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史學家、國學家錢穆先生有一句名言：“不知一國之史則不配作一國之國民。”

　　歷史對一個民族來說為什么重要？歷史是一種有用的經(jīng)驗和智慧，它不光是可以借來知興替，不光是可以為執(zhí)政者分析形勢，制定策略提供參照和借鑒，更為一個國家民族傳承自己的精神命脈，提升國民的思想素養(yǎng)、精神動力，提供發(fā)

　　目前，中國人對于自己歷史的熱情空前高漲，諸如“百家講壇”等的出現(xiàn)，把歷史文化研讀解說的普及化推上了高潮。

　　然而，在這個高潮到來之前，有一個人和他的一些書，先已成為這股大潮的有力推助者存在。他就是黃仁宇，以及他的《萬歷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歷史不會萎縮》……等等影響廣泛的論著。

　　黃仁宇對于中國的歷史研讀普及化具有的特別意義。自從上世紀80年代初，以《萬歷十五年》為發(fā)端，黃仁宇的著述在中國陸續(xù)問世。此后20多年來，它們?yōu)橹袊蟊姷臍v史研讀作出了積極貢獻，在民間自發(fā)產(chǎn)生了所謂“黃學研究”，又把黃氏作品昵稱為“黃書”。從“黃書”的持續(xù)銷售量以及眾多讀者的感言、討論等等，可以看出黃仁宇在中國的讀者群中擁有著廣大的“粉絲”。一邊是眾多渴望研讀歷史的人們，一邊是傳播歷史智識的專家，兩者之間達到如此相應的契合，這也是中國閱讀史上一種稀有而令人欣慰的現(xiàn)象吧。

　　2008年將是黃仁宇先生90誕辰，九州出版社將他的著述加以編輯匯總，推出了《黃仁宇全集》。這對于中國的史學研讀的普及化會起到積極作用。在《黃仁宇全集》出版之際，筆者還有另外一些話想說一說。

　　先說《黃仁宇全集》的構成及閱讀意義。這部全集共分十四卷，主要包括了黃仁宇的史學論著、歷史小說、通訊報道、隨筆和個人傳記等。通過全集的形式，一個人的經(jīng)歷和中國大歷史的交融關系在此完整地躍然紙上，而它的內(nèi)容包含著豐富寬廣的歷史敘述的價值。如有評論所言：“今日在世的歷史學家，大概沒有一個人在進入學院大墻前積累有那樣深厚的底層經(jīng)歷，也沒有一個人能援引這些經(jīng)歷為資源，在大墻內(nèi)別開生面，創(chuàng)獲那樣多而且獨特的學術成果。”可以說，黃氏作品至少有著這樣兩大特點，一個是它形式上的超越專業(yè)的廣泛傳播性，使得比較專業(yè)的內(nèi)容能夠讓非專業(yè)讀者喜聞樂見；另一個就是它內(nèi)容上的豐富廣闊性，所有的文字涉及歷史與現(xiàn)實、個人與世界，展開了一幅生動的大歷史的畫卷，并體現(xiàn)著富有特點的見解與思考，而這也正是諸多不同層面的讀者可以從中找到各自收獲的價值所在。

　　再說說關于輿論對黃仁宇的評價。在黃仁宇的生前身后，他的著作一直被人們關注、議論著。贊譽褒揚有之，貶毀批評有之，甚至形成鮮明的對壘。這也就關系到怎么看待出版他的全集的意義問題。關于“黃仁宇現(xiàn)象”的各種評說，大體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黃仁宇的著述所引起的閱讀震撼和熱潮，使人們公認他是值得學界重視和學習的寫作楷模。這一點，已經(jīng)得到評價中不同意見各方普遍的認同。而這也正是本人作為出版工作者最想多談談的一個方面。評論者中對于黃氏的寫作風格所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力不乏高度贊賞者。如美國文學家厄卜代克說，《萬歷十五年》將“往事與現(xiàn)實糾結在一起，盡管它是一部嚴謹?shù)膶W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xiàn)實主義的夢幻色彩”。在臺灣，有學者將黃仁宇放入中國古代和西方20世紀80年代史學書寫方式的變遷中去比較考察，從中探索黃氏寫作與它們之間的關系。還有學者將黃氏著作與18世紀西方理性主義史學經(jīng)典作品，如休謨的《英國史》和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相提并論，這些史學家恪守“以史事闡明哲理”的信條，“讓史書充滿敘述之美”，《萬歷十五年》雖然在卷帙上不能與這兩書相比，但“其鋪陳布局、娓娓道來的本事卻不遑多讓”。有人慨嘆：“黃仁宇說故事的本領，仍使今日絕大多數(shù)職業(yè)史學家無法望其項背。而這仍然是令人遺憾的現(xiàn)象。”在大陸，有史學專家也發(fā)出同樣的感慨，認為史學界遠離大眾的閱讀渴求，不能努力提供普及力強的著述，一方面是隨意編纂的低水平的歷史書充斥于肆，另一方面是史學界本來應擔當責任，把優(yōu)質(zhì)的歷史讀物提供給大眾的，卻很少去做這樣的事情；并更進一步深入檢討了這種現(xiàn)象得以存在的政策體制原因，憂慮地指出：“在學術界認可的，不是社會需要的，而社會需要的，又未必是學術界看中的，長此以往，何以提高大眾讀物的水平？”呼吁：“‘黃仁宇現(xiàn)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shù)精英到面向非專業(yè)的讀者，實現(xiàn)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zhuǎn)化。”

