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英語語言專家亞歷山大（L．G. Alexander）在《二十一世紀報》上開設(shè)了一個疑難解答專欄。有一次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定語從句與同位語從句有何區(qū)別？他競劈頭答道：“知道這種區(qū)別并不能提高您的英語，頂多不過增加有關(guān)英語的知識而已。”在略作舉例說明后，他甚至得出結(jié)論：“由上可知，英語中并沒有什么‘定語從句’，至少我是不知道。”這一問一答，似乎也就給了我們一種暗示。 

　　語言具有表達形式與表達功能兩套系統(tǒng)。兩套系統(tǒng)的“一分為二”還是“合二為一”，直接影響到語言本身的學習。以英語為例。兒童學話，但求達意，疏于形式，其錯誤百出，常令外人驚愕。如：I done it（I did it）、She no sleeping (she is not s1eeping)，Nobody don‘t like me（Nobody like me）等，可謂比比皆是。通常要到上學讀書，接受正規(guī)教育，才能一一糾正。至于文盲則多為“終身無悔“了。當它作為外語時，這一順序則正好相反，即學習者已經(jīng)具備表達功能，缺少的僅僅是另一套表達形式。在二者相對獨立的情況下，學習者便可以暫時擺脫功能的“糾纏”，專心于形式，首先一一弄清基本姐詞規(guī)律、句法結(jié)構(gòu)，然后便可觸類旁通，舉一反三，放之四海了。這也正是英語比漢語好學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入門階段，真可以說是日新月異，進展神速。中國人學英語實在是撿了一個大使宜。 

　　但正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恰恰是英語語法的這種井井有條，頭頭是道，帶來的收獲感過于豐厚，反而容易讓人滿足，讓人上痛，更容易讓人產(chǎn)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順著這條道跑下去，講清事實，擺明道理，英語很快就能學會。卻沒有想到，這其實不過才完成任務(wù)的一半，甚至只是一小半。外語常常被比作彈琴打球，這是很有道理的。一首曲子知道怎么彈是一回事，能否流利地彈出來又是另一回事。前者主要涉及背譜、記指法，而這幾分鐘便可辦到；后者則事關(guān)十天半月的反復(fù)苦練。很多人想不通，為什么學外語背了許多規(guī)則，記了大量單詞，卻不知道怎么用？這道理其實就跟光是修完一門“運動生理學“不足以成為運動員一樣，絲毫也不奇怪。 

　　反過來再看看外國人學中文，則不禁大有“塞翁失馬，焉知禍福”的感慨。正因為形式深藏在功能之中，正因為無道理可講，無捷徑可走，他們也就干脆死了這條心。他們只需問一聲：“這句話中文怎么說〉”也就足夠。剩下的就是反復(fù)他說，反復(fù)地練，直到把它說熟說順為至，而從不去追問“為什么"?表面看來，形式功能一肩扛，的確包袱沉重，步履維艱，很讓健步如飛、疾去似鳥的中國人看不上眼。殊不料，恰恰是這種蝸牛式的“走一步算一步”，才堪稱步步踏實，不玩虛招。他們學用結(jié)合，邊學邊用，反而很快嘗到了學以致用的甜頭。 

　　簡言之，中國人學外語是把它奉為學問，外國人則僅僅將其作為工具。作學問當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十年方才磨一劍；當工具使就有如等米下鍋，三月便需見成效。作學問講究達道明理，推崇“知其所以然”；當工具使便可不求甚解，滿足于“不知其所以然”。外國人若不止于“耍嘴皮子”，下心來啃幾本漢語語法，找?guī)讉€句子，比如，“臺上都走空了”、“一鍋飯吃八個人”、“他跟我之乎者也了大半天“，分析一下主謂賓補，就很有可能博得“漢學家”的美稱惜乎少有人肯下這功夫；與之相反，中國人則幾乎個個堪稱“英學家”他們擁有的英語語法知識足以今英美人吃驚，他們提出的問題甚至讓世界一流的語言專家瞠目。遺憾的是，社會卻容納不下如此眾多的“理論才杰”；倒是緊要關(guān)頭，成堆的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中竟然找不出一兩個足以充當口譯的實用人才！ 

　　《翁文恭公日記》曾記述：“詣總理衙門，群公皆集。未初，各國來拜年。余避西席，遙望中席，約有廿余人，曾侯與作夷語，啁啾不已。…“曾侯”者，乃曾國藩之子曾紀澤是也。能與“各國”周旋，且“啁啾不已”，那“夷語”之熟巧想必是無話可說的了。今日眾多的外語學習者，若能達到他那個水平，恐怕也就堪稱“此生足矣”。不料，曾的英語老師，美國人丁超良（W，A.P.Martin）對他的評價競是：“流利但不合文法。”這就不得不讓人三思了。試問：若使曾侯參加今日扛勾劃圈的標準化測試，或者，把考場上的佼佼者放到他那多種實際場合中去，將會出現(xiàn)什么結(jié)果？ 

　　外語考試輕功能重形式，當然有它的苦衷。社會經(jīng)濟不發(fā)達，高等教育不普及，就尺能高矮排隊，依次錄取。而為了保證公平競爭，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也就只能放棄無法客觀評價的功能，斡而求助于可以精確計分的形式。這顯然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高考固然圓滿地完成了預(yù)定的選拔任務(wù)，但它這一手“丟卒保車”所付出的代價也實在過于沉重。落榜的“卒子”們，就等于白白花錢進了一趟“駕駛培訓班“，連方向盤也沒摸上一摸，說聲“不是這塊料”，便打發(fā)走人。然而，回去以后，光憑那一腦子的發(fā)動機原理能讓他們吃上司機這碗飯嗎？再回過頭來看看少數(shù)幸運兒，現(xiàn)在總算可以痛痛快炔學開車了！然而且饅！前面還有一個四級統(tǒng)考在虎視眈眈地等待著他們！也就是說，好不容易從第一輪選拔賽中掙扎過來，立刻又要在更高一級的層次上重復(fù)高考前經(jīng)歷過的一切。方向盤依然可望而不可及。功能依然深深掩埋在形式之下。 

　　如果說，高考為了解決“僧多粥少”，不得已而為之，那么試問，既不承擔任何明確選拔任務(wù)，又明擺著不利于實用能力培養(yǎng)的四級統(tǒng)考，到底有什么意義！有人曾把四級統(tǒng)考贊譽為“小托福”，以為一旦沾上“外國月亮”的余蔭，它便獲得了存在的充足理由。殊不知，正是這種一不要求張口說，二不強調(diào)動筆寫的“洋八股”，把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語言肢解成一個個彼此毫無關(guān)聯(lián)、現(xiàn)實生活之中根本不存在的“可考因素”，極大地刺激了應(yīng)試教育的惡性發(fā)展，導致了全球性的語言退化。“托福”者，實為“托禍”也！ 

　　英人Maley根據(jù)來華執(zhí)教的親身體驗,曾作有如下一番不無辛辣的評價：“外籍教師對中國學生課內(nèi)課外學習之勤奮，深感欽佩。但每念及其研習多將語言本身當成目的而追求其知識，卻無視其身為工具而淡薄其能力，叉不免嘆息。他們在鑿孔之舉中極盡耐勞之能事，惜乎鑿孔之處，常常地非其所。” 

　　只是尚有一點須作糾正，即：中國人學外語不如外國人，僅指在校學生而言，而一個在職人員，若是出于工作需要或純粹是業(yè)余愛好而學外語，那他的成就便絕不會低于外國人。原因很簡單：他不會去參加任何標準化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