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總統(tǒng)放眼全球，危機重重，美國國務院背著滅火器，四處奔波“滅火”。華盛頓觀察家發(fā)現(xiàn)，以往那個倡議“單邊行動”、“先發(fā)制人”，強調“行動勝過言語”的總統(tǒng)，突然變得溫和了許多，現(xiàn)在掛在嘴邊的盡是“多邊機制”和“外交途徑”，具有布什特色的“牛仔外交”（cowboy diplomacy）反而被“現(xiàn)實主義”取代。有人甚至預測，充斥布什第一任期的新保守主義已經徹底失寵，布什將重回老保守派的懷抱，試圖用老辦法來平息全球范圍內的這場“外交完美風暴”。

    “我或許不會稱它為‘小布什主義’（Bush Doctrine）的終結，但它的確代表了布什在外交作風和內涵上的重大改變（significant shift）。”喬治敦大學教授，也是著名戰(zhàn)略問題專家查爾斯·卡普乾（Charles Kupchan）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專訪時說道，“布什終于明白了一個不愉快的現(xiàn)實：伊拉克戰(zhàn)爭不但讓美國陷于苦戰(zhàn)，也讓世界其他國家與之疏遠。而現(xiàn)在布什重新發(fā)現(xiàn)外交手段原來不可或缺。”

“伊拉克效應”主導政策轉變

    “我實在想不起來在現(xiàn)代歷史上，美國有任何時候像現(xiàn)在這般，同時面臨如此多的挑戰(zhàn)。”美國國務院前政策制定主任，目前擔任華盛頓智庫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如此評論道，“這個危險在于，布什將留給繼任者更少的資源去應付一個更加混亂的（messier）世界局勢。”

    深陷伊拉克戰(zhàn)爭多年的美國突然遭遇一連串世界危機，許多專家稱這正是迫使分身乏術的布什轉向尋求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的轉折點。然而，卡普乾認為，布什早在2005年春，也就是第二任期上任之初，就已經展現(xiàn)出這番轉變。

    “當時，布什不僅同歐洲國家修補關系，也聯(lián)合歐盟一齊在伊朗問題上出手，顯現(xiàn)出他對外交手段展現(xiàn)新的認識?，F(xiàn)在布什面對全球危機頻仍，繼續(xù)采用外交途徑解決問題，只是在更大的范圍內證明布什的外交政策有明顯的改變，”卡普乾評論道。

    布什何以醒悟到外交單邊主義、以軍事行動推廣民主的不可行？卡普乾毫不遲疑地將之歸因于伊拉克戰(zhàn)爭的陰影縈繞不去。

    “布什第一任時為侵略伊拉克所需付出的代價，我們現(xiàn)在終于看得比較清楚了。”卡普乾說，“布什當時對伊拉克戰(zhàn)略雄心勃勃，以為從此就能改變中東地區(qū)的政治生態(tài)，沒想到只是捅了個馬蜂窩。”

    伊拉克問題成了美國政治中的“流沙”現(xiàn)象，布什政府全副精力都消耗在這個無底洞里，抽不出身來，其他外交問題也乏人問津，部分問題不知不覺地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演變成今日一發(fā)不可收拾的局面?？ㄆ涨赋觯晾藨?zhàn)爭引發(fā)的“副作用”更是影響廣大。

    “布什第一任時，美國一心對付伊拉克，未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更為迫切的問題上，例如伊朗和朝鮮，我還會把阿富汗包括進去。”卡普乾表示道，“布什政府高估武力的脅迫能力（coercive power）。他的基本態(tài)度是，侵略伊拉克就可以讓人警惕到：別輕易地同美國過不去?，F(xiàn)在，美國終于意識到軍事力量只能走這么遠。看看朝鮮和伊朗的例子，他們不僅沒有如美國所愿，反而走上相反的路：前者已經擁有核武器了，后者更是不顧一切地要發(fā)展其濃縮鈾項目。”

現(xiàn)實主義抬頭，新保出局？

    卡普乾認為，學到教訓的布什政府開始轉向中間路線，回到外交現(xiàn)實主義的老路上，遠離過往新保守主義的單邊主義和先發(fā)制人的強勢作風，而這個轉變幕后的最大推手不是別人，正是布什十分信任的左右手－－國務卿賴斯。

