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嬰戲圖
(上圖)宋.李嵩〈市擔嬰戲〉。(下圖)宋·佚名〈百子戲春圖〉
嬰戲圖即描繪兒童游戲時的畫作，又稱“戲嬰圖”，是中國人物畫的一種。因為以小孩為主要繪畫對象，以表現(xiàn)童真為主要目的，所以畫面豐富，形態(tài)有趣。中國很早已有繪畫嬰孩的傳統(tǒng)，到了唐宋時期技巧漸趨成熟，宋代更是嬰戲圖的黃金時期，使之成為中國繪畫中極受歡迎的畫類。
宋以前嬰孩只是人物畫的配角。畫史記載唐代張萱(活躍于713-741)、周棠(約740-?)均以繪畫仕女與嬰孩著名，尤以張萱為甚。張萱，字孟奇，號九岳，別號西園，廣東博羅人。善畫人物，工仕女，尤擅于繪畫嬰兒，流傳為他所作有關(guān)嬰孩的繪畫有〈抱嬰仕女圖〉、〈乳母將嬰兒圖〉等。有一種說法認為張萱的畫：“在周棠之下，文矩(周文矩，約十世紀)之上。”然元代湯蝆在《畫鑒》中認為張氏之仕女和嬰兒畫絕不比周棠遜色。宋《宣和畫譜》曾論及繪畫嬰孩之難處：“形貌態(tài)度自是一家，要于大小歲數(shù)間定其面目，髫稚世之畫者不失之于身小而貌壯，則失之于似婦人。又貴賤氣調(diào)與骨法尤須各別。”其論云繪畫嬰兒甚為困難，如果畫者只將小孩畫成身材短小的人物，卻往往忽略其面貌的描繪，容易造成“身小而貌壯”的效果；如果把面容畫得太幼嫩，又容易變成婦人之貌，因此描繪嬰兒技巧甚難掌握。張萱卻能掌握繪畫嬰孩之法，所以《宣和畫譜》作者稱贊張萱“能寫嬰兒”，將嬰孩畫得恰到好處。
唐人在繪畫嬰孩的技巧上已有很大的進展，但嬰孩仍然是仕女畫的配角，未能獨當一面。及至宋代，以兒童為主要繪畫對象的畫作大量增加，黃賓虹(1865-1955)《虹廬畫談》總括宋代畫家選題之風尚為：“一人、二嬰、三山、四花、五獸、六神佛。”可見嬰戲圖在宋代已自成一派，并成為受歡迎的畫類之一。宋代擅于描繪嬰孩的畫家人才輩出，北宋時期有劉宗道繪〈照盆嬰兒〉聞名。雖然此畫已佚，但據(jù)鄧椿《畫繼》所描述，畫中嬰孩“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令人聯(lián)想到畫中小孩指向水盆中，望到自己倒影的好奇神態(tài)，情景生動有趣。明代丁觀鵬曾繪畫類似畫作，名為〈照盆嬰戲〉，畫上題有“呼來卻弗應(yīng)，顧時鎮(zhèn)相視，扶盆問水中，汝是誰家子。”畫中有一小孩躲于屏風后欲呼喚同伴，然而同伴正探視水中的倒影，互相嬉笑，甚覺新奇有趣?！凑张鑻霊颉惦m是后人之作，或可從此加深對劉宗道原作之想像。除此以外，宣政年間，開封人杜孩兒以擅長繪畫兒童而得名“孩兒”，可惜未有作品傳世。
南宋時，繪畫嬰孩之最著名者莫如蘇漢臣和李嵩(約活躍于1190-1233)。蘇漢臣，開封人，宮廷畫師，擅畫嬰兒。其子蘇焯亦有嬰戲圖傳世。歷代鑒賞家對蘇漢臣所畫的嬰戲圖評價極高，如張?zhí)╇A(1619年進士)《寶繪錄》云：“(蘇漢臣)作嬰兒，深得其狀，而更盡神情。”又如《南宋院畫錄》記章允恭〈題浴嬰圖〉：“其寫嬰兒，色鮮潤，體度如生，熟玩之不啻相與言色者，可謂神矣。”卞永譽(1645-1712)《式古堂書畫匯考》評論其〈嬰兒斗蟋蟀圖〉：“嬰孺四蹲踞斗蟋蟀，天機爛漫。”蘇氏擅于繪畫嬰孩形態(tài)和神韻，而且用色鮮艷豐富，盡顯兒童玩樂時的熱鬧氣氛。
蘇漢臣不但以擅于繪畫嬰孩而聞名，他繪畫的〈貨郎圖〉更是開創(chuàng)“貨郎圖”這一類題材的先河。“貨郎”是一種背挑擔穿街過巷、售賣日用雜貨及兒童玩具的小商販。他們?yōu)檎袛埳?，手搖撥浪鼓、沿街說唱，吸引婦女和兒童圍觀。“貨郎”雖是民間常見的小商販，但在蘇漢臣筆下，其沿街叫賣的情景卻變成色鮮艷、童趣盎然的繪畫。
南宋時另一位著名畫家─李嵩，他所繪畫的〈貨郎圖〉表現(xiàn)了另一種風格。李嵩，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出身貧苦，少年時當過木工。后得宮廷畫師李從訓(約活躍于1120-1160)收為義子，教以畫藝，得以晉身宮廷畫師之列。李嵩雖然身為宮廷畫師，但筆觸平實，蓋因他出身民間，熟知低下階層的生活，所以李氏擅長繪畫民間的生活面貌。以他的名作〈市擔嬰戲〉(上圖)為例，這幅畫用線勾勒人物形態(tài)，略施淡彩，勾勒出平民階層兒童的歡樂情況。畫中小孩對貨郎趨之若鶩，纏繞母親要求買玩具的神情，有趣活現(xiàn)，盡顯民間純樸風情，有別于一般宮廷畫家喜愛絢麗的畫風。所以臺灣故宮書畫處研究展覽科長劉芳如〈論兩宋人物畫的形質(zhì)之變〉曾稱：“(李嵩)以一介宮廷畫家的身份，竟以貨郎、村童為畫題，突破前人的審美觀，且創(chuàng)造了鮮明的貨郎形象，蔚為同型人物畫的最佳典范。”而蘇漢臣及李嵩〈貨郎圖〉的成功，使之成為嬰戲圖的一種類型，后世學者亦爭相仿效。明代計盛(約公元15世紀)〈貨郎圖〉、呂文英(1421-1505)的〈四景貨郎〉皆承宋人〈貨郎圖〉之余韻。
