵的工序也省略了。因為在背夫背著茶葉穿山越嶺的過程中，經(jīng)過不斷的日曬雨淋，茶葉濕了又干，干了又濕，就等于發(fā)酵了。名山所屬的雅安地區(qū)過去與藏族有著很深的淵源。據(jù)史書記載，早在唐宋時期，藏漢民族就在此地相互交換茶葉和馬匹，逐漸形成歷史上重要的茶馬互市大市場。西藏不產(chǎn)茶葉，但正如南宋人閻蒼舒所說：“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續(xù)文獻通考》卷二二）藏族人民所需的茶葉大部分來自雅安、名山、滎經(jīng)等地，雅安的茶號如滬裕昌、余孕和、夏永昌、義興等，在西藏非常有名。
　　
　　 藏族稱茶為“甲”，這個詞從何而來呢？略加探尋可知古代漢藏文化結(jié)下的不解之緣。陸羽的《茶經(jīng)》說：“一曰茶，二曰。”可見藏族稱茶為“甲”，實際上是漢語的音譯。因為古時西藏并不產(chǎn)茶。茶葉傳入西藏，正值藏文創(chuàng)始之時，對于漢地輸入的各種物產(chǎn)本無現(xiàn)存的詞匯，對茶的稱呼完全有可能借用漢語名稱。正如很早以來，藏族地區(qū)對漢地傳來的蔬菜沒有自己的命名，就一直借用漢語，將蘿卜直接稱為蘿卜，白菜就稱為白菜。直到今天，對電視、錄音機、臺球等現(xiàn)代化事物的稱呼也和漢語一樣。
　　
　　 藏民族自唐朝以來，尤其以宋代為盛，源源不斷地將畜產(chǎn)品、藥材運來雅安地區(qū)，交換茶葉、絲綢、布匹等，至今這一帶還流傳著許多有關(guān)藏漢民族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故事，其中最有趣的可稱之為“牦牛尾巴的故事”：
　　
　　 相傳在唐宋時期，內(nèi)陸演戲最寶貴的道具就是用牦牛尾巴做的假發(fā)，價格昂貴。于是藏族人民翻越千山萬水，來到雅安，用牦牛尾巴換他們所需的茶葉、布匹等，因而雅安形成了一個牦牛尾巴市場。牦牛尾巴藏語叫做“央阿”（yak—ang），所以雅安這一地名很可能就是藏語的音譯。
　　
　　 雅安、名山一帶的氣候如諺語所說：天天下雨天天涼。我們在蒙山頂上也恰逢下雨，正是這種多雨、溫暖的氣候適合茶葉生長，所以名山至今仍有1萬多個茶園，是重要的茶葉生產(chǎn)基地。
　　
　　 過去沒有藏族開茶廠，有所謂“做茶的人喝邊茶，喝邊茶的人不做茶”。這次我們看到有位藏族在名山開了一家專門生產(chǎn)銷往藏地的茶葉的茶廠，除窩堆翻晾以外，都實現(xiàn)了機械化。當?shù)亟o了這個茶廠一些優(yōu)惠政策，茶廠也為當?shù)亟鉀Q了部分下崗工人的生計問題?？梢哉f是茶馬古道上的現(xiàn)代新詩篇。
名山宋代茶馬司舊址。

瀘定茶馬古道古鎮(zhèn)——摩西鎮(zhèn)

