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yuǎn)古巴國雜談

愛吃豬踏

1.巴人來源的傳說與史實(此轉(zhuǎn)學(xué)者段渝的文章)：

關(guān)于巴人的來源問題，學(xué)術(shù)界一直存在爭論。徐中舒指出：巴為姬姓，是江漢諸姬之一，為周族；史籍所載巴為廩君后代，興起于巫誕之說，并不正確；巴與濮原為兩族，后因長期雜居成為一族，故稱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間，戰(zhàn)國時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漢時期沿江向西發(fā)展。

學(xué)者蒙文通認(rèn)為：巴國不止一個，秦所滅巴是姬姓之巴，楚所滅巴是五溪蠻，為槃瓠后代，即枳巴。

學(xué)者繆鉞提出：廩君之巴與板楯蠻不同族，廩君祖先化為白虎，板楯蠻則以射白虎為事，兩族非一。

學(xué)者鄧少琴、童恩正等堅持巴人出自廩君的傳統(tǒng)看法。鄧少琴提出：古代數(shù)巴并存，有清江廩君白虎之巴，而巴誕是廩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稱；所謂太皞之巴，應(yīng)源出氐羌。

學(xué)者董其祥在《巴史新考》支持這一看法，并認(rèn)為賨、誕、僚、獽等族，曾與巴共處于江漢平原或川東，有些就是巴族的組成部分。

學(xué)者蒙默認(rèn)為：古代沒有一個單獨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個巴國，即廩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國和枳巴，分別活動在夷水、漢水、渝水及涪陵水會，分屬蜒族、華夏族、賨族和獽蜒族。

學(xué)者李紹明則提出了廣義巴人和狹義巴人的概念，認(rèn)為廣義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誕之蠻”，其族屬未必一致；狹義的巴人則指巴國王室，即“廩君種”，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經(jīng)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共同體，就與昨天那些母體民族告別了。

不難看出，在巴人的來源問題上可謂歧說紛繁，難以縷析。必須經(jīng)過辨證，才有可能整理出大致清楚的頭緒。

⑴.巴義諸說辨證：

古今對于巴的解釋，主要有蛇稱、草名、因水為名、壩稱、魚稱以及其他一些不同看法。

①巴為蛇稱說：

巴為蛇稱說，在有關(guān)巴義解釋的諸種說法中流傳最廣。其主要根據(jù)，來源于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和《楚辭·天問》的有關(guān)記載。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中記載：“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在《楚辭·天問》中記載：“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雖然屈原在《楚辭·天問》講述的故事與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相同，但并沒有明說食象的蛇是“巴蛇”，而是說“一蛇”，其義相當(dāng)于“有蛇”。而郭璞注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引《楚辭·天問》此句恰好作“有蛇吞象，厥大何如？”王逸注在《楚辭·天問》則又引作“靈蛇吞象”，也不稱“巴蛇”，均與今本異。

對于“巴蛇食象”的解釋，在《說文·巴部》中記載：“巴，蟲也，或曰食象它，象形。”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解釋說：“‘巴，蟲也’，謂蟲名。‘或曰食象它’，在《山海經(jīng)》中記載：‘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象形’，伯加切，古音在五部。按，不言從己者，取其形似而軵之，非從己也。” 按照許慎的看法，釋巴為蟲是巴的本義，而釋巴為食象蛇(蛇即它)乃是有關(guān)巴義的另一種看法，所以稱之為“或曰”。段玉裁之說僅僅是解釋許慎的說法。

郭璞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注》中說：“今南方蚦蛇(按，在《藏經(jīng)》本作“蟒蛇”)吞鹿，鹿已爛，自絞于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在《楚辭》中記載：‘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長千尋。”按照郭璞的看法，所謂巴蛇，其實就是南方所見的蟒蛇，其事與其狀均大致相互吻合。不過，郭璞并沒有采用在《海內(nèi)南經(jīng)》中記載“巴蛇”的記載，而是采用了與在《楚辭·天問》相似的記載。這表明，郭璞所見到的是古本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中記載，古本對于此句的記載是“有蛇食象”，而不是今本所記載的“巴蛇食象”。

據(jù)《淮南子·本經(jīng)篇》中記載：“羿斷修蛇于洞庭”，在《路史·后紀(jì)十》以“修蛇”作“長蛇”，羅蘋注說：“修蛇即所謂巴蛇”。六朝宋人庾仲雍在《江記》中說：“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由此可見，西漢在《淮南子·本經(jīng)篇》所記載的“修蛇”，同于西晉郭璞所說“長千尋”的長蛇，二者又均合于戰(zhàn)國在《楚辭·天問》的記載；而“巴蛇”之說則是六朝時期及以后出現(xiàn)的說法，所以與戰(zhàn)國、漢、晉的記載明顯不同。這表明，“巴蛇”之說其實是后起晚出即今本的說法，而不是古本的說法。

將《楚辭·天問》、古本《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郭璞注、《淮南子·本經(jīng)篇》中記載，同《江記》、《路史·后紀(jì)十》以及羅蘋注等文獻(xiàn)相互對照來看，所謂巴蛇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在南北朝時期在洞庭湖東岳州地區(qū)流傳開來的。據(jù)《水經(jīng)·江水注》中記載：“湘水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唐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宋人范致明在《岳陽風(fēng)土記》中說：“今巴蛇冢在州院廳側(cè)，巍然而高，草木叢翳。兼有巴蛇廟，在岳陽門內(nèi)。”又說：“象骨山。在《山海經(jīng)》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謂之象骨港。”袁珂認(rèn)為，這些均是從《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及在《淮南子》附會而生出之神話，“然而既有冢有廟，有山有港，言之確鑿，則知傳播于民間已久矣”。從《華陽國志》關(guān)于巴人分布的記載并結(jié)合考古資料來看，兩晉之際及以前巴人除其主體在今川東鄂西外，還大量分布在川西、陜南、鄂東以及湘西等地，在此期間巴人并沒有移徙到湘東北洞庭湖以東地區(qū)。結(jié)合其他有關(guān)資料看，巴人流布到洞庭湖以東地帶的時期應(yīng)為南北朝時期，這恰與巴蛇傳說在洞庭湖東岳陽一帶的流傳時間相吻合?？梢?，巴蛇傳說確為后起晚出之說。

雖然如此，對于巴蛇的傳說也不能輕易否定，因為它是古代巴人若干支系中移徙到洞庭湖一帶的支系對于其來源的傳說。古代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構(gòu)成的來源多元化的亞民族集團(tuán)，其中的每一支系都是這個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不同支系的來源不同，所以各個支系關(guān)于其自身來源的傳說自然也就不同。類似情況常見于古代民族，不足為異。

此外，潘光旦認(rèn)為，根據(jù)《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和《說文》中記載，“巴蛇”的“巴”就是“巴人”，他說：“大概巴人所在之地以前出過一種大頭的蛇，巴人與這種蛇既出同一地方，傳說就把巴人比作蛇了”，并認(rèn)為這是影射著一種不同族類的人，而絕不是真的蛇。另有學(xué)者認(rèn)為，所謂巴蛇，是指巴地之蛇，并不是指人或族群。這幾種看法也可自備一說。

由上可見，釋巴為蛇，僅僅是有關(guān)巴的含義的若干種解釋之一，而且是后起晚出之說。

②巴為草名說：

三國蜀漢譙周認(rèn)為，巴的含義是指一種草，即所謂苴。

在《史記·張儀列傳》中記載：“苴、蜀相攻擊”，在《集解》引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 在《索隱》中記載：“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虬腿?、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益州天苴讀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芭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葺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也。”苴應(yīng)是荊棘楚木一類植物，大概在古代巴地普遍生長著苴這種植物，所以把這個地區(qū)稱之為苴，也就是所謂巴。

③因水為名說：

認(rèn)為巴的得名來源于河流走向，即所謂“巴字水”的說法，譙周、李吉甫等持此說。

譙周在所著在《三巴記》中說：“閬、白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經(jīng)峻峽中，謂之巴峽，即此水也。”文中所說漢中，為今漢中地區(qū)；所說始寧城，據(jù)《隋書·地理志上》中記載“清化郡”：“始寧，梁置，并置遂寧郡。開皇初郡廢。有始寧山。”據(jù)《舊唐書·地理志二》中記載“山南道”：“諾水， 后漢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諾水縣。”清末民國之間四川井研人龔煦春所著在《四川郡縣志·梁代疆域沿革考三》云：“始寧，郡治。治今巴中縣東南一百里。”在《三巴記》中所說武陵，為黔中地區(qū)，大江在今重慶涪陵接納從黔中而來的烏江，即“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據(jù)此，譙周所說巴的得名，應(yīng)當(dāng)來源于嘉陵江、渠江及其支流，因從漢中到涪陵，江水蜿蜒曲折，其形狀有如巴字，所以稱這個地區(qū)為巴。

唐李吉甫基本沿用譙周的看法，他在《元和郡縣圖志·劍南道》中記載“渝州”條下說：“在《禹貢》梁州之域，古之巴國也。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然則巴國因水為名。”但李吉甫并沒有說閬、白二水自漢中流至始寧城下入武陵，這又與譙周之說相異。彭邦炯認(rèn)為：“在《太平御覽》引《三巴記》中所說的閬、白二水，實際上則是今日渠江上游的支流南江(又稱宕渠江或巴水)和它的分支，而不是嘉陵江的上游。”可是南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稱為閬水或白水。所謂閬水，是指嘉陵江的上游流經(jīng)閬中之處；所謂白水是指白龍江，在今四川省廣元市老昭化匯入嘉陵江。李吉甫所說“閬、白二水東南流”，應(yīng)如譙周所說的“閬、白二水合流”及以后的流向，即嘉陵江的流向，而不是指在嘉陵江以東的南江。譙周說閬、白二水合流后，從漢中流至始寧城下而后入于武陵，他所說的漢中應(yīng)是所謂巴漢之地，漢中東部先秦時期恰為巴地；而始寧城所在的流域為南江、巴河，向南匯入渠江。渠江古稱宕渠，即渝水，在今重慶合川市匯入嘉陵江，而后南流入于長江，又東流，在今重慶涪陵接納發(fā)源于武陵地區(qū)的烏江。從閬、白二水曲折南流而后東流這種流向來看，恰好是譙周和李吉甫所說的曲折三曲有如巴字。由此看來，所謂巴義“因水為名”之說應(yīng)是有所根據(jù)的。譙周蜀人，他的說法應(yīng)是取之于在巴蜀地區(qū)流傳較為廣泛的一種舊說，不會是向壁虛構(gòu)之言。

