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科普讀物讓大家更加了解心理學）

Rotter.J.B. （1966） -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ophs, 80, I-28．

你的行為后果是由你本人控制還是由外在力量所左右？請你思考一下下面這些問題：當某種好事發(fā)生在你身上時，你認為這是實至名歸的呢還是運氣所致？而當某種不好的事情發(fā)生時，你會覺得這是自己的責任還是把它歸結于命運？這一問題可以用更正式的心理學術語表述如下：你相信在你的行為及其后果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系嗎？

作為心理學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行為主義者之一，朱利安·羅特認為個體在某些事件原因的歸結方面存在很人的差異。當人們把自己的行為后果歸結為運氣、命運或是他人力量的影響時，羅特認為這種人持有外控制點（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信念；與之相反，如果人們把行為后果歸因于自己的行為和人格特征，則他們就具有一種內控點（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信念。在他這篇于1966年完成，后又被頻繁引用的論文中，羅特解釋說：“一個人看待事件的內外傾向可以用社會學習理論加以解釋。”

在社會學習理論看來，一個人在從嬰兒成長為兒童的這段時間內，會受到某種形式的強化而習得一些行為。這種強化增加了兒童對某種特定行為將引起特定強化的預期。這種預期形成之后，取消強化將導致這種預期漸漸消退。因此，有時人們認為強化與行為是相關聯(lián)的，有時卻不是這樣（參見斯金納對關聯(lián)性司題的討論）。隨著兒童的成長，一些兒童經(jīng)常感受到其行為與強化的直接聯(lián)系，而對其他兒童而言，強化似乎并非由其自身的行為所導致。羅特稱，個體所有的具體學習經(jīng)歷使其對強化是內控還是外控形成了一種總體預期。

羅特寫道：“這些總體預期在同一種文化情境中對個體行為的特征性差異起著決定性作用。無論該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是傾向于將事情的緣由歸結于運氣還是能力；而且這些總體預期會在某一具體情景下導致個體間的差異。”（第2頁）換句話說，你已經(jīng)習慣于對自己的行為后果做內控或外控的解釋，這將影響到將來你在幾乎所有情境中的行為。羅特堅信，不論是外控還是內控，你對控制點的解釋始終是你個性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你人格的一部分。

現(xiàn)在，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問題。你認為自已是內控的還足外控的？羅特試圖研究人們在這一維度上的差異，當然他不只是簡單地對被試進行詢問，而是編制了一套用以測量個體這一特點的測驗。一旦測量出人們的這種人格特征，我們就能進而研究該人格特征對個體行為的影響了。

【理論假設】

羅特打算在他的研究中證明兩個要點：首先，他預測人們能編制出一個測驗，從而可靠地測量出個體在生活中對控制點解釋的內控或外控傾向的程度；其次，他假設人們在同一情境中對強化原因的解釋將呈現(xiàn)出穩(wěn)定的個體差異。羅特力圖通過將各種情境下的內控行為和外控行為進行比較來為其假設提供證據(jù)。

【方法】

羅特設計了一個包括很多成對陳述句的量表。每對句子中包括一句反映內控點的陳述句和一句反映外控點的陳述句。給被試的指導語是：“從每一對陳述句中挑選出一個句子，它所描述的情況必須是你認為自己在身臨其境時更有可能發(fā)生的情況，即你一定要選擇那個對你來說更真實的陳述句，而不要選擇你認為應當選擇或希望它成為事實的陳述句。這是一種對個人信念的測量，問答顯然沒有對或錯之分”（第26頁）。該測驗采用了迫選的回答方式，即迫使被試在每對陳述句中選擇一句，既不能不選，也不能都選。

羅特的這一測量工具幾經(jīng)修訂和改進，早期的量表包括60對陳述句，但經(jīng)過各種信度和效度的檢驗后，量表的條目被精簡到23項。為了掩蓋該測驗的真止目的，后又加入了6個條目。這6個插入條目常常出現(xiàn)在類似的測驗中，以防止被試因能夠猜出測驗的真正目的而以某種方式改變其回答以求更好的表現(xiàn)。