　　漫漫馱茶路
　　
　　 過去從雅安到瀘定要翻越高過萬丈的二郎山，路途十分艱險。那些身背一兩百斤茶包的人們，要徒步走到瀘定、康定，其艱苦程度可想而知。民國時期入藏考察的劉曼卿這樣描述過：“自雅至爐則萬山叢脞，行旅甚難，沿途負茶包者絡(luò)繹不絕，茶一包重約二十斤，壯者可負十三四包，老弱則僅四五包已足。肩荷者甚吃苦，行數(shù)武必一歇，盡日僅得二三十里。”
　　
　　 瀘定境內(nèi)的茶馬古道歷來有大路、小路之分。大路主要是騾馬馱運大宗貨物的通道，最早開辟于漢代的大路為興隆飛越嶺——沈村——德威——摩崗嶺——磨西——雅加埂。飛越嶺海拔2830米，雅家埂海拔3948米，還算是大雪山脈和邛崍山脈較低部位，相對較易翻越。當時沈村為貿(mào)易中心，派兵打仗也走這條路。清康熙四十五年建成瀘定鐵索橋，打箭爐（康定）形成貿(mào)易中心之后，增添了一條分路，即興隆——冷磧——瀘定橋——烹壩——回馬坪——冷竹關(guān)——黃草坪——大崗——頭道水——柳楊——打箭爐。大路運輸?shù)奈镔Y除油米布糖酒外，主要是產(chǎn)自雅安、滎經(jīng)一帶的茶葉，稱大路茶。即使號稱大路，從冷竹關(guān)翻大崗山的路也十分狹窄、艱險。俗語說：“跳蚤也可以把人蹬下崖子去。”至今這條道路的殘跡看來仍不免觸目驚心。
　　
　　 小路完全是用人力背運貨物所走的險而近的道路?？偟木€路是從天全經(jīng)嵐安、馬鞍山到大渡河和打箭爐。清廷在瀘定橋設(shè)巡檢司，“設(shè)兵于橋東西兩岸，盤查過往行宄。朝夕啟開封鎖，稽查更甚嚴密”。規(guī)定凡進打箭爐茶包，一律需通過橋關(guān)驗引，無引或引茶不符都是違法，要受到處罰。小路路面窄，不通行騾馬，最初茶包只能豎著背，經(jīng)整修后才能橫著背。背之前將茶包一層一層重疊，用竹簽貫穿，再用細篾編成背帶，套在兩肩上。這條路上運送的茶葉大都產(chǎn)于天全，稱小路茶。其實直到解放前，不管大路小路都有人背茶，人稱背子或背二哥。大路上騾馬歇的店叫腳店，背子們住的店叫客店。
　　
　　 我們在瀘定采訪到一位當過背子的李光榮。他今年82歲，從13歲至24歲都以背茶為生。一開始只能背3條茶包，到后來可背12條茶包，每條茶包大概有16斤。每個背子手里握一根丁字形背架子或稱拐架子，墩拐子，拐尖鑲著鐵杵。腳上穿著偏耳子草鞋。茶包上用竹片卡著一塊玉米餅，小布袋里放著一塊二三兩重的塊鹽，是途中進餐拌豆花的調(diào)料，胸前系著一個橢圓形小篾圈，專門用來刮汗水。最初，背子的兩肩和背心常會磨爛，只有到了客店后，用鹽水噴噴，直到雙肩和后背磨得起繭，磨成厚皮，才能稍緩痛苦。有時背子在路上哼哼自己順口編成的歌謠，訴說自己的苦悶和辛酸：
　　
　　 一出泥頭桅桿壩，老君關(guān)坡坡是難爬?！　?br>　　 三天三個坪，九天到爐城?！　?br>　　 隆巴堡去把醬油打，木瓜溝去拌豆花?！　?br>　　 冷磧大橋頭把工耍，橙子坡坡實難爬。　　
　　 破碉房的花生抓幾把，腰堂子的燒酒斟滿花?！　?br>　　 甘露寺和尚沒答答，瓦角十里到大壩，皂角頂過去金釵花。　　
　　 摩子溝有個曾幺大，大小兩路都要去拜望他?！　?br>　　 攏了皇橋杵一下，過橋就是幾響刷?！　?br>　　 打到大路人不談話，打到小路人卷他媽。　　
　　 過河就歇白日壩，去就碰到沙皮娃?！　?br>　　 沙皮娃的拐子勒得嚇，托得老子頭眼花。　　
　　 渾水溝的蘿卜漲了價，弟兄們商量不吃它?！　?br>　　 溜馬槽的坡坡難得爬，咱里才去把工耍?！　?br>　　 象鼻子崗崗風吹沙，傘崗坪的涼水漲了價，小烹壩的豆花燉空花?！　?br>　　 水打沙灣是河壩，大烹壩的臭蟲滿街爬?！　?br>　　 黃金坪的坡坡軟塌塌，迥馬坪的房子矮爬爬。　　
　　 打兒窩的石頭懶得耍，冷竹關(guān)盡歇女娃娃。　　
　　 石門坎的梯梯實在多，大嘴上的涼水不好喝?！　?br>　　 瓦斯溝去把青菜買幾把，涼水井的水還吃得下，　　
　　 攏了大升航，算來銀子統(tǒng)身上，　　
　　 攏了海盤石，算來將就吃，　　
　　 攏了椒子崗，算來要貸帳。　　
　　 一進東關(guān)口，大家邀約綁回手，　　
　　 背大背，是勉強掙，對對羅羅吃一頓?！　?br>　　 背子背上一百八，褲兒拉來挽疙瘩，　　
　　 背子背得雜，就怕三個砸。
　　這些順口溜詳盡訴說了背二哥們悲慘的生活，他們身負兩百來斤的重擔，完全靠兩條腿在大山河邊的溝溝坎坎上上下下，吃青菜喝涼水，能夠抓幾把花生，斟些劣質(zhì)燒酒就算是神仙過的日子了，在路上辛苦十多天，難免會瘦下來，挽起過長的褲頭。摩子溝的曾幺大是一位袍哥大爺，大路小路的背子都得到他那里去上供打點，不然連出賣勞力的機會也得不到。響刷本是瀘定人用來趕豬轟雞的竹制工具，這里用來形容背二哥過橋需繳付的苛捐雜稅，真是入木三分。瀘定橋修好后，除茶商向官府申領(lǐng)茶引，按引交稅之外，背茶過橋還要收費，每背銅錢十文，就連背捆柴火過橋，每背也要抽一根柴過關(guān)。李光榮他們從漢源泥頭到康定，視背負的輕重，來回需11天到14天，一天約三四十里，所得報酬為兩斗米；以錢幣結(jié)算，則每包茶運費1元左右，除去路上食宿費用，以背運10包計算，至多可得8元錢。出發(fā)時，泥頭茶商不付運費，到打箭爐以后交了茶才能領(lǐng)到運費，路上的花費有時還要靠高利借貸，利息高達10％。路上如果遇上風雨阻隔，疾病纏身，或遭到兵痞的勒索、土匪的搶劫和煙館的敲詐。不但所有的勞苦付之東流，還可能欠下債務(wù)。李光榮就在化林坪遇到過國民黨24軍的兵痞，一趟辛苦掙得的血汗錢被他們洗劫一空。這種日子李光榮至今想來還覺后怕。
　　
　　 解放后隨著川藏公路的建成、通車，背二哥們用人力運茶的生活即成為歷史。現(xiàn)在李光榮和比他大4歲的老伴生活在一起，家中四世同堂，總算是有個好結(jié)果。想起年紀輕輕就倒在路上的伙伴們，他不勝唏噓。