④其他諸說：

徐中舒在《論巴蜀文化》中說道，巴的本義為壩，巴人即是居住在壩子中間的人。張勛燎認(rèn)為，巴的含義應(yīng)當(dāng)是魚。此外，還有巴的含義指虎、石、白色等說法，不一而足。

不論把巴解釋為蛇、草還是解釋為水流之形，都是有所據(jù)而持之有故，不宜非此即彼，將其他諸種解說斥之為非。

巴其實是一個內(nèi)涵十分廣泛的概念，而它內(nèi)涵的廣泛性來源于居于巴地的不同族群對于巴義的不同傳說和解說。在古代被稱為巴，即北達(dá)陜南，包有嘉陵江和漢水上游西部地區(qū)，南及黔涪，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區(qū)在內(nèi)的一大片地域之內(nèi)，分布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蠻”，以及廩君蠻。他們當(dāng)中，既有屬于濮越系的族群，又有屬于氐羌系的族群，還有屬于華夏后裔的族群(詳后)。由于他們的所屬族別有異，來源地域有別，不但本源文化有所差異，而且始居于巴地的年代也各不相同。所以他們各自對于巴的含義自然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傳說，這并不奇怪。

從上述有關(guān)巴義的各種解說分析其各自來源，不難知道：“巴為蛇稱說”來源于六朝時期居于洞庭湖東岳陽一帶的巴人；“巴為草名說”來源于先秦秦漢時期居于今四川廣元市以西、劍門關(guān)之北，嘉陵江西岸老昭化的苴人，為巴人的一支，在《華陽國志·漢中志》中記載：“晉壽縣，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晉壽。水通于巴，又入漢川”，在《華陽國志·蜀志》中記載：蜀王封其弟為苴侯，駐葭萌，即指此巴苴之地；“因水為名”說則來源于先秦秦漢時期居于從陜南到黔中幾乎整個巴地的巴人?？梢?，由于巴人的各個組成部分來源不同，所以各個巴人的族群對于巴義的解說也就不盡相同。而古代文獻(xiàn)對于巴義解說的不同記載，也是由于取材的地域、年代有所差異而造成的，以致歧義紛繁，難以縷析。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巴是一個地域名稱。從考古學(xué)上看，板楯蠻先民的分布地域與廩君蠻先民的分布地域十分接近，前者分布在川東北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北至漢中，后者發(fā)源于鄂西北竹山，他們都居住在稱為巴的界域內(nèi)，所以他們都是巴人，盡管其族群有別，來源不同。羅泌在《路史·后紀(jì)一》中說巴國是“降處于巴”，就是說到了巴地建立國家，故曰巴國。西周初年周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也就是把宗姬分封到稱為巴的界域中，所以稱為巴國。這種情況，正與在《史記·五帝本紀(jì)》所謂“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相似。在《左傳》隱公八年記載眾仲說：“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yù)注曰：“立有德以為諸侯”，封建諸侯而胙土命氏，就是分封諸侯于某地，諸侯以其地名作為氏號，此即先秦所謂“諸侯以國為氏”。巴人的情況正是與此相同。由此可見，巴最初是地域名稱而不是族稱。

盡管巴地各族對巴的含義有不同的解說和傳說，但巴作為一個地區(qū)名稱卻是眾所公認(rèn)的，是分歧中的一致。如果我們承認(rèn)這一點，那么我們就不會固定地以某一或某些族群同巴人相聯(lián)系，認(rèn)為只有這一或這些族群是巴人，而把巴地其他族群排斥在巴人以外。

⑵.巴人先世來源之辨證：

正如對巴義的解說一樣，古文獻(xiàn)對于巴人先世來源的記載，也是歧說紛紜，莫衷一是。一般說來，無論學(xué)術(shù)界認(rèn)為巴國源于黃帝、太皞，還是認(rèn)為源于丹山之巴、廩君之巴，或源于周之宗姬，事實上都是針對巴國統(tǒng)治者的先世而言的，即指巴國王室的來源及地域所在，而不是指巴國民眾即被統(tǒng)治者族群先世的來源和地域。

①黃帝之后：

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

在《洛書》中記載：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其分野：輿鬼、東井。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啟，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wù)在救時，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禹會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巴國遠(yuǎn)世，則黃、炎之支。

這段文字實際上是追述巴國統(tǒng)治者即其王族的遠(yuǎn)世。巴與周同姓，故以巴為黃帝之后，這自然是有相當(dāng)根據(jù)的。至于說禹娶涂山為江州之涂山，則與在《左傳》等先秦史籍所記載的當(dāng)涂說等大相徑庭，學(xué)者多以在《左傳》所記為是。酈道元認(rèn)為：“(江州)江水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廟、涂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按群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dāng)涂，不當(dāng)于此也。”酈說無疑是正確的。根據(jù)新出土的東漢熹平二年(173年)景云碑銘文看，江州的帝禹廟和涂君祠，可能與大禹后代帝杼“帷屋甲帳”、巡狩回蜀途經(jīng)江州時所建有關(guān)。據(jù)此，江州帝禹廟和涂君祠的來源當(dāng)是十分古遠(yuǎn)的。

②太皞之后：

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中記載：“西南有巴國。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國。”太皞是上古東方和中原地區(qū)傳說中的人物，春秋時屢見記載。史稱太皞風(fēng)姓，居陳。在《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大(太)皞氏以龍紀(jì)，故為龍師而龍名。” 杜預(yù)注曰：“太皞，伏犧氏，風(fēng)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名官。” 在《呂氏春秋·孟春紀(jì)》中記載“其帝太皞”，高誘注云：“太皞，伏羲氏。”吳任臣在《山海經(jīng)廣注》、郝懿行在《山海經(jīng)箋疏》亦均以太皞為伏羲氏，均本于在《世本》之說。其實，在先秦文獻(xiàn)中，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二者并不混同，至漢代才將二者混為一談。對此，前人早已有充分考證，無須再考。

潘光旦采取漢代以后太皞伏羲氏的說法，據(jù)以認(rèn)為巴人發(fā)源于西北地區(qū)。按，在《帝王世紀(jì)》中記載說伏羲“生于雷澤，長于成紀(jì)”，成紀(jì)在今甘肅東南部西漢水以北的成縣。由成縣沿西漢水往東，經(jīng)陜西略陽入嘉陵江，經(jīng)過勉縣，即是漢中，這里正是巴地的所在。而在甘肅東南的成縣、武都、西和、天水、秦安等地，均發(fā)現(xiàn)不少歷史時期主要是戰(zhàn)國秦漢時期巴蜀文化的遺存?？磥?，從甘肅東南到陜西漢中，其中的一些巴蜀文化遺存應(yīng)與巴人當(dāng)中的某一支系有關(guān)，或許與漢中地區(qū)巴人的西遷有關(guān)，所以才產(chǎn)生出伏羲與巴人關(guān)系的傳說。不過，從太皞伏羲氏這一稱謂可以看出，巴人源于伏羲的傳說當(dāng)為晚出之說。但伏羲氏的問題以及與巴人的關(guān)系等問題，還很復(fù)雜，尚需深入研究。

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中說“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國”，咸鳥，或認(rèn)為即在《詩經(jīng)·商頌》所謂“玄鳥”。乘釐、后照，未詳?；蛞詾槌酸嵓磸[君，后照即楚之昭氏之后，均無確切證據(jù)。在《海內(nèi)經(jīng)》這段記載所說的太皞遠(yuǎn)裔的巴國，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尋繹，當(dāng)有所本。但所說巴國，卻不當(dāng)是巴國的統(tǒng)治者姬姓王族，而應(yīng)如李學(xué)勤所分析的，是巴國的一部分民眾，是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

③丹山之巴：

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中記載：“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zhí)，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巴]屬也。”孟涂，或作血涂、孟徐、孟余，均形近而訛。郝懿行箋疏云：“在《水經(jīng)注·江水》引此經(jīng)作血涂，在《太平御覽》中作孟余或孟徐。”不知孰是。此段引文的最后十一字，據(jù)郝懿行箋疏云：“在《水經(jīng)注》引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是此經(jīng)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酈氏節(jié)引之，寫書者誤作經(jīng)文耳。居屬又巴屬字之訛。”可知乃后人將郭注羼入。依此，郭注原當(dāng)作“丹陽，巴屬也”，居、巴形近而訛。丹陽，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郝懿行箋疏云：“在《晉書·地理志》建平郡有秭歸，無丹陽，其丹陽屬丹陽郡也。”丹陽，今湖北秭歸，地在西陵峽上游。在《路史·后紀(jì)十三》羅蘋注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據(jù)此，丹山當(dāng)在西陵峽與巫峽之間，即今渝、鄂交界的三峽峽區(qū)。

夏后啟，夏代開國君主。據(jù)史籍和夏文化考古，夏的地域范圍在晉南豫北，長江三峽地區(qū)不曾成為夏之統(tǒng)治地域，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啟之臣。依引文意，巴為地名，孟涂為神名，“聽其獄訟，為之神主”。據(jù)此，孟涂當(dāng)是長江三峽丹陽一帶土著部落所信奉的專司訴訟之神?？梢?，這個巴與巴國王族的起源談不上有絲毫聯(lián)系。

④廩君之巴：

巴王族源出廩君，此說影響較大。廩君史跡最早見于在《世本》中記載，此書早已亡佚，劉宋范曄在《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引有一段文字，李賢注謂“并見在《世本》”，知為原文。東漢應(yīng)劭在《風(fēng)俗通義》亦載其事，實際上也是本于在《世本》之說。在《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中記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絡(luò)鐘離山(西漢以后稱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wù)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dāng)以為君。余姓皆沉，唯務(wù)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則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余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

夷水，今清江，古又稱鹽水。武絡(luò)鐘離山在《水經(jīng)·夷水注》謂即佷山，在今湖北長陽境。

廩君的族屬，在《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注引《世本》中記載：“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巫誕，巫為地名，誕為族名，即是巫地之誕。誕，別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漢以后屢見于史冊，常與獽、夷、賨、蠻等族雜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長”，屬于濮越民族系統(tǒng)。徐中舒在《巴蜀文化續(xù)論》中認(rèn)為，廩君出自巫蜒，這是關(guān)于濮族的傳說。廩君實出濮系(詳后)，這一看法可謂信而有征。