羅特稱他的測驗為I-E量表，這也是如今廣為人知的該測驗的名稱。表7.1列出了取自I-E量表的一些樣題，以及插入條目的樣題，如果你瀏覽一下這些條目，就會相當清楚哪些陳述句測量的是內控傾向，哪些陳述句測量的是外控傾向。羅特聲稱他的測驗所測量的是一個人所達到的內控或外控的程度。

羅特接下來要做的便是證明內-外控人格特征能夠準確預測人們在特定情境中的行為。為此，他在自己的幾項研究中（由羅特和其他人共同完成）報告說，被試所得到的各種I-E量表的分數(shù)與他們在生活中所經(jīng)歷的各種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存在顯著相關；這些事件包括賭博、政治活力、勸說、吸煙、成就動機以及從眾傾向等。

表7.1羅特I-E量表的樣題和附加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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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陳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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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人們生活中很多不偷快的事件都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運氣不好。

b 人們的不幸是由他們所犯的錯誤導致的

11a 成功靠的是努力工作，運氣只起一點點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

b 找到一份好工作主要靠的是在恰當?shù)臅r間出現(xiàn)在恰當?shù)牡攸c。

18a 大多數(shù)人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偶發(fā)事件所左右的。

b 世上根本就沒有“運氣”這回事

23a 有時我不能理解老師是怎樣給我打分的。

b 在我的努力程度和學習成績之間有直接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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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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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孩于們之所以有麻煩，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對他們的懲罰太多。

b 今天的孩子所面臨的困難是他們的父母對他們過于隨和。

14a 世上有一無是處之人。

b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優(yōu)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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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第13~14頁）

【結果】

下面我們時羅特在該領域研究中的早期發(fā)現(xiàn)作一簡要總結（參見原文第19~24頁的完整討論以及所引證的參考文獻）。

賭博

羅特研究賭博行為與控制點的關系。研究發(fā)現(xiàn)，經(jīng)I-E量表測得的內控個體傾向于對有把握的事情下賭注，且相對于小概率事件而言，他們更喜歡中等概率；相反，外控個體更愿意在風險較大的賭博中下更多的注。此外，外控個體在下注時更傾向于采用被人們稱為“賭徒的謬論”（gambler's fallacy）的異常方式（例如根據(jù)個人對某個數(shù)字一定會出現(xiàn)的猜測，而對這一出現(xiàn)概率甚微的數(shù)字下更多的賭注）。

政治活力

20世紀60年代，羅特等人在美國南部對當?shù)氐姆侵抟崦绹髮W生進行了調查，了解他們參與民權運動的有關情況。結果發(fā)現(xiàn)，那些參與游行并加入民權組織的大學生具有更多的內控傾向。

勸說

羅特引用一項有趣的研究，該研究用I-E量表選取了兩組學生，一組為高度內控者，另一組為高度外控者。兩組被試對校園里的男生聯(lián)誼會和女生聯(lián)誼會大體上持相似的態(tài)度。主試要求兩組被試勸說其他的學生改變對上述組織的看法。結果發(fā)現(xiàn)，內控組被試比外控組被試做得更成功；然而，其他的研究則發(fā)現(xiàn)內控被試更不愿在態(tài)度方面受他人的影響。

吸煙

內控傾向似乎與自律存在柑關。羅特提及的兩項研究均發(fā)現(xiàn)：（1）吸煙者比不吸煙者更傾向于外控；（2）那些接受煙盒上有關吸煙危害健康的警示并戒了煙的個體更多地傾向于內控，盡管不論是內控個體還是外控個體，他們都柑信這種警示是正確的。

成就動機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行動決定著自己的成就，邪么從邏輯上講，體應該比那些認為成功更多取決于命運的人有更強的成就動機。羅特對1000名高中生所做的研究表明，I-E量表中的內控得分與預測成就動機的17個指標中的15個存在正相關。這些指標包括上大學的計劃、用于做家庭作業(yè)的時間、父母對于女在校表現(xiàn)的感興趣程度等等。這些與成就動機有關的因素更可能從具有內控傾向的學生身上發(fā)現(xiàn)。

