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宗教

劉夢溪

    盡管近來國學大熱，還沒有看到把國學和宗教直接聯(lián)系起來為說。但如果談論國學帶上宗教的警示意味，距離國學的“宗教化”亦非緲不可期。這導源于和國學有關(guān)的一些概念之間的混淆而未加分疏。

    首先是國學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使用的時候宜有分別而不應加以混淆。蓋傳統(tǒng)文化的涵容面大，而且是一個“松散的整體”（史華慈語），國學的涵容面要小得多。文化是指一個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及其價值系統(tǒng)，因此中華民族在傳統(tǒng)社會的整體生活方式及其價值系統(tǒng)就是傳統(tǒng)文化。但文化有物化的層面和精神的層面，國學自然屬于文化的精神層面，但精神層面的文化包涵的內(nèi)容依然很多，宗教、道德、藝術(shù)、哲學等，都在其中。我們不妨采取排除法，至少宗教、道德、藝術(shù)不屬于國學的范圍。因此可以得一結(jié)論，即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兩大宗教佛教和道教，雖然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構(gòu)成，卻不能認為是國學的部件。也就是說，需要把“學”和“教”區(qū)別開來。宗教在一個民族的文化系統(tǒng)中所占的地位，人所能知。一個民族可以沒有發(fā)達的哲學，卻不可以沒有宗教和信仰。

    正因為如此，研究者在概括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特點時，常常以儒釋道“三教”作為顯例。不過這里產(chǎn)生一個問題，即儒家是不是宗教？我本人的看法是否定的。恰好我在研究陳寅恪對儒釋道的“判教”態(tài)度時，發(fā)現(xiàn)寅老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guān)系》一文中，明確地寫道：“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并論。”（《金明館叢稿初編》，頁219）其態(tài)度斷然而決絕。站在“判教”的立場，陳寅恪不能容忍把儒家和釋、道二家同以宗教視之。但作為文化的歷史敘述，“三教”之說，仍然是真實的存在。那么儒家何以有時也以“教”稱？主要在于儒家雖然不是真正的宗教，但重視“教化”卻是儒家貫徹始終的信條。“儒教”一詞，實來源于儒家的“重教”。然而“教化”的“教”，教育的“教”，“重教”的“教”，易言之，《論語》“子以四教”的“教”、“有教無類”的“教”，和宗教的“教”名言雖一，義理內(nèi)涵則完全不同。

    茲有一歷史事例可補正拙說。這就是1913年，康有為、陳煥章等曾在上海發(fā)起成立“孔教會”，尊孔子為“教主”，同年9月27日（農(nóng)歷八月二十七孔子誕日）聚會曲阜，祭祝大成節(jié)，12月12日向袁世凱“大總統(tǒng)”寄報“孔教會公呈”，并“準予立案”。如果歷史上的儒家一向是宗教，何必到民國以后才有此大倡孔教之舉？此一事例反証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而同年12月9日，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京城期間，開辦“國學講習所”，特于講所之墻壁張貼通告曰：“本會專以開通智識、倡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後愿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熏蕕雜糅之病。”此亦可見“學”與“教”的性質(zhì)上的分庭而不能混而為一。

    進而言之，儒釋道三家各自都存在“學”與“教”的關(guān)系問題。儒家其作為“學”的義理內(nèi)涵，就是通常所謂儒學，原發(fā)自先秦，整合變異于兩漢，集大成于宋代。儒家的“教”的作用，則主要見之于以家庭為本位的社會結(jié)構(gòu)之中，特別是歷代公私所立之各級學校，其所施教，即為儒家之教。因此儒家本身的“學”與“教”是統(tǒng)一的，只是如視儒家為宗教，則儒學和“儒教”便不能統(tǒng)一了。而佛教作為信仰的對象的宗教，自有其獨立的組織設施和場所，有固定的信眾，有自己的戒律清規(guī)，是一單獨的王國。至于佛教的義理，通稱為義學和禪學，也可以稱做佛教哲學，簡稱佛學，蘊致高深幽渺，學者研求尚且難入，普通信眾應可信而無與。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其為“教”，組織、設施、活動，自成一規(guī)定之體，雖不及佛教嚴密，徒眾的信仰主要通過禳災祈?；蜍掊h丹鉛的方式來呈現(xiàn)，而其作為“學”之義理，則又與“借來”的“教主”老子的思想二而為一，然而道家和道教又不宜混為一談。

    我引來這些“理”與“故”，意在說明儒釋道三家固然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基干，卻并非都屬于國學的范圍。若以國學稱之，則此種學說必須是本國所創(chuàng)生固有。因此佛學能不能全部都納入“國學”的范圍，似尚存疑問。佛教是外來宗教，其學說之義理，至少大乘唯識之學的義理，應不在國學的范圍之內(nèi)。職是之故，陳寅恪在探討外來學說能否發(fā)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特以玄奘唯識之學為例。還可以換位到當下思考此一問題，如果今天之國學熱，假如變成了佛學熱，恐怕也不是國學提倡者所預期。所以馬一浮先生不滿意國學是固有學術(shù)的說法，認為這種主張“所含之義亦太覺廣泛籠統(tǒng)，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為何種學術(shù)”（《泰和會語》）。換言之如果等同國學為固有學術(shù)，則儒乎？佛乎？道乎？將國學等同于任何一種單一的學術(shù)思想，則無論是指佛學或儒學或老莊之學，都不能滿足國學之根本取義。說開來只有馬一浮先生提出的國學即“六藝之學”的定義，于學理于學術(shù)流變過程均若荷苻契。

    國學的詮釋其實還有一個避免學問義理的俗世化的問題，這在今天亦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我所以特別強調(diào)，要把國學和傳統(tǒng)文化區(qū)別開來，把“學”與“教”區(qū)別開來，其初意即有鑒于此?，F(xiàn)在什么都成為“國學”了，連古代的所謂“胎教”，也被認為是“國學”的一個范例。奧運開幕式國內(nèi)外均獲好評，當然也有學人認為不足之處也不是沒有，本來還可以更好。但無論說好抑或說好的還不夠，在定性為一次超大型的文化藝術(shù)的盛裝表演這點上，應該無有疑義?？墒?，卻有人寫文章稱贊開幕式是“一席國學盛宴”。茍如是，則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雕刻、戲劇、雜技、武術(shù)，無一不可以成為國學。這在學理上是不通的，因為這樣便混淆了學與藝、道與器、形上之學和形下之學的分別，無異于置國學于沙塵瀚海，結(jié)果是淹沒乃至消解了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