根據(jù)《世本》的記載，廩君有“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并在那里與被稱為“鹽水神女”的土著居民爭長的傳說。按鹽陽即鹽水之陽，鹽水為今清江。在《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李賢注曰：“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都亭山。”鹽水源于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縣，中經(jīng)恩施、長陽，在宜都入江。其水名鹽水，是因為沿岸產(chǎn)鹽的緣故，鹽水就應(yīng)當(dāng)是清江最早的稱謂，故居于其旁的土著母系氏族部落才有“鹽水神女”之稱。其水又稱夷水，那是因為“廩君浮夷”入主其地的緣故，顯為晚出之說。而其水稱作清江，則是蜀王開明氏東征時所命名，時期更要晚一些。

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夷水本在漢水中游之西，為漢水支流，即今蠻河。據(jù)《水經(jīng)·沔水注》等書的記述，蠻河在東晉以前均稱夷水，因“桓溫父名夷”，曾官宜城太守，故桓溫執(zhí)政時為避父諱“改曰蠻水”，取蠻、夷義近之意。1975年在宜城縣南楚皇城內(nèi)出土一方漢印，文曰“漢夷邑君”，確切證實當(dāng)?shù)刂翝h代仍稱為夷，乃自先秦而然。宜城西山直到北魏時仍然稱為“夷谿”，更是明證。而在此古夷水北面，先秦史籍中均記有一條水道名為丹水，即今丹、淅之會的丹江。這一帶在商周時期本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在《左傳》昭公九年所記載的周初南土四國巴、濮、楚、鄧中的濮，正是在這里活動生息。

廩君先世本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區(qū)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動。清江本稱鹽水，由于廩君先世從夷水遷徙至此，將夷水之名帶至，故始稱其為夷水。原來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廩君先世遷于清江后，亦將丹水名稱帶來，故清江北面也出現(xiàn)了丹水之名。這種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托的現(xiàn)象絕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隨人遷徙之習(xí)的。這種情況，在《左傳》中稱為“名從主人”。在《世本》中說廩君“乘土船從夷水下至鹽陽”，可以說恰好是正確地反映了廩君先世從古夷水南下至于鹽水的情況。

至于在《水經(jīng)·夷水注》中所說：“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據(jù)捍關(guān)而王巴”，其實也是反映了廩君先世從古夷水向南遷徙的情形。過去人們一提捍關(guān)就以為是一專指名稱，或謂在今四川奉節(jié)，或謂在今湖北長陽。其實捍關(guān)本非專指名稱，捍為捍衛(wèi)、防衛(wèi)之意，不僅奉節(jié)、長陽有之，而且其他地方也有之。在《鹽鐵論·險固》中記載：“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shè)捍關(guān)以拒秦。”捍與捍,音同義通，可見楚在其西部邊疆也是遍設(shè)捍關(guān)以為捍衛(wèi)的。我們在排除捍關(guān)專指的成見以后再來看“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據(jù)捍關(guān)而王巴”的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廩君先世從夷水南下節(jié)節(jié)設(shè)關(guān)之事了，這也就是在《水經(jīng)·江水注》中“捍關(guān)，廩君浮夷所置也”一語所從來。

既然廩君先世是從古夷水南下至鹽水，那么又如何解釋在《世本》所記的“廩君之先故出巫誕”呢?這需要拋開巫僅僅是指長江北岸的巫山這一成見才能給以合理的解釋。

巫誕所在，歷代史籍記載未詳，學(xué)者多有爭議。今按巫誕當(dāng)即在《史記·楚世家》所記載的楚熊渠封其長子康的封地“句亶”。按，句亶之亶，在《世本》原作袒，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紐，聲、韻全同，故得相通。亶、袒與誕(誕亦元部定母字)，雙聲疊韻，以聲類求之，誕即亶、袒。句、巫二字，句為侯部見母，巫為魚部明母，上古音韻侯、魚二部恒通，顧炎武即將此兩韻歸于同一部(顧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吳即作攻吳。攻為見母，可知句亦可讀見母?？梢姡?、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誕實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脈的北端。在《鹽鐵論·險固》中記載：“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shè)捍關(guān)以拒秦。”方城即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縣南，可知竹山古亦稱巫。在《水經(jīng)·江水注》中記載：“捍關(guān)……弱關(guān)……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可知捍關(guān)、弱關(guān)所在之地均稱巫上。在《晉書·地理志》中記載“上庸郡”屬縣有“北巫”，為今竹山縣。由此可證，自竹山以南至今巫山縣，古代皆屬巫地。竹山南稱巫，在《史記·楚世家》所載西周中葉楚熊渠伐庸，封其長子康為句亶王，正在其地。長子康，在《世本》原作“庸”，二字形近而譌，康原當(dāng)作庸，此可謂鐵證。句亶在竹山以南，其東南即是蠻河，即古夷水，正是廩君先世巫誕的所在。廩君所浮夷水，原名鹽水，由于廩君從古夷水南下而將夷水之名帶至，故改稱夷水。而古夷水(今蠻河)北至襄陽一帶，正是殷周至春秋時期百濮的活動區(qū)域。由此可見，廩君之先，實為由漢至江之濮。

在《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中既稱廩君先世源于巫誕，又稱廩君為“巴氏子”，這顯然意味著廩君的先世稱為巴氏。而廩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誕)，位于漢中東南角與大巴山之間的鄂西北巴地，那里正是先秦姬姓巴國之所在。這種情況，表明廩君一系的巴人來源于鄂西北巴地。

廩君的年代，據(jù)《太平寰宇記》引《世本》記載：“廩君種不知何代。”可見由于廩君史跡的渺茫難征，其年代在戰(zhàn)國秦漢間已經(jīng)失考了。但從上文所論廩君先世從古夷水南下以及廩君一系的史跡等情況來看，其年代是十分古遠(yuǎn)的，應(yīng)在青銅時期以前的新石器時期之末。這表明，廩君早在史前時期已南遷清江流域，我們不能將其同在《左傳》所載周初分封在漢水上游與大巴山之間的姬姓巴國混為一談。何況，在《華陽國志·巴志》這篇專門記載巴國及其史事的歷史文獻(xiàn)中，對于廩君卻只字未提，這就充分說明了廩君并非巴國王族。

⑶.巴地八族的來源：

先秦巴國只有一個，即姬姓巴國。除姬姓巴國外，其余所謂的巴國，都是居息在巴地上稱為巴的族群。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說，巴國“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蠻”，顯然這八個族群是巴國境內(nèi)的屬民，而不是與巴國并駕齊驅(qū)的另外八個巴國。以下對巴地八族略作分析，以明其來源。

