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存在本身

老莊走狗 200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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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時間2003-5-16 『發(fā)表評論』
	內(nèi)容提要：本文通過體會王小波塑造的人物形象，展示作者對生命的嚴肅深刻的思考，揭示作家內(nèi)在精神結構和模式及這種結構模式對其創(chuàng)作的影響。　　關鍵詞：存在本身生存必要王小波精神結構模式三十而立　　　　　　　　　　　　　　　　　　　作家王小波被喻為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義的立場貫穿在他的整個人格和思想之中，自由是他畢生追求的理想。然而理想世界終究和現(xiàn)實世界存在著距離，于是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一樣有對峙、廝打、搏殺的精神對壘。他的他筆下的主人公在現(xiàn)世世界和理想世界的狹縫中苦苦掙扎，不得解脫，筆者認為，這種掙扎來自于作家內(nèi)心深處對“生存必要”和“存在本身”二者的斗爭。“生存必要”是人為了獲得存活的必要條件而追求現(xiàn)實物質的一種存在狀態(tài)。“存在本身”是人脫離了現(xiàn)實物質達到的回復自我還原本質的自由狀態(tài)。是屈服于“生存必要”還是回到“存在本身”，作家對生命的意義作了嚴肅深刻的思考。　　“生存必要”，用王小波的話說就是“走正路，爭頭名”，[1]做正經(jīng)人。為了生存必要，人必須追求功名利祿虛華浮利，“出國，提副教授”，[1]違心地“裝丫挺”，“假正經(jīng)”，過表演給人家看的生活。小說多次提到“正經(jīng)”、“正經(jīng)人”的概念，王小波提出，做正經(jīng)人，就是追求現(xiàn)世生活中人們提出的正義、崇高、成功、榮譽這些價值理念，放棄做為獨立的、自由的、有趣的人的概念。正經(jīng)人的世界，無非是愚蠢、專制、愚民化教育、煽情倫理、思想牢籠、實用功利、機械化，這種世界，“好像是西藏的一種酷刑：把人用濕牛皮裹起來，放在陽光下暴曬。等牛皮干硬收縮，就把人箍的烏珠迸出。”[1]王小波對這種生活作了徹底否定，他的小說中反復出現(xiàn)的“假正經(jīng)”一詞，一語道破“正經(jīng)人”的虛偽：“在邏輯和功利之間構筑中間理論。通過學習和斗爭，最后達到那樣的境界：可以無比真誠地說出皇帝萬歲和皇帝必死；并且認為，這兩點之間不存在矛盾。”[1]如果說現(xiàn)世人們一直在“生存必要”與“存在本身”之間表現(xiàn)出分裂、沖突、格斗的狀態(tài)而不得解脫的話，那么王小波表達了生命的選擇：“我根本用不著這么做，我也用不著那塊棉花，就算它真這么必要，我可以趁著還有一口氣，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靜待死亡。”選擇回到存在本身，這“是多么大的幸福！”[1]由此可見，王小波精神結構和模式首先是回到“存在本身”。“存在本身”就是欲望。這種欲望包括生存需求、性的需求、趣味需求、情感需求。人之所以作為人的絕頂美好之處，就是還原于“存在本身”之后的人的存在狀態(tài)。存在是一種“自在”，是一種客觀存在、客觀需求。　　20世紀，現(xiàn)象學哲學主張“回到事物本身”，要求人們以最熟悉、最本真、最接近的事物作為研究對象，把“現(xiàn)象學還原”作為“‘懸擱’一切存在的事實的途徑，以達到一個絕對純粹的自明的意識領域。”［2］海德格爾認為，“在技術意志的控制下，征服自然以建立世界的偉業(yè)常常被人津津樂道，殊不知，技術世界愈來愈精彩，自然大地愈來愈荒蕪。”[2]他深深憂慮“居于世界大廈中的人早已忘了這幢大廈立于其上的自然大地正遭到根本的破壞。”[2]可以說，還原人類心靈的本真狀態(tài)，這不僅成為20世紀哲學首先關注的對象，而且成為文學表現(xiàn)的焦點。薩特認為，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種自由，這種自由的核心內(nèi)容是選擇。人就是他自我選擇的結果。因此作為人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藝術也必是對自由的選擇和揭示。　　