從眾

羅特引用所羅門·阿希所做的從眾實驗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在該實驗中，主試讓被試處于一個大多數(shù)人都認可同一個不正確答案的情況下以判斷被試的從眾行為（參見阿希的從眾實驗）。主試允許被試對他們判斷的正確性下賭注（錢由實驗者提供）。在這樣的條件下，與外控傾向的被試相比，那些具有內控傾向的被試更少服從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而且當他們的判斷與大多數(shù)人相反時，他們下的賭注更多。

【討論】

在羅特論文的討論部分，他提出人們在內外控維度上存在個體差異的可能原因。他援引了很多研究用來證明其中的原因，內、外控傾向形成的可能原因有三：文化差異、社會經(jīng)濟水平的差異以及父母養(yǎng)育方式的差異。

有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在不同的文化中個體的控制點傾向存在一些差異。在美國的一個相對封閉的社區(qū)中，主試比較了三個不同的群體，即印第安人后裔、墨西哥裔美國人和白種人。結果發(fā)現(xiàn)，一般而言，那些具有印第安血統(tǒng)的個體最具外控傾向，而白種人最具內控傾向，墨西哥裔美國人在I-E量表上的得分介于二者之間。以上結果與被試的社會經(jīng)濟水平無關。

羅特還引用了一些早期實驗的研究結果，這些結果表明即便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控制點的傾向也與個體的社會經(jīng)濟水平有關。社會經(jīng)濟水平較低的個體具有更大程度的外控傾向。

父母的養(yǎng)育方式被羅特視為是個體習得內外控傾向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雖然他當時并沒有拿出用以支持該論斷的研究證據(jù)，但他認為父母在教養(yǎng)孩子時所采取的獎勵和懲罰的方式若常與孩子的表現(xiàn)不一致，或是無法預計的，那么這將會導致孩子形成外控的傾向（稍后我們將對后來關于此問題的研究做更詳細的討論）。

羅特總結研究結果后指出，上述系列研究結果相當一致，因而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控制點是一種在各種情境中一貫發(fā)揮作用的可界定的個體特征。而且，個體的內外控維度對行為的影響是：它將使不同的人在面對同一情境時采取不同的行動。此外，羅特聲稱控制點可以進行測量，而且I-E量表正是測量這一指標的確效工具。

最后，羅特作出了如下假設，即：那些具有內控傾向的個體（即那些堅信目已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較那些具有外控傾向的個體更可能會：（1）為了改進自己將來在一些特定情境或類似情境中的行為而盡力從該情境中獲取更多信息，（2）更主動地改變和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3）更加看重成就和內在技能，（4）更能抵制他人的影響。

【后續(xù)研究】

自羅特編制了I-E量表以來，已有數(shù)百項研究檢驗了控制點與各種行為之間的關系。以下便是我們對這些涉及林林總總的人類行為的研究所作的簡要介紹。

在1966年的論文中，羅特談到了控制點與人體健康的關系。從那時起，許多其他的研究也做了相同的檢驗。在一篇對控制點研究的綜述論文中．作者（Strickland，1977）發(fā)現(xiàn)，內控個體一般對自己的健康更加負責，且更可能采取健康的行為方式（如不吸煙以及養(yǎng)成更合理的營養(yǎng)搭配習慣等），而且在實際生活中更關心如何避免意外事故。順便提及的是，研究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內控個體一般應激水平較低，而且很少患與應激有關的疾病。

羅特關于教養(yǎng)方式與控制點存在相關的假設已經(jīng)得到了部分驗證。有研究表明，那些具有內控傾向的孩子的父母更有愛心，對孩子采取前后一致的獎懲約束，且更加注意教導孩子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具有外控傾向的孩子的父母則更加專制和嚴厲，且不給孩子更多自律的空間（參見Davis & Phares 于1969年對那些發(fā)現(xiàn)的討論）。