在《華陽國志·巴志》所記巴國之屬的八種族類中的“濮”，與川東其他百濮系統(tǒng)相對舉，說明此“濮”是專稱，而不是泛指的濮。
    濮人的歷史十分悠久，因其分布甚廣，群落眾多，故稱百濮。在《逸周書·王會篇》中記載商代初年成湯令伊尹為四方獻(xiàn)令說：“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chǎn)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短狗為獻(xiàn)。”這個殷畿正南的百濮，當(dāng)即孔安國所說的“西南夷”，亦即杜預(yù)所說的“建寧郡南”的“濮夷”，即云南之濮。濮或作卜，見于殷卜辭：“丁丑貞，卜又彖，□舊卜。”郭沫若在《殷契粹編》考釋為：“卜即卜子之卜，乃國族名。”卜子，在《逸周書·王會篇》中記載周初成周之會，“卜人以丹砂”，王先謙補(bǔ)注曰：“蓋濮人也。”卜、濮一聲之轉(zhuǎn)。先秦時期生產(chǎn)丹砂最為有名的是今重慶彭水，故此以丹砂為方物進(jìn)貢的濮，當(dāng)指川東土著濮人。在《尚書·牧誓》中記載西土八國中也有濮，是殷畿西方之濮?？梢?，商周之際的濮，業(yè)已形成“百濮離居”之局，而不待春秋時期。這些記載說明，濮人支系眾多，分布廣泛，是一個既聚族而居，又與他族錯居的民族集團(tuán)。
西周初年，西方的濮人已東進(jìn)與巴、鄧為鄰，居楚西南，分布于江漢之間。西周中葉，江漢濮人力量強(qiáng)大，周厲王時銅器在《宗周鐘》銘文記載濮子曾為南夷、東夷二十六國之首，足見其勢盛焰熾。西周末，楚在江漢之間迅速崛起，發(fā)展壯大，給濮人以重大打擊，使其急劇衰落。“楚蚡冒于是乎始啟濮”。春秋初葉，楚武王“開濮地而有之”，大片濮地為楚所占，從而造成江漢濮人的大批遠(yuǎn)徙。
    春秋時期江漢之間的濮人群落，已不復(fù)具有號令南夷、東夷的聲威，部眾離散，“無君長總統(tǒng)”，各以邑落自聚，遂成“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之局。在楚的屢次打擊下，江漢之濮紛紛向南遷徙。文獻(xiàn)中戰(zhàn)國時期楚地已無濮人的記載，除留居其地的濮人改名換號，或融合于他族外，大批濮人的遠(yuǎn)徙是其重要原因。
    江漢濮人的遠(yuǎn)徙，多遷往西南今川、黔、滇三省。究其原因，當(dāng)為西南地區(qū)原來就是濮人早期聚居區(qū)之一的緣故。過去多有學(xué)者認(rèn)為西南之有濮人，是由于春秋時期江漢百濮的遷入，其實不然。前引《逸周書·王會篇》提到商代初葉云南有濮人。川西南的大石墓，即在《華陽國志》所記載的“濮人冢”，即是邛都夷所遺。川南的僰人，是濮的一個支系，至少在商代即在當(dāng)?shù)囟ň印Ｔ凇度A陽國志·蜀志》中記載蜀郡臨邛縣有布濮水(在《漢書·地理志》記為仆千水)，廣漢郡郪縣也有濮地之名，均為濮人所遺。而商代晚期由滇東北至川南入蜀為王的杜宇，也是濮人。至于川東之濮，有濮、賨、苴、獽、夷、蜒諸族。其中，居于渝水兩岸的賨、苴和長江干流兩岸的獽、夷為土著，蜒則是從江漢之間南遷濮人的一支。在《華陽國志·巴志》所載川東諸族中作為專門族稱的濮，也是從江漢遷來的濮，故雖徙他所，名從主人不變。
    先秦長江上游的濮人，多為商周時期即已在當(dāng)?shù)囟ň拥淖迦?，也有春秋時期從江漢地區(qū)遷徙而來的濮人支系。分布在川境的濮人，以川東、川南和川西南以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為集中。他們名號雖異，但在來源上卻都是古代百濮的不同分支。后來，隨著各地濮人經(jīng)濟(jì)、文化、語言等的不同發(fā)展和演變，以及與他族的混融，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團(tuán)。秦漢時期及以后歷代史籍對這些民族集團(tuán)或稱夷，或稱蠻，或稱僚，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百濮雖分布極廣，但春秋時期直接稱之為濮的，僅見于江漢之濮，其他地區(qū)的濮人則各以其名號為稱，“隨方立名，則各從方號”。由此可見，在《華陽國志·巴志》所載川東地區(qū)這支專稱的濮人，既無方號，表明是從江漢百濮遷徙進(jìn)入的一支。
    這支濮人主要分布在今涪江下游，中心在今重慶市以北之涪江、嘉陵江和渠江相會的合川一帶。在《輿地紀(jì)勝》引《益部耆舊傳》記載：“昔楚襄王滅巴子，封廢子于濮江之南，號銅梁侯。”銅梁，山名，在今合川附近。濮江當(dāng)即今涪江，濮、涪音近而訛。在《輿地紀(jì)勝》引《圖經(jīng)》中說合川釣魚山雙墓的來歷：“巴王、濮王會盟于此，酒酣擊劍相殺，并墓而葬”，說明合川一帶是這支從江漢遷徙入川的濮人的分布中心。
    賨人是板楯蠻的別稱，為川東土著族群之一。秦昭王時，因板循蠻射白虎有功，秦“復(fù)(免除)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漢初，板楯蠻因“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復(fù)之，專以射白虎為事，戶歲出賨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fù)夷’，一曰‘板楯蠻’。”稱其為賨人，則如譙周在《巴記》中所說，“夷人歲出賨錢，口四十，謂之賨民。”本由交納賨錢得名，秦漢以后逐漸演化為族稱。
    板楯蠻之名，來源于木盾。東漢劉熙在《釋名·釋兵器》中記載：“盾，遁也，跪其后辟以隱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于吳……隆者曰須盾，本出于蜀……以縫編版謂之木絡(luò)，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也。”胡三省在《通鑒釋文辨誤》中記載：“板楯蠻以木板為盾，故名。”本由使用木盾得名，后遂成為族稱。
    板楯蠻古居嘉陵江和渠江兩岸。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按指賨民，即濮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宕渠郡”下載：“長老言，宕渠蓋為故賨國，今有賨城。”在《輿地紀(jì)勝》引《元和志》記載：“故賨城在流江縣東北七十里。”在《太平寰宇記》中記載：“古賨城在流江縣東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國都也。”流江縣為今渠江縣。板椐蠻居此，當(dāng)從嘉陵江東進(jìn)而來。按盾又稱為渠，在《國語·吳語》中記載：“奉文犀之渠”，韋昭注曰：“文犀之渠，謂楯也。”宕渠、渠江等名稱，當(dāng)由板楯蠻所居而得名。
   據(jù)《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巴東朐忍(今重慶云陽)和涪陵郡也有板楯蠻錯居。同書在《漢中志》和《李特雄期壽勢志》中記載漢中亦有板楯蠻。在《漢書·地理志》則說：“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可見，板楯蠻分布甚廣，包括整個川東地區(qū)，北及漢中東部之南，都是板楯蠻的活躍出沒之地。諸書記載說明，板楯蠻不僅是構(gòu)成川東巴地，而且也是構(gòu)成川東巴國各族中分布最廣的主要族群之一。
    板楯蠻是百濮的一支。揚(yáng)雄在《蜀都賦》中說：“東有巴賨，綿互百濮”，這是賨人(板楯蠻)為濮系民族的確證。在《華陽國志·巴志》所載閬中渝水有賨民，郭璞注在《上林賦》則記為獠人。賨、獠互代，可見兩者皆一。
    苴也是川東地區(qū)的一支土著族群。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蜀王別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同書在《漢中志》中記載：“晉壽縣，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晉壽。水通于巴，又入漢川。”地在今四川廣元市以西、劍門關(guān)之北，嘉陵江西岸的老昭化。
    苴古讀為巴。在《史記·張儀列傳》集解引譙周在《古史考》中說：“益州‘天苴’，讀為“苞黎’之包，音與‘巴’相近，”在《索隱》中記載：“苴音巴。”又曰：“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益州天苴讀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芭黎’之‘笆’。按，芭黎即織木葺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也。”可見，苴不僅讀為苞、芭，且意義也與巴同。在《漢書·司馬相如列傳》中記載：司馬相如在《喻蜀父老文》中所說“略斯榆，舉苞蒲”，“苞蒲”即“巴濮”。說明苴即巴，是百濮的一支。

苴地本為巴濮所在地，故地名苴。后為蜀取，蜀王封侯于此，故曰“苴侯”，乃以居為氏。但此時苴地的被統(tǒng)治族群仍然是原居其地的苴人。1951年在四川昭化寶輪院出土的巴人船棺葬，實非入主其地的蜀人遺存，也非巴國王族的遺存，而應(yīng)是秦滅巴后，為秦戍邊的苴人的墓葬。至于在《史記·張儀列傳》所載“苴、蜀相攻擊”，這里的苴則不是指苴人，而是指苴侯。由于蜀王開明氏并非巴人或楚人，故其弟苴侯也不是巴人或楚人，這是應(yīng)當(dāng)順便指出的。

獽人史跡不詳。據(jù)《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涪陵郡和巴郡都分布有獽人群落。在《水經(jīng)·江水注》中記載：“江水東逕壤涂而歷和灘”，地在今重慶萬州境內(nèi)。在《水經(jīng)·江水注》中又說魚復(fù)故城東傍“獽溪”，地在今重慶奉節(jié)。長江干流和峽區(qū)這兩處獽地，均因古獽人所居而得名，說明是獽人的主要分布地。

夷本為中原華夏對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通稱，但川東之夷既為專稱，顯然就不是泛指。在《華陽國志》中記載巴東郡有夷人，也分布在長江干流和峽區(qū)一帶。

獽、夷均為濮人。在《隋書·地理志》中記載“梁州”下記載：“又有獽、蜒、蠻、賨，其居處，風(fēng)俗、衣冠、飲食，頗同于僚”。在《太平御覽》中記載：“有獽人，言語與夏人不同，嫁娶但鼓笛而已。遭喪乃立竿懸布置其門庭，殯于其所。至其體骸燥，以木函置山穴中。李膺在《益州記》云：‘此四郡獽也。’又有夷人，與獽類一同。又有僚人，與獽、夷一同，但名字有異而已。”明確指出獽、夷與僚一同，足見兩者均屬古代濮人系統(tǒng)。

蜑字又作蜒、誕、蛋，形近音通。川東之蜑主要分布在巴東郡、涪陵郡。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涪陵郡”下載：“土地山險水灘，人多戇勇，多獽、蜑之民。”“巴東郡”下載：“有奴、獽、夷、蜑之蠻民。”與涪陵郡相接的清江流域的廩君，在《世本》稱：“廩君之先，故出巫誕。”巫為地名，誕為族稱，巫誕即是巫地之誕，可見廩君也是蜑人。

蜑人屬百濮支系，秦漢以后史籍亦屢有記載，常與獽、夷、賨等雜居。在《蠻書》引《夔府圖經(jīng)》記載：“夷、蜑居山谷，巴、夏居城郊，與中土風(fēng)俗禮樂不同。”在《隋書·地理志》中記載“梁州”下載：“又有獽、蜒、蠻、賨，其居處、風(fēng)俗、衣冠、飲食，頗同于僚，而亦與蜀人相類。”蜀人，因蜀王杜宇、開明皆濮人，故西周以后蜀人的濮系民族特征愈益突出，一般即將蜀人視為濮系。僚本即濮?？梢姡炄舜_是濮人的一支。由于蜑人主要分布在峽區(qū)以至清江流域，為古代巴中之地，故左思在《蜀都賦》中說：“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此亦蜑為百濮的確證。

奴，應(yīng)即盧。盧是巴地八族之一，是一個單獨的族類，與板楯七姓中的盧(羅)毫無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開來。盧，最早見于在《尚書·牧誓》中記載，跟隨武王伐紂，為西土八國之一。西周春秋時活動在漢水中游地區(qū)，在《左傳》桓公十三年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楚師。其地，在《續(xù)漢書·郡國志》中記載“南郡”下記有：“中盧，侯國”，原注引《襄陽耆舊傳》云：“古盧戎也。”在《元和郡縣志》中“義清縣”記載：“本漢中廬縣地也，西魏于此置義清縣，后因之。中廬故縣在今縣北二十里。本春秋廬戎之國。”其地在今湖北襄陽縣西。在《水經(jīng)·沔水注》中記載：“襄陽縣故城，楚之北津戍也……其土，古鄢、都、盧、羅之地。” 又載：“中盧縣東，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縣即春秋盧戎之國也。”在《括地志》亦載：“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房陵為今湖北房縣。這應(yīng)是春秋早期楚滅盧后，盧之一部遷于鄂西山地的居所。以后，鄂西這支盧人又輾轉(zhuǎn)西遷于渠江流域，居今渠縣境內(nèi)。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宕渠郡”下記有“盧城”，實即這支盧人入川東以后的定居之地。

關(guān)于盧人的族源，據(jù)史籍可以考定，來源于今山西境內(nèi)，為舜后。在《國語·周語中》中記載富辰諫周襄王曰：“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壇，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媯”。韋昭注云：“盧，媯姓之國。荊媯，盧女，為荊夫人。荊，楚也。”此處的盧，即在《左傳》桓公十三年的盧戎。盧為媯姓，而媯姓出自帝舜。在《史記·陳杞世家》中記載：舜“居于媯汭，其后因為氏姓，姓媯氏。”媯姓后代，“夏后之時，或失或續(xù)”。其續(xù)國承祀者，西周初年，武王褒封媯滿于陳，為陳胡公。盧為媯姓，是未能承續(xù)舜所傳國者，因之居西方，故稱盧戎。但按其起源，卻屬于華夏民族系統(tǒng)。

春秋早期盧國見于在《左傳》中記載，很快便從歷史上消失，當(dāng)在魯桓公十三年后不久被楚并滅。其后，盧人一支西遷鄂西，春秋中葉，由于庸國日強(qiáng)，這支盧人不得不再西遷入川。以此看來，盧人入川的年代應(yīng)在春秋中葉以后。

共也是巴地族群之—，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其為巴國之屬，是一個有別于其他族群的族類。共人最早見于在《逸周書·王會篇》中記載：“具區(qū)文蜃，共人玄貝，海陽大蟹。”孔晁注曰：“共人，吳越之蠻。”據(jù)此，在殷周之際，共人原為東方濱海地區(qū)的越系民族。大概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共人沿江西上進(jìn)入川東。共人的分布，據(jù)《太平寰宇記》中記載，唐麟德二年移洪杜縣于“龔?fù)?#8221;，即今重慶酉陽之“龔灘”。共、龔字通，當(dāng)為共人所居得名。