瀘定橋石碑的碑文

　　瀘定橋邊的石碑
　　
　　 穿過二郎山隧道，頓覺風清氣爽，陽光燦爛。坐落在大渡河邊的瀘定縣因瀘定橋而廣為人知。瀘定橋又稱“皇橋”，是最早出現(xiàn)在大渡河上的橋梁，即使它不因紅軍搶渡大渡河而出名，也會因本身的建造精妙而讓世人傾倒。13根百米長的鐵索貫穿東西，鋪在上面的一條條3米長、10厘米寬的橫橋板極富韻律感，連接橫橋板的主道板又讓人感到安全踏實。無論是走在橋上還是從岸邊縱覽整座橋的全貌，都會有賞心悅目之感。走在橋上，隨著鐵索橋的下墜弧度而上下起伏，能體會到人與橋之間的和諧與舒適。從遠處望去，橋頭兩端東低西高，鐵橋呈顯飛舞之姿。加上條石砌成的橋臺，飛檐翹角的橋亭，隨風叮當作響的銅鈴，使這座橋不但有實用價值，更給人一種氣派宏大的美感。至今我們也難以想象，300年前，人們?nèi)绾卧谶@么一個沒有公路、不產(chǎn)生鐵的地方，大浪滔天的河上建成這樣一道橋梁。也許我們可以從傳說的故事中尋出若干蛛絲馬跡。
　　
　　 據(jù)說皇帝下令修橋后，方圓幾百里地的人民無不歡天喜地。大批人馬四處找鐵來建橋。一些橋工在二郎山上足足轉(zhuǎn)了七七四十九天連一塊鐵渣也沒找到。他們毫不氣餒，又到更高更遠、冰峰林立的貢嘎山去。一天，只見東靈山上一道紅光一閃，“嘩”的一聲巨響，一股紅彤彤的鐵水噴涌而出。在漢族鐵匠馬之常的帶領(lǐng)下，眾橋工用鐵水鑄了四根扶手鐵樁，每根重1800斤，十幾個人也抬不起來。正在為難之時，一位大漢從西邊翩然而至，他自稱名叫郭達。只用雙手輕輕一摟，就將鐵樁抱了起來，一一安放到大渡河兩岸建橋的位置。橋工們感激不盡，連忙捧了熱茶、酒肉來招待他，誰知他轉(zhuǎn)眼間就不見了。至于那13條重重的鐵鏈又是怎樣飛跨大渡河兩岸的呢？藏族人民說，是一個名叫嘎達的大力士，將鐵鏈夾在腋下，乘船從東岸到西岸，來回十幾次，待鐵鏈架好，他也因過度勞累而死。傳說歸傳說，事實上這座來之不易的橋動員了上上下下一切可用的力量，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結(jié)晶。從東橋頭將軍柱鑄文可知，修筑鐵橋的工匠有來自陜西漢中府的金火匠馬之常，毀于“文革”的橋西鐵碑鑄文也提到過幾位監(jiān)工的名字：化林營參將杜汝昆、化林營守備楊君強、黎大所千總張鵬飛、提標千總汪弘臣、查閱官爾吉圖、華時。據(jù)清代王錫琪編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記載：“康熙中修建此橋，曾于東岸先系鐵索，以小舟載鐵鏈過重，未及對岸輒覆，久之不成。后一番僧教以巨繩先系兩岸，每繩上用十數(shù)短竹筒貫之，再以鐵索入筒，縛繩數(shù)十丈，于對岸牽曳其筒，筒達鐵索亦至。”可見瀘定橋用了藏族人民溜索過渡的原理將鐵鏈拉過河對岸。瀘定橋建成之后，不但大大方便了茶馬古道上的貨物運輸，最重要的是在川藏要衢建立了一個憑據(jù)天險的鎮(zhèn)守之處。所以康熙帝得知瀘定橋建成后，高興地親筆題寫了“瀘定橋”三個大字，意為瀘河一帶就此安定了。
　　
　　 瀘定氣候溫和，土地肥美、出產(chǎn)稻米、水果和各類蔬菜，除了供應(yīng)本縣之外，很早就開始往康定販運。如今最令人矚目的則是海螺溝的低海拔冰川和成群的溫泉。我們在大雨滂沱的夜晚來到二號營溫泉，只見依山圍筑的一個個大大小小、形狀不一、溫度不同的溫泉池熱氣蒸騰，各個水池的泉水全是從不同的泉眼流出，各個池子的流水互不相通，沒有摻雜任何自來水，水質(zhì)富含礦物質(zhì)和微量元素，可以直接飲用。因為經(jīng)營者是廣東人，吸收了廣東御溫泉盡量利用天然木質(zhì)石材修筑池子的特點，并因地制宜，在一個溫度最高的泉眼上方，搭了一個藏民耍壩子用的帳篷，里面簡簡單單擺上幾條長凳，便成了別有風味的天然桑拿室。我們在里面只待了十幾分鐘就得趕緊出來，濃密的蒸汽熱得燙人。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香港的一家報紙就用彩色圖片報道了海螺溝的溫泉瀑布，當時這里不通公路，騎馬也要走大半天，大概是登山隊員發(fā)現(xiàn)并向外公布了這里的奇觀，所以直到今天這一帶仍然沿用登山隊的編號宿營點作地名，依次排列有一號營、二號營、三號營、四號營等。當?shù)厝丝磥砗敛黄鹧鄣钠匠ｏL景，在外地人眼里就成了稀世珍寶。一邊在冷雨的敲打中享受溫水的滋潤，一邊想象在白雪覆蓋周圍山川大地的冬季來這里浸泡溫泉的絕妙情景，我們深為經(jīng)營者不是本地人而感到遺憾。
　　
　　 過了瀘定橋，沿著滔滔的大渡河繼續(xù)西行，左為懸崖，右為深灘，十分艱險。到了七八月份，遍布山崖的仙人掌就會結(jié)出鵝蛋般大小的果實，剝開厚實帶刺的綠皮，里面白色透明的果肉吃起來美味極了?，F(xiàn)在全甘孜州的道路都在拓寬修整，到明年年底，這條茶馬古道將不復艱難，人們可以徑直來到這里領(lǐng)略期盼中的一切。