王小波作為當代自由知識分子，至始至終以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踐行了這一理念。　　王小波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是在中國極“左”時代渡過的。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個干部家庭。父親王方是一個邏輯學家。此時正值“三反”運動期間，王方被錯劃為“階級異己分子”，這一突變對王小波的人生產(chǎn)生極大影響。他的名字“小波”就是這一事件的記錄。之后，“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相繼開始，1968年，王小波作為知青下放到云南兵團，1971年又在山東省牟平縣青虎山插隊。這些經(jīng)歷使王小波印象深刻。他曾經(jīng)在1978年6月3日寫給妻子李銀河的信中說：“肉麻的文化只會使人墮落，粗糙的文化只能使人愚昧，這樣的人蓋不成精美的大廈。一個美好的社會沒有美好的精神生活是不成的。西方世界慢慢地會覺醒的，從誨盜誨淫的文化中覺醒過來，他們的剩余精力會走上正路。東方的世界我就不敢說了。總之，人們應當為自己的剩余精力建設美好的精神生活，這是物質所代替不了的。”[3]《《懷疑三部曲》序》中他又說：“我看到一個無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性的世界，但是性愛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3]“無智”、“無性”、“無趣”，自由知識分子的王小波深深憂慮于中國缺少人文關懷的現(xiàn)實，尤其憂慮象“文革”時代的因狂熱和不理智而失去人性本身的美好。他試圖建立一個自由的存在的精神家園。“王小波說他生活和寫作有三個原則：熱愛智慧，熱愛異性，追求有趣。他認為智慧是一個人活在世上充分享受人的自尊的基礎，性是一切美的來源，而趣味是感覺這個世界美好的前提。”[4]他建構的藝術世界是一個回到“存在本身”的世界，這個世界不虛偽、不夸張、不修飾，是自由的本真的理想世界。　　王小波的中篇小說《三十而立》塑造了的王二的形象。王二是大學教師，身上肩負著三十歲人的各種復雜責任。他既是被領導大膽提拔的“學術骨干”，又是被校長、呂教授等人利用的對象；既是農(nóng)三乙班的班主任，又是刁鉆調(diào)皮的學生們奚落的“活寶”；維系家庭，他既出于責任又是迫于妻子的威力；面對長輩，他既愛又恨又怕（尤其對媽媽）。他似傻若愚，瘋瘋顛顛，樂觀向上卻難以捉摸，說起話來東拉西扯卻又富于理性，因此，他顯得與現(xiàn)實世界格格不入。王二在現(xiàn)世世界里像凝重的空氣，苦悶不安，在理性世界卻富于智慧，游刃有余。表現(xiàn)在《三十而立》中，每當王二在現(xiàn)世世界受苦時，他就會潛意識地從“生存必要”回到“存在本身”：“路邊全是高高的楊樹，風過處無數(shù)落葉就如一場黃金雨從天頂飄落。風聲呼嘯，時緊時松。風把道溝里的落葉吹出來，像金色的潮水涌過路面。我一個人走著，前后不見一個人。忽然之間，我的心里開始松動。走著走著，覺得頭朝下墜入藍天，兩邊紛紛的落葉好像天國金色的大門。我心里一蕩，一些詩句涌上心頭。就在這一瞬間，我解脫了一切苦惱，回到存在本身。”[1]在這段感情微妙的描寫中，作者以奇妙的精神幻覺，回復到“存在本身”。王小波體驗到的“存在本身”超越了現(xiàn)世世界，達到了精神的最高層面。　　《三十而立》在對待“生存必要”和“存在本身”上形成了一個二元對立又相互作用的張力結構，這種結構不僅存在于《三十而立》中，而且存在于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　　小說《黃金時代》塑造了“我”（王二）與陳清揚的戀愛傳奇。在這個近乎夸張的故事中，我與陳清揚創(chuàng)造了潔白無暇的世界。這個“存在本身”的神話與其他人道貌岸然的“生存必要”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與陳清揚徹底背叛了后者，回到原始狀態(tài)，禮教、道義、罪惡在我們之間蕩然無存，我們仿佛回到了亞當和夏娃生活的伊甸園，沒有任何價值理念。“在這個世界中，王二和陳清揚在原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狀態(tài)簡直是一個神奇的夢，他們遠離人類，遠離文明，過著自耕自食的生活，他們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隨心所欲，他們在大自然里無所顧及地做愛，他們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釋放和敞開，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歡曲。”