這個越系的共，與板楯七姓中的龔不同。板楯之龔，在《蜀都賦》李善注引《風(fēng)俗通》作“襲”，二字形近而訛，當(dāng)以作龔為是。雖然板楯之龔與越系之共音同可通，但同在《華陽國志·巴志》中，卻是將板楯七姓全部納入賨人一系加以敘述，而共人則單出，不與巴地其他任何族群同系，可見兩者非一。

由上可見，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的巴國之屬“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蠻”，盡管其各自來源不同，但均屬先秦濮越集團(tuán)這一包容面十分廣泛的民族系統(tǒng)。從他們的來源不難看出，他們均非先秦巴國的統(tǒng)治者即巴國王族。恰恰相反，巴國王族是在西周初年由周王室分封到巴地建立諸侯國去統(tǒng)治巴地各族，用以藩屏周室，鎮(zhèn)撫南土的。

⑷.宗姬之巴——巴國王族的來源：
   巴國王族，即學(xué)術(shù)界所盛稱的宗姬之巴，亦即在《左傳》、在《史記》以及在華陽國志·巴志》等史籍所敘錄的巴國。
   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
   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在《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巴國遠(yuǎn)世，則黃、炎之支；封在周，則宗姬之戚親。
    巴為姬姓，這在先秦史籍中可得而征引。在《左傳》中記載：“初，楚共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無嫡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使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于群望曰：“當(dāng)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巴姬埋璧之事亦見于在《史記·楚世家》。

在《左傳》所記“巴姬”，根據(jù)《周禮》所載“婦人稱國及姓”之制，巴為國名，姬為國姓，巴姬即是姬姓巴國嫁于楚的宗室女。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直到戰(zhàn)國年間，巴、楚的通婚關(guān)系尚存，足證巴為姬姓之說不誤。

巴子稱為宗姬，宗姬之姬為姓，宗則是同宗之意，表示與周人為同宗之后。姓原是母系氏族社會的產(chǎn)物，在《說文·女部》中記載：“姓，人所生也”，其字從女從生，表明姓所標(biāo)志的是出生的血緣關(guān)系。在《左傳》昭公四年記載叔孫豹與其過去“所宿庚宗之婦人”對話，叔孫豹“問其姓”，婦人答曰：“余子長矣。”杜預(yù)注云：“問有子否?問其姓(生產(chǎn))，女生(女子生產(chǎn))曰姓，姓謂子也。”可見，問其姓就是問她所生的孩子，姓也就是出生的血緣關(guān)系。這種出生的血緣關(guān)系最初以母系計算，故曰“女生為姓”。后來發(fā)展到以男系計算血緣關(guān)系時，就出現(xiàn)了宗。在《說文·宀部》中記載：“宗，尊祖廟也。”宗即是祭祀祖先的廟主，所表示的完全是父系的血緣關(guān)系。因此，由姓到宗的發(fā)展是同社會由母系轉(zhuǎn)入父系相適應(yīng)的。顯然，巴有宗姬之稱，說明巴人的父系先祖與周人的父系先祖源出一脈，有相同的出生血緣關(guān)系，故為同宗之后。

對于宗姬的解釋，有的學(xué)者從周之宗室子弟這一角度出發(fā)，認(rèn)為宗姬應(yīng)是周王室的直系后代。此說尚可商榷。如上文所論，宗為同宗之意，代表的是父系血緣上的同源關(guān)系，并非指宗室而言。從史實來看，根據(jù)《華陽國志·巴志》的記載，宗姬的分封是在周武王克殷之后。在《左傳》昭公九年也說是“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則此宗姬必與武王同時。假如宗姬果然是武王的宗室子弟，那么在有關(guān)文王、武王或成王進(jìn)行分封的備物典冊中就應(yīng)該有史可考，但事實并非如此。從《史記·周本紀(jì)》關(guān)于王室世系的記載可見，周武王有子十人，長曰管叔鮮，最少曰冉季聃，十人及其后代中沒有一個同宗姬巴國有關(guān)。

對于文、武、周公的后代即宗室子弟在西周初年分封為諸侯的情況，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記載頗為詳細(xì)，其文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wèi)、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yīng)、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這些諸侯國均為西周宗室子弟所建，其源流大多在史籍或金文資料中可以考見，其中同樣沒有一個與武王分封的宗姬巴國有關(guān)。按在《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對“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后的分封之?dāng)?shù)有一說明，文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這里所說的兄弟之國，其實就是指宗室子弟所建之國；而所說姬姓之國，在此與兄弟之國對舉，顯然就不是指王之宗室子弟，而是指與周同源的其他姬姓所建之國，二者間的區(qū)別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在《荀子·儒效篇》中記載：“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茍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所說“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與上引《左傳》所記兄弟之國和姬姓之國的總數(shù)五十五人基本一致。兩相對照，可知這是舉全部姬姓諸侯之?dāng)?shù)合而言之，未作王室子弟和其他姬姓間的區(qū)分。既然史籍已明確指出姬姓諸侯中存在王室子弟和同宗后代的區(qū)別，而王之宗室子弟所建諸侯國中又無一稱巴，與宗姬巴國全然無關(guān)，那么，認(rèn)為宗姬是周王室子弟的說法無疑就是一種誤解了。

宗姬與周同宗，在班輩上低于武王，在同宗關(guān)系的龐大血緣紐帶中居于子輩，由于早已別為氏族，故對武王來說，屬于子族之列，因其分封于巴，故稱巴子。巴謂國名，子謂子族，此即宗姬稱為巴子的由來。

據(jù)《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殷周之際的宗姬之巴，由于迫使殷人前徒倒戈而“著乎在《尚書》”，名傳千古。這里所說著乎在《尚書》中記載，古今學(xué)者均一致認(rèn)為是指在《尚書·周書》中的在《牧誓》。在《牧誓》是武王伐紂大戰(zhàn)之前在商郊牧野所作的誓師詞，篇首記載：“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在《史記·周本紀(jì)》所引與此略同)同參與伐紂之師的各族武裝共同宣誓?？墒窃谒熊婈犞?，絲毫也未提到巴師，在整個誓詞中也沒有片言只語提到巴人，這同常璩之言顯然矛盾。

為了證實在《華陽國志·巴志》關(guān)于巴師著乎在《尚書》這一記述的可靠性，學(xué)者們已經(jīng)作了許多闡釋，或說彭即巴，或說髳即巴，或說濮即巴，或說舉濮而包巴，總之都在篇中具體提到的八國中去加以論說。然而均無確據(jù)，難成所論。有學(xué)者從新的角度來考察這一問題，認(rèn)為今陜西寶雞附近的弓魚國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與四川彭縣竹瓦街所出頗為相似，當(dāng)為巴人的弓魚氏所遺，并認(rèn)為弓魚氏即是參與武王伐紂的巴師，應(yīng)屬在《牧誓》篇首所稱的“友邦冢君”之列，與西土八國不存在什么關(guān)系。此說頗有新意，不過把弓魚氏器物看作巴人所遺，從而把二者等同起來，這一說法似可進(jìn)一步研究。

從弓魚伯、弓魚季所作之器特別是青銅兵器來看，其形制與早期蜀文化頗為近似，并且彭縣竹瓦街無論就地域上說還是就已發(fā)現(xiàn)的器物來說，均無不與蜀有關(guān)，而同殷周之際的巴人談不上直接的聯(lián)系。

巴師伐紂確為史實，但既不應(yīng)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中去強(qiáng)取其證，也不必在《牧誓》中去詳加稽考，以求從中析出一支巴人。上文說過，巴與周為同宗之后，關(guān)系甚密，居地相鄰，在殷末參與以周為首的反殷集團(tuán)，成為“殷之叛國”，并協(xié)同武王伐紂，是沒有什么疑問的，所以周初也才能夠被武王舉親而封于巴。如像宗姬一類非周王宗室子弟的其他姬姓之國也是如此，均由于相隨伐紂而受王室分封，故其名稱也未見諸在《牧誓》中記載，更未流傳下來。而在《牧誓》所舉西土八國則與此不同，這八國中沒有一個是周之同姓，他們與周的關(guān)系并不像周之同姓那樣緊密，參與伐紂也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故武王在誓師詞中要把他們特別舉出，一方面可略示其間的區(qū)別，另方面則可收儆戒訓(xùn)令之效。屬于姬姓集團(tuán)的各個宗支，則由于有血緣紐帶的牢固維系，并且在軍事上易于連成一體，服從統(tǒng)一的號令指揮，因而用不著把各支的名稱一一列出。

事實上，在《牧誓》對姬姓集團(tuán)中的任何一支都是沒有直接列舉的，只是在篇首總挈各部時舉出了各自所任軍職，即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之類，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宗姬的軍事稱謂。因此在這篇誓詞中找不到宗姬之名是極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

巴國雖為姬姓，與周同源，但諸姬集團(tuán)早在殷代或在此以前即已別為氏族，依照上古姓氏有別，“女子稱姓，男子稱氏”的通例，其方國名稱均不與姓發(fā)生聯(lián)系，而以職司名、居邑名等作為國名，并以此作為氏號，此即古人所謂“諸侯以國為氏”，因此同一族屬的不同宗支在別為氏族后即有不同的名稱。僅以姬姓而論，在《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呂相絕秦之辭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這里的白狄，即指在《左傳》中所記的晉獻(xiàn)公夫人大戎子狐姬和驪姬的族落，與晉同姓相婚，顯為姬姓，此外鮮虞也是姬姓，均為與周同姓而別為氏族后另立名號者，不失為顯著例證。

⑸.與巴有關(guān)的幾個概念：

巴是一個內(nèi)涵和外延都十分復(fù)雜的概念。從最廣泛的意義說，作為地域名稱，巴的包容面相當(dāng)廣闊。由于古代以川東、鄂西為中心，北達(dá)陜南，南及黔中和湘西地區(qū)的一大片連續(xù)性地域通稱為巴，所以古代居息繁衍在這個地域內(nèi)的各個古族也被通稱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國、巴文化等概念。從這個意義上看，巴這個名稱包有地、人、國、文化等多層次的復(fù)雜內(nèi)涵，是一個復(fù)合性概念。由于巴的內(nèi)涵的復(fù)雜性，導(dǎo)致學(xué)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fā)，往往各執(zhí)一端，發(fā)生很大分歧，至今在若干基本問題上還遠(yuǎn)遠(yuǎn)沒有取得一致意見。