德格印經(jīng)院

　　 果親王是誰
　　
　　 車行大約兩小時，便調(diào)頭離開大渡河，轉(zhuǎn)而進入一條名為瓦斯溝的夾皮溝。溝旁波濤洶涌的折多河像是從天而降，無論什么季節(jié)，河水總是帶著巨大落差形成的雷霆萬鈞之勢，猛然撞擊河中的巨石，激起滔滔白浪，震天聲響，如蛟龍翻騰。
　　
　　 沿著蜿蜒而伸的瓦斯溝繼續(xù)前行，一路都在上坎爬坡。即將抵達康定城時，曾經(jīng)有一個令人難忘的山間瀑布，瀑布旁山崖上原有一首清朝果親王留下的贊詩?，F(xiàn)在瀑布、贊詩雖蕩然無存，但回想260多年前的歷史，仍叫人感慨不已。
　　
　　 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七世達賴格桑加措出生在理塘寺附近的一戶農(nóng)民家里，據(jù)藏文史書《西藏宗教源流考》記栽，第七世達賴羅布藏格桑加措生有異表，右臂紋如蓮花，左手紋如法輪，7歲時與眾喇嘛一起讀經(jīng)即聰明過人，顯出鳳慧。相傳尋找格桑加措是根據(jù)六世達賴倉央加措遺留下來的一首詩：“潔白的仙鶴，請把雙羽借我；不到遠處去飛，只到理塘就回。”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雍正皇帝派果親王和章嘉呼圖克圖到乾寧惠遠寺看望七世達賴，并護送七世達賴第二次回拉薩。果親王在這三個月的旅程中，留下了許多詩詞。其中流傳最廣的有《七筆勾》,詩中明顯對當?shù)氐娘L俗習慣帶有偏見，卻也抓住了一些風景人物的特點。饒有意味的是，人們傳言，康定最大的明正土司本姓果，是果親王的后裔。因家中兩兄弟意見分歧，便將果拆分為甲、木兩家，分居兩地，金川的木土司為其一家，甲土司則留居康定。當年戲作《七筆勾》的果親王肯定想不到，后人也會開他的玩笑。
　　
　　 《康定情歌》的故鄉(xiāng)
　　
　　 康定三山夾抱，東為跑馬山，西為阿拉木公山，也即折多山，北為郭達山。滔滔的折多河穿城而過，在郭達山前與北來的雅拉河匯聚后，從西往東傾入大渡河。所以藏語稱康定為“打折多”，意為兩河相匯之處。康定城沿河修建，有多座橋梁連接兩岸。
　　
　　 據(jù)史書記載，宋代以前，這里還是一條荒谷；元代僅為一個小村；隨著清朝政府多次進兵西藏，進出甘孜藏族地區(qū)的人員和物資日益增多，內(nèi)陸陜西、四川等地的漢族源源不斷地來到這里以茶易馬等，以至出現(xiàn)了陜西街、四川街，西邊的藏族也攜帶他們的馬匹、毛皮、蟲草等經(jīng)過此地走向外地。所以從康熙年間開始，康定成為甘孜藏族地區(qū)的重鎮(zhèn)和商業(yè)中心，并逐漸形成著名的四十八家“鍋莊”。所謂鍋莊，最初是各土司建來作自己的辦事處和轉(zhuǎn)運站的碉樓，后來隨著漢藏之間貿(mào)易的發(fā)展，這些鍋莊不但肩負著納貢的任務(wù)，而且變成來往商人臨時居住的旅店和存放商貨的貨棧，進而發(fā)展為商貨的集散點。關(guān)外的土司每年把土特產(chǎn)交給鍋莊主，讓他們代表自己進行對外交換。同時，漢商也把內(nèi)陸運來的貨物交給自己信賴的鍋莊主出售。鍋莊主一般精通漢藏兩種語言，熟悉雙方商人的貿(mào)易情況，成為交易的中間人，從中謀利。
　　
　　 康定古稱打箭爐。關(guān)于打箭爐的由來，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說，三國時期，諸葛亮征討孟獲時，曾派一個名叫郭達的將軍，到今天的康定征戰(zhàn)、造箭。他技藝非凡，一天能造出數(shù)千支箭，使當?shù)匕傩阵@異萬分，以為神靈顯形，為了紀念，將此地取名打箭爐，并為將軍修了一座寺廟，而寺廟后面的高山也名為郭達山。據(jù)說，解放前每年六月十五日，康定城里的人要為郭達將軍舉行一次隆重的紀念活動。這一天一說是將軍造箭的第一天，一說是將軍的生日。屆時人們穿著節(jié)日的盛裝，敲鑼打鼓走向郭達山下的寺廟，抬出木制的神像，在大街小巷游行，然后娛樂數(shù)日。不過這座神像的相貌裝扮不太像漢族將軍。他頭戴圓盤帽，身著長袍，騎在一只泥塑的獨角山羊背上，表情嚴肅。這讓人想起藏族人民的另一傳說：“郭達”在藏語中意為“鐵匠”。很早以前，有一鐵匠在西藏習法，后來奉命來康，得成正果，成為一個護法神。他騎著山羊，頭戴圓盤帽，叫“大瑪吉”，所以郭達廟又稱“大瑪吉拉康”。
　　
　　 也有人說，諸葛亮南征時為安定后方，在雅安與西番頭領(lǐng)議和，要求西番退一箭之地，以箭頭落地處為雙方邊界。到了約定的那一天，諸葛亮假意從雅州射出一箭，實際上他早已派郭達將軍背著箭星夜兼程盡量趕路，結(jié)果將軍將箭插在郭達山上后，自己也累死了，所以藏語稱康定為“打折多”，又有“箭頭插地”之意。
　　
　　 隨著《康定情歌》的廣泛傳唱，今天人們皆知康定，很少再提起打箭爐。其實康定一名遲至清朝末年才有的。當時，趙爾豐在康區(qū)實行改土歸流后，統(tǒng)一了包括昌都在內(nèi)的大片康區(qū)。據(jù)當時建于昌都道理的川邊邊務(wù)大臣于宣統(tǒng)三年（公元1911年）的奏章所說：“察邊際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擬西康省。”從此才建立西康省，而打箭爐作為康區(qū)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易名為康定，意為康區(qū)平定了，以顯示趙爾豐的功勞。
　　
　　 今天在康定已不見鍋莊的任何遺跡，郭達廟也無影無蹤，到處聽到人們在驕傲地傳唱各種版本的《康定情歌》。民間歌手毛云剛為我們演示的原汁原味的民歌溜溜調(diào)，充分表明只有在這一片純潔的藍天白云下，只有在山清水秀的河谷小城中，善良淳樸的勞動人民，自然而然地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才能產(chǎn)生《康定情歌》這樣傳遍全世界的第一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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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康定往西，翻過折多山，大約1小時之后來到營官寨。這里有一座象鼻似的山，彎彎曲曲地伸向營官寨，山頂上有一座廢棄的小城。據(jù)說這里原是康區(qū)鼎鼎有名的明正土司最早的宮殿。我們站在山腳下，望著那段殘存的土墻，只能在想像中尋找昔日王府的喧囂和華麗。
德格印經(jīng)院。巴桑次仁攝

　 一般人們將居住在折多山以西，雅礱江以東，乾寧鎮(zhèn)以南，九龍縣以北的藏族居民稱為“木雅”人。“木雅”這兩個字在漢文文獻中有各種譯法，如“木納”或“母納”、“穆納”等。“木雅”人有什么特別之處呢？

　　最廣為流傳的一個說法是，木雅人是西夏人的后裔。相傳公元十三世紀初，蒙古族在北方崛起，發(fā)展成強大的游牧王國，屢次襲擊甘青一帶西夏人的國土。到了公元1227年，蒙古人徹底消滅了西夏。據(jù)《西夏紀事本末》記載：“理宗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六月蒙古鐵木真盡克夏城邑。”從此西夏這一民族就從歷史上消失了，以至今天的56個少數(shù)民族中并沒有西夏一族。然而西夏有沒有后裔，其后裔又在何處，這已成為歷史之迷。現(xiàn)在隨著學術(shù)研究的深入發(fā)展，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西夏王族的殘部有可能為了躲避蒙古人的追殺，逃到了今天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帶。因為西夏人主要由黨項羌人組成。早在唐朝初期，吐蕃征服青藏高原諸部落以后，少數(shù)黨項羌人降于吐蕃，留居原地，更號為“弭藥”（即木雅）。這時大部分黨項羌人往東遷移，到了今天的甘肅、寧夏、陜北一帶，他們在北宋時期建立起著名的西夏國，而藏族仍稱西夏為“木雅”。