　　我想，有識之士所說“黃仁宇現(xiàn)象”的如上警示，或者啟示，應該不只是對于歷史學界才有意義的，其實對于整個的學界來說，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我們不妨從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高度來看待這個事情，要為整個民族的發(fā)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就需要在人文自然諸學識的普及推廣上做好文章，而這正是學界與出版界所面對的一個迫切的任務。這正如我國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先驅(qū)李大釗撰寫的名聯(lián)所曰：“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里的妙手文章，正是要我們面對社會，以鐵肩擔當起自己的重任，以方便巧妙的文字傳播各種知識。專業(yè)學術的研究形成成果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學者突破專業(yè)話語體系的屏障，把學問知識普及社會大眾，這是很重要的貢獻之一。否則，其使命、其責任就很難充分地落實。“鐵肩”與“妙手”、“道義”與“文章”的關系就是如此的密切。

　　然而，我們在向?qū)W界組稿中，往往會碰到這樣的回答：寫通俗讀物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一方面要比學術文章難寫，需要費力增添文采，另一方面這種東西又不能算學術成果，費了時間和精力，還無助于評職稱，很是不合算。更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當某些學者寫出帶專業(yè)性的暢銷書時，往往便引來專業(yè)內(nèi)的非議之聲，說他們太膚淺，說他們搞錯了，云云。這種情況，從黃仁宇到于丹的作品問世，都是存在的。于是，我們特別期待專門家在對這些為社會寫出備受歡迎的普及讀物的作者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評的同時，也能夠?qū)懗鲆恍└玫耐ㄋ仔詮姷闹觯瑸樘嵘蟊姷拈喿x水平，盡到自己的“道義”。而且，如果學術界能從課題基金導向和職稱評定導向上，將社會需求性廣而強的課題列入重點，并規(guī)定一定的普及性寫作指標，那就是一種有力的支持了。這是不是學術界實現(xiàn)良性的協(xié)調(diào)的統(tǒng)籌的科學發(fā)展所必須解決好的一個嚴肅的問題呢?

　　第二，圍繞黃氏治學方法及其觀點，引發(fā)了許多的討論。關于討論的內(nèi)容，不能在此展開介紹，而我想說的是，盡管黃仁宇的學術建樹在一些歷史專業(yè)者看來還不夠高，并且因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諸種批評，但是這些卻并不能否定他依舊是一位富有創(chuàng)造力、富有貢獻的歷史學家。我想，黃仁宇先生對于我們，有著兩個重大的借鑒之處。一個是他的學術敘述方法，值得學習和效法；另一個就是他的學術內(nèi)容，其在明朝歷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廣領域的探索，都具有著不可取代的學術價值。我同意一位學者的觀點：不論他在治學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夠引起關注討論，那么他本身就成為把學術引向深入發(fā)展的某種起點或切入點，這也就是他的另一種特別的貢獻所在。

　　應該說，關于黃仁宇學術內(nèi)容的討論，如果立意切當，那么是可以蘊含重要學術價值的。例如，他的重綜合輕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著史學領域綜合派與分析派的重大分歧，而這個依然是歷史哲學要深入探討的重大課題。

　　愿更多的人們在歷史的研讀學習中受益，而歷史家的普及努力在這之中功不可沒。為此，我們應當謹記和感謝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