巴地、巴國、巴人、巴文化，是幾個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的概念。

巴地，有廣、狹二義。狹義上的巴地，是指姬姓巴國之地，初位于漢水上游陜東南地區(qū)與大巴山之間，是著名的“漢陽諸姬”之一，后輾轉(zhuǎn)南遷到長江上游中游之間的川東鄂西地區(qū)。廣義上的巴地，則隨時期的變化而廣狹不一。先秦至秦漢時期的巴地，是指被稱為巴的一大片地域，即以川東、鄂西為中心，北達(dá)陜南，包有嘉陵江和漢水上游西部地區(qū)，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區(qū)在內(nèi)的一大片連續(xù)性地域。

巴國，是指以姬姓巴王族為主體，并包括版圖內(nèi)的其他族群，在先后以陜東南和川東鄂西為中心而其四至因時而異的地域范圍內(nèi)所建立的國家。但不同時期，由于巴疆范圍的不同，巴國的范圍也遠(yuǎn)非一成不變。在多數(shù)情況下，當(dāng)巴疆縮小后，其故地仍可稱巴。如漢中屬秦后，其地仍有巴稱。反之亦然。

巴人是泛指生長在巴國和巴地范圍內(nèi)的所有人，以及從巴遷徙至其他地方的人，而可以不論其本來族別如何。

巴文化有三個不盡相同的概念。戰(zhàn)國以前的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是有區(qū)別的，巴國文化是指宗姬一系的巴國王族的文化，巴地文化則是指巴地各族的文化。春秋末戰(zhàn)國初巴國從漢水上游南移長江干流，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才結(jié)合起來，形成完整意義上的巴文化。因此，巴文化含有巴國文化、巴地文化以及完整意義上的巴文化等三個不同的層次。完整意義上的巴文化是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復(fù)合共生的地域文化概念。春秋戰(zhàn)國之際巴國從漢水上游南遷長江干流兩岸巴(西陵)、巫、夔峽地區(qū)和川東地區(qū)，成為當(dāng)?shù)馗髯宓慕y(tǒng)治者，于是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始多元共生，從復(fù)合、耦合到融合，兩種不同文化的空間構(gòu)架由此基本重合。到這個時候，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才合二而一，在考古學(xué)上表現(xiàn)為巴國青銅文化與巴地文化(陶、石)相融合，從生活、生產(chǎn)用具到武器等諸方面形成為一個具有特色的整體性系統(tǒng)性文化結(jié)構(gòu)。這個時候的“巴文化”才是完整意義上的，可以用“巴”來涵蓋并指稱國、地、人、文化的一個具有獨立意義的文化概念，從而形成巴文化區(qū)。

巴文化區(qū)的地域范圍，大致上北起漢中，南達(dá)黔中，西起川中，東至鄂西。它的基本特點，一是大量使用巴蜀符號，多刻鑄在青銅器和印章上；二是巫鬼文化異常發(fā)達(dá)，以致在川東鄂西尤其三峽地區(qū)形成一個頗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傳奇甚多，來源甚古，與眾不同；三是樂舞發(fā)達(dá)，人民能歌善舞，其青銅樂器以錞于為重器；四是崇拜白虎(廩君蠻)與畏懼白虎(板楯蠻)信仰的共生和交織；五是具有豐富而源遠(yuǎn)流長的女神崇拜文化傳統(tǒng)；六是“其民質(zhì)直好義，土風(fēng)敦厚”，“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等等。

春秋戰(zhàn)國之際巴文化形成后，巴文化區(qū)的地域構(gòu)架同時基本穩(wěn)定下來，歷秦漢魏晉南北朝基本沒有大的變動，隋唐以后文化面貌始發(fā)生較多變化，但在峽區(qū)及嶺谷之間其基本文化面貌則一直持續(xù)發(fā)展到近世。

考古學(xué)上的巴文化，研究對象與巴地的史前文化或全部巴人的文化有異有同。參照夏鼐所說歷史時期的考古學(xué)文化應(yīng)當(dāng)用族名或朝代名(如夏文化、商文化等)來指代，則考古學(xué)上的巴文化應(yīng)當(dāng)是特指歷史時期巴人所創(chuàng)造的具有獨自特征的全部物質(zhì)文化遺存。另一種概念是狹義的文化概念，主要指巴人的精神文化。還有一種是文化人類學(xué)上的文化概念，包括巴人的全部物質(zhì)文化、精神文化和社會結(jié)構(gòu)。關(guān)于巴人的來源問題，學(xué)術(shù)界一直存在爭論。

徐中舒指出：巴為姬姓，是江漢諸姬之一，為周族；史籍所載巴為廩君后代，興起于巫誕之說，并不正確；巴與濮原為兩族，后因長期雜居成為一族，故稱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間，戰(zhàn)國時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漢時期沿江向西發(fā)展。蒙文通認(rèn)為：巴國不止一個，秦所滅巴是姬姓之巴，楚所滅巴是五溪蠻，為槃瓠后代，即枳巴?？娿X提出：廩君之巴與板楯蠻不同族，廩君祖先化為白虎，板楯蠻則以射白虎為事，兩族非一。鄧少琴、童恩正等堅持巴人出自廩君的傳統(tǒng)看法。鄧少琴提出：古代數(shù)巴并存，有清江廩君白虎之巴，而巴誕是廩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稱；所謂太皞之巴，應(yīng)源出氐羌。董其祥在《巴史新考》支持這一看法，并認(rèn)為賨、誕、僚、獽等族，曾與巴共處于江漢平原或川東，有些就是巴族的組成部分。蒙默認(rèn)為：古代沒有一個單獨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個巴國，即廩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國和枳巴，分別活動在夷水、漢水、渝水及涪陵水會，分屬蜒族、華夏族、賨族和獽蜒族。李紹明則提出了廣義巴人和狹義巴人的概念，認(rèn)為廣義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誕之蠻”，其族屬未必一致；狹義的巴人則指巴國王室，即“廩君種”，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經(jīng)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共同體，就與昨天那些母體民族告別了。

不難看出，在巴人的來源問題上可謂歧說紛繁，難以縷析。必須經(jīng)過辨證，才有可能整理出大致清楚的頭緒。

2.長陽佷山非武落鐘離山(此引湖北三峽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

從上個世紀(jì)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xué)者提出長陽都鎮(zhèn)灣佷山即巴人發(fā)源地武落鐘離山的觀點。從山名、方位、難留山、赤、黑二穴、陰陽石、文化遺址、出土文物等多方面論證了此觀點不能成立。然后，從地名、地貌、民俗、姓氏、縣志、古文獻(xiàn)、考古發(fā)現(xiàn)等，論證了長陽西部今柳山為武落鐘離山。

⑴.佷山即“武落鐘離山”嗎：

在廩君巴人的族源探討中，“武落鐘離山”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地名?！逗鬂h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關(guān)于巴人祖先廩君是這樣記載的：“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后漢書》由南朝宋范曄所著，上述內(nèi)容引自《世本》?！妒辣尽芬粫蓱?zhàn)國或西漢史官所撰，記黃帝至春秋時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地等。關(guān)于廩君的故里，與《后漢書》的記載一致，也是“武落鐘離山”、“赤黑二穴”等。
    武落鐘離山在什么地方呢？文獻(xiàn)上有只言片語的記載，歷史上有一些學(xué)者費力考察過，但長期以來沒有確切的答案。上個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的一些文化人，提出武落鐘離山在長陽都鎮(zhèn)灣，就是佷山。這一觀點的主要論據(jù)有如下幾條：①山名的由來與演變：
    武落鐘離山是武絡(luò)山與鐘離山的合稱。“落”是長陽俗語，指一種量詞單位，也就說是“堆”和“疊”之意。因之武絡(luò)山就是五座山，或是一座有五個山峰的山。佷山有五個山峰，第一峰名“佷山包”，第二峰名“魁頭山”。佷山原名五落山，“五”與“武”同音，后來就訛為“武絡(luò)山”了。佷山東隔長楊溪有撞鐘垴山，古傳有鳴鐘懸于其山，因其與清江北岸的佷山為長楊溪所隔離，故稱“鐘離山”。后來史家將武絡(luò)山(即佷山)與撞鐘垴山(即鐘離山)總稱為“武落鐘離山”了。
②佷山的方位與難留山：
    北宋《太平寰宇記·峽州》記載：“武絡(luò)山，一名難留山，在(長陽)縣西七十八里，本稟君所出處也。”《水經(jīng)·夷水注》記載：夷水(即清江)“東徑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東北面又有石穴，可容數(shù)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
    考察佷山到長陽縣城龍舟坪的距離，陸地相距六十多里，水路相距七十八里，與《太平寰宇記》記載完全吻合。難留山就是武絡(luò)山——廩君故里，對它的描述與佷山的魁頭峰相同，也是獨立峻絕，有一石室，長幾十米，高數(shù)米，寬數(shù)米，其下又緊挨一個石室。這兩處石室可供民眾避難居留，故稱“難留山”。
③赤黑二穴與陰陽石：
    在歷史記載中，凡提到武落鐘離山就會提到赤黑二穴，這是武落鐘離山的基本特征。如在史籍《后漢書》中關(guān)于廩君的記載中，就說到巴氏之子出于赤穴，另外四姓之子出于黑穴。在史籍《晉書·李特載記》中說：“昔武落鐘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
    在關(guān)于石穴的歷史記載中，大多都說石穴內(nèi)有并立兩個石柱，稱陰陽石?！端?jīng)注·夷水》記載：“西面上里余，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太平御覽·荊州圖》記載：“宜都(長陽曾隸屬宜都)有穴，穴有二大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為陽石，一為陰石。水旱為災(zāi)，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即稟君石也。”《輿地紀(jì)勝》、《清一統(tǒng)志》等，都有廩君石穴中陰陽石的記載。
    據(jù)認(rèn)為佷山有陰陽石與赤黑二穴，證明佷山即武落鐘離山。陰陽石為一塊長約三十米、寬約二十米、高七、八米的天然巨石。一頭干燥一頭潮濕，干燥的部分稱陽石，潮濕的部分稱陰石，整體稱陰陽石。陰陽石下面有三個石穴，其一可容五十人。其二可容一百人，石頭含血色，自然是“赤穴”。第三個石穴可容二十人，終年無光線照射，是“黑穴”。
④遺址與文物：
    佷山如果是廩君生活過的武落鐘離山與赤黑二穴，那么在這座山與石穴中應(yīng)有大量巴人遺址與文物出土。據(jù)稱，在武絡(luò)山北麓固倉坪，出土過古代土磚十萬塊，磚頂和側(cè)面，有符號狀的圖案，可能是巴人古文字。1981年又發(fā)現(xiàn)一個古城遺址，名黃土包，出土有碗、罐、銅鏡、銀鐲等。佷山往西幾里處，出土一件完整的虎鈕錞于，是巴人的用具，現(xiàn)陳列于湖北省博物館。
但是以上四條證據(jù)能成立嗎？佷山真的是武落鐘離山嗎？
⑵.佷山不是“武落鐘離山”
    以上四條主要證據(jù)，認(rèn)為都不能成立，下面逐一提出不能成立的理由。
①對山名的解釋過于牽強(qiáng)附會：
    將武落鐘離山解釋成武絡(luò)山與鐘離山的合稱，論文作者沒有提出根據(jù)。將武絡(luò)山理解成 “五座山”，又進(jìn)一步解釋成為佷山的五座山峰，很牽強(qiáng)。另外，在發(fā)現(xiàn)“武落鐘離山”之前的1980～1981年，長陽縣進(jìn)行了全縣地名普查，1982年編印了《長陽縣地名志》。該志記載佷山有三個山峰而不是有五個山峰：“佷山獨立峻絕，頂有三峰，主峰在東，名網(wǎng)魚包；西面一峰，形如丁字，名丁字垴；……中間一峰，如擎天石柱，頂如古將頭盔，得名盔頭巖。”這就令人懷疑，是不是有人為了論證佷山即武落鐘離山，而有意將三個山峰改成了五個山峰。
    有一篇論文這樣解釋“鐘離山”：佷山東隔長楊溪有撞鐘垴山，古傳有鳴鐘懸于其山，因其與清江北岸的佷山為長楊溪所隔離，故稱鐘離山。這種解釋是非常牽強(qiáng)附會的。在中國，被稱為“鐘離”的古今地名比較多，如春秋時楚國在安徽鳳陽東北置鐘離縣，東晉時置鐘離郡。今日安徽滁州有鐘離古城，北京鳳凰山風(fēng)景區(qū)有鐘離洞。難道這些地方都有一個鐘被周圍的山隔離了？
    長陽民間有關(guān)于武落鐘離山山名的傳說。武落，本來是武羅，長陽人相信武羅大仙，武羅大仙就是閻王。人們用武羅大仙來命名一座山，叫武羅山。后來用文字記載，武羅山記成了武絡(luò)山。漢代有個將軍叫鐘離權(quán)，和土藩打仗，失敗了遁于深山，得道而成仙，人稱漢鐘離，八仙之一。民間的這種解釋似乎比上述“五個山峰”“鐘被隔離”的牽強(qiáng)猜測要合理一些。
    經(jīng)考證，武羅大仙似非閻王，而為道教之神。在史籍《山海經(jīng)·中次三經(jīng)》中記載：“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神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其鳴如鳴玉。”袁珂認(rèn)為：“據(jù)此經(jīng)所記，則有似《楚辭·九歌》所寫山鬼式之女神。”今洛陽青要山有個山村叫城崖地，村邊有座武羅宮，宮中供奉著青要山的山神武羅大仙。這武羅大仙就是袁珂所說的武羅女神了。
    東漢時，張魯在四川巴郡傳播五斗米道時，“與巴郡巴人同族的鄂西地區(qū)的巴人(廩君蠻和巴郡南郡蠻)由于特殊的族緣關(guān)系便先后信了五斗米道。隨后，五斗米道發(fā)展到廩君國全境，即今之巴東、建始、宜都、長陽……”長陽在東漢時出現(xiàn)以道教神靈命名山脈的現(xiàn)象是不奇怪的?！逗鬂h書》記載廩君死后化為白虎，鹽水女神生前化為蟲娥，這種人與動物化變的觀念明顯受到道教文化的影響。