　　從阿壩藏族自治州的金川到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乾寧、康定的木雅地區(qū)，隨處可見的壘石建筑將木雅人與周圍的藏族區(qū)別開來。木雅人擅長修筑石城，他們不用斧鑿，也不用錘鉆，僅憑一雙手、一只筐，就能將大小方圓毫無規(guī)則的亂石堆砌成高低不一、似塔非塔的碉樓。這些石碉遠看像工廠的煙囪，直指青天；近看如古老的烽火臺，宏偉凝重；多數(shù)為四方形或六角形，有少數(shù)八角形的，被稱為“八角碉”，一般高約十幾米，有的甚至達二三十米，有四五層以上。底層是畜圈，二層是雜物間，三層為火塘和儲藏室，四層是臥室，并留有平臺晾曬糧食、衣物，五層為客房和經(jīng)堂，樓面打糧食。層數(shù)多的樓層面都較小，有的第三層還有一間小屋，房門特別矮小，是用來停放死者的。因為家家戶戶都養(yǎng)貓，據(jù)說假如有貓碰到尸體的話，陰陽兩極產(chǎn)生的電力就會觸發(fā)尸體直立起來行走，為了攔住尸體，房門就不能開大了。如果是三層樓的石碉樓，則二層為灶房和寢室，夏天用灶，省柴防熱；冬天用火塘，用鐵鑄的三腳火圈支鍋，整層樓都有熱力回旋。層與層之間屋內(nèi)用木梯或獨木梯，屋外開梯底層用石梯，其他用獨木梯。早期的石碉樓從底屋到頂層都用石頭作間隔，只有樓面才用木料、小樹枝和黃泥。后來只是底層用石墻作間隔，二樓以上的間隔全用木板。屋內(nèi)的墻面用泥和石灰抹得光亮，隔板上以濃墨重彩畫上裝飾意味很強的幾何圖案。通常背面不開窗，有的開一個小窗。窗戶大都在正面和側(cè)面，窗上方和屋檐下都有大量裝飾物，窗框用五彩顏料分割成精美的圖形。經(jīng)堂更是用壁畫和唐卡布置得富麗堂皇。這些石碉樓下大上小、石墻下厚上薄，墻體內(nèi)直外斜，具有弧形紋路，既美觀大方，又堅穩(wěn)牢固，經(jīng)過多年的風雨侵蝕和多次的地震搖撼，既不見傾斜，也不會倒塌，堪稱建筑藝術(shù)的一大奇跡。


　　 世界上大概只有意大利塔城圣齊米亞諾（San Gimignano）的高塔能與之媲美。意大利的突斯卡尼山區(qū)由于地無三里平，許多城鎮(zhèn)都建在山頂上，其中以圣齊米亞諾尤為突出。因為它遠離城區(qū)，離它最近的大城市佛羅倫薩既無火車，也無公共汽車可達，因而自中世紀以來建成的高塔便完整無缺地保存了下來。木雅人和意大利人一樣，以一種天才的氣魄和熱情，創(chuàng)造出碉樓這種強勁的建筑物，讓人充分體會到力的高貴與雄奇。過去甘孜州從折多山到營官寨之間的公路邊就有好幾座碉樓，本應(yīng)成為今日旅游佳點。然而這次我們經(jīng)過此地之時，早已不見古老的碉樓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富裕起來的“木雅”農(nóng)民新蓋的色彩鮮艷而又風格獨特的住房。一路上學者和記者們都在討論保留傳統(tǒng)的重要性，然而，如何在保留傳統(tǒng)與加速西藏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一直是我們關(guān)注、思考并努力尋求答案的問題。

　　至于這些碉樓的用途，大概可從大小金川之戰(zhàn)中略知一二。清朝時期，大小金川的土司與清廷生產(chǎn)矛盾，以致兵戎相見。清廷多次用兵失敗，原因就在于金川地區(qū)的碉樓堅如磐石，無法攻入。后來清朝終于下決心在北京的西山建了很多類似的碉樓，日日訓練兵丁攻克此樓，最后終于平定了大小金川。在此之后，清朝還將上萬金川居民移到北京，讓他們住在現(xiàn)北京西郊的盤子寨，要他們?yōu)榛蕦m表演金川地區(qū)的傳統(tǒng)歌舞。久而久之，這些金川人竟忘記自己原來所屬民族，以至解放后，有人以為他們是苗族。后來經(jīng)過學者考證，才知他們講的是甲絨語，隨著他們的真實身份被發(fā)現(xiàn)，我們才知道有這么一段古老的歷史。

乾寧惠遠寺的僧人在寺前草坪上辯經(jīng)

　　 乾寧惠遠寺

　　從新都橋到乾寧的路上，先要經(jīng)過塔公寺。這個寺廟雖然宮殿不大，但聲名遠揚。據(jù)說文成公主路過此地時，因隨身攜帶的佛像太重，馬和牦牛都馱不動了，便修了寺廟，將佛像安置其中。于是從古至今，四面八方的無數(shù)男女老少，不畏路途艱險，千里迢迢，前來朝圣轉(zhuǎn)經(jīng)。如今，塔公寺門前已形成一條商業(yè)街，來來往往的人們除了在這里朝圣，還順便買賣物品，傳統(tǒng)的文化習俗與現(xiàn)代化的生活方式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

　　從塔公寺繼續(xù)西行，不久即可到達乾寧城。這個過去非常有名的地方，如今已經(jīng)一分為二，一半屬于康定，一半歸道孚縣。川藏公路也在這里分為兩條，一條延伸至相距98公里的道孚；一條則從東北方向連接甘孜州的丹巴和阿壩州的大小金川。所以這里是川藏公路干線的要塞。

　　乾寧城坐落在群山環(huán)繞的一個橢圓形盆地中心，藏語名為“嘎達”。這個地名來源于藏族一位杰出人物的名字。據(jù)說唐代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蕃派遣一位名叫嘎爾·東贊的國相出使大唐，由于他非常聰明，善于應(yīng)對，終于使唐太宗答應(yīng)派人將文成公主送到吐蕃。同時唐太宗還將另一位名為段氏的宗室女子嫁給嘎爾·東贊為妻，一來是欣賞他的才智，二來是想將他留在大唐，作為人質(zhì)。但嘎爾·東贊歸心似箭，終于在一天晚上乘唐兵不備逃了出來。為了躲避唐兵的追趕，他專走偏僻的地方，經(jīng)金川、松藩到了乾寧。人們?yōu)榱思o念此事，就將這里名為“嘎爾達”，簡稱“嘎達”，意思是“嘎爾·東贊脫險”。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準噶爾部在新疆崛起，嚴重威脅到邊疆領(lǐng)土的完整，清廷派出重兵駐守在乾寧。一時間，漢藏人員來往頻繁，再加上乾寧盛產(chǎn)黃金，來此開荒種地、采金經(jīng)商的漢人不斷增加，有的還與藏族通婚，定居下來，使乾寧逐漸成為川藏線上的一個軍事重鎮(zhèn)。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為使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避開準噶爾部的鋒芒，將他移到乾寧的惠遠寺。在此期間，惠遠寺有宮殿樓房1000余間，平房400多間。建筑費用和僧侶的日常開支，全部由國庫直接撥款，還有1800多名清兵守衛(wèi)，達官貴族、名望卓著的呼圖克圖穿梭如鯽。于是，以惠遠寺為中心，一下子冒出300多間民房，商貿(mào)也像雨后春筍般猛然發(fā)展。直到危險解除，清廷派了著名的果親王，帶著章嘉呼圖克圖，護送七世達賴返回西藏，乾寧城已儼然成為高原上一座頗具規(guī)模的名鎮(zhèn)。到了清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十一世達賴喇嘛克珠嘉措的誕生地在惠遠寺附近的漫卻村（今改名為夏村），更使乾寧縣惠遠寺名播全西藏，一年四季，來這兒煨桑朝圣的人川流不息。

