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淵潔

我1955年6月出生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那時我父親鄭洪升是解放軍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的哲學教員。

我父親只上過三年私塾。他如果要將當教員的職業(yè)持續(xù)下去，需要自學支持。

從我出生起，見到最多的場面，是父親趴在桌子上看書寫字。父親是抱著一歲的兒子鄭淵潔看完《資本論》的。至今我家收藏的那本《資本論》第955頁右側(cè)空白處的鉛筆道就是我的眉批。由此，我從小就對看書和寫字產(chǎn)生了崇拜心理。

父親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如果我“犯了事”，父親“懲罰”我的方式永遠是寫檢查。我讀到小學四年級時，邂逅“文革”，自此中斷學業(yè)，跟隨父親到河南農(nóng)村五七干校。在干校子弟學校，我因為將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早起的鳥有蟲子吃》改寫為《早起的蟲子被鳥吃》，被老師開除。我在家寫好檢查等待父親從農(nóng)田回來，他一進家門，臉色不好看，明顯是獲悉了我被開除的信息。我將檢查呈上。那篇檢查我下了功夫，寫成了小說。父親看著看著，臉上就陰轉(zhuǎn)晴了。我離開學校后，父親在家教我，他給我上的第一節(jié)課，是讓我背《共產(chǎn)黨宣言》。遇到不認識的字，就自己查字典。

我成為父親后，繼承了父親家教的衣缽。對于孩子，只做不說。換句話說：閉上嘴，抬起腿，走自己的人生路，演示給孩子看。作為父親，對孩子最好的教育是身教。

兒子鄭亞旗兩歲時，我開始一個人寫《童話大王》月刊。我之所以能一個人堅持寫一本月刊幾十年，很大程度是為了演示給兒子看：父親靠一枝筆，讓家庭豐衣足食。我以為，父親的身教，比要求孩子考一百分管用。

鄭亞旗從18歲生日那天起，我沒再給過他一分錢。他先是到一家新成立的報社靠籌建和維護網(wǎng)站以及維修電腦掙工資養(yǎng)活自己。三年后，已經(jīng)是該報社技術(shù)部主任的他辭職，創(chuàng)辦《皮皮魯》雜志，運作我參加各種電視節(jié)目籌辦由我主持的脫口秀《鄭氏胡說》以培訓我的口才將我打造成教師，以及將我的所有作品命名為《皮皮魯總動員》后交給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出版和創(chuàng)辦皮皮魯講堂。他18歲后做的以上這些事除了在報社的三年外，都屬于通過將我的資源擴大延伸體現(xiàn)他的價值。

前些天，鄭亞旗給我打電話說他在北京建造了一座碩大的攝影棚，他問我愿不愿意去照幾張像。近一兩年我有時見到他背著各種照相機，我以為只是玩玩。最近看到他的博客以攝影為主要內(nèi)容，我有點兒感到意外，得知他建造了攝影棚，我才知道他另起爐灶了。

我去他的攝影棚看了，各種專業(yè)攝影設(shè)施一應(yīng)俱全，攝影棚大到能開進去幾輛汽車，還有小型電影院。到鄭亞旗攝影棚照相的人絡(luò)繹不絕，需要提前一個月預(yù)約。

在他的攝影棚，鄭亞旗給我照了幾張像。置身于和我一點兒關(guān)系都沒有的另類“爐灶”中，我的感覺很是奇特。

我的父親不是作家。我不是攝影師。為人父的榜樣作用不是鼓勵后代模仿和照搬，而是刺激后代在繼承中變革。

我不知道我的孫輩會從事什么職業(yè)，但我相信從小目睹父親鄭亞旗身教的他（她），會敬業(yè)和自食其力，因為我們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