宋代的嬰戲圖題材多樣化，取材廣泛和創(chuàng)新。以描繪孩童在庭院下棋、擊球、捉蝴蝶、玩傀儡等游戲時的歡樂神態(tài)，或一言不合發(fā)生小爭執(zhí)的“庭院嬰戲圖”最多。當中以蘇漢臣之〈秋庭戲嬰圖〉最著名。在“庭院嬰戲”的畫題中，更常見一種“灌佛戲嬰”的題材，如宋代佚名的〈玩泥菩薩〉、蘇漢臣的〈灌佛戲嬰圖〉等。畫中有的嬰孩裝扮成僧侶模樣，有的手抬佛像，有的模仿大人禮佛，將成人嚴肅的宗教儀式變?yōu)橛腥さ挠螒颉?
古人十分關(guān)注兒童教育，學塾、書院在宋代得到空前的發(fā)展，所以描繪兒童的學校生活就成為了宋代嬰戲圖的一項題材。然而古代學校教育向來給人刻板沉悶的印象，在課室內(nèi)兒童都變成了循規(guī)蹈矩的“小大人”，埋沒小孩活潑可愛的天性。畫家因此通過“村童鬧學”這一個題材，描繪兒童乘老師熟睡，在私塾胡鬧搗蛋的情形，令原來刻板的學校生活熱鬧起來，更還原了孩子天真愛玩的真面目。
宋代嬰戲圖的另一突破是將兒童定型為吉祥和幸福的象征。中國傳統(tǒng)觀念上，嬰孩是家庭幸?？鞓返娜矗援斔未鷭霊驁D獨當一面之后，嬰戲圖不單具有觀賞價值，畫中的小孩更被賦以不同的吉祥含意。例如蘇焯〈端陽嬰戲圖〉，畫中嬰孩手執(zhí)石榴，有多子之意。元代《農(nóng)書》記，石榴又名“若榴”、“丹若”，西漢(前206-8)張騫出使西域把石榴帶入中國，稱之“安石榴”。榴實有兩種，一種紅如瑪麫，一白如水晶。石榴榴房比他果多子，北齊高延宗納妃，妃母宋氏送石榴，取其房中多子意。
宋代嬰戲圖蘊含吉祥的寓意，象征圓滿幸福的“百子圖”迎運而生，如蘇漢臣〈長春百子圖〉、佚名的〈百子戲春圖〉(下圖)。兩者畫面豐滿，繪畫小孩玩各種游戲，充滿熱鬧的氣氛。雖名為“百子”，但并非真正繪畫了一百個孩子，只是以“百”為“多”的意思，寓意“多子”。“百子”構(gòu)圖后來成為明清年畫常見的一種形式，嬰孩活潑圓潤的造型，構(gòu)成年畫中體形豐滿、健康活潑的娃娃形象，寓意“多子”的〈百子圖〉更成為了年畫不可或缺的一種題材。
宋代是嬰戲圖發(fā)展的全盛時期，不但取材多樣化，而且描繪技巧高超。有的采用鮮艷顏色以襯托嬰孩游玩時的愉快心情，營造熱鬧快樂的氣氛；有的利用簡潔的線描，刻劃平民的市井風情。市井之民雖生于低下階層，物質(zhì)生活不甚豐富，但小孩的天真、貪吃貪玩的性情仍溢于紙上。在嬰孩的形體構(gòu)圖方面，孩子面貌及身形比例準確，不再是“身小而貌壯”或“婦人之貌”。而且畫家每每繪畫小孩穿上輕紗薄衣，使觀者能通過薄衣透視小孩豐滿圓潤的身段。嬰孩面部表情亦十分豐富，喜怒哀樂活靈活現(xiàn)。宋代嬰戲圖的興盛和成功，奠定了嬰戲圖的基礎(chǔ)，亦創(chuàng)新了不少題材，使后世仿效之作甚多。
嬰戲圖絕非純?yōu)?#8220;兒戲”，它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寫實的照片未出現(xiàn)以前，我們只能靠文字去想像古人之面貌和活動。然而文字的描寫并不足以把古人的生活具體地表達出來，唯有繪成圖畫才能使當代人看到、感受到他們實質(zhì)形態(tài)。宋代嬰戲圖的創(chuàng)新、突破不但為中國繪畫發(fā)展開辟了新的道路，更為中國兒童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成為一種佐證，對比文字的記述，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古時兒童的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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