　　這個寺廟的建筑風格確實與眾不同，中心屋頂為坡形琉璃瓦，周圍又是藏式平頂，顯然是漢藏結(jié)合的。中間一個大佛殿，四周是一排排的僧舍，走進去像是到了內(nèi)陸的一所庭院。據(jù)史書記載，這個寺廟早已多次遭受地震。第一次是在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那時整個殿堂和僧舍都毀于一旦；8年后再經(jīng)歷一次地震，大殿的寶頂斷裂，經(jīng)堂倒塌；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又將所有的圍墻震倒；最近一次是在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地震后視野所及，無非殘墻斷壁。但不管被破壞的程度如何，寺廟總會重新修建起來。光緒年間重建起來的寺廟，“……金瓦頂樓，配以金幢金瓶、法輪異獸、彩繪檐檁，浮雕門窗，肥梁胖柱，鋪陳富麗。庭院寬敞，布局嚴謹，樓堂庭廊，合諧得體，殿宇軒昂，建筑豪華。具地方民族特色，為康巴建筑藝術(shù)珍品”。

　　為什么歷代統(tǒng)治者如此重視惠遠寺，不惜血本地屢次修筑呢？由寺廟門前的碑文可知，除了顯赫的宗教地位之外，惠遠寺對遠離政權(quán)中心的周邊地區(qū)，有著重要的統(tǒng)治教化功能?！队苹葸h寺碑文》說“……西藏既有班禪額爾德尼，而近邊之番彝遼遠皆有皈依佛法之心。由四川省打箭爐之外有地曰噶達。昔年達賴喇嘛曾住錫于此，爰相度川原創(chuàng)建廟宇，發(fā)帑金數(shù)十萬兩，遣官董司工役，依西方本佛廟之圖式，凡為殿堂樓房一千余間，又為平房四百間錫額……”可見惠遠寺規(guī)模不小。可惜在“文革”期間，惠遠寺被砸，佛像、經(jīng)籍蕩然無存，珍貴的文物被洗劫一空?，F(xiàn)在的惠遠寺是80年代后由國家撥款重建的。我們只能在想像中感受它過去的輝煌和曾經(jīng)起過的政治教化作用了。

　　善于經(jīng)商的喇嘛

　　茶馬古道上，各大寺院的喇嘛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寺院經(jīng)商的資本大都由喇嘛自行籌集，以秤為單位計算，每秤50兩，有的大寺院所籌集的資本能達到二三千秤?；I得的資金交給公推的經(jīng)理人負責經(jīng)營，每兩年換推一人，但不能連任。有的大寺院還不止一兩個經(jīng)理人，因寺中喇嘛自行組合成多個集資團體，每個團體都會選出自己的經(jīng)理人。經(jīng)理人所賺的錢全部交給管家大喇嘛進行統(tǒng)一管理支配，除日常生活開支外，還用于寺院的整修裝飾、念經(jīng)、祀神、年祈等費用。在整個康區(qū)，寺院經(jīng)商以大金寺最為著名。一般西藏寺院或是高高在上，或是藏在深山湖邊，唯有大金寺緊靠路邊，層層疊疊的紅墻金頂，綿延近兩公里，十分壯觀。大金寺的相子驍?shù)恰⑾嘧痈榴R奪吉、相子羅結(jié)，成為與康巴商人開的邦達昌、桑多昌、恩珠昌，滇商仁和昌、裕恒號以及昌都寺八大扎倉開設(shè)的商號齊名的大商號。解放前夕，大金寺單在昌都就設(shè)有4人經(jīng)商小組約30人。著名的商人松松就是為大金寺經(jīng)商從甘孜來到昌都的。

康定跑馬山上的白塔

　　 松松又名格桑群培，18歲出家，曾在拉薩學經(jīng)。24歲回大金寺時，正逢大金寺與白利寺發(fā)生糾紛，川康軍閥戰(zhàn)亂，因戰(zhàn)功卓著，當選為大金寺會首。1948年開始為大金寺經(jīng)商，逐漸致富，到后來擁有資產(chǎn)45萬銀元，牦牛200余頭。松松的小女兒玉珍現(xiàn)居昌都城關(guān)鎮(zhèn)俄龍街，從她家的狀況可以一窺當年一些藏族富商家中的情況。玉珍今年62歲，膚色白皙，談吐從容，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我們在她家里跟她聊了整整一個下午。她非常坦誠，甚至將她做姑娘時的一些情感秘密也告訴了我們。在她十多歲時，父親已不用親自出外經(jīng)商，家里有二十多個伙計負責到各地進行交易。每一趟生意做下來，按規(guī)定的數(shù)額上交利潤，賺少了要補齊，賺多了可以自己揣進腰包。因生意做得大，有信譽，當?shù)乩习傩辗驳玫捷^高品質(zhì)的蟲草、貝母、牛羊毛、皮革等等，都愿意賣給她家，她父親也在老百姓遇到困難時接濟些糌粑、藏毯等日用品。玉珍從小和哥哥姐姐及一些富家子弟一起，在昌都頭人強巴多杰家上學，從藏文的36個字母開始，學會了讀寫藏文。到16歲參加了昌都地區(qū)的青婦聯(lián)，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又學會了漢語。從松松讓女兒跟男孩一樣讀書習字這一點可看出他的開明。