一項頗具吸引力的研究證明控制點的概念有可能預示著社會問題或災難。西門斯和鮑姆（Sims & Baumann, 1972）運用羅特的理論，解釋了為什么在亞拉巴馬州死于龍卷風的人數(shù)會大大多于伊利諾伊州。這些研究者注意到：美國南部由龍卷風造成的死亡人數(shù)是中西部的五倍，進而他們著手追根溯源。他們一一排除了與物理因素有關的解釋，如暴風雨的強度及嚴重程度（事實上，發(fā)生在伊利諾伊州的龍卷風更為嚴重）、龍卷風發(fā)生的時段（在這兩個地區(qū)夜間發(fā)生的龍卷風次數(shù)相等）、商業(yè)類型和居住地的房屋建筑（水泥磚石結構的建筑與木制建筑盡管原因不同，但卻具有同等程度的危險性）以及安全警報系統(tǒng)的質量（在安裝警報系統(tǒng)之前，亞拉巴馬州的死亡率也與現(xiàn)在一樣高）。

排除了所有明顯的環(huán)境因素之后，西門斯和鮑姆認為差別可能源于心理變量，并提出把控制點概念列為一種可能的影響因素。他們采用I-E量表的修訂版測試了伊利諾伊州和亞拉巴馬州4個縣的居民，這4個縣經(jīng)歷過相近幾率的龍卷風以及由龍卷風引起的死亡事件。他們發(fā)現(xiàn)，亞拉巴馬州人的回答比伊利諾伊州人的回答具有更加明顯的外控傾向。循著這一發(fā)現(xiàn)并結合當?shù)鼐用衩媾R龍卷風時的行為，以及對他們在問卷中對有關條目回答的分析，研究者得出了如下結論：內控傾向使個體在面臨龍卷風時能存活下來（如內控者關注新聞廣播或者會提醒其他人注意危險）。這是由于他們堅信自己的行為在改變事件的后果上能發(fā)揮作用。在該研究中，亞拉巴馬人被視為“更缺乏自信，更缺乏采取有效行動的信心……這些資料為我們提供了頗具啟發(fā)性的證據(jù)，那就是人格特征在決定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質量中發(fā)揮著多么積極的作用”（Sims & Baumann, 1972年，第1391頁）。

【近期應用】

自從該篇論文在1966年發(fā)表以來，如果說已有幾百項研究借鑒了羅特的“控制點”理論，那么這一數(shù)字是大大低估了實際情況。事實上該數(shù)字應為幾千項。如果你仔細閱讀了1997~2000年的各種文獻，會發(fā)現(xiàn)自本書前一版出版后的3年里已有600篇文章引用了羅特的早期研究。這大大多于本書所討論的所有其他研究。羅特埋論受到大家的信賴，這就清楚地表明了人們對內外控人格維度的影響及效度的廣泛認可。下面是曾引用過羅特開創(chuàng)性工作的大量新近研究中的一部分代表。

不難理解，如果你對生活中所發(fā)生的事不具有一種內在的力量感和控制感的話，那么，當事情的發(fā)展不遂你愿時，你便很容易感到無助和絕望。不錯，無助和絕望是抑郁癥的兩個典型癥狀（這一點我們將在對塞里格曼（Seligman）的研究的討論中加以更詳細地闡述）?？刂泣c和抑郁癥之間的聯(lián)系已在由楊和柯拉姆（Yang & Clum, 2000）完成的一項研究中得到證明并有所拓展。他們的研究證明，兒童早期因受虐待、家庭不穩(wěn)定或者不良家庭環(huán)境等所帶來的應激狀態(tài)的影響，在成年時易形成較低的自尊水平、外控傾向以及更高的抑郁水平和自殺傾向。