②佷山的方位、面積不像是武落鐘離山：
   《太平寰宇記·峽州》記載，武絡(luò)山在長陽縣城西面三十九公里。佷山距今長陽縣城龍舟坪大約正是這個距離，這是不是一個證據(jù)呢？不能簡單地下結(jié)論。據(jù)《長陽縣志》記載，夏商周長陽未置縣，屬荊楚之地；秦屬黔中郡；從西漢到晉，長陽的縣治全在州衙坪；從南北朝到隋唐，長陽縣治在州衙坪，或龍舟坪，或資丘；五代宋元以后，縣治基本上全是龍舟坪了。
    《太平寰宇記》是北宋之書，但其中大部分的內(nèi)容是轉(zhuǎn)引《世本》的?！妒辣尽肥俏鳚h時期的作品。西漢時期長陽的縣治不是現(xiàn)在的龍舟坪，而是在與佷山隔河相望的州衙坪。州衙坪以西七十八里的武落鐘離山，顯然不在佷山，而是在佷山以西的某個地方。所以，如果有人不懂得長陽縣的建置沿革，簡單地依據(jù)一條文獻(xiàn)記載，到龍舟坪以西七十八里的地方去找“武落鐘離山”，是要鬧笑話的。
    還有，佷山離縣治州衙坪非常近，地處清江下游淺丘河谷地區(qū)。一般說來，這樣的地方是漢人生活區(qū)，而不大可能是少數(shù)民族的生活區(qū)。從歷史文獻(xiàn)上看，武落鐘離山應(yīng)該在清江中游以上的崇山深谷之中，廩君與遠(yuǎn)古巴人在那里過著原始部落的漁獵生活。佷山孤立而狹小，三面環(huán)水，南北長三里，東西寬二里，山不高，僅三百余米，這樣的環(huán)境怎么可能是一個山地民族的發(fā)源地呢？
    佷山是不是難留山呢？避難一般選擇交通不便的深山中，利于躲藏。佷山等于就在縣治的旁邊，孤立而狹小，這樣的地方怎么可能是巴人遇難居留的“難留山”呢？據(jù)記載難留山的石穴中可容納幾百人居住，而佷山上只有幾個小石穴，可以容納幾個人居住。在當(dāng)?shù)厥分疚墨I(xiàn)中，從未記載這里有難留山，或者有大量民眾避難于佷山上。
③“赤黑二穴”與“陰陽石”沒有說服力：
    從相關(guān)記載看，早期巴人居住于洞穴之中。在五姓中，巴氏居住于赤穴。巴氏作為部落的一支，當(dāng)時的人口，少則幾百人，多則上千人?？梢韵胂?，赤穴是非常大而深的一個石穴。與赤穴同一座山還有黑穴，黑穴居住著另外四姓人，屬于部落的其他支系?？梢韵胂螅谘ㄖ械娜丝诒瘸嘌ǜ?，因此這個石穴可能比赤穴更大更深。在長陽西部的大山區(qū)中，能容納幾百或上千人的石穴有好多個，證明歷史文獻(xiàn)中關(guān)于赤黑二穴的記載并非不可能。
    但是有些人為了論證武落鐘離山在佷山，將山上的兩個小石洞解釋為赤黑二穴，顯得非常牽強(qiáng)?？疾鞎r發(fā)現(xiàn)，據(jù)有關(guān)論文稱可以容納一百人的“赤穴”，呈不規(guī)則的弧形，洞口、洞體均不明顯。勉強(qiáng)能認(rèn)為是洞口的部分，高七米五，寬四米八。其內(nèi)部似為洞穴處，外大內(nèi)小，大處高二米一，寬五米；小處高一米二，寬一米七；洞深四米六。經(jīng)計算，所謂“赤穴”，其內(nèi)部似為洞穴處，約有十五平方米，只能住一兩個人而已。仔細(xì)觀察，所謂“赤穴”的洞口，有兩個人造水泥柱(直徑八十厘米)頂著一塊約而是立方的大石頭，不知為什么要人工制作，顯得不自然。
    據(jù)有關(guān)論文稱可以容納二十人的“黑穴”，經(jīng)測量，洞口高三米六，寬二米一，洞深八米六。往洞內(nèi)走兩米后，洞口僅寬八十厘米，洞高不超過二米六。經(jīng)計算，“黑穴”洞內(nèi)的前寬部分(長兩米)的面積為四平方米，后窄部分(長六米李)的面積為五平方米，加起來共九平方米。洞口的前寬部分，洞頂是水泥做的，不是天然的巖石。也就是說，這個前寬部分本來不是個洞，只是人工制作了一個水泥頂才成為洞。如果去掉這個前寬部分的面積，“黑穴”只有五平方米，住一個人都有困難。
    關(guān)于“陰陽石”，據(jù)文獻(xiàn)記載，進(jìn)一個洞，走一百多步，可以看到兩個相距一丈遠(yuǎn)的石柱，就是陰陽石。佷山上的石穴內(nèi)部太小，不可能走一百多步，只能走幾步。陰陽石不在石穴之內(nèi)，而在石穴之外，成為石穴的頂蓋。陰陽石不是兩個相距一丈的石柱，而成為平躺在山上的一塊巨石。陰陽石本來意思，是指一個石柱常潮濕，一個石柱常干燥。而佷山上的這一塊平躺巨石，一頭潮濕一頭干燥，所以稱陰陽石，與歷史記載不符。從以上分析可以肯定，佷山上的“赤、黑二穴”與“陰陽石”，完全沒有說服力，完全搞錯了。
④佷山本身沒有發(fā)現(xiàn)文化遺址與文物：
   為了證明佷山是武落鐘離山，有些人找到了遺址與文物作為證據(jù)。據(jù)稱，在佷山北麓固倉坪，出土過古代土磚十萬塊，磚頂和側(cè)面，有一些符號狀的圖案，可能是巴人古文字。據(jù)所查，固倉坪是古代緊挨著縣治州衙坪旁邊的一處大型糧庫之所在，這些土磚是用來修建糧庫所用，并不是廩君時期巴人使用過的土磚。至于土磚上的圖案，是不是文字尚不能確定，更不可輕易地斷定屬于巴人古文字。
    1981年在固倉坪發(fā)現(xiàn)了一個古城遺址，名黃土包，出土有碗、罐、銅鏡、銀鐲等文物。但這篇論文沒有說明，這個古城遺址是什么時期的？是漢人的還是巴人的或是土家族的？這個古城遺址是哪個考古單位挖掘的？有沒有正式的考古報告？考古報告上有沒有一些定性的科學(xué)結(jié)論？
    據(jù)稱在佷山往西幾里處，出土一件完整的虎鈕錞于，是巴人的用具，現(xiàn)陳列于湖北省博物館。然而這并不能證明佷山是稟君與早期巴人生活過的地方，正如固倉坪的出土文物無法證明佷山是武落鐘離山一樣。有沒有佷山上的古文化遺址與夏商周的文物出土呢？至今沒有發(fā)現(xiàn)。既然這樣，又怎么能說佷山是廩君與早期巴人生活的武落鐘離山呢？