　　茶馬古道上的喇嘛不但以開闊的眼光和胸懷經(jīng)商，而且在文化上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傳統(tǒng)。6月6日黃昏時分，我們翻過矮拉山，來到山腳下金沙江支流字曲河畔的瓦拉寺。剛到寺廟門口，和盛裝的喇嘛、煨桑的青煙一道迎接我們的，還有一陣鋪天蓋地的雷雨。我們冒雨先到瓦拉寺的古畫廊觀看了400多年前的格薩爾壁畫。三面畫墻詳細描繪了格薩爾手下38員大將各個不同的裝束、特長及精神面貌，特別突出了來自漢地的格薩爾的結(jié)拜兄弟甲察的形象。據(jù)說這些壁畫都是瓦拉寺第一世活佛打坐時看見格薩爾在眼前一閃而過，隨即他的腦海里便浮現(xiàn)出格薩爾的38員大將形象。他醒過來之后，立即請畫工按腦中幻像畫了壁畫。近千年來，這些壁畫屢次剝落，屢次修補，最近的一次整修還是在400多年前。“文革”期間，這個畫廊因被當作公家的糧倉而幸存下來。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老寺，瓦拉寺在嚴守薩迦派教義的同時，也秉承著與格薩爾結(jié)納漢族兄弟一樣的傳統(tǒng)。公元1253年，薩迦五祖之一八思巴前往元朝大都時，路經(jīng)同普建立此寺，并留下了他親自加持過的木雕黑天金剛和釋迦牟尼像作鎮(zhèn)寺之寶。雨過天晴之后，我們來到寺院的后山，想看看這種情形下常有的彩虹，結(jié)果沒看到彩虹，倒是對后山絕壁上那些異常清晰的火柴盒似的小房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都是喇嘛們閉關(guān)修行的地方，他們獨自一人呆在小房子里，只喝水，吃少量的食物，整日打坐念經(jīng)，一般2至4年才可修成出關(guān)。瓦拉寺現(xiàn)任主持根松成林曲杰嘉才仁波且是一位眼界開闊，見識卓著的活佛，我們從一張銅版紙印好的書頁彩圖中，可知這位仁波且無論在西藏還是漢地乃至香港、國外都有一定的威望。他到北京參加宗教協(xié)會的密宗研討會，多次與趙樸初探討佛法，并請趙樸初為瓦拉五明佛學院題字；北京的天安門、廣州的蓮花山、深圳的帝王大廈尖頂、潮州的開元寺、廈門的日光巖寺、南普陀寺等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與香港佛教雜志總編、香港噶瑪噶舉中心負責人接觸頻繁；他在桑耶欽浦為老修行者加持、為閉關(guān)修行者灌頂，為金發(fā)碧眼的國外居士舉行各種宗教儀式；他在拉薩布施節(jié)廣散布施，在甘肅蘭州舉行大法會；山西清涼寺邀請他去主持萬人灌頂法會；芮城市政府歡迎他加持開光殊圣寺舍利塔。在仁波且四處交游、廣結(jié)良緣的影響下，瓦拉寺的五明佛學院從創(chuàng)立之日起，所傳教義就不限于一家一派，而是在薩迦派之外，對格魯、噶瑪噶舉、寧瑪派、苯波各派同聲共氣，甚至在寺廟大殿掛上許多勸人行善信佛的漢字對聯(lián)，如“莫取莫舍原本上師金剛心，實修實證無上普賢真實印”、“明空雙運自然大樂實相壇，輪涅無二離戲平等金剛裝”、“無垢菩提圓滿之手印，離戲平等廣大之覺性”等。如此的寬容大度，為瓦拉寺贏得來自各派各國各界的信眾，在當?shù)厝罕娭杏泻艽蟮挠绊憽?

印經(jīng)院里珍藏的大量印經(jīng)板

　　德格印經(jīng)中心

　　茶馬古道上，瓦拉寺的做派并非出于偶然。壯麗的河山，祖祖輩輩代代相傳的知識、技能和智慧，如涓涓細流匯成長江黃河，終于孕育出一個璀燦的文化中心——德格印經(jīng)院。這個經(jīng)歷了10代土司、7位法王的努力建成的印經(jīng)院體現(xiàn)了川藏公路上財富的集中、土司的勢力和康區(qū)文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視野和魄力。繁衍承傳多達幾十代、經(jīng)歷了上千年發(fā)展的德格土司向來自高自大，動不動就說：“郎德格，沙德格。”意思是天是德格的天，地是德格的地。也許在今天你可以笑話他是井底之蛙，但在275年前那樣一個偏遠之地，德格土司的所作所為確實稱得上“郎德格，沙德格”的。

　　相傳最早的德格土司是吐蕃藏王松贊干布的大臣噶爾·東贊的親兄弟。從公元617年嘎爾·東贊家族第一代開始，到1951年5月23日德格縣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時最后的德色烏嘎為止，1385年間，嘎爾·東贊家族世襲傳承54代。到第30代時，因受元朝帝師八思巴封賜為“四德十格之大夫”，“德格”由此得名，并演化為其統(tǒng)領(lǐng)地之地名。德格土司勢力最盛時曾先后統(tǒng)領(lǐng)今四川之德格、石渠、白玉以及西藏江達、鄧柯（已撤）、青海玉樹等地，并自封為國，稱德格王。17世紀初，德格土司被蒙古王固始汗封賜為“德格僧王”，正式成為政教首領(lǐng)。因而德格土司除家族之外，還有土司系24代，法王系14代。在德格土司統(tǒng)治時期，出現(xiàn)過多杰加波、巴希、曲杰久勒、白日青則、土登曲英多吉等5位帝師、國師或灌頂大師。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42世德格土司卻吉·登巴澤仁決意興建一座印經(jīng)院。這絕不是他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的個人素質(zhì)、文學造詣、醫(yī)學成就以及他的整個家族對佛的虔敬之心的集中體現(xiàn)。早在德格印經(jīng)院建立之前26年，即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以前，德格土司已出資雕刻了大約1500塊印版，主要是梵文、烏都爾文、藏文三文合璧的《般若波羅密多經(jīng)八千頌》。其中烏都爾文在印度已經(jīng)失傳，與現(xiàn)在通行的烏都爾文已大不相同，至今仍有不少國內(nèi)外學者來到德格印經(jīng)院研究古代烏都爾文；《般若波羅密多經(jīng)八千頌》的藏文也是古藏文，和現(xiàn)代藏文也不相同。卻吉·登巴澤仁精通藏醫(yī)，從小深受佛教的熏陶，是一名虔誠的喇嘛教徒。為宏揚佛法，傳播佛教教義，他從衛(wèi)藏地區(qū)先后請了許多名僧到德格講經(jīng)傳法，其中以司徒·曲杰久勒起的作用最大。當時司徒·曲杰久勒在西藏、漢地、印度、尼泊爾都很有影響，是一位杰出的大佛學家、大學者、大繪畫師、大藏醫(yī)藥專家。他不但為德格印經(jīng)院的創(chuàng)立出謀劃策，還擔任了德格印經(jīng)院印版的校對工作，并于1750年主持了德格印經(jīng)院的佛事活動及開光典禮。