通常，當我們討論羅特對控制點的研究時，一個隨之而來的話題便是被試的宗教信仰問題。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有時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上帝不僅符合他們的心愿而且是合適之舉。然而，根據(jù)羅特的理論，此舉將預示著一種具有消極意義的外控傾向。不久前，有人在《心理學與宗教》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頗具吸引力的文章，闡述了這一論題（Welton, Adkins, Ingle & Dixon, 1996）。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控制點量表和分量表，評估了被試的內控點水平、被強大的外力控制的水平，由機遇和上帝控制的水平等。結果發(fā)現(xiàn)，內控分數(shù)高的被試在上帝控制維度上也可能得到高分。作者認為，如果一個人經(jīng)羅特量表測量具有外控傾向，但這種外部力量被認為是一種對至高無上的神靈（如上帝）的強烈信仰，那么他也就不太可能陷入由外控傾向帶來的一些典型問題（如無助感、抑郁、低水平的成就動機、缺少謀求改變現(xiàn)狀的動機等）。

大量重要的跨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控制點這一人格維度。例如，一項俄羅斯的研究考察了俄羅斯和美國大學生的控制點傾向以及他們對右翼獨裁主義（right-wing authoritarian）的態(tài)度（D'yakonova & Yutaikin, 2000）。結果顯示，在美國學生中，較高水平的內控傾向與獨裁土義有正相關，但在俄羅斯大學生中卻并不存在這種關系。另一項借助羅特的I-E量表所進行的跨文化研究調查了在高度迷信的集體主義文化中，對癌癥病人的心理調節(jié)（adjustment）狀況（Sun & Stewart, 2000）。有趣的是，該研究的結果表明，“即便是在一種具有超自然信仰的文化中，內控傾向水平高的個體（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在面對類似癌癥等重病時所進行的調節(jié)要顯著優(yōu)于具有外控傾向的個體”（第177頁）。引證羅特研究的領域除了上面已討論過的這些之外。還包括創(chuàng)傷后的應激障礙、控制與衰老問題、分娩方法、預期應激的應對方式、環(huán)境中噪音的影響、學術成就、白領犯罪、成年和兒童的酗酒問題（adult and children of alcoholics）、對兒童的性騷擾、自然災害后的心理健康、避孕藥的使用及艾滋?。℉IV）病毒以及艾滋病的預防研究等等。

【結論】

內、外控制點維度已作為人格的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組成部分為人廣泛接受，它對預測眾多情境中的行為起到了有意義的暗示作用。之所以稱之為“相對穩(wěn)定的”，是因為一個人的控制點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中可以改變。那些具有外控傾向的人，由于在工作中被賊予更大的權力和責任而常常向內控轉變。而那些具有內控傾向的人在面對巨大壓力和不確定性時，也可能會轉向外控。而且，如果有機會，個體能夠通過學習來提高內控水平。

隱含在羅特的控制點概念中的一個假設是：內控水平高的人們可以更好地自找調控以適應生活，盡管人多數(shù)研究都證明了這一假設，但羅特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告誡我們說，每個人，特別是內控水平高的人，必須更加關注周圍的環(huán)境。如果一個人打算改變一種不可能改變的情境的話，那么挫折、沮喪和抑郁很可能隨之出現(xiàn)。當存在于個體以外的力量確實控制著行為的后果時，最現(xiàn)實也是最健康的行為方式是采取外控制點的態(tài)度。

Davis, W., & Phares, E. （1969）. Parental antecedents of 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Reports, 24, 427-436.

D'yakonova, N., & Yurtaikin, V. （2000）. An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Russia and in the USA: Value orientation and locus of control, Voprosy Psikhologii, 4, 51-61.

Rotter, J. （1975）. Some problems and misconceptions to the construct of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reinforce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3, 56-67.

Sims, J., & Baumann, D. （1972）. The tornado threat: Coping style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Science, 176, 1386-1390.

Strickland, B. （1977）. 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In T. Blass （Ed.）, Personality variables in social behavior, Hillsdale, NJ: Erlbaum.

Sun, L., & Stewart, S. （2000）.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o cancer in a collective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5（5）, 177-185.

Welton, G., Adkins, A.,Ingle, S., & Dixon, W. （1996）. God control - The 4th dimens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4（1）, 13-25.

Yang, B., & Clum, G. （2000）. Childhood stress leads to later suicidality via its effects 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Suicide and Lift-Threatening Behavior, 30（3）, 183-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