    “賴斯無疑是影響布什做出轉變最重要的人物。”卡普乾評論道，“她的聲音在布什第一任時被鷹派抑止住了。直到她出任國務卿后，帶進了一些支持現(xiàn)實主義的官員，例如（前副國務卿）佐立克和（現(xiàn)任國務院次卿）尼古拉斯·波恩斯（Nicholas Burns）等人。”

    賴斯如今在布什面前的影響力已不可同日而語。一位白宮幕僚在接受《時代》雜志的訪問時便稱，布什寧愿聽從賴斯的建言，采用外交工具來對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因為“布什完全地信任她。”《時代》雜志并指出，賴斯目前已經贏得不少關鍵辯論，包括勸布什同意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直接同伊朗政府談判，也成功說服布什同意關閉關塔那摩監(jiān)獄。

    然而，布什求助于外交手段解決目前面臨的世界危機，放棄以往推行民主至上的做法，雖然獲得不少外交現(xiàn)實主義者，如保守派的哈斯和自由派的前國務卿瑪?shù)铝?#183;奧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等人的稱許，但賴斯的外交現(xiàn)實政策至今仍“表現(xiàn)平平”，并沒有真正突破任何棘手的外交困境。新保守派人士此時也“看衰”外交途徑最終解決問題的能力。新保派的代表人物——《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主編威廉·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便表示，伊拉克問題讓布什政府在面對其他威脅時太過被動。

    “當你失去選擇時，你尋求外交過程，然后稱事情有所進展，”華盛頓深具影響力的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yè)研究所（AEI）副所長丹妮爾·普萊特卡（Danielle Pletka）如此評論道，暗示賴斯“為外交而外交”的策略不過是自欺欺人。

布什能否順利脫身？

    美國重返多邊外交機制，試圖通過協(xié)商談判取代軍事行動的努力至今沒有開花結果，追根究底，還是同伊戰(zhàn)脫不了關系。伊戰(zhàn)和反恐戰(zhàn)掀起的暴力血腥在全球都不得人心。而布什第一任期時全神貫注于伊拉克戰(zhàn)爭和全球反恐戰(zhàn)，忽略了他同其他國家的聯(lián)系，此時，亞洲、俄羅斯和前蘇聯(lián)國家，以及美國的后院拉丁美洲，都經歷了勢力版圖的重組，而美國的影響力也開始逐漸衰退。

    此外，美國同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優(yōu)先順序不同。美國將反恐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一廂情愿地期盼其他國家也能站在同一陣線，殊不知在歐洲、亞洲和拉美國家，經濟發(fā)展、醫(yī)療、教育、環(huán)境等國內問題更為緊迫，讓這些國家同美國在合作反恐上無可避免地形成“同床異夢”的窘境。

    卡普乾對于美國在必要時無法游說其他國家加入陣營，甚感憂心。

    “現(xiàn)在還不算太晚，我們還是可以做出必要的行動，雖然傷害已經造成，美國的國際名聲也受到不小的傷害。”卡普乾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道，“我很擔心的是，現(xiàn)在就算是美國做對的事情，也無法挽回我們以往在世界舞臺上受到的認同。”

    卡普乾也指出，以全球目前爆發(fā)的危機數(shù)目來看，到布什第二任期結束之前，恐怕難以完全獲得解決。巴以地區(qū)的沖突或許可以平靜下來，但伊朗的形勢則猶如定時炸彈，恐有全面爆發(fā)之虞；伊拉克問題在布什下臺前也難見轉機?？ㄆ涨虼思酵?#8220;后布什”時代能使美國突破現(xiàn)存的外交難關。“當政權轉移時，事情或許會出現(xiàn)轉機。例如，布什同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關系就不好，現(xiàn)任總理默克爾上臺后情形就有好轉，”卡普乾說道。

    卡普乾不忘強調，要重建其他國家對美國的信任是十分困難的事。“我們現(xiàn)在正面臨一個充滿不確定（fluidity）的時代，世界不再是由單一強國所掌握，而是數(shù)個大國同時并存。中國、印度正在亞洲崛起，俄羅斯也在‘去粗存精’（refining itself）當中。就算美國重新回到中庸之道（centrism），美國也會面對一個十分不同的國際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