　　德格印經(jīng)院建成后，卻吉·登巴澤仁先后訓練了四五百名刻字工匠，主持雕刻了103函《甘珠爾》經(jīng)和209函《丹珠爾》經(jīng)。以后，經(jīng)過歷代德格土司的經(jīng)營，到解放前夕，整個德格印經(jīng)院已有經(jīng)版217000多塊，其中大部分木刻版手柄處還刻有德格土司的印章。直到今天，德格印經(jīng)院不但與西藏另外兩大印經(jīng)院——拉薩印經(jīng)院、甘肅拉卜楞寺印經(jīng)院三足鼎立，也是三家之首。踏進德格印經(jīng)院，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長方形天井周圍美輪美奐的頂飾、壁畫。從左邊木梯上樓以后，經(jīng)過一小截走廊，跨上幾級黑乎乎的樓梯，就來到一間狹長的經(jīng)版庫，兩邊的印版橫插在從地板頂?shù)教旎ǖ囊慌排鸥褡永?，形成了一道印版組成的甬道，只有前方一個窄長的窗口透來幾縷光線，置身其間，你會覺得自己真的像個書蟲，龜縮在一層層書頁里。 　　在這個電子印刷術(shù)突飛猛進的時代，只有德格印經(jīng)院還能活生生地向人演示什么是印，什么是刷。在這里，從印版的制作、雕刻到制墨、造紙、印刷、洗版、裝訂等等，所有手工操作都充滿古意，費時費力然而非常精美、珍貴。將山上挺直無節(jié)的紅樺木樹干鋸成一塊塊板材，用微火熏烤脫水后放到池中漚制，待次年三四月再取出來用水煮，再烘干、刨平，成為坯板，還要經(jīng)檢驗合格才能入庫?？贪婀そ扯际墙?jīng)嚴格考核篩選出來的，不但技法嫻熟，而且有較好的藏文和繪畫基礎(chǔ)。天長日久，德格縣及周圍村莊就出現(xiàn)了一些刻版專業(yè)戶，最突出的是金沙江那邊的江達縣古澤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為德格印經(jīng)院刻版的工匠，至今還有“木刻之鄉(xiāng)”之稱。


　　 德格印經(jīng)院做的墨也散發(fā)著天然的木香。用當?shù)厣L的大杜鵑樹樹皮或大葉柳燒成煙墨，裝在木盒子里，要用的時候加入適量比例的水，慢慢攪拌均勻就行了。高級一些的經(jīng)文則用朱砂印刷。我們在德格印經(jīng)院一進門的天井里碰到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正在一個大鋁盆里刷洗印版上的朱砂，一盆水被洗下來的朱砂染成了紅色，像是還可用來作大幅圖畫的顏料，看起來很漂亮。少年身穿漢裝，但聲稱不懂一句漢語，是從德格縣城背后的果村翻山過來的，每天可得工錢7.5元。看他臉上掛著滿足的笑容，想起過去德格土司為了讓人將印版洗得更加徹底干凈，就在印刷前往印版上灑些金粉，誰將印版上的印墨洗得越干凈，誰得到的金粉也即工錢就越多。這倒是讓人自覺盡心盡力地干活的好辦法。

　　在德格印經(jīng)院二樓廊廳里，一溜排著幾組印刷操作場。每兩個人一組，一高一矮相對而坐，中間隔著一塊放置印版的斜板。高坐的人負責在印版上涂墨，并接過印經(jīng)紙準確地按在印版上。矮坐的一人一邊遞紙，一邊持卷布干滾筒，自上而下雙手推過，迅速揚起已印的書頁擺放一旁。每一組的兩個人動作基本都程式化了，配合默契，分別將古老的印與刷這兩道工序生動形象地展示在人們眼前。

　　在德格土司的治理下，藏傳佛教五大教派的祖寺在區(qū)內(nèi)并存不悖。從建院之初到現(xiàn)在，德格印經(jīng)院組織雕刻的印版內(nèi)容一直都忠實于原文，不允許任何人以個人的觀點和看法去增加或刪改原文，對格魯派、苯教、薩迦派、噶舉派、寧瑪派均一視同仁。所刻文獻也不限于佛教經(jīng)典、佛學哲理、佛本生傳等等，而是囊括歷史、政治、經(jīng)濟、醫(yī)學、天文、科技、文學、藝術(shù)等各個門類。德格印經(jīng)院收藏的大藏經(jīng)《甘珠爾》、《丹珠爾》至今被國內(nèi)外專家學者和佛學界視為最準確的標本，中國藏學中心和四川大藏經(jīng)對勘局將8種《甘珠爾》、13種《丹珠爾》藏文版進行比較對勘時，就是以德格印經(jīng)院收藏的《甘珠爾》和《丹珠爾》作為底本。

乾寧惠遠寺石碑

　　 我們每個人得到一張德格印經(jīng)院印制的《格薩爾》像，畫像所用紙張來自于當?shù)爻霎a(chǎn)的一種名叫“阿膠如交”（漢文學名“瑞香狼毒”）的草本植物根須。這種紙較粗糙，遠遠不及宣紙那么細膩，但也很吸墨，柔性極好。我們一路上將它塞在行李箱里，回到家里展開壓平就沒什么皺褶了。馬麗華說她很想得到一幅《綠度母》的畫像，這真是行家之言。德格印經(jīng)院收藏的376塊舊畫版雖然數(shù)量不算多，卻很重要和珍貴。德格在歷史上是藏族傳統(tǒng)繪畫“門”派和“噶瑪噶則”（早期稱“噶派”）派的重要傳承地，特別是“噶瑪噶則”畫派自18世紀以來，已在德格形成了一個中心。德格印經(jīng)院的大小經(jīng)堂堂內(nèi)、外部墻壁上方有大量壁畫，進門廊道左右和頂部及藏經(jīng)庫中的個別墻壁也有少量壁畫，其中95％都是古壁畫。除藏經(jīng)庫墻上那幅《綠度母》為早期“門”派作品外，其余均為“噶瑪噶則”畫派作品。德格印經(jīng)院的木刻畫不僅反映了“門”派、“噶瑪噶則”派的最高成就，而且吸收了藏族傳統(tǒng)繪畫中“唐卡”藝術(shù)之所長，所以其收藏畫版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美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