[5]王小波向我們展示了渾然天成的理想世界，這里充滿了有趣、神奇、自由、性愛。1991年，《黃金時代》獲第13屆《聯(lián)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　　《我的陰陽兩界》描述的是患有陽痿的王二。因患病，王二躲在自己的陰界中，離群索居，沉默寡言，住在地下室。然而他在他的“存在本身”中過得十分逍遙。“我呆的地方，一天到晚總是一個人，所以放響屁也不怕別人聽見。”[1]“我住的地方就像藝術館。我對這個住處十分滿意。”[1]小孫來到我的陰界世界之后，以奉獻肉體為主要方式治療好了我的身體疾病，我的生活改變了，我回到陽界，回到“生存必要”的狀態(tài)，卻又導致了精神上的陽痿。“現(xiàn)在我不再擁有寂寞了。我的事非常之多，我既然不陽痿，也就沒有理由神經(jīng)。沒有了這兩項毛病，就得上樓去開會。除此之外，我又成了中年業(yè)務骨干，什么儀器都得修了。除此之外，還得念念英文，準備到美國去接儀器。”[1]從自由的“存在本身”被修正回了“生存必要”，我已經(jīng)不是“黑夜里的巨靈神，想干啥就干啥”，[1]失去了王二的本真狀態(tài)。王二和小孫盡管動機、方式、角色不同，但結局都是失敗的，尤其是“精神陽痿”，更是精神上的大潰敗。　　和王小波在其他小說中所創(chuàng)建的世界不同，《萬壽寺》中的鳳凰寨是一個權力稀缺的自由王國。“它遠離唐朝的統(tǒng)治中心，置身于叢林莽荒中的湘西苗寨，主人公薛嵩雖然是名義上的節(jié)度使，卻對其手下那些極富”無政府主義“精神的雇傭兵們都束手無策，更談不上建立某種有秩序的權威和統(tǒng)治了。”[6]在薛嵩身上，王小波也傾注了足夠分量的自由精神，再加上無法無天的紅線，鳳凰寨遂成為一片“存在本身”的樂土。　　《一只特立獨行的豬》描繪的那只豬不能不說是“存在本身”的又一明證。生活中有很多設置，既有“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7]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7]，他們都是“存在必要”，唯有那只特立獨行回到“存在本身”的豬，令“我”尊敬，熱愛，也汗顏。　　另外，王小波和她的妻子李銀河為“同性戀”人群爭取正常的權力、從獨特的視角研究“虐戀亞文化”等事實本身體現(xiàn)了一個思想者對人類回歸“存在本身”所作的關懷與巨大努力。王小波與張元合著的電影劇本《東宮。西宮》是他對男同性戀主題進行發(fā)掘探索的著名文本。王小波借這一題材，“將筆觸深入到人類賴以生存的性別分類，指向主體自我，在存在意義上拆除了性別樊籬的憂傷的美麗與屈辱，主人公阿蘭成為人類不可動搖的性別劃分壕溝處的一個雙性同體的存在。”[6] 1997年，王小波憑借電影劇本《東宮。西宮》在阿根廷國際電影節(jié)上獲最佳編劇獎。同年，電影《東宮。西宮》入圍嘎納電影節(jié)。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王小波的精神結構模式首先是回到存在本身。“存在本身”是人性最美好的本真的狀態(tài)，是人褪去浮華回歸自我的精神家園。在這個家園中，我們驚訝王小波精神的擴大境界，我們體會到了作家驚心動魄的思想力量之美。為了這種驚心動魄之美，王小波傾注了畢生的力量，包括生命。　　　　　　　　　　　　　　　　　　　參考文獻[1]《黃金時代白銀時代》。王小波。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北京第1版[2]《當代西方文藝理論思潮》。朱立元。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3]《沉默的大多數(shù)》。王小波。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北京第1版。　　[4]《王小波門下走狗》。宋廣輝淮南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6月北京第1版[5]張伯存http://212./wen/zt/wxb/jsjg020529.html [6]y_0189 http://abbs./92/13/bbsarticle146241392.shtml [7]《我的精神家園》。王小波。中國青年出版社