⑶.武落鐘離山新考：
   如果說長陽都鎮(zhèn)灣的佷山不是武落鐘離山，那么武落鐘離山在哪里呢？與武落鐘離山有密切關(guān)系的難留山又在哪里呢？我們認(rèn)為，長陽西部的柳山是難留山，也就是武落鐘離山。
    在史籍《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記載：“難留城山，縣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鐘離山，交施南建始界。” 縣西二百里，是在什么地方？根據(jù)《長陽縣地名志》的地圖與資料推算，大約在清江伴峽一帶。難留山在史志記載中常稱為“難留城”或“難留城山”。據(jù)親眼所見，清江伴峽的石壁，大多筆直如墻，少有樹草，像一座石城。沿江偶而望見山上幾個石穴，就像是石城石堡上的瞭望窗口或槍眼。難怪古人稱“難留城”，“城即山也”。
    難留山在史志記載中常形容為“獨立峻絕”。柳山占地面積十七平方公里，主峰瞧村坡，海拔一千一百四十米。站在瞧村坡往四下看，因周邊環(huán)水，與其他山無牽連，故有“獨立”的感覺。柳山環(huán)水之處，均為懸崖絕壁，絕壁往往險峻。如果沿著清江或招徠河泛舟，必有“峻絕”之嘆。
    柳山北麓、與巴東縣交界處有柳山村。在柳山村調(diào)查時，該村柳開軍說：柳山內(nèi)部是空的，山上的水全部通過天坑流入地下水道，再通過虎洞流入招徠河，我們這里地下沒有水，打多深的井也不能出水，所以柳山是難留水的山，稱為難留山。漁峽口鎮(zhèn)的干部林愛梅說，柳山村的人吃水困難，是有名的，很難解決。金翔早在1989年就提出，難留山即柳山。他說：“柳山屹立江岸，壁立如城十多里，峻絕壯觀，以難留山之‘城即山’來推斷，以為，這個柳山當(dāng)是昔日的‘留山’，而'留山'前冠以‘難’字，顯然又起因于‘每亂，民入室避賊不可攻，因名難留城也’的緣故。”他以“柳”、“留”諧音為一依據(jù)，是不成立的。因為柳山又稱柳家山，因柳家村而得名，而柳家村因村民姓柳而得名長陽縣招徠河正在建設(shè)水利水電工程。在文獻(xiàn)《招徠河水利水電樞紐工程地質(zhì)勘察報告》中記載：“柳山河間地塊裂隙、斷層發(fā)育，且存在多條橫切地層的斷層，使得本來相對獨立的含水體貫通而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含水系統(tǒng)……虎洞暗河區(qū)：南起□孔，北至虎洞，東自半面坑，西止紙房溪，匯水面積二十五公里，其中頁巖分布區(qū)十五公里。”柳山是難留水的山，從這份報告得到了證實。
    2004年10月，在武漢大學(xué)圖書館線裝書庫中查到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的長陽地圖，地圖在柳山位置上清楚地標(biāo)有地名“難留城山”。難留山即武落鐘離山，在長陽西部，今稱柳山。
⑷.赤穴新考：
    榨洞在鹽池以東約兩公里的伴峽北岸，這一帶的山石大多呈紅褐色。榨洞洞口的上方，巖石的紅褐色彩非常鮮明。1992年《長陽縣志》也記載榨洞“洞前壁呈赤色”。榨洞有一個巨大的洞口，洞內(nèi)平坦、干燥而通風(fēng)，有陽光照射進(jìn)來。洞內(nèi)有寬敞的大廳，適合于人類居住。這里山上野獸資源多，水中魚類資源豐富，吃鹽方便，宜于人類生存與繁殖。榨洞距水面十米左右，吃水用水、生活漁獵與上船下船方便。
    在史籍《太平寰宇記》等文獻(xiàn)中，皆記載廩君石穴中行百步有兩個石柱，“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從榨洞洞口行一百步，寬敞的大廳里立著兩個鐘乳石石柱。右面的高約四米，基本干燥。左面的高約七米，與洞頂連接，十分潮濕。兩石柱距離，目測一丈有余，以尺量實際兩丈有余。除兩石柱的距離略有出入外，其他地物特征與歷史文獻(xiàn)的記載驚人吻合。在史籍《后漢書·南蠻傳》中說：“難留城山，縣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鐘離山。”
    清朝同治年間的《長陽縣志·雜記》中記載：“鹽水西北行五十余里有一山獨立峻絕，名為難留城，從西南上里余得石穴。百步放得石磧有二，文石并在穴中。此處 “鹽水”非指清江，而是指歷史上的鹽水縣縣治資丘。今資丘鎮(zhèn)距伴峽正好五十余里，與縣志記載吻合。
    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龔發(fā)達(dá)在洞內(nèi)采集到磨制黑色石斧一件；八十年代張典維在洞口發(fā)掘出石錛一件。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湖北省博物館的王善才對榨洞進(jìn)行了發(fā)掘。探明洞口地層堆積較厚，可分七層。第二層出土早期巴文化陶片。
⑸.黑穴新考：
    柳山東北的招徠河流域有一個虎洞，它由三個洞組成：水虎洞、旱虎洞、倒把子洞。每個洞都可以住幾百人，非常寬敞。在史籍《晉書·李特載記》中說：“昔武落鐘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榨洞作為赤穴，它的洞口巖石是紅褐色?；⒍唇o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黑，洞口周圍全是黑色的石頭，洞口深處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見。從《長陽縣志》的“母巖母質(zhì)圖”看，榨洞與虎洞的石質(zhì)是不同的，榨洞一帶屬于用橙紅色表示的頁巖區(qū)，虎洞一帶屬于用青灰色表示的硅質(zhì)白云質(zhì)灰區(qū)?；⒍赐喜坏揭焕锾帲袕坪佑幸凰疄?，一向?qū)ХQ為黑灘，一向?qū)ХQ為黑灣。這里所謂“黑”，不是說水黑，而是說山黑、石頭黑。虎洞位于黑灣附近，其洞口全是黑石，曾有“黑穴”之稱，完全是可能的。在史籍《水經(jīng)注·夷水》中記載：夷水“東徑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余，得石穴……東北面又有石穴，可容數(shù)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
    這段文本中提到兩個石穴，一個在山之南，往西走一里，故在柳山西南。榨洞正好在柳山西南，它就是赤穴。文本中又提到赤穴的東北面，又有可容數(shù)百人的石穴，這顯然是黑穴。今查看長陽縣地圖，虎洞正好在榨洞的東北面，它們每個洞都可以居住數(shù)百人。
    傳說廩君死后化為白虎，虎成為巴人的圖騰。長陽縣境內(nèi)出土了戰(zhàn)國時期的青銅器虎鈕錞于，反映了這個地區(qū)很早就存在著巴人的虎崇拜。長陽縣帶“虎”字地名的有五十多處，不少與巴人或土家人有關(guān)。如漁峽口白虎隴，清朝同治年間的《長陽縣志》中記載：“白虎隴，縣西二百三十里，昔稟君死，精魄化為白虎。”由此可見，虎洞很可能是早期巴人居住過的“黑穴”。

在虎洞內(nèi)，有大量人類居住與生產(chǎn)過的遺址。如用石塊搭起的類似床、桌、椅的用具，還有熬硝使用過的石灶、石坑，它們的年代不詳。據(jù)向?qū)Ы榻B，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當(dāng)?shù)剞r(nóng)民在虎洞挖出大量“龍骨”賣錢。榨洞與小洞在同期也挖出“龍骨”，同時也在洞內(nèi)挖出了新石器與舊石器時期的人類石器，“龍骨”可能是人類食用過的動物的骨骼?；⒍磁c榨洞、小洞都在柳山，相距不過十來里，虎洞挖出了“龍骨”，推測虎洞中也可能有人類使用過的石器。
    招徠河發(fā)源于巴東，在虎洞處進(jìn)入長陽，在長陽境內(nèi)長十二公里。招徠河與清江匯合處、柳山的東南角有一處外村里遺址。長陽博物館的張典維曾在此處發(fā)掘出新石器文化的遺物，如石斧、石錛、石紡輪、陶球等。1987年，中山大學(xué)考古專業(yè)部分師生曾在這里的遺址處進(jìn)行考古發(fā)掘，遺址的文化內(nèi)涵早的有兩周時期的石器與陶片，有些早至商代。遺址的上層比較多的為戰(zhàn)國時期的筒瓦、板，楚滅巴以后曾把這里變成一個建材生產(chǎn)基地。由此可見，從新石器到夏商周、秦漢，招徠河始終有人類在這里生活和生產(chǎn)。
    覃是長陽縣土家族最大的姓氏之一，人口最多，主要分布在長陽西部。長陽縣的覃姓以漁峽口最多，漁峽口的覃姓以招徠河最多。在長陽《覃姓族譜》中稱：招徠河是覃姓的圣地。有學(xué)者研究早期巴人的四姓，即樊氏、曋氏、相氏、鄭氏，考證出：“覃氏源于曋姓。”這證明，早期巴人的四姓，曾居住在招徠河流域。
    關(guān)于巴人的族源與發(fā)源地，上個世紀(jì)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rèn)為巴人是太昊的后代，起源于甘肅而后到達(dá)清江。第二種觀點認(rèn)為巴人是黃帝的后裔，起源于陜西而后到達(dá)清江。第三種觀點認(rèn)為巴人是稟君的后代，是清江流域的土著。童恩正是第三種觀點的代表人物，他認(rèn)為前兩種觀點不能成立，又說：“巴人最早居住的武落鐘離山，又名難留山，一般都認(rèn)為在今湖北長陽縣境內(nèi)。”在湖北長陽境內(nèi)的什么地方呢？在典籍《辭海》中認(rèn)為在西部：巴人“周以前居武落鐘離山(今湖北長陽西北)。”但有些學(xué)者認(rèn)為在長陽東部，提出長陽都鎮(zhèn)灣佷山即巴人發(fā)源地武落鐘離山的觀點。本文從多方面論證了此觀點不能成立。然后，從地名、地貌、民俗、姓氏、縣志、古文獻(xiàn)、古地圖、文化遺址、出土文物等，論證了長陽西部今柳山為武落鐘離山。今伴峽榨洞為廩君所出之赤穴，今招徠河虎洞為早期巴人其他